走上犯罪现场的五楼,我们依次检查了每间房间,其中那间独立的会议室与27号厂房的会议室在楼面的同一位置,只是陈设完全不同,这是一间全原木风格装修的房间,仿木纹墙纸、木地板和全套本色松木家具,颇有回归田园的意味,和27号厂房五楼会议室全荧光的后现代风格迥然不同。
我站在窗台前向教堂方向望去。果然,在这里恰好望不见教堂。
这两间会议室的朝向与角度基本一致,窗外的景观也并没有显著差异,除了槐树的位置稍有不同,而一株老槐树粗大的树干恰好挡在眺望教堂的方向,挡住了我的视线。
钟梵声与王小山蹲在房间的一角,王小山已经戴上手套,正按照钟梵声手指的方向用镊子拨弄地板的缝隙。随着轻声的欢呼,他用镊子夹起几根沾着荧光粉的纤维放入证物袋中,小心翼翼封上口。
显然已经有人彻底打扫过这个房间,只是木地板装修就会有这个缺陷,地板总有缝隙,尤其是墙壁与地板的接缝处。
“移形换影啊,真够聪明的。” 王小山嘿嘿笑了起来。
钟梵声点头:“还是怪我疏忽了。”
还记得钟梵声与我第一次去27号厂房,彼得站在分类垃圾箱边上等我们,为的是给我们领路。“忘记艺术区”没有门牌号码,树多路宽,不好找。
尤其是17号厂房与27号厂房,是最容易混淆的两栋厂房。都在分类垃圾箱这里拐弯,岔路很容易认错。
本堂神父与王小山闲聊时曾经提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周都会去27号厂房一两次,他也经常走错路,等上了楼才发现陈设完全不对,原来是到了17号厂房。
神父那时候每周去27号厂房,是因为教堂修缮被拖延了一年的问题。教堂有半边没修好,大厅漏风漏雨,教会活动不得不临时挪个地方,当时有一位教友刚好在27号厂房租用着一个楼面,大家都每周统一在那里集会。
那个楼面就是四楼。
王小山彼时心念一动,就详细问了那个楼面的陈设,除了堆着废弃的一些设备之外,可以用的房间有一扇深红色的木门。王小山翻看了补充的圣歌简易影印件,第二首就是《神的孩子》,与谈墨描述的一般无异。
此前,钟梵声与我当然也查看过27号厂房的四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装修中的美容院。这不是犯罪现场,租赁合同易主之后重新改造与装修,难怪我们始终没有能找到那一扇深红色的门。
王小山这一个意外发现让我颇为不快。
“你可以去陶大律师那里邀功请赏了。” 我长出了一身刺。
钟梵声责备我:“胡说八道,你们关系再好也不能这么胡说八道。”
谁和他关系“这么好”了,我更加生闷气。
王小山没顾得上跟我回嘴,他的保温杯被塔塔装泥沙玩了,他一脸嫌弃地端详着抢回来的杯子:“这洗干净也没法喝水了呀,这可以算工伤吗?”
陶大律师还没听说这些好消息,就自动出现了,时机把握得宛如有第六感。
他笑盈盈地坐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粉红色的衬衣,灰白相间的丝巾系在领口,新发型梳得油亮挺拔,还跷着一条腿。
他递给钟梵声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从上海兴登堡飞艇广告有限公司下属厂家的飞艇车间调出的一份订制流程单,除了其他签名外,流程单的质量确认书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签名。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字——不是谈墨,不是德赛洛文化传媒集团的任何人,也不是所谓“维也纳皇家交响乐团”中的成员。
钟梵声以一种了然一切的态度揶揄陶致远:“你好像总能找到一些关键的文件是吗?”
陶致远假装受用地点头微笑。
“而且时机总是把握得特别好。” 钟梵声冷笑。
陶致远一脸无辜地答道:“凑巧,只是凑巧。”
“这份文件你早就找到了吧,明明早就能帮你的当事人脱困,为什么这么晚才交给我们?” 钟梵声责问。
陶致远依然没事人一样:“早想到这是一份有用的文件,我当然早交来了。谁让我后知后觉呢?”
钟梵声点头:“很好,很好。你这时间配合打得好。”
陶致远假装没听懂:“配合公检法的工作是我的义务。”
我插嘴道:“我看你这明明是主观帮金主,客观帮公检法机关。”
这话居然把钟梵声给逗笑了,他瞪了我一眼,无奈地摇摇头,转脸对陶致远说:“我徒弟这句话,我不撤回。”
我一真高兴,晃着脑袋瞪了陶致远一眼。
陶致远耸耸肩,依然没事人一样:“你们有用就好。”
不得不承认,这份文件的出现确实正是时候。我们刚好用得着,不得不礼貌地跟他道谢。
陶致远挺得意,用他华丽的鼻音哼哼道:“可不是,这时机多好,这就像张爱玲写的一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起最近在娱乐版上还看到他又和一个小明星传出绯闻,我故意恶心他道:“这是跟小明星学的文艺腔吧?你不怕你太太哪天不高兴了去告你?要是告一个重婚罪,我们还没法帮你了,是地区检察院受理的,不送到我们办公室。”
我觉得陶致远有点怕我,因为我总是不计后果地怼他。每次被我怼,他也不好反抗,不想丢了大律师的风度嘛,只能端起一张“你没能伤害到我”的笑脸,这样其实挺累的。
正如此刻,他听完这番话之后一脸黑线,几乎憋成内伤,沉默了很久才努力用最从容的语调回答我:“我太太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彼此相知,你不会懂的。”
轮到我一脸黑线。
钟梵声则犹如听到外星人的话题,满脸不知所谓的表情。
临走,陶致远对着我扔下一句:“你可真像你师父年轻的时候……”
我这个得意。
他又补充了半句:“……可惜是无脑版的。”
这是一个阳光明朗的下午,上海尚未进入初夏的雨季,天空是极为清澈的浅蓝,只飘浮着几丝薄云。
张欢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兴登堡的飞艇车间打来的:“张先生,上次您签的质量确认书少签了一份,可以请您过来补签一下吗?”
