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复旦女博士黎艳死于单身公寓，在嫌疑人陆离被逮捕之前，这名曾经才华出众的青年音乐家在绿岛剧场举办过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就叫做“绿岛中国之夜”。

这曾是一场极为成功的音乐会，陆离对中国古典音乐重新编曲，用西洋乐器进行诠释，他的小提琴演奏出神入化，成为当年的一项音乐创举。这也是他此生唯一一场在复旦校外的社会公演，一年半后，他被执行死刑。

钟梵声清晰地记得，“绿岛中国之夜”公演时，有一位维也纳某交响乐团的总监恰好身在上海，特地前来观摩，一度为之着迷，立刻决定邀请陆离的三人乐队到维也纳公演，邀请函的原件都寄到了上海领馆。此后，这位奥地利人还第二次来到上海，要继续与陆离谈合作，打算安排自己的交响乐团与陆离共同排练一场中国主题的音乐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当时陆离已经被关押在看守所，由于陆离是高干子弟，王阔顾虑行政干预，急着将案件提交到检察院，钟梵声面对这一个证据不足的案子，咬紧牙关不愿放弃公诉，与王阔日以继夜寻找新线索。而陆离的父亲陆局一直拿“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邀请”说事，以“耽误了孩子前途，谁来负责”为理由，催促办案进程。

如今“绿岛中国之夜”的名称再次出现，并且又与维也纳相关。

“你没猜错，这场音乐会确实与陆离有关。” 谈墨并不避讳，主动向钟梵声介绍音乐会的内情。

维也纳交响乐团那位老总监对陆离当年的演出念念不忘，对中国古典音乐重新编曲，成为他晚年的乐趣。他的次子正是如今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这一回受邀到中国演出，拿出的曲目单便是“绿岛中国之夜”。

“陆离是个杀人犯。” 钟梵声说。

“这是集团千百桩生意中的一件，我也只是公事公办。” 谈墨一脸无动于衷，看着钟梵声越来越难看的表情，这才补充了一句，“这也可以看成纪念黎艳嘛，当年的音乐会从名称到曲目都是黎艳策划的。”

这就说得更不像话了。

我看着谈墨和钟梵声的反应，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气场对调了。原本以冰冷精密机器人著称的钟梵声今天颇为感情用事，反倒是谈墨，笔记本里善解人意的温柔姑娘，如今理性到让人脊背发凉。

我看师父已经气得不行，连忙打断他们的对峙，接着问谈墨：下午两点，她自称给潘念打的那个电话，究竟说了什么？

谈墨答道，那天下午，她原来约了与潘念见面，然而飞艇发布的现场实在过于忙碌，她分身乏术，不得不打电话给潘念，告知自己无法赴约，只能改日。

陶致远插话：“这也佐证了谈墨并没有见到潘念。”

我心里说，收一份律师费也真不容易，时刻要让雇主知道自己在出力，明明是废话也得说，只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哑巴。

我以为钟梵声不会放过这个奚落陶致远的机会，没想到钟梵声已经失了这份兴致。他又问了谈墨一个感情用事的问题：“你约潘念见面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本身很正常，关键是提问的同时，钟梵声注视谈墨的表情过于凝重了。

“自然不是约了去杀他的。” 陶致远终于得到了一个更好的评论机会，还自得地笑了几声。

谈墨脸上的表情几乎就是一块塑料：“钟检察官，你真的想多了。我和潘念约了见面是谈生意，他这里有个画展要找我们公司做推广。生意而已。”

你相信吗？谈墨会与一个她确信在二十年前杀了她亲妹妹的凶手“谈生意”！

不过，这已经不能算是今天会面中唯一匪夷所思的事情了。既然谈墨雇佣的辩护律师就是当年令这名凶手无罪开释的律师，既然她还邀请什么“维也纳皇家交响乐团”来上海举办纪念另一名杀人犯的音乐会，那么她打算与潘念捐弃前嫌，只为了接下一单画展的营销生意，也许这也算是在商言商吧？ 

从谈墨的豪宅出来，开车回正义东路的途中，我问师父：“就你对谈墨性格的了解，你觉得她是不是凶手？”

钟梵声答：“法律不看性格，只看证据。”

我心里埋怨，师父你到底会不会聊天？不得不把问题翻译成：“你觉得谈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钟梵声摇头：“现在我也不明白了。”

但是他很快就用逻辑给出了三种推论。

一种可能是，谈墨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这些人做生意，证明她真的已经完全不在乎当年的事情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对杀人凶手没有受到惩罚的怨恨，如今都烟消云散，那么她也不会再为之而杀人。

另一种可能是，谈墨能接受这些合作与生意，说明她已经没有了情感与道德感的底线，那么她对杀人也不会有罪恶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买凶或自己下手，对她而言都是征服的乐趣，她不会放过。第三种可能是，她没有说实话，这些合作都是表象，为了保护蔡惠仪，以及掩饰她手刃仇人的真相。

钟梵声的书架上常年摆着一本《博弈论》和一本《法律的经济分析》。我想他对于人可以理性到什么愚蠢的程度，有着绝对的思想准备。不过我始终相信，人的感情与好恶是一条无法用理性与利益得失来计算的底线。今天我终于发现，原来师父也更愿意相信人心中感性与温情的一面。

我认为，谈墨没有说谎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如果她与潘念在下午两点通话，潘念的手机又怎么会在宁安区中医保健院的门口被捡到？

我们从谈墨处离开时，我曾经雄赳赳地抛下了这个问题。陶致远用他共鸣动人的鼻音反击道：“这个谈总怎么会知道，只有辛苦你们自己调查了。”

