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之后，潘念用仅剩的存款报了一个欧洲旅行团，他中途脱团，留在哥本哈根，希望能在这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重新开始。
他在雕塑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流连，在游乐园的长凳上过夜，起初的兴奋过后，他不得不开始为生计打算。利用他唯一的技能，他在皇后码头替游客画像，以此赚取一些克朗填饱肚子，然而这些收入远远不够他租一个住处。北欧的城市，眼看深秋将近，在室外过夜的流浪汉都不能活着度过冬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潘念很幸运地找到了哥本哈根城市深处的一个秘密，那是一片近乎于“乌托邦”的自治社区——克里斯蒂纳。这片建筑原本是19世纪的军营和堡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队撤出那里后，被无家可归者和嬉皮士占用。当时那里已经有几百个居民，大多是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边缘人，他们住在军营改造的建筑或者帐篷里，到处是哥特和吉普赛风格的涂鸦，还有一个集会的大帐篷提供免费饮食。
潘念就是在那里遇到了安娜。
安娜原本是丹麦科技大学环境系的教授，那时候，她在研究理念上与系主任有了严重的分歧，而这名系主任还是她当时的丈夫，她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不但离开了学校，而且带着幼子彼得离家出走，一文不名地搬入克里斯蒂纳。潘念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
安娜比潘念年长十岁，我不知道是什么令他们相互吸引。潘念年轻时相当英俊，而安娜也许非常有母性之美，足以安慰潘念身在异乡的无助灵魂。潘念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祸害，这已经是一个引起案件知情人公愤的共识了。
但是有一种假设更符合我的心意，据说，安娜是一位个性强硬、才华出众的学者，她的研究项目都是出于“改变世界”的强烈意愿，这一点与谈墨非常相像。
我觉得，潘念一定还爱着谈墨，这份爱曾经让他不惜去杀人，不可能轻易淡去。而他在一名外国女人身上读到了和谈墨极为相似的气质。
几年之后，潘念与安娜结婚，成为彼得的继父。又过了些年，丹麦科技大学环境系几度人事变更，重新聘请安娜回校任职，并且为她专门提供了专项研究室与经费，一家三口租了市郊的一座旧房子，回到主流社会。由于研究项目还涉及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商务事宜，后来单独成立了事务所，潘念的主业变成为这些项目打杂，领一份薪水。
安娜去世后，潘念继续为这家事务所工作，应潘念自己的要求，他与另一名事务所的职员被派遣回上海做联络工作，想来这是他的思乡之情。而且他也很肯定，十几年过去了，应该不会再有人记得他。
潘念的继子彼得一直向往中国文化，也跟着潘念一同来到中国，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借宿在办事处，仗着一张老外的脸，虽然母语不是英语，也能依靠临时在教学机构讲一些英语课为生。
钟梵声只是让警方了解一下当年潘良缘更名的情况，没想到王小山警察呈上这么详尽的一份报告，堪称潘良缘无罪释放后二十年的情史与奋斗史。
报告完成后，他打电话通知我们前去一叙。
话说谈墨来到检察院的当天下午，我终于如愿以偿——钟梵声正式从林检处接手了这个案件，我也得以再次名正言顺跟着自己的师父办案。
钟梵声带着我来到了宁安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刘大队长是钟梵声旧识，他亲自迎出来，与钟梵声聊起往事种种，都是些我从没听过的人名，两人唏嘘感慨了一番。
又说到王阔，他十年前因为一桩案件引咎辞职，此后便只身前往深圳经商，离开了公检法这个圈子。听说他如今富可敌国，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把妻子与儿子留在上海。
王小山便是王阔的独子。当刘大队长将王小山叫到钟梵声面前时，我看到师父神情古怪，便猜到师父心里在犯什么嘀咕。
王阔那样的魁梧健硕。二十多年前，王阔家的客厅里，他的幼子圆壮黝黑，顽劣无比，在沙发靠背顶上跳跃攀爬，眼看就是要长成另一个王阔的意思。而眼前这个王小山，岂止是清秀文弱、唇红齿白，简直是粉雕玉琢，一身制服不知怎的能穿出宽松飘逸的休闲气质，双手间还捧着一个养生保温杯。
刘大队长应该是顾及故人的面子，当着钟梵声，努力将王小山夸成一朵花，还特地提到王小山几年前刚毕业，就独自破获了一个专门猎杀单身女性的连环杀人案，可惜只差临门一脚，罪犯先他一步来公安机关自首，不算他抓获的。刘队长夸了一会儿就词穷了，掉头勉励王小山：
“钟检的名号就不用我来介绍了，你好好跟着前辈多学习，把这个案子查透办好了，以后让钟检再带你多做几个案子。”
钟梵声连忙更正说，他就快离职了：“这是我最后一个案子。”
刘队又一脸感慨的表情，一时没想出说什么，伸手指着钟梵声，指了一会儿，这才说：“你不要像那个没良心的王阔，离职以后就不跟我们这些老朋友联系了。” 忽然意识到王小山在边上，尴尬地勉励他：“你以后跟凌检多合作，你们年轻人要把这份重担挑起来。”
我醒觉“凌检”指的是我，顿时闹了个红脸。
我对于王小山“神棍”式破案的好奇心已经不止两三天，王小山带我们到会议室坐下后，我就问他，潘念被定为急性肺栓塞猝死，他怎么就确定这不是病死，而是谋杀？
我不由想起师父的笔记中，当年王阔也是这样发现了黎艳之死的秘密，那是因为报案人陆离直接报警，而没有先叫救护车。而潘念现场，报案人明明叫了救护车。
