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

“您见过杏子的核吗？或是任何一个果核它们被放久了的样子。果核上面会布满白色的霉菌和各种小黑点。这样的一粒核，被丢进土里，任土壤再肥沃，园丁再悉心浇灌，都长不出小树来。因为核啊，从根上就坏掉了。”

这是我自杀未遂坐进咨询室之后，和心理医生的第一次谈话。

二十六岁那年，我在前公司参与的两部作品都顺利搬上大银幕，并且获得了编剧署名；写完的诗集和短篇小说也已经陆续出版，卖出了一个还算体面的数字。中间，我陆陆续续写的一些新剧本，也在筹备当中了。我的称呼后面，渐渐多出“老师”两个字来。

听三禾说，有一部电影本来是不打算给我署名的，老沈看我一个女孩子实在熬得太辛苦，最终还是给我申请了。从头到尾，他们没提过半句我写的部分最终确实被采纳了一事。

“即使到现在，我想要获得认同的愿望也还是没能实现呢。”这样想的时候，内心不禁无限悲凉。就好像，我不是作为一个女性编剧需要在职场环境中确证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要和一整个男权社会搏斗。我必须向他们证明：我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可以享有和他们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因为，我自身拥有与之相匹配的野心与能力。

生病的过程是很残酷无情的。

那几年，我被迫吃药，住院，输液，出院。然后，又定期坐到心理咨询室。重度抑郁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行为认知偏差，述情障碍。这些我以前从来就很陌生的名词，一时之间全都争先恐后挤到我身边来。我站在这些名词中央，喉咙张得大大的，半天发不出任何求救讯号。

我丝毫不具备掌控力了，对自己的情绪，行为，思想，乃至是整个人生。我会突然长时间选择不进食，也会突然暴饮暴食，直到食物被塞满到嗓子眼。

起初，我忽略自己身体的一切变化，也基本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关联。

我的胸开始下垂了。

我的小腹布满赘肉。

我的皮肤暗沉、松垮。

我的黑眼圈晕染了一整个眼部。

我不洗澡，不出门，食物吃到一半开始呕吐。

我是家里水分流失干净的红心西柚，是馊掉的豆浆，是烤煳了的吐司片。

非常偶尔，我擦擦洗漱台前镜子上厚厚的灰尘，打量一下自己，仿佛眼前这具躯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暂时寄住在这里。而这倒霉催的选择，是它自己做的，我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更没有供养它的义务。

朋友订婚了，马路上的人来来去去，超市水果大减价，电话那头传来母亲问候的声音。这一切，我都毫无感觉。我拥有的，只是一种抽离世界的陌生感，对一切都是如此。真实的人类居住在一个美丽的星球上，这里拥有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人们生活方便快捷，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自然景观四季更迭。

而我呢？我在哪里？我是从火星飞来观察地球生活的外来物种吗？还是说，我根本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家园，只能任凭自己毫无目的又毫无意识地飘来飘去？

我不能着陆。并且，陪伴我的，自始至终只有一种空白。我对一切感到空白。我对一切毫无感知，所以，很多时候，我甚至悲伤不起来，更无法感到高兴。

意识到自己状态很危险的一次，是我抓起茶几上的剪刀，疯狂扎进手心。剪刀起起落落，手掌窟窿密布，我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事后去医院包扎，才真正找回疼痛的感觉。

“心理情绪很多时候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状态的。当你情绪差到极点时，你的身体也会跟着感受到痛苦。一旦这个痛苦超出承受范围，它就会向你发出求救讯号。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可能会传达给你一些信息，让你帮助你的身体脱离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自杀。自杀的当下，有些人甚至可能没办法清晰地判断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时只是你的身体太急于摆脱痛苦的处境了。”

心理医生惯常提供给我一些躯体疗愈的方法。他三十来岁，是不苟言笑的那类人，但做起咨询来，常常带给人一种踏实之感，也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抗拒和疏离。

“现在，你情绪很差的时候，可以试着和自己的身体对话。你要告诉他，‘对不起哦，一直以来，让你受苦了，我现在正在一点一点努力，请相信，你一定很快就能处于一种比较轻松舒适的状态了。’”

他演示和身体对话时的那种语气，近似我们还在襁褓中时母亲的诱哄。虽然以前从不曾体会过，但看他这样一演示，反倒变得可感起来。

去见心理医生之前，我试过中药疗法调节睡眠、试过在医院的精神内科长期接受治疗，服用抗抑郁药物和助眠类药物。那时，我甚至常常去寺庙求神拜佛，在“大师”的指点下去乡野求“偏方”。

