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照不宣

在老沈正式接纳我成为他的实习生之前，我是跟在小周身边的。小周年长我一岁，刚转正不久。他是公司大老板郑磊的徒弟，山东地方曲艺社出身，会打快板、说相声，但就是没接触过电影。

“小伙子模样俊俏、有皮相，留着吧，无妨。回头开机了，让他跑个龙套，也算是给郑总一个交代。”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透明实习生面前，领导之间谈论什么都是可以的，反正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文字游戏。

我还需在职场打磨个几年，才听得出这话的言外之意：小周是郑总安插到宋总身边的人。公司是家族企业，现如今，却出现了一整个部门没自己人的局面。光凭这一点，郑总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小周是富二代，想必也不缺工作，每天上班都是一副游手好闲之态。打扮得风流倜傥，到点之后往办公室一坐，不是研究下一顿的外卖吃什么，就是浏览各大品牌的鞋子又推出了哪些新款。

传媒行业是一个“泡泡行业”，盛放“假人”的那个彩色泡泡时常自顾不暇。它如此美丽，但也易碎。住在彩色城堡里的人往往岌岌可危。但是，虚幻的东西太迷人，沉溺其中的他们来不及去想：泡泡迟早会破，自己的过往终将无处遁形。

每天出入华贸、SKP、大悦城，手拎时尚奢侈品礼盒，在五星级酒店与各类一线明星洽谈项目合作，“xx老师”张嘴就来。人人都受人尊敬，转过身去却又忘了谁是谁。

深夜，月薪六千的人手拎价值一万五千块的包包，回到不足十平米的隔断间，开始忍不住自我怀疑：我到底是谁呢？

起初，我以为小周也是如此，后来经过多方观察判断，他大概真的不缺钱：他常点下午茶给同事们；他下班回家都是打车；他跟我住同一个小区，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群租他独居。

我当时所租住的小区，一个不到十五平的开间价格在一万块左右。我租住的地方是由一个标准的一室一厅改造出来的，里头群租二十人以上，每人房租八百块。八百块，可以让我们深夜一推开窗就见到这座城市街头最闪亮的霓虹灯，可以让我们清晨一下楼就跨过宽敞到需要中场休息的大马路。最重要的是，这处住所能节省下不少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

唯一一次，下雨，打不到车，我和小周一起乘坐公共交通回去。下车的时候，我的鞋子踩到路边的泥坑里，他的脸上写满嫌恶，嘴里一副标准名媛的口吻：

“咿，好脏。如果是我的话，这鞋子如果价格不超过三千块，我铁定要当场扔了的。”

我不知该作何回应。我脚上那双普普通通的白色帆布鞋，价格不过五十来块。那天回到住所，我钻进卫生间，吭哧吭哧花了半个多小时来刷鞋。

我们公司的员工，转正第一年的基本薪资只有七千块，扣除五险一金，其余依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剧本费。青年编剧进入公司头几年，几乎不可能有独立的代表作，所以“剧本费”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基本上相当于“尘世幻想”。

我那时还为自己的观察入微感到小小得意。很久之后，从公司后期总监那里得知，小周信用卡负债十几万，还单独找他借了十几万。几张信用卡倒来倒去，很久都还不上他一分钱。总监很是发愁。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也许，他的钱也不是完全白花。至少，他挑选下午茶的能力深得吃货老沈欢心，部门的其余人，也很乐意和一个年轻的富二代帅哥打交道。没过多久，他空降去了总裁办公室，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的领导，真正深度参与到了每个电影项目当中去。有时候，懂不懂电影反而真的没那么要紧，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掉队。

相信他很快就还清了信用卡和后期总监处的外债。

跟着小周，我是至死也搞不明白喜剧究竟是什么的，还是得每天追在三禾跟路非屁股后头。小周升职后，我彻底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那时我已经不太能频繁见到部门其他同事了。大纲通过以后，大家正式进入了创作阶段。并且，这次宋总特别提出，会在总导演那里要来几个次要角色，为一些编剧老师提供走向台前的机会。

我独自在公司看书，扒喜剧电影，拉片。买不起正版书，找了缩印版的《喜剧难写》打印出来自己研究；找各个国家的喜剧电影来看，研究笑料的由来；把认为好笑的喜剧桥段完完整整记下来，插空请教三禾跟路非喜感究竟是如何被营造出来的；培养自己关于喜剧的“语感”。偶尔，宋总见完艺人回来，会看到我独自在大会议室里念念有词。