陶致远忽略了一点，谈墨与蔡惠仪是紧紧关联在一条逻辑链上的。如果谈墨声称不知道，这个烫手的问题就被抛给了蔡惠仪，最后还会回到谈墨自己身上。

或者说，陶致远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吧。律师的功能也是有限的，无法改变既成事实。

我建议师父立刻缩小调查范围，对谈墨与蔡惠仪当天的行动轨迹进行更多取证。钟梵声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简直要急死我。他回到办公室，戴上耳机，听了足足二十分钟的古琴，我看到他手机屏幕上循环播放的始终是一曲《潇湘水云》。

终于摘下耳机，他恢复了眉目安详，却是让我去约案件中另外两名当事人面谈，即潘念的继子，以及那一家丹麦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事务所的同事。

我反抗道，他们又不是目击证人，也不可能是嫌疑人，事无巨细详尽著称的王小山警察早就把笔录做好了，看一眼不就够了？

钟梵声瞪了我一眼，我立刻垂头丧气去打电话。

这就像明明有敌军在战壕对面摇旗呐喊，我们偏偏调转方向，改道去河边摘花踏青。

在师父这边受了挫折，我私下来到林无恙检察官的办公室抱怨。林检花容不悦：“好了好了，我已经帮你撺掇你师父接了这个案子，现在案子是你们的了，我插手也不合规矩。再说你看我手头的案子，都堆成山了。”

我看林检察官的办公桌上，果然有一座“山”，牛皮纸封面的卷宗，每本半尺厚，一本本垒得有半身高。她身后的文件架子上更多，新卷宗从地面往上摞，快摞成半堵墙了。

林检问：“要不你过来帮我？”

我真的是想大干一场，但是我的心还在师父那里。我有些气急败坏地对林检说：“师父他明明是一个战斗狂人，明明是一个手执镰刀的死神啊，为什么他现在变成了这样？”

林检挖了我一眼：“你这么了解你们家师父吗？他在死刑现场监斩的时候，你还没念小学呢。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身上，这跟干涉自己老爸谈恋爱的刻薄女儿有什么差别呢？” 林检顺手拆开一包芝士鱼肠扔给我两条，自己也吃了一条，然后继续埋头跟这一座山的卷宗死磕。

她给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我这么迷恋“死神”的传说，不要强求别人来帮我圆梦，我大可以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对错得失自会有一番体会。

我深受启发，转身就给“神棍”警察王小山打了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强烈的直觉……”

我有一个强烈的直觉，谈墨必定是亲手杀死潘念的，她不会放过这个等待了二十年的机会，正因如此，她才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据。众目睽睽之下，是蔡惠仪为她准备了犯罪条件，令她得以隐形。

这是精密设计好的一起冷血谋杀，不亚于二十年前的两起一氧化碳杀人案。然而有打碎的花瓶，就会有飞溅四散的碎片，也必定有罪犯没有能悉数消除的痕迹。

所有的秘密应该都能在“忘记艺术区”荒凉的北区找到答案。

两天后，我与钟梵声再次骑车来到了“忘记艺术区”的北区。

我们并非调查犯罪现场，而是约谈那些在我看来并不相干的人。冒着初春凌冽的寒风，骑行十几公里，沮丧加上疲惫，我早已头昏眼花，钟梵声却气定神闲。

潘念的继子彼得是今天我们约谈的第一场。

潘念等人的住处以及丹麦事务所的办公室都在北区17号厂房五楼，彼得偏偏约我们在27号厂房见面。北区租户稀少，一大片荒楼，根本没有门牌号码，如果连个问路的人也没有，那该怎么找？我正发愁着，就看到一名金发碧眼的高大男子站在北区的分类垃圾箱前，对着我们招手。

都说北欧男子非常体贴，体贴到满街都是男人在带娃。我没去过北欧，但是见到彼得后，我觉得此言非虚。

我跟他约的是下午一点到一点半之间抵达，现在是一点半。这个体型魁梧的高加索男人，看上去力拔山兮，却显然在那个垃圾箱前等了不止二十分钟，鼻子都冻红了。他一边为我们带路，一边还细心把路中间的小石子踢开，以免我们的自行车在推行时，轮子被石头硌到。

27号厂房的门面和17号看上去非常相似，这里的老厂房都是同样的结构。彼得告诉我们，潘念在几个月前把这栋楼的五楼也租下了，顶楼视野好，是最好的楼层，一半给彼得当工作室，建成复式结构的画室与展示厅。一半给丹麦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事务所当会议室。事务所业务在发展中，17号的会议空间可能会不够用。

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有着举重运动员身材的男子是个画家。脱下羽绒服，他里面穿着简单的圆领短袖恤衫，露出胳膊上结实的肌肉，一条牛仔裤，金色长发在脑后束着马尾。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尽管发音不太标准，偶尔语序倒错，但是基本能交流。

画家彼得带我们参观他的工作室，大小不同的画作挂满了展示空间。他有些害羞地告诉我们，这些画作之前都是堆在贮藏室的，是因为画展在即，这才全部整理后挂出来。

我记得谈墨说过，她和潘念约见是因为一桩生意，潘念有个画展要找谈墨的德赛洛文化传媒集团做推广。我还以为是潘念的画展，原来是彼得。

“潘早就不画了。” 彼得告诉我们，自从潘念和安娜结婚以后，就成天为安娜打理科学研究与生计上的琐事。彼得的中文有一种孩子牙牙学语的可爱，当他一本正经说出“生计”这两个字的时候，连钟梵声都差点笑出来。

根据彼得简要的叙述，彼得的中文与作画都得益于潘念的影响与辅导，他对这位中国父亲颇为爱戴。“潘是个好人。” 彼得严肃地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