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山警察对这个细节追根究底，蔡医生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认罪之后，蔡医生也只是笼统地交代，是她不堪骚扰，所以用这个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我觉得这个动机不甚确切，也许嫌疑人想要隐瞒杀人背后更不堪的隐私，然而我觉得深究并无意义。师父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上曾经记录了他当时的观点：“犯罪动机并不重要。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无论动机如何，做了就是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人都已经被杀了，蔡医生也认罪了，她为什么想要杀死这个人还重要吗？

我还沾沾自喜地琢磨着，不深究也是保护人权嘛，没准蔡医生杀人就是为了保住什么隐私，她付出这么大代价，要是我们把这隐私又挖出来，大白于天下，这对她也太不厚道了。

总之，挥舞着我已经学到的几把刷子，我觉得证据链已经相当完整了。残留着一氧化碳的凶器被找到了，医院证明这是蔡惠仪医生在案发当天亲手还到库房的。蔡医生此前带着氧气袋到过17号厂房，园区门卫的登记本上还有她的签字。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下午，与她离开厂房的时间也几乎一致。蔡惠仪自己的供述与以上的证据也都相符。

那么直接起诉故意杀人罪，法庭上也就是辩论一下，究竟应该定死刑还是死缓？嫌疑人这么冷静而有章法地杀人，我们公诉方肯定要主张加重定罪，但是辩护律师肯定会以“被害人也有过错”为理由，作罪轻辩护，毕竟是被害人长期纠缠嫌疑人。

我正滔滔不绝地畅想着开庭的情景，钟梵声不客气地打断了我：

“如果这都能叫做证据链，我看你每年都能冤死十几个聂树斌。”

这帽子可太大了，我慌张地又翻了一遍卷宗压压惊，证据与笔录都赫然在目，事实清晰，能有什么问题呢？

钟梵声提了三个问题：首先，怎么证明蔡医生确实将那个装有一氧化碳的氧气袋带到了17号厂房，如果她根本就没带去呢？其次，怎么证明这个氧气袋就是凶器，要是凶器是另一种一氧化碳容器呢？第三，怎么证明是蔡医生动手杀人，而不是另一个人使用了这个氧气袋呢？

我大跌眼镜：“师父您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钟梵声抬头瞟了我一眼：“要是这是一只毛鸡蛋，你们就真的打算把这些骨头一起煮了，把无辜的人当成凶手送上注射台？”

我拿出绝杀技：“嫌疑人她自己都承认了。”

钟梵声无动于衷：“有罪的人不承认罪行很正常。无辜的人承认有罪，我也见得多了。光听嫌疑人自己说，要你做什么？”

我很快发现，错的人确实是我。

二号检察官林无恙看过卷宗之后，也摇头叹息，认为证据不足。我大惑不解，站在她的办公室里抓耳挠腮。她用干脆的一句话总结了：“留有一氧化碳的氧气袋与现场没有形成联系。”

随后她扭过头，笑靥如花地观察我的表情：“想用这个案子留住你师父，我看是不可能了。这案子大概率是不予起诉。”

我急忙问林检，这案子究竟是打算退补，还是不予起诉？退补就是让公安机构补充证据，不起诉便是将嫌疑人无罪释放。氧气袋里有一氧化碳残留，潘念又是一氧化碳急性中毒而死，这个下午给他送过氧气袋的蔡医生，怎么可能不是凶手呢？

林检认为，这案子就算是退补，公安机构也未必能找到更多有效的证据，最后结局还是不予起诉。我则坚持说，绝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半个也不行。

最后林检被我逗乐了，揶揄我“嗜血”，夸我和师父年轻时的神韵颇有几分相似，她遣我火速联系王小山警察，接着啪的一声合上卷宗。

我找到号码，动手给这名“有神棍气质”的年轻警察打电话，还没拨通，内线电话插进来，大门口接待区的同事问，蔡惠仪的案子是哪位检察官办的？有证人上门提供情况。

真是鸿运当头，我大感兴奋，抓着座机话筒，一边向林检复述。林检收拾卷宗，起身整理制服，这就要招呼我一起下楼。只听到电话里同事又说，那名证人还指名道姓要见“钟梵声”，说是提供证据时，一定要有钟梵声在场。