有一阵子，我经常打开视频播放器，完全不知道里头放了什么；随便挑一个时间走出门去，没几步路就跑到了距离货车轮胎很近的地方，努力回想自己出门的原因，毫无记忆；有时我会突然开始呕吐；我没法躺在床上睡觉，衣柜里、橱柜里、飘窗上、马桶上……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试过，但不是多梦就是听到客厅地板上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

我把这种神经衰弱和短暂解离的情况归结于“被什么附体”。我跟“大师”说，我最近很不对劲，一定是有什么“脏东西”跟着我。

潜意识里，我认为吴苍身上也有“脏东西”。我认为他本性不坏，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所以做什么都不受控制。于是，我经常像流浪狗一样流浪到他的住处，看到年轻的陌生女子进进出出，然后在路边找陌生人借电话打给他。

“我觉得你身上有‘脏东西’。我介绍一个‘大师’给你吧。”

每次，电话那头只传来无情的忙音。有时，我话还没说完，“嘟嘟”声就迫不及待响起来了。

身体被反复折磨，已经不堪重负。第一次在线上咨询心理医生，对方给我的回复让我更加讳疾忌医。

“每个人负面情绪的根源都说不准，我要做的，就是教会你尊重自己的一切情绪，调动专业知识，让你的负面情绪和你的身体友好共处。同时，我会辅以药物，让你的身体得到休息，让你的大脑分泌一些让你能感到愉悦的递质。”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好？”

连续问了很多家心理咨询机构，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心理咨询的成效本质上是没办法这么确切评估的，药物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作用程度也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医生可以向他的来访者保证，他们彻底恢复的时间，更加没有办法告诉他，他什么时候可以彻底中断治疗。”

依靠吃药勉强维持生活。那时，每出去开一次剧本会，回到家里都会有一种血液流失干净的虚脱感，必须逼迫自己停下一切社会行为，安静地在床上躺上好一会，才能重新和人正常交流。出门之前，我给自己打气，像是导演开机前鼓励他的演员那样，“3，2，1，Action！”

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时，已经连续一周没有进食也没有睡觉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一闭眼，耳边就出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声音。

“你带来的体检报告里，问题还真不少呢。”

“是的，我胃不太好，血压偏低。”

“体重36？不看单位的话，我还以为这是鞋子的码数。”

“我前不久还有将近80公斤。”

医生通常希望通过玩笑帮来访者放松心情，我努了努嘴角，想要尽力配合他。罢了，笑比哭更难看呢。

他被迫单刀直入。

“你觉得自己为什么需要医生呢？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知道。就算我勉强知道，我也不愿再重复。

最难熬的时候，也打给过母亲。在那之前，我们很少交流，除了每月一次汇钱的时候。在外债彻底还清之前，她凌晨在早餐店工作，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在超市当理货员。我负责偿还家里的债务，她挣钱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挣钱是我们唯一的默契。家里的外债还完后没多久，我就又给她打了一笔钱，叫她在家休息一些时日。那阵子她时常念叨，常年黑白颠倒，就连月经都懒得去造访她了。

“我可能更年期要提前了。大半辈子没休息了，最近一定要在家里好好躺上一阵子。熬了这么久，总算是享到你的清福了。”

不欠人东西的感觉的确很好，就连我长期郁结的心情，也得到片刻的疏解，暂时忘记了看病吃药一事。我终于不用接到陌生的债主电话了。虽然，我个人的生活还在用信用卡维持。但欠信用卡，要比欠着什么人有安全感多了。

还是想要说点什么。深思熟虑、迂回曲折地开口，还未讲到重点，母亲先崩溃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该不会是在埋怨我吧？至少我把你交给了外婆而不是丢在爷爷家啊。你想想，如果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爷爷抚养你，他会照看你的学习成绩吗？会督促你好好念书吗？说不定你早就辍学出去打工了，没准现在还在为第三个孩子的奶粉钱发愁呢。”

母亲还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我思绪抽离得更遥远更迅速。

“我知道这几年你过得很辛苦，家里的负担都在你身上。但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不是吗？”

