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可是据我从王小山警察那里听说，当初强烈反对警方对潘念做尸检的，就是这位“没良心”的继子彼得。据说彼得当时坚持早日火化潘念的尸体，还到公安分局去理论过好几次，要求撤销调查，宣称这样才能“让死者得以在天上获得安宁”。

后来这个事情传到林无恙检察官那里，她还借此告诫我“相亲要趁早”，切勿晚了一步结婚结成了“后妈”。“还是亲生的孩子靠谱，加油噢。” 她这么逗我。

当初，因为彼得这种极其不正常的表现，我们都怀疑过他是凶手。但是他的不在场证明非常过硬。潘念出事的那天下午，他坐火车去了景德镇，清早就出发的，傍晚才回来。刚回来，走进园区，就遇见坐在咖啡馆门前的潘念同事，两人一起到超市买了点食材，一起回到17号厂房五楼，做好晚餐之后一起发现了潘念的尸体。

彼得的火车票证明了他的往返时间，景德镇还有一家工作室可以证明，在当天绘制与烧制一批瓷器的过程中，他始终和他们在一起。

我问彼得，那时候为什么不希望我们调查潘念之死？

彼得的回答非常直接：“因为我知道他是被谋杀的。”

这句话直接把我吓了一跳。

“那你知道凶手是谁？” 钟梵声饶有兴致地笑着问他。

他摇头：“不好说。但是几年前，我们决定从丹麦搬家来上海的时候，潘再三嘱咐过我，如果他死在上海，让我务必不要追究死因，务必早日火花，入土为安，这样他才能安息。”

我与钟梵声对视一眼，彼此都猜到了这种嘱咐背后的含义。

“潘念以前有没有对你和安娜说过，他曾经是一起谋杀案的……” 面对彼得清澈伤感的蓝眼睛，我有点不忍心说出来。

“嫌疑人，被判无罪释放的嫌疑人。” 钟梵声准确地补充道。

彼得点头，表示他全都知道。“他不是逃犯，只是曾经被怀疑过杀人，每天这样从丹麦法院里走出来的嫌疑人也有很多，这并不影响他的合法生活，不是吗？”

我忍不住问：“万一他真的杀过人……你们生活在一起就从来没有顾虑吗？”

彼得笑了起来，好像是被我过分直接的问题逗笑的。他转身去了工作室后间，少顷拖了一口箱子出来。这箱子看上去很重，他肩背发力把箱子推到我们面前，打开盖子，从里面取出十几幅木框油画，摆在地上给我们看。

那是同一个孩子的画像。金发碧眼，肥嘟嘟的脸盘，粉嫩逗人，眼神与姿态却是顽皮无敌。

彼得指着自己的鼻子：“这是我。”

轮到我被逗笑了。

这些画是多年前潘念画的，但是与他一贯的风格大不相同。他并没有很细致地去描绘五官，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哥本哈根炽烈的阳光勾勒出孩子那一些时刻的无邪神情，温柔透彻，那一刻世间没有阴霾，只有这孩子宛如天使般的笑容。

二十年前，谈墨曾经对潘良缘说：“我以为，画是凝固一刻的神情。神情不同，容貌也完全不同。

彼得抬头问我们：“你们觉得，能画出这样的油画的人，像是曾经杀过人吗？”

钟梵声照例对这些类似“灵媒读心”的艺术欣赏无感，他问彼得，在这二十年里，潘念究竟是否曾经跟他们确切地说起过，他是被冤枉的，还是真的杀过人？

彼得在他陌生的语言里偶尔展露出了机灵：“他跟我们说，他杀过人，或者他没有杀过，我们就会相信吗？”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对往事从来没提起过？” 我问。

“其实他说起过，” 彼得的脸上现出了哀恸，“他说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原原本本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就……” 他说不下去了，努力深呼吸了几口，只能咕噜出一些母语的音节，悲伤让他在中文里暂时迷路了。

我问彼得是否可以借用工作室的电源，把笔录敲进电脑里，准备打印出来给他签字。其实是给他时间平复心情，看着他走进洗手间，水声响了很久。然后他出来，给我们从冰箱里拿冰冻可乐，顺便低头帮我把掉了的电脑插头重新插上。

钟梵声不依不饶地继续问他：“潘念让你不要追究他的死因，有没有提起过原因，或者提起过谁可能会对他不利？”

彼得摇头，反过来问钟梵声：“我知道他在中国的案子，我猜想，肯定是他觉得有人要找他寻仇吧？”

见钟梵声不回答，彼得以为钟梵声是默认了，他又伤心不已：“以前我们要是有谁提起和这个案子有关的话题，他就会躲进自己的房间，大半天不出来。所以后来有关这个案子的，我们都不再提起。早知道真的会出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找他问个明白的。”

潘念料到谈墨一定会找他报仇，他甘心偿命，不想再让仇恨延续。我觉得这种解读是最合理的。

老厂房的铸铁窗户打开着，我借口说有点冷，走过去关上，顺便偷眼往楼下望了一眼。刚才我听到远远传来一些细微的人声，就知道是王小山警察在楼下，他又在北区挖地三尺做调查，为的是我的那一句话——“我有一个强烈的直觉”。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地区重点调查了两天三夜，为的是找出谈墨“隐身”杀人的真相。

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新得到的证据一律与我的直觉相悖。

警方对兴登堡飞艇广告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询问，案发当天来到“忘记艺术区”的员工都一致作证，谈墨肯定是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在现场检阅当天的飞艇发布，以及安排第二天飞艇的位置。而且谈墨无论是去程还是回程，手中除了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金扣皮革斜挎包以外，什么都没有带。