我心中诧异，我师父虽说有名，这名声都是在司法系统内的，出于保护检察官的目的，他们的名字极少出现在公众媒体上。

这时，那名同事在电话里对我们说：“证人说，她的名字叫做谈墨。如果钟梵声检察官不愿意下楼，告诉他这个名字。”

接待区位于检察院大门左侧，陈设简单的六间接待室，窗明几净，粉刷洁白的墙壁。初春的晴日，房间的墙上布满阳光。

我与林检在最内侧的一间接待室里见到了谈墨。

她与我从笔记本中得到的印象不同，可以说相差甚远。她身着浅灰蓝色的套装，卡其色的风衣搭在椅背上，浅棕色皮质公文包，短发，除了颈项上一条银色十字架项链外，没有戴任何首饰。

她确实沉稳，从容，但是她并不美丽，她瘦削的脸部线条非常坚硬，眼神坚定灼人，并没有笔记本中描写的那种温柔、敏感、清新可人。我不知道这是时间磨砺的结果，还是因为她面对的不是钟梵声。

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她拿出名片，上海德赛洛文化传媒集团副总裁，上海兴登堡飞艇广告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谈到案情，她便沉默了。我们都知道她在等谁，一并尴尬起来。

钟梵声一向行动非常利落，以往每次我们一同去提审或开庭，我风风火火地极速整理材料，奔到电梯口，他总是早已静悄悄站在那里，拖着装卷宗与打印机的箱子。可是这一回真是奇怪了，他明明答应下楼，这么长时间，我不禁脑补他是否在镜子前整理衣着和发型，或者躲起来默默平静一会儿心绪？

接待室的实木门镶嵌着半扇玻璃，我眼神余光中，钟梵声的身影在玻璃窗口出现。他没有着急进来，应该是透过玻璃捕捉到了谈墨如今的面貌，这才推门走进房间。 

谈墨见到他的一刹那，她线条硬朗的面容有了奇异的变化，显露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表情——那是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委屈——而她又把这种表情伪装成怒气，刻意生硬地奚落钟梵声：

“钟检察官，好久不见。有真正的杀人犯被你放走二十年，你说是疑罪从无，没法定罪。现在却有完全无辜的人，你们一口咬定她就是杀人犯。你来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还以为她前来提供嫌疑人的罪证，没想到她是来证明嫌疑人无罪的。

谈墨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通话记录，呼出号码是潘念的手机，通话时间3分15秒。她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手机记录之外，还到中国移动通信打印了一张通话记录单。

这条通话记录是在下午两点。蔡惠仪在下午一点三刻就离开了园区，大门门卫登记册上记录着她离开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在蔡惠仪离去后，潘念依然活着，他接听了电话，与谈墨聊了三分钟。

我有种白天撞见鬼的感觉，这么一来，蔡惠仪就根本不可能是凶手了。

林无恙依然泰然自若，听着谈墨的证词，亲切地点头，好像她说的不是颠覆案情的证词，而是琐碎的家长里短。由于我太过意外，忘记了做笔记，她还打开文件夹，亲自做着笔录，若无其事地问谈墨，她在电话中与潘念聊了些什么？

谈墨脸色微变，瞥了钟梵声一眼，回答林无恙道：“没什么，就是他们办事处要同我们公司谈一个广告合作。”

林无恙又问谈墨，她与蔡惠仪是什么关系？

谈墨简单答道，她定期找蔡医生看中医调理身体，已经有些年头了，效果不错。她话锋一转，说到自从蔡医生被警察调查拘留，多年受蔡医生照顾的老病人都到公安分局去请愿，大家都愿意以人格向警察担保，蔡医生品行善良，肯定不可能杀人，刑警队始终不理不睬。

