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这些推理的细节我并不完全苟同。于是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在那个坟场似的残破厂房附近跟王小山展开了理论。
我认为，最不可能的部分，就是蔡惠仪将五个氧气袋一起带上楼，留在潘念的房间里。
没错，这个方法是最不留痕迹的。蔡惠仪不需要在这个厂区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藏起这个氧气袋，谈墨也不需要冒着被别人看见的风险，去取这个氧气袋。凶器就在被害人的房间里，多么趁手，多么私密。如果是这样，我和王小山都不用费劲再去找新的证据了，这个方法已经不可能留下更多证据。
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蔡惠仪离开潘念的房间之后，在谈墨完成她的复仇仪式之前，尚有诸多变数。
潘念中途醒来。
有其他访客前来，潘念临时取消了与谈墨的约见。
谈墨临时受阻，没有能赴约。
潘念房间的门锁没有能顺利打开。
如此，这个灌满一氧化碳的氧气袋就成为了一件交到敌人手中的罪证。它并不是一柄餐刀，或者一把铁锤，即便是毫无理由地出现在潘念的房间里，也可以用任何借口来搪塞。然而当潘念发现这一袋一氧化碳，他立刻会明白这一袋气体的用途，以及想要使用这一件凶器的究竟是谁。
谋杀还没实施，被谋杀的对象就已经知道了一切。这不仅让谋杀的计划彻底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而且谈墨和蔡惠仪都会落入悲惨的境地——被她们想要杀死的恶魔要挟，从此受制于人，或者被交给警方。
如果谈墨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严谨的合谋计划，她就不可能允许有这样巨大的风险存在。
“那么蔡惠仪会把氧气袋藏在哪儿？” 王小山用手在周围虚空的黑暗中画了一个圈。那时候应该已经是将近凌晨两点了吧，连远处南区的灯火都悉数灭去了。我早已冻得浑身僵硬。
“唉唉，” 我呻吟道，“要是我们能猜到，证据也就找到了。但凡藏在公共场所，就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就算没沾到一丝藏匿处的灰尘，也总会有人看见吧。”
然后我催着王小山收工，一边从垃圾箱上起身，没想到双脚落地的时候还扭伤了脚踝。
厄运好运轮班来，一觉醒来好运气就拜访了我们。昨天早上，我挂着两只黑眼圈，瘸着一只脚，刚抵达检察院的办公室，就收到了王小山的语音微信。我不得不单脚跳着躲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里去听。
“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刚上班呢吧，我没猜错吧？娇生惯养！”他的语气听上去情绪高昂，背景声很嘈杂，有远处获姑鸟悠闲的鸣叫，还有很多人在敲击什么金属物件的噪音。
第二条语音：“你猜猜，蔡惠仪把氧气袋藏在哪儿了？我昨晚想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灵感忽然来了，我和兄弟们这会儿正在北区呢，中了大奖了！我们找到证据啦！”
我偷偷溜去公安分局去看证物鉴定，就看见技术科的办公室正中摆着一个硕大的金属圆筒。眼熟。居然就是我曾经坐在上面的那个垃圾分类箱——准确地说，应该是垃圾分类箱之一。“忘记艺术区”的垃圾分类比上海其他地区细致得多，不是简单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而是按照欧美地区的方式，分为纸板、玻璃、金属、塑料、生活垃圾等。事实上，除了生活垃圾与纸板，其他垃圾箱都是空着的。
技术科正在检验的是写着“塑料”字样的那个垃圾箱。之前王小山给我留言时的背景声，那些敲击的声音，想必就是他们把这个垃圾箱拆下来时的响声吧。