毫无头绪的形势下，王小山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猜测，他认为凶器——也就是那个灌满一氧化碳的氧气袋——是蔡惠仪帮助谈墨带到现场的。安眠药也是蔡惠仪预先骗潘念服下的。

原本谈墨如果要再现一氧化碳杀人的方式，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巨大的一氧化碳容器带到现场而不引起注意。一是如何有足够长的作案时间，等待潘念安眠药生效再实施谋杀，同时又要制造不在场证据。这也是侦察最容易攻破的两个环节。

但是很显然，谈墨是一个喜欢仪式感的凶手。等待了二十年的复仇，她要让这次谋杀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正义的裁决，一份以其人之道还之的因果报应。而且她有足够的智商来完成这个仪式，她更有一名忠心耿耿的助手。

有了蔡惠仪代为运输作案工具，谈墨就可以空着两只手，肩上搭着一只二十公分见方的金扣皮包出入犯罪现场。她一旦取到装有一氧化碳的氧气袋，将一氧化碳灌入潘念的肺中，手刃仇人之后，剩余的气体，她完全可以就地释放。将气体从氧气袋中挤压出来之后，氧气袋的外壳折叠成一个小方块，轻松塞进二十公分见方的皮包中。

同样的，有蔡惠仪预先下了安眠药，谈墨抵达的时候，潘念已经陷入无意识的深睡中，谈墨只需要极短的时间就能完成杀人，这段时间也许并不比去一次洗手间补妆需要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有可能在邻近的位置制造不在场证据。

王小山认为，按照他的这种设想，也就解释了潘念的手机被带离现场的疑惑。蔡惠仪必须拿走潘念的手机，潘念服下安眠药之后进入沉睡，如果手机响起，很可能惊扰他的睡眠，造成不可控因素。

在蔡惠仪离开“忘记艺术区”后，谈墨特地打电话到潘念的手机，蔡惠仪接听，造成谈墨与潘念通话的假象。如此一石二鸟，还能保护蔡惠仪不被怀疑为凶手。

王小山拍着脑袋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夜风萧瑟的午夜，也就是前天晚上。 

当时我们瞒着师父，刚经过一天一夜的再度调查。我感觉我就像当年的钟梵声，而王小山就是当年的王阔，我们试图重演昔日的传奇，然而很不幸的，我们暂时还一无所获。

待到夜深人静，所有的调查都无法再继续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忘记艺术区”北区的分类垃圾箱上歇脚——就是彼得今天等候我与钟梵声的地方。垃圾箱非常大，我的两只脚悬在半空中。

北区的荒凉在午夜显示得尤为明显，寒风从空置的厂房楼层穿过，发出凄厉的呼啸。四周没什么灯光，只能远远望见南区一些酒馆隐约的灯火，映着高空稀疏的寒星，有一种聊斋的既视感。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凄凉而带着一丝恐怖感的场景中，王小山灵感迸发。

我听着这种大胆的假设，一边瑟瑟发抖，一边热血沸腾，我几乎分不清我是被这初春的寒夜冻得发抖，还是兴奋到发抖。黑暗中，王小山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一边讲一边也在发抖，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顺手递给我。

茶水很热，有我并不习惯的浓郁的中药味，好像是红枣和枸杞，可能还有别的什么。这位娇滴滴的王小山真懂养生。

可能这几味中药特别补脑吧，这种假设真是完美极了，与我们目前所见的表面状况看起来严丝合缝。如果能根据这种假设寻找到证据的踪迹，事实的花瓶就能被拼接恢复得完好如初，如同时间倒转。

王小山继续完善这个故事的细节——蔡惠仪骑车进入园区时，她用一个大袋子套着所有的氧气袋，所以我们无法从监控录像中判断出氧气袋的具体数量。那个大袋子里应该有五个氧气袋，而不是四个。

蔡惠仪将五个氧气袋一并带到了潘念的房间里，并告诉潘念说，这周她多带了一个，是因为下周空气质量会比较差，或者别的什么借口。潘念并不会太过介意。蔡惠仪可能还复制了潘念的房间钥匙，抑或在离开的时候，用胶带偷偷将锁眼封上，这么一来，谈墨就可以在潘念沉睡时长驱直入，并且可以直接从房间里取得凶器。

飘窗上摆放着的原本不是四个氧气袋，而是五个。其中有一个做了记号，袋里所充的气体是一氧化碳。所以谈墨能轻易认出那个被准备为凶器的气袋。

在杀死潘念后，谈墨将袋子里剩余的气体压出来，以便折叠起来，装进随身的金扣皮包。这才使得大量一氧化碳的气味残留在房间中，直到王小山来到现场，这种气味还没完全散尽。也正因这种气味，王小山敏感地觉察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猝死，从而坚持要求进行尸检。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时间，谈墨离开正在测试飞艇发布效果的员工们，又轻装回归，这只是去一次洗手间的时长，并没有人觉得异样。一个多小时后，她随着兴登堡的车辆离开“忘记艺术区”，中途，她让司机在附近的宁安区中医保健院门口稍停，她将空的氧气袋交还蔡惠仪，请她一并还到医院的库房中。至此，这个计划精密的复仇仪式就无懈可击地完成了。

将氧气袋还进库房之前，如果蔡惠仪能用氧气清洗一遍这个袋子，警方就无法检测到袋子内的残留一氧化碳，恐怕这真的会变成一桩无头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