连续撞见四五次以后，他大概动了恻隐之心。

Tracy总说，宋总是那种虽不爱言语，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人。有时候他不说，只是因为懒得说，或是他有别的考量。他一定早就察觉到，我是这个部门的“孤儿”。大家坐在操场中央，围成一个圈，玩一种叫做丢手绢的游戏，输了的人被要求上去表演节目，我是永远被遗忘在教室里的那个。他作为班主任，不能始终不闻不问。

“你随便找一个想写的题材吧，把它写成喜剧剧本，下周一，大会上念一念，让这些哥哥们帮你看一看。”

关于宋总的传闻，我刚进公司就听过不少，大部分是从Tracy口中得知的。收获成功的小人物的奋斗史往往是一部心酸血泪史，其中夹杂着诸多阻碍艰辛，这样的励志故事也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Tracy提到宋总的过往经历时，眼睛里发出碎钻的光芒，就好像他是她的绝对偶像，启明星式的领航人。

宋总是河北乡下人，毕业于当地一个三本院校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父母均为农民。起初，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一次偶然的机会，抱着玩票的心态参加上海当地的喜剧大赛，意外拿了冠军。被电视台选中之后，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喜剧生涯。从此，一路降妖除魔、青云直上，彻底从一个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为喜剧电影的制作龙头。他带领的创作团队，占据了整个喜剧行业的半壁江山。

“这样一个苦出身的人，最惜才了。以后出去了你就会发现，他是这个行业里为数不多的不会给员工差别待遇的领导。”

大家一直都在强调，宋总的成功，源自他的“良善”。宋总的良善我感知不到，因为他对我而言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他不需要给我了解他的机会。不过，他的确给了我一个迈入行业的机会。他让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伸出了敲门之手。

那是我写的东西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围观，我感觉自己被拔光了羽毛。他们期待看到一只孔雀，然而我只是一只山鸡。

我写的题材是关于“出租”的，“出租人生”。为了刻意营造某种喜剧效果，我写的是一个三流作家深夜雇外卖小哥买打火机准备自杀的故事，买打火机的过程状况百出，最后两个小人物通过彼此了解相互救赎。

在故事的一开头，大家就质疑我：

“这个选题的来源依据在哪？”

我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青岛某男子是一名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他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出租时间。只需随意付费，他就愿意帮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帮助同城的女士搬家，雇佣他时间的人，是女士远在异地出差的丈夫；又譬如，每天早上起来，准点去敲一个正在上中学的男孩的大门，直到把他叫醒为止，因为他的父母常年不在家，他上学总会迟到。

“那有没有人会雇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其中一位男同事发问了。大家顿时哄堂大笑，纷纷追问：

“就是就是，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案例？”

我一头雾水，继续硬着头皮给大家念剧本。

喜剧这个东西，最怕尴尬。我说的尴尬不是指“包袱”里的“尴尬情境”，那种“尴尬”是会使人发笑的。我说的这种，就是真尴尬。凡是念到包袱之处，大家都发出奇怪的干咳声。发出干咳的至少是有在认真听的，会议室里还混杂着各种奇怪的声音。

一个尖锐的老太太的声音响彻会议室：“妈呀！这可咋整！就这一眨眼工夫，啥也没了！一居室也没了！贼拉便宜你都不知道！啊呀就捡不着！”

老太太的声音，中气很足，透过声音不难联想到她拍手跺脚、长吁短叹的悔恨模样。

“老家房子便宜卖，我妈回家给我抢房子呢。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还没娶上媳妇儿，我妈都怀疑我不孕不育了。”吴苍嘿嘿的干笑声传来。

“你可拉倒吧！你林妹妹还少了去了？你看你虚的，精瘦精瘦！”老沈顺手拿起会议桌上的笔扔过去，话题就这么从剧本上散开。

“太文了。这姑娘写东西太文了。你先学学怎么接地气吧。”宋总用指关节敲敲桌面。

“好好跟着这帮哥哥学，让他们‘熏陶熏陶’你。老沈，从今以后你带着她吧，看看能不能出来。”

那时我经常跑去向三禾、路非请教问题，老沈已经对我很眼熟了。但我能感觉到，对于我的加入，他十分不情愿。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哥你怎么突然丢这么个定时炸弹在我这啊，我们一帮糙老汉，带着一个小姑娘，工作起来也实在不方便啊。”

“行了行了，小姑娘单纯又勤奋，还是科班出身，干点啥不好。你这边要有直接能上手写喜剧的实习生，尽管带过来。不然总得培养新人不是。”会后，老沈找宋总抱怨，宋总堵住了他的嘴。

就这样，我也算正式进组了。比毕业证书更早下来的，是我的转正offer。人事通知我，等拿到毕业证以后，就可以回公司办理正式的入职手续了，从此也会帮我缴纳五险一金。

我斗志激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三禾和路非发信息：

“你们写剧本记得叫我啊。”