哪里好了。辛苦的，又何止是这几年呢。

但母亲大概不在乎，就像她根本不在乎红爷爷有没有摸我一样。不，她不是不在乎，她是根本管不了。不管是出生在七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弱者就是弱者。我初中的习题和我精神的问题，都是母亲辅导不了的难题。但我精神的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法解决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又念叨起小姑儿子订婚的事，我已经把手机放一边走进了浴室。扬声器里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小姑的儿子订婚了。订婚宴上，小姑叫父亲过去撑场面，因为她离婚了。

“你小姑那么有钱，最后还不是离婚了？现在在外面找的这个男人，你看看，整天游手好闲的，把你小姑的积蓄掏了个底朝天啊。前阵子，你小姑生病了，我不是叫你打电话给她嘛，她在医院里头住院，那男的一日去送两顿饭，还管你小姑要辛苦费呢，真是要了老命了。你弟弟订婚，家里连个男主人都没有，还不是只能叫你爸爸过去？不要想那么多了，很多家庭还不如我们呢。现在，我和你爸坐在一起，至少是原原本本的一对。”

母亲如此擅长自我安慰，常常会让我进退两难。“我的精神状态可能出了一些问题”这样的句式，怎么也说不出口。这不仅对于母亲超纲了，就连对我自己本人，也同样如此。如果她进一步询问我，我要怎么向她解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她可能实在没办法背着两个女人的命运往下走。虽然她如此乐天，我也没有信心。又或许，在我与她谈及红爷爷一事时，她就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看看我这辈子，再看看你，你怎么才到这里就不行了？人生不如意的事多着呢。”

我甚至闭着眼睛就可以临摹出她讲这句话的语气和神态。这神态和语气并不像我的母亲，而像一个社会。我回应不了，回应不起。

在我彻底想明白以前，无论如何是不要再多说了。

那时，看心理医生还是很奢侈很罕见的事。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罹患了精神疾病并且定期去咨询室（医院）成为来访者的病人，只占了一小部分。一些是因为经济问题，一些是因为身份问题。总之，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害怕或者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正处于情绪失常、精神失调的状况内。就连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自己的状态，去克服对疾病的偏见与误区。

有一阵子，我时常会收到读者的匿名包裹。不管是谁，只要看到发货地是北京同城，就会下意识从楼上甩下去，就像努力甩掉一根生殖器。仿佛捏在手中的从来就不是表达祝福和关心的礼物，而是一个烫手山芋。万一是吴苍呢？那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新皮肤，又要起水泡了。

我开始公开谢绝大家送礼表达祝福的好意。有时，在合作的艺人那里看到他们和吴苍的合照，也要像怕长针眼一样赶紧避开。我开始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给他写信。一封从未递出去的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医生看完信，折叠起来，鼓励我：

“这样很好。尽可能诚实，诚实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你可以控诉他，用你认为舒服的词汇。现在，告诉我，你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吗？”

“我希望明天还能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

“一定会的。”这话是我自己说的。

又见冯赫

离开公司后，唯一一个和我有联系的人，竟然是冯赫。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也提起，我很像是从前的吴苍，没被改造过的吴苍。以往在剧组，每当吴苍讲话太没边际，老沈就会安抚新来的实习生。

“大家不要怕啊，他就这样。他现在已经好多了，以前动不动就杀人放火的。”

答应跟冯赫合作的唯一请求是，不会再见到吴苍。冯赫没有追问原因。他要么是彻底知情，要么是满不在乎。就连吴苍，他也不在乎。

后来，事实证明，他什么都知道，但他谁也不在乎。在一个久经风浪、满眼写着金钱欲望的成年男子眼里，一切风月都关乎你情我愿和利益勾兑。他过分关注才叫做自作多情。

“我可能也不会在公司呆太久了，还有好多自己的事没干呢。”

确定吴苍不会参与这个项目之后，我决定接下这份工作。我需要钱。缴房租，吃饭，喝水，支付高昂的心理医生的咨询费用。每一样都需要钱。

在北京，就连想拥有体面的呼吸，有时都是需要花钱的。

我不太喜欢重建这个词，那听起来就好像是刚经历过某种重大自然灾害。海啸、台风、地震、龙卷风。我丝毫感觉不到劫后余生的喜悦。我那时只是尽量回避类似的词语。我告诉自己，不要这样想。我就只是像走在人群里的每一个人那样，普普通通地活着。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不同。他们的心，也曾被子弹打穿过。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几个伤口。每个人都有自愈能力。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可再生资源。我那时经常这样自我劝慰。

冯赫递来的剧本委托创作合同里，另一位署名编剧我见过，她叫袁珏。

袁珏就是我办理离职手续那天，在宋总车上看到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