“嗯，怎么说呢？” 王小山抓耳挠腮忸怩半天，说出一句，“这是刑警的直觉。”
这句熟悉的话让我更为兴奋，静候分解。王小山却幽幽地坦白道，其实只是因为现场能闻到一氧化碳中掺和的硫醇气味。
那是厂房改建的LOFT，宽敞，却没有民居那样科学的通风设计，卧室的窗户又是全部关着的，这令得凶手留下的一氧化碳气味始终没有散尽。虽然只是微弱的一丁点儿，凭着王小山娇弱敏感的神经，已经足以引起他的高度警觉。
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这样啊”的失望神情，王小山更忸怩地低下了头。
至于为什么会怀疑到氧气袋，王小山坦言，那是因为四个氧气袋摆放的位置真的很显眼，整齐排列在飘窗上。有太阳的天气，阳光直射在飘窗上，这是整间卧室的视觉焦点。
钟梵声微微摇头，似乎对这样的破案逻辑颇有微词。
王小山也觉察到了钟梵声的不满，他清了清嗓子，捧着保温杯，气沉丹田地大声说：“我在刑侦上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证据搜集也不够到位，但是这不等于嫌疑人就是无罪的，希望两位检察官慎重。”
这番话说得还是颇有气场的。钟梵声微微一笑。
王小山认为，谈墨提供的通话记录是没有说服力的。收到我们转给他的通话记录后，他再次确认过凶案现场的物品，潘念的手机并不在卧室中。
也就是说，下午两点，谈墨的手机确实给潘念的手机打过一个电话，拨通了，也持续通话了三分多钟。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接起手机的那个人就是潘念自己。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蔡医生提前离开了“忘记艺术区”，并且在门卫这里特地登记了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潘念已死，潘念的手机则静静躺在蔡医生的手提包里，随着蔡医生一同离开了凶案现场。
两点钟的时候，潘念的手机铃声响起，蔡医生接听了这个电话。这就造成了蔡医生离开后，潘念依然活着，可以接听手机的假象。
因为这只是一份通话记录，并不是实时电话录音，并不能证明电话中交谈的双方是谈墨与潘念。交谈的双方完全可以是谈墨与蔡惠仪，她们会在这三分多钟的通话中说些什么呢？
我看到钟梵声不自觉地锁紧眉头。
“事情办得顺利吗？” “很顺利。” “他死了？” “是的，应该会被认为是心力衰竭或者中风一类的猝死。” “这一天我等了二十年，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蔡医生。”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仿佛终于从一个很长的噩梦中醒来，我感觉好极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王小山的推论成立，谈墨与蔡惠仪之间的对话会是这样。买凶杀人，教唆及共谋，她们二人都会一起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然而，若是如此，钟梵声会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这场悲剧的源头。
目前，潘念的手机还未寻得，王小山与同事正在“忘记艺术区”通往宁安区中医保健院的沿途搜寻，这段路很短，不过河道和垃圾站都是处理掉一部手机的好去处。时隔这么久，王小山认为希望渺茫。
我问师父，当初潘良缘一案败诉后，他有没有再联系过谈墨？
钟梵声回到我们正义东路的办公室后，就一直在查阅卷宗细节，我的问题令他停顿下来，脸上露出被人打了一巴掌的神情。我想收回却已经来不及了。
当年第二次开庭，钟梵声被陶致远逼得精神崩溃，当庭承认了证人证词的缺陷之后，他大病一场，从此被调往研究室，案件移交给另外的检察官。对于谈墨，他深觉无地自容，原本就羞于联络。而案件移交，作为不再负责本案的司法人员，在案件结束前再与被害人家属保持联系也是不妥。
半年多以后，当钟梵声终于不再夜夜梦见禅寂在尸检台上支离破碎的身体，他想着谈墨也是同样被谈歌之死折磨，恐怕也与他一样几近疯狂，还要承受眼睁睁看着杀人凶手无罪释放的冤屈，对于谈墨的思念与关切战胜了他的羞愧。
他拨打谈墨家中的电话，发觉已经停机。他拨打谈墨办公室的电话，才想起上海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早已从兰生大酒店撤租，搬去哪里，他并不知晓。他依照谈墨的家庭地址，骑车到五角场国定路铁轨以北的那个老社区，邻居告知他，谈墨与父亲已经搬家。
钟梵声不得不找到接手此案的检察官，询问谈墨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案件不久前已经宣判，嫌疑人无罪释放，一切都结束了。被害人家属并未留下新的联络方式。
原本钟梵声也可以拜托王阔追查谈墨的去处，凭借中国的户籍制度，公安系统要找到一个守法公民是不难的，但是钟梵声没有这么做。这是假公济私。
谈墨失联数年后，本世纪初，曾经有一天，钟梵声在宿舍里看电视，一档选秀类的综艺娱乐节目让他觉得名字耳熟，栏目名叫“德赛洛梦想之舞”。他特意等到节目播完，查看屏幕上升起的字幕，果然是上海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
打电话到电视台，查询到这家公司的电话，钟梵声终于找到了那位巨人身材的娃娃脸总经理，章子翔。向章子翔打听谈墨的近况，得到的答复是，谈墨还在公司工作，但是她并不愿意再与钟梵声有任何联系。
章子翔当日赧然告知钟梵声这个回复，还安慰他道，谈墨一切都好。
而谈墨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