技术人员在垃圾箱的金属内壁上发现了一些油彩的痕迹。这些油彩的碎屑像是把什么体积很大的塑料制品塞进垃圾箱的时候，那件东西在垃圾箱内层金属箱体的边缘被剐蹭到，外包装的涂层被刮下了少许。
人们都以为，寻找证据需要高科技手段，都以为机器能做到的比人更多，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觉。比如说，寻找证据的过程中，遇到这种困境，更需要的就是想象力——无法想象出罪犯千奇百怪的作案手法，又怎么知道关键的证据可能在哪里？
然而，这些外包装的残屑并不是来自于氧气袋的外壳。氧气袋是深蓝色的，这些油彩是纯净明亮的鹅黄与粉红，在一片黯淡粗粝的老厂房背景色中，这些细小明亮的色彩分外抢眼。王小山立刻就认出来，这正是谈墨公司那些飞艇的颜色。
王小山的同事立刻到兴登堡公司取样，两相比较，鉴定结论为，垃圾箱里碎屑的材质与飞艇尾翼外壳的材质是同一种。也就是说，有人曾经将枕头大小的一片尾翼塞进这个垃圾箱里。飞艇的尾翼对飞艇功能并没有实际用途，只是装饰而已，所以飞艇的尾翼都是空着的，内部空间刚好是一个氧气袋的大小。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伪装。
如果凶器看上去是一个医用氧气袋，而拿着它走在“忘记艺术区”里的并不是一名医生，而是谈墨，这个场面难免会引起路人的怀疑。尽管北区人流稀少，尽管从分类垃圾箱到17号厂房的路程并不远，然而这还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如果谈墨手中拿着的是飞艇的一小片尾翼——当天整个园区都有她的同事往来运送飞艇的零配件，她手中的凶器就彻底“隐形”了。
谈墨只需要预先将飞艇尾翼的外包装交给蔡惠仪，蔡惠仪预先将充满一氧化碳的气袋放进尾翼中，再装进大口袋里，与其他四个氧气袋一同带到“忘记艺术区”。趁着周围无人的时候，将凶器塞进垃圾箱。那么后面的所有计划都会在一个最安全的场景中被完成。
谈墨足以控制后来的一切。兴登堡飞艇有限公司的队伍到达“忘记艺术区”的时间是可控的，那些员工工作的范围也是谈墨能够决定的。
经王小山再次对兴登堡的员工进行询问，果不其然，潘念被杀的那天并不是飞艇发布的第一天，而是第六天，也就说，谈墨视察工作并不是发布活动的必须。兴登堡的技术部经理还记得，是谈墨的秘书打电话来通知，谈总要定在这一天到现场观摩一下飞艇发布的效果。
据这位经理回忆，那天之所以携带了飞艇及一部分零配件，也是因为谈墨的秘书在电话中称，收到发布地区附近的居民反映，四架飞艇中，北区的三架没问题，南区的那一架晃动严重，好像有故障，希望技术部门去检修一下，或者干脆更换一架飞艇。
兴登堡的其他员工这一回也都改了口，回忆谈墨当天的行动轨迹，他们不再斩钉截铁地坚持她没有离开过众人的视线。倒是有人提到，大家集中精力检测南区的这一架飞艇时，谈墨曾经说，她顺便去看一眼北区的飞艇是否运行平稳。至于她究竟有没有离开过，离开了多久，没有人说得清楚。
王小山一副洞察人性的表情：“瞧瞧，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责任分散效应’，只要一群人在一起，什么瞎话都敢说，什么不靠谱的事情都敢做。上个月我们这儿的经侦刚接了一个民间非法集资的案子，公司里大多数员工都是正经打工赚工资的，还有不少大学应届毕业生，结果呢，他们全都按照老板交办的去行骗，全部涉案了，将来少不得都要判刑……”
我当时是从检察院师父眼皮底下溜出来的，还惦记要赶回去，就急着问王小山，凭着这点油彩到底能不能抓捕谈墨。
王小山捧着个保温杯，停止了演说，冲着垃圾桶摇头叹息。事到如今，兴登堡上下无不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恨不得能坐实了谈总的杀人罪，好让刑警们高兴了，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失。公司库房里所有同色的飞艇尾翼都被送到技术科仔细检查，然而，没有一个有对应的刮擦痕迹。
兴登堡的员工们回忆了一下，说到前几周正逢公司定期清理陈旧配件，销毁不少尾翼。
