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地要起立反对,法官已经发言:“辩护人,请不要陈述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这个内容恰恰与本案大有关联。利用一氧化碳急性中毒的谋杀手法,二十年来只有两起,陆离案是第一起,本案是第二起。刚才公诉方也提到,本案嫌疑人的动机与作案方式直接相关。”陶致远不慌不忙地回应,显然早有准备。
法官的逻辑并没有被陶致远所干扰:“你讲作案方式可以,讲陆离案的动机,未免扯得太远了。”
陶致远说:“不如请法庭询问一下公诉方的意见,如果公诉方认为必要,我就讲下去,如果公诉方认为没有关联,那么不要说在法庭上,就是离开法庭以后,我也不会再透露任何细节,就让这个错误成为永远的秘密。”
阴险。
法官转向钟梵声。我料到钟梵声的回答,很显然,陶致远也料到了。
钟梵声面容更加苍白,但是他此刻的神情非常坚定:“只有当他说出来,才能知道是否有关联,公诉方对此没有意见。”
陶致远抱拳:“那就得罪了。
法庭上陈述的时间线回溯到二十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某个周六的夜晚,五角场的绿岛剧场,陆离与他的乐队成员举行了唯一一次校园外的公演,场面和影响力都空前盛大,胜过以往在德赛洛酒吧、大学沙龙的所有演出。
这场公演叫做“绿岛中国之夜”。
公演之日恰在黎艳之死的数日之后。
当陶致远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意识到,钟禅寂也去听了这场音乐会。
我曾在师父的笔记中读到过,那个周六正是禅寂生日的第二天。那是上海推行双休制的前一年,周六依然是工作日,禅寂本应在下课后坐着55路公交车回家过周末。然而她告诉母亲,说当晚五角场有音乐会,本周就不回家了。应该就是这场陆离在绿岛剧场的音乐会了。
她应该是坐在陆离专门安排的前排座位,或者二楼的包厢里,内心甜蜜地注视着恋人在台上的光彩。
我清晰地记得,根据笔记上的记录,就是在那天夜里餐桌上的《申城晚报》上,钟梵声第一次读到了陆离案的信息。那是一篇题为《复旦女博士过劳猝死,省钱经商不误学业》的报道。
正是在这场公演上,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总监谛听了陆离的天才创作,迷上了用西洋乐器诠释中国传统音乐的创意。他邀请陆离与全体乐队成员前往维也纳公演,也许邀请函早寄到几天,王阔对陆离的抓捕延误几天,陆离就已经远游欧洲,得以在金色大厅公演,从此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音乐家。
陆离被枪决之后,乐队成员绰号叫做“猴子”的张欢失去了资助来源,无法继续学业,决定远赴欧洲谋生。在维也纳交响乐团总监的帮助下,他来到奥地利,又因无法跟上乐团水准,不得不流落到丹麦的哥本哈根。
但是就在他于维也纳交响乐团工作期间,与老总监的交谈过程中,他听闻了一个可疑的细节。
老总监向他提及,当初,在“绿岛中国之夜”音乐会公演之前,是黎艳特地联络他,希望请他来上海听一听这场音乐会,评估一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恰好他有中国之行的计划,由此欣然应允。奇怪的是,就在音乐会公演的两周前,黎艳忽然打越洋电话给他,通知他说,这场音乐会有可能会被取消,公演与否,请等候她的进一步通知。
此后老总监没有再受到黎艳的进一步通知,于是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数日前,他特地打电话到黎艳所在的上海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没有找到黎艳,公司员工将电话转接给公司的总经理,章子翔,答复是音乐会按计划公演。
老总监事后才得知,那一天黎艳之所以没有在公司,是因为她已经死了。
老总监与张欢谈及这些旧事,只是出于感慨人生无常,美人短寿以及此后的天才陨落。说者无心,听者却隐隐意识到其中令人胆寒的真相。
张欢这才回忆起此前另一些细枝末节。
陆离在排练中途接到过几个呼机的信息,他曾经怒摔那只中文呼机,吼叫道:“谁也不能要挟我。老子付出了这么多,谁也不能叫停这场音乐会!”
排练期间,黎艳来找过陆离几回。她总是以乐队的老板与恩人自居,但凡她到来,就是请所有人避让,好让她与陆离单独说话,有时候她拖住陆离交谈的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令乐队其他成员走也不是,也排练不得,只能在隔壁房间干等。
张欢还记得那段日子里,有一回,有一名乐队成员去洗手间,回来时悄声八卦道,他刚才听到排练大厅里黎艳与陆离吵架,声音非常高,隔着门都能听见,黎艳要陆离和她去登记结婚,否则就让乐队“从此滚回到酒吧去卖艺”。
数日后,乐队成员察言观色,瞅了个机会试探地问陆离,排练日程是否照旧?音乐会是否照旧?
陆离没事人一般答复道:“有变化吗?我怎么不知道?”