张欢大约是很不乐意的,抑或是有所怀疑,他推托道:“我最近没空,你代我签一下不就好了。”
“您看您能不能帮个忙?按规定必须您亲自来签,如果您不能过来,我们只能去请示谈总了,但是您知道,谈总最近在‘里面’,要是我们去请示她,要经过律师,恐怕动静会比较大。”
张欢沉默了片刻,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弯:“那好,我马上过来,把地址再短信发我一遍。”
张欢气喘吁吁赶到车间的时候,钟梵声、王小山和我正在那里等候他。
打电话的员工向我们做了一个“搞定”的手势,如释重负地离开。
张欢的小脸立刻就白了,眼镜滑下来也忘记扶一扶。他强撑着向我们作揖:“你们要找我问话,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到你们办公室就好了嘛。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做什么?”
“维也纳交响乐团”是张欢介绍来的客户,先有张欢介绍给凯文刘,凯文刘又介绍给谈墨。在引进、举办与推广“绿岛中国之夜”这场音乐会时,为了得到合作方“维也纳交响乐团”的认可,张欢自告奋勇成为与交响乐团沟通的中间人,并且代表交响乐团审核各种宣传物料的风格,包括飞艇的定稿与制作。
“确定这个签名是你本人在车间签下的就好。”王小山温柔地一笑,请张欢上车,跟我们去17号厂房走一趟。
张欢哆哆嗦嗦地说要先打个电话,我看见他拨的是凯文刘的手机,没人接。
当然是不会接的。
当我们坐在17号厂房五楼的会议室里,张欢的脸色更不好了,小手不停地掏出手绢来擦汗。我当仁不让地做第一轮推理。这个计划精密的谋杀过程到了展现真相的时候,有如一个打碎的花瓶经过漫长而繁重的努力,终于要恢复如初。
张欢在见到谈墨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也许有个人能替他完成一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除掉潘念。他暗地里跟踪和调查了谈墨一段时间,本意是为了了解谈墨的生活现状,了解她对潘念的恨意可能还剩多少,一旦得知潘念的归来,她是否会破釜沉舟实施报复。
在跟踪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谈墨与蔡惠仪医生的关系,而蔡惠仪正是每周造访潘念的医生,这令张欢十分惊喜。
一切只剩一层窗户纸。而且,蔡惠仪必定会帮助谈墨。
潘念在为蔡惠仪绘制那副肖像画的时候,张欢知道,时机终于到了。潘念完成画作之后,都是由张欢为他配制更考究的画框,张欢抓住这个机会,在画框背后安装了窃听器。
他知道,当这幅画被送给蔡惠仪之后,也就离谈墨得知潘念归来的时刻不远了。果然,谈墨在蔡惠仪的宿舍看见了这幅画,立刻辨认出这就是当年的恶魔潘良缘的笔法与风格。她们在商议“处决”潘念的计划时,都被张欢听在耳中。
张欢还录下了窃听记录,后来匿名送给蔡惠仪的辩护律师韩志宇,为的是坐实谈墨谋杀的罪名。
得知谈墨与蔡惠仪的计划后,在案发当日的前一天,在潘念用完的四个氧气袋中,张欢偷偷拿走了一个,在里面充入了一部分的一氧化碳气体,再放回去。第二天,当蔡惠仪将新的氧气袋来替换这些用完的氧气袋时,就会把这个剩有杀人气体的氧气袋带回医院。这么一来,就算是谈墨处理掉了作为真正凶器的那个氧气袋,蔡惠仪还到医院库房的氧气袋中也依然能找到“罪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行车记录仪中,谈墨挤压掉了氧气袋中所有的气体。然而在库房的氧气袋中,依然发现了三分之一剩余的一氧化碳。
令张欢觉得沮丧的是,谈墨并没有前去实施“处决”计划。
张欢在潘念的房间里装了一个有声摄像头,连接在他自己的手机上。案发当天,张欢故意安排一早就到浦东去开会,远离犯罪现场,从中午开始,他看到蔡惠仪如约造访,并且用安眠药替换了潘念日常服用的药片,给潘念服下后,潘念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然而谈墨迟迟没有出现。
下午两点,张欢假装匆忙地乘坐出租车返回“忘记艺术区”,故意迟到了十分钟,在大门口向凯文刘不住道歉。
他从手机上监看到这个时刻,潘念的手机铃响惊醒了他,潘念接了电话,从对答中听出是谈墨打开的,谈墨告诉潘念取消约见,潘念颇为失望。张欢自然更为失望,然而没关系,他有周密的备用方案。
张欢嘴上说着请凯文刘去参观一下他们新租用的27号厂房五楼,事实上把凯文刘带到了17号厂房。前往厂房的两条路实在非常相像,加上张欢与凯文刘又是一路说话,估计凯文刘当时真的没有觉察到这个掉包的戏法。
张欢预先将17号厂房的会议室“布置”了一下,荧光材料过于抢眼和耀目了,可以掩盖一切不尽相似的细节,所以将17号厂房的原木风格伪装成27号厂房会议室的荧光风格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前一天夜里花两个小时草草伪装完毕,随后找个借口把会议室的门反锁了就好。或许早在潘念设计和装修27号厂房会议室的时候,张欢这个“移形换影”的计策就已经有了雏形。
就这样,凯文刘成为张欢的“不在场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