我们早该想到，潘念被杀的那天，当这个用作伪装的尾翼被谈墨带出厂房，混在其他的飞艇配件中，装在三辆车中的某一辆被运出“忘记艺术区”之后，这个尾翼应该就会立刻被处理掉。没有凶手会保存一件证据，等着有一天我们想出端倪后再去慢慢发现。
这让我们再次陷入了先前尴尬的境地，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可以将谈墨与本案联系起来。
此刻，我站在27号厂房五楼的窗前俯瞰北区，几名警察在远处河边的荒地中搜索，他们穿过半人高的枯草，对着地上的沙石拍照。分类垃圾箱前，王小山正在和两名发传单的女孩聊着什么，其中一名女孩指向河流的反方向，那里是一座教堂。
我在北区逡巡了这么久，还未见过这座教堂的全貌。上海早年间大兴土木是一味为了建设，没有在意过城市设计这回事。教堂大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建起来的，后来周围便陆续造起多层民房，加上违章建筑，把一座教堂彻底“埋”在中央，若是行人路过那里，最多看见一个教堂的尖顶。
所以当我站在五楼的高度望去，这座教堂彻底惊艳了我。
教堂的一侧还在修葺，搭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已经拆去脚手架的另一侧展现出奇异的美，三王朝圣的壁画在午后的阳光中分外辉煌，矗立着十字架的教堂圆顶上，玛利亚与约瑟夫的雕像衣袂飘然，风向标上的公鸡闪闪发光。
望着王小山匆匆向教堂奔去，我不动声色地关上窗，将窗扣锁紧，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来。我不想让钟梵声看见王小山在调查。
其实王小山的调查是名正言顺的，蔡惠仪的案子由于证据不足已经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手续还是钟梵声亲自办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让师父知道我们的努力会令他尴尬，令他感到廉颇老矣，感到他自己不再热血。
对彼得的询问已经结束，笔录也已经做完，约好的潘念同事却迟迟未到。我很担心钟梵声会提议下楼再勘测一遍现场，这就和王小山他们撞上了。无奈之下，我死拖着师父观赏画作，这真是一件比说服一只啄木鸟游泳还难的任务啊。
环顾彼得的工作室，墙上的画作非常有趣，没有人物肖像，没有风景，一律都是中国瓷器的静物油画，瓷器上的图案还都是以松竹梅为主。看得出来，他就是老外中那种典型的“我爱中国”狂。但是既然爱中国瓷器，为什么不直接制造瓷器，偏要曲线救国地用油画来绘制呢？
“这大概就是‘叶公好龙’吧？” 彼得冷不丁用了一个中国成语，把我们再次逗得忍俊不禁。
彼得说，他热爱的中国，恐怕都是他想象中的中国，所以这次到了景德镇，他发现自己确实并不喜欢制造瓷器，更喜欢的依然是油画上的瓷器。正如他来到梦想中的上海，这里拥挤的人流几乎逼疯了他，还有浑浊的空气，冷血的凶手，他还是更喜欢潘念跟他讲述的上海。
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可能就要回到哥本哈根。
我看到师父越来越心不在焉，丢下我们抬步走出工作室，我连忙追出去，幸而他只是在五楼的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东张西望。走廊的装饰相当简约，没有任何标识，与17号厂房一样，楼道也是粉刷成禅意十足的深灰色，除了工作室这一间，走廊里还有另外三道门。
彼得跟在我们身后介绍道，有两间还没来得及布置，堆着杂物。另外一间是属于丹麦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事务所的会议室。
他顽皮地一笑，示意我们转过身去，将最靠近我们的那扇门打开一条很窄的缝，把他的粗胳膊吃力地伸进去。我听到轻微的开关按键声。然后他在我们面前猛地将门推开。我发出一声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