不久便传来黎艳猝死的消息。
音乐会果然照常举行。
这件事在张欢心里藏着,不是有意藏着,而是在哥本哈根谋生的漫长岁月中,他的身边并没有对陆离案继续感兴趣的人,连潘念也矢口不提往事,仿佛上海的生活只是前生前世。
直到回来上海,潘念被杀,张欢回想旧事,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久远前的秘密,他就像那个国王的理发师,看见过国王的驴耳朵,始终想要找到一个倾吐秘密的树洞。说给检察官听,张欢感觉这不合适,尤其钟梵声还是原本办理陆离案的那个人。于是张欢将这个秘密告诉了陶致远。
说到这里,陶致远乐呵呵地自我评价了一句:“谁让我这个人总是运气特别好呢?一点气力没花,就得到了这份证词。”
张欢没有到庭作证,陶致远提交的是一份张欢的笔录。
钟梵声翻看着这份笔录,我紧张地偷偷注意他的神色,而他只是轻轻咳嗽着,飞快地一页一页浏览,脸上暂时看不出什么表情。
陶致远阻止道:“且慢急着看,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证据,我知道钟检察官专业过硬,最讲究证据链和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所以我这里除了人证,还有一份珍贵的原始物证。”
陶致远这一回拿出来的是一方陈旧的透明文件袋,我离得近,还能看见文件袋上的标志图样是“上海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不是如今的“上海德赛洛文化传媒集团”。在文件袋有些灰暗的外壳之中,有一张印着德赛洛老公司抬头的信笺专用纸,已经发黄,有少许折痕,信笺上有几行手写的钢笔字,下方还有落款签名和日期。
这个文件袋被交到法官手中,之后传到钟梵声与我的桌上。
从文件袋中取出已经发脆的旧信笺,蓝黑墨水的钢笔字迹跃然眼前:
刘主任见信如唔,
原定本周六晚上的 “绿岛中国之夜” 音乐会因故取消,拟替换安排嘉定民族乐团的“江南丝竹音乐”。请速更改即将印刷的海报与宣传单,并通知售票处。
此致
署名是“黎艳”,日期正是二十年前。
信笺上方还标注有另有一行手写的大字:
绿岛剧场办公室 刘育民 收 传真号码:5324798
很明显,这是一份有待发出的正式传真通知件。应该是黎艳早就准备好了这份文件,以此要挟陆离,如果陆离不同意与她结婚,她就通知剧场取消演出,也会通知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总监不必前来观看演出。那么此后所有的机遇都会弃陆离而去。
我听见身边的钟梵声发问:“陶致远,这份传真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钟梵声的声音有一种异样的嘶哑,语调依然非常平缓。然而我看到他将这张纸放回文件袋的时候,他的手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陶致远忽然停止了浮夸的表演,他放下笑容,面色凝重地注视钟梵声,问道:“你真的要知道吗?”
钟梵声也注视陶致远,郑重地点了点头。
陶致远叹息了一声:“这份传真就是在当年黎艳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被发现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就在陆离被处决的三个月后。”
这句话宛如一记重锤,我感觉到钟梵声的身躯在座椅上微微震动。
陆离被处决的三个月后,上海德赛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于失去了黎艳带来的资源,终于流动资金不足,搬出了租金昂贵的兰生大酒店。搬迁前夕,装箱,因为考虑黎艳平日处理的生意都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她的办公桌由章子翔亲自整理,这份传真件就是如此被发现的。
章子翔也是隐约猜测到了这份文件与黎艳之死有关,此后公司辗转搬迁,起起落落,直至后来成为上市集团,他一直将这份文件妥善保管着。
章子翔性格温吞,瞻前顾后,刚找到文件的时候陆离案已终结,钟梵声在潘良缘案中遭遇滑铁卢,调离公诉部门,章子翔觉得再找钟梵声递交旧案的材料不合适,后来与钟梵声恢复联络后,了解到钟梵声此前的遭遇,又觉得不忍心用这份文件给钟梵声添堵,就这么拖下去。时光荏苒。
这一回如果不是谈墨遇险,相信这份材料他会保留到老死。
我还记得,按照师父笔记上的记载,当年陆离案,检方推测的杀人动机非常简要,陆离厌倦了黎艳,又因黎艳纠缠不休,这才萌生杀意。曾经钟梵声并不在意动机,他致力于钻研谋杀的实施方式与周边证据相互印证形成的逻辑唯一性。
此后由于禅寂的介入,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陆离是因为移情别恋,因为禅寂,急于摆脱黎艳,这才痛下杀手。连禅寂都这么以为。
事实上,陆离并不爱谁,他只爱他自己。他冷血地杀死了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女人,居然为的只是几天后他的音乐会能顺利举行。
一场公演的音乐会,一个被维也纳音乐总监遴选的机会——夺走一条生命,为的是这么小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动机,也是谁都没能想到的动机。
然而这个动机又是这么真实而有力。
如果当年钟梵声调查到这个动机,佐以张欢与其他乐队成员的证词,或许还能调查到绿岛剧场工作人员的证词,那么所有灵魂的秘密就会从底片上全然还原,打碎的花瓶恢复如初。被打到七寸的陆离也一定会心理防线崩溃,交代出事实。
那么钟梵声也不会纠结于“被害人吸入一氧化碳之后是否还有行动能力”。
最重要的是,禅寂也不会纠结于同样的怀疑,用自己的生命去做了这个残忍的实验。
禅寂更不会相信陆离的谎言,用生命去为他殉葬。
禅寂恐怕是至死都相信,陆离即便真的是杀人凶手,即便真的亲手杀死了黎艳,那也是因为对她的爱,所以她才心甘情愿去做这个实验,无论陆离有罪与否,她都愿意追随陆离到另一个世界,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我深知,此时此刻,“如果”这个词具有最残忍的杀伤力。
如果当年钟梵声调查到这个动机,禅寂就能活下来。
如果钟梵声重视对动机的追查,如果他曾经将黎艳办公室里所有有关与无关的文件都看完一遍,他就能发现这个动机,不是吗?
章子翔发现这份文件,就在陆离被处决的三个月后,何其残忍的时间。
这正是禅寂自杀后不久。
事到如今,一切早已无可挽回,时间无法倒流,曾经活泼美丽的生命早已化作黄土,连墓碑上的青苔都已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