关于那场剧本会上，大家取笑我的原因，后来我私下问起过吴苍。

“你是真傻还是装清纯啊？”

“出租”只不过是一场打着文雅旗号进行的情色交易。屎的外面不管裹一层多厚的糖衣，也掩盖不了它自身的臭味，不管隔着多远的距离，都能闻到。

这是当时在座的其他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讨好

如果忽略底下呼之欲出的暗流，我的工作氛围融洽得恰到好处。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桌子，只有沙发、地毯和床，我们可以随意找一种自己认为舒服的方式工作，咖啡和茶点是24小时供应的，宿舍就在楼上，写累了可以去躺上一会儿。露台上备有红酒，灵感匮乏时可以小酌一杯，就着头顶不算浩瀚的星空。这些对于一名真正的创作者来说，简直跟家一样舒适自在。

我们日常谈话的语境，也大多是比赛谁的语言更幽默犀利，会议室里永远是笑声一片。

刚进入沈组的那段时间，我跟随他们辗转在三禾家、老沈家、会议室等各个地方熬夜工作。我以为很快也会去到吴苍家，没想到后来第一次去，是我只身一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被分配到什么具体的工作。老沈说，喜剧这个东西，要上手很难，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没办法让我慢慢练手。还在学校的时候，我练过不少笔。广告脚本、电影剧本、小说等，我都有涉猎，甚至还尝试过各式各样不同的题材。但不得不说，喜剧剧本是我创作练习的盲区。一个好的喜剧电影剧本，除了要把故事讲通顺，讲高级，讲出深意来，还要随时留心在每个情境里制造笑点。这对一个常规剧情长片都还写不好的大学生而言，确实不太容易。

大部分时候，我只能帮大家打打字，就是把已经商定好的剧本情节理成文字落在电脑文档上。那时候我唯一有长进的，就是打字速度。打字的活儿揽过来之后，我开始货比三家，学着给大家订夜宵和下午茶。轮替睡觉的时候，我永远排最后一个，还会在老沈呼呼大睡的时候给他盖上小被子。大家对我不算多热情，但好歹和颜悦色，提出疑问的时候，有空也会为我解答。

战战兢兢，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

那段时间我一直活在“没人称赞你，只要说错一次，就有人指责你，所以要宁默毋躁，宁拙毋巧”的焦虑和不自信里。这种隐形的忽略让我感到压抑。压抑带来沉默。

知道自己不是受待见的那个，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何况，我骨子里是一个迫切需要别人认可的人。我那段时间总是想，就算以后我不能将喜剧作为我的事业，我也一定要做出一个出色的喜剧作品，只为了向别人证明，这件事我可以做。这和我的性别，我出生的地域无关。

进入老沈的剧组后，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技能其实是扒蒜。我没有留指甲的习惯，那段时间，我的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始终是安安稳稳长在手指上的，因为我需要用它们来给蒜剥皮。

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生蒜算不得一种食物，顶多是被作为一种调味料在已经烹熟的食物中使用。但这枚小小的白果，却是许多北方人的心头好。每次结束一个阶段的剧本创作，老沈都会带大家去一家熟识的烧烤店聚餐。席间，我将扒好的蒜放到一个小碗里，供大家食用。

现在，我也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那种职场前辈。即便如此，我依旧没想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去做那件事。这算是一种讨好吗？可是在任何时候，一个新人需要得到前辈们的认可，难道不应该是他卓越的“专业能力”？

这是个人情社会，感情牌在任何时候都比一个陌生人刚上场就亮出自己的实力好使。我们的父母、老师曾经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我和远在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抱怨这件事，他也认同。他告诉我，他已经提前转正了。至于原因，是他在察觉老板有打喷嚏的迹象以后，主动为老板买了感冒冲剂来喝。我虽费解这种特殊的职场经验，但也找不到立论完完全全去否决他。在我印象中，他在大学生活中一直不算勤勉踏实的类型，倒是很机灵，心细如发。

那时，席间我点自己喜欢的烤韭菜来吃，都免不了要被大家调侃一顿。

“女孩子家家吃这个做什么？”

然后饭桌上是一阵阵哈哈大笑的声音。

在老沈呵责我不够幽默时，我也试图抖个机灵来回应他，结果往往弄巧成拙。

“没关系，我在三禾身上找自信就好。第一步，打败三禾！”

我比出一个违心的“V”，看着三禾尴尬笑笑，眼神示意他原谅我的这种“不得体”。

“是在他身下找才对吧？”