为此她还雇了律师去交涉，然而刑警队连基本案情都不肯告诉律师，直到案件提交到检察院，律师才终于能查询到警方掌握的证据，这才知道，原来蔡医生在下午两点之前就离开了“忘记艺术区”。

谈墨抱怨道，要是她早些知情，早就可以提供这条通话记录，蔡医生这么一个无辜的好人也早就可以获得清白，不用平白在看守所关押这么长时间。

林无恙依然态度平和地微笑解释道，确实有规定，案件在公安侦破过程中，不能向律师提供信息，希望大家配合与谅解云云。

至于钟梵声，他全程在与钢笔的笔帽作斗争，拧开合上，清除故障，而当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他默默注视着谈墨，直到她起身告辞。

“我们会处理好的。” 他把手伸给谈墨。

“但愿如此。” 谈墨与他握了手。

我跟着林无恙回她的办公室，处理后续事宜。她遣我打电话与公安部门通报一下这件事，会谈一次，然后可能就直接不予起诉，释放嫌疑人。

案子如此结束，令我非常泄气。

但是我知道，林无恙的谨慎是负责任的。

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否罪不当死，公众以为责任都在法官，其实未必。检察官办理的案件都有考核，考核机构为案件管理处质量评审科，近些年，评审标准更为严苛。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如果法院作出的是无罪判决，检察官就可能面临立即下岗，当然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正因如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检察官起诉，意味着嫌疑人九成九有罪，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检察官决定了嫌疑人是否有罪。这个决定影响着他人的一生。

我把电话接通交给林无恙，电话另一头就是那名叫做王小山的警察，他与林无恙缠斗起来，这电话一时半会打不完的样子。我就打算再整理一下卷宗，这才想起，四本卷宗很重，我抱下去以后，是师父很绅士地帮着抱上来了，然后他就径直回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时，钟梵声抱着卷宗走进来，示意林无恙挂上电话，表情凌厉，吓了我一跳。他把卷宗重重捶在桌上：

“这案子不能退，证人有问题，嫌疑人应该也有问题。”

他翻开卷宗，指着被害人的照片。他认识这张脸，尽管隔了二十年的光阴。

潘念就是潘良缘。

如果到公安系统查询，应该能查到他更改姓名的记录，但是他无法改变他是谁。 

谈墨、谈墨一心袒护的嫌疑人、潘良缘、一氧化碳急性中毒，这些要素聚合在案件中，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二十年前改变所有人生命轨迹的可怖往事，以及曾经没有来得及清算的仇怨。

当年，钟梵声败诉，潘良缘被无罪释放。在这一案件中，潘良缘和陶致远律师都是大赢家。潘良缘没有少一根汗毛。陶致远则因此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知名律师，咨询时间千金难买一小时。

然而从此之后，潘良缘的生活陷入困窘。被释放后，潘良缘还以无罪被关押为理由，由陶致远律师出面，为他主张国家赔偿，赔到过几千元。除此之外，潘良缘不再有其他收入。

在法律上，他是无罪的。在众人眼中，他被认为是“准杀人犯”。《申城晚报》通知他，由于他被看守所关押，缺勤过多，不再继续为他保留美术编辑的职务，请他另谋高就。他四处求职，不要说国家单位，连民营企业、个体老板都不愿意雇佣他。

他的画展当然早已无疾而终。那些熟识的画廊也纷纷将画作退还给他，不再代为销售，理由是，顾客觉得买他的画不吉利。房东请居委会干部陪着，战战兢兢上门，请他搬家，说是这房子不再出租了。

不得已，他到派出所改名字，冷嘲热讽中，他的户口本上终于有了个新名字——潘念。这也没有太大用处，那个年代的信息少，媒体使用照片也不太注意打马赛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依然被人记住与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