“对啊对啊，作为一个女人的自信，得去男人身下找。”

“我看啊，你打不过他，他有的是办法让你闭嘴。”

饭桌上的荤段子是一排排立正站好的保龄球，众人小试牛刀过后，老沈一击即中。

“什么‘身下’，这年头最流行的明明就是‘女上位’，你们呐，到底是涉世未深。”

大家的笑声满到眼看就要溢出来。每个人的“哈哈”声一个一个掷出来，围成一圈小人，绕着饭桌起舞。我站在圆圈中央，手足无措。已经有女朋友的三禾始终沉默不语，低头专心对付签子上的烤肉。从侧面望过去，他的耳根布满可疑的红晕。

这种处境一直持续了很久。我是指，这一直持续到，在我和吴苍维持某种神秘的地下关系很久很久之后。而吴苍，对这一切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在人前，他是绝不肯和我多说一句话的。就好像，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人和人之间，究竟要怎样才算作是有关系呢？共享际遇、惺惺相惜算不算？同床共枕、常伴左右算不算？裸裎相对、肌肤相亲，又算不算呢？

“脑子不好使”的人设

当初和我一同进入部门的实习生有三个。其中两个是三禾、路非的学弟，还有一个是老沈远房亲戚的孩子。学弟眼看转正无望，一个提前去澳大利亚留学了，另外一个报考了公务员。老沈的远房亲戚对做电影没兴趣，三个月实习期不到，就没了踪影。留下我，稀里糊涂成为吴苍正式的同事。

关于做喜剧这回事，很长时间内我都不得其法。听三禾说，或许就连这个团队的前辈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去引导一个新人上手一部真正的喜剧电影的创作。就连他跟路非，上一年也是这样稀里糊涂“混”过来的。

“等熬完一个项目就好了。到时候开机你可以申请去跟组。虽然编剧多半不爱跟组，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项目，编剧是要去现场盯着的。回头你跟着去，走一遍完整的流程，你就能慢慢上道了。”

“我们这行啊，都得熬。”

我得到的说法基本大同小异，无外乎一个“熬”字。“熬”意味着熬夜，熬身体，熬精气神，这是一种针对身体的违背自然规律的惩戒。我当时所处的行业里，“熬”还有一个特殊性——熬时间。熬到而立之年，身边的同行一个个改行甚至倒下，变得疲软，变得斗志全无。然后就是概率事件了，关于能不能当上拥有独立署名的编剧的概率。毕竟，一部电影多半只会有一个总编剧。剩下那些，说来心酸：因为，他们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领着微薄稿费的文字机器罢了。

吴苍叫我去他家写剧本之前，我对他知之甚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大家所欣赏并且信任的那种人。不管是在前辈还是新人面前，他都有口皆碑。哪怕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异类。

在这支队伍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每个人都在保护他——保护他的清高，保护他的才华，保护他的纯真，保护他的一切。

老沈说他是藏在化石里的水晶球，虽然外表坚硬、粗糙，甚至有些冥顽不灵，但内里的那颗透明球状物十分美好，并且易碎。

他常常我行我素、目空一切。

演员给他递烟，低下头颅来尊称他一声“吴老师”，他掏出兜里几块一盒的中南海嘬一口，“这烟太贵我抽不惯”。

演员拍摄到半夜有情绪，急得在化妆室门口跳脚，他穿着人字拖晃晃悠悠走过，不忘呸上几口。

“不是吃这碗饭的料趁早转行。”

他不怕讲真话。

作为一个在业内还算知名的电影编剧，他每次拿到剧作大奖后，都会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

“中国的喜剧就是为了傻逼准备的。所有迎合观众去制作出来的喜剧桥段，都只是自慰器一样的工具。当我手拿自慰器去挑逗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掌声只会令我觉得恶心。”

这种放在电视节目中如同作秀一样的表演始终让我感受不到他的真诚之处在哪。大家居然保护这样一个虚假、狂妄的人，并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他屡次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一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言论。

“我没有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我心眼很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你们最好不要得罪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言辞激烈的文字底下，是一张配图：黑色封皮笔记本内，记录着一大串密密麻麻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死亡名单”。

将这样一个反社会型人格放在公司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但没有一个人动过这样的念头。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会是隐患。

我听三禾说，他刚进组时，看到吴苍每天都在骂人。骂摄制、骂演员、骂道具……各个技术工口，都被他骂了个遍。他说，做事不专业的人就该去死。

三禾觉得他活得气哼哼的，好像一切不满，都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够好，污染了他。在三禾的回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事发生在上一个冬天。

那时，他们连续熬了三个通宵修改剧本。拍摄现场，场工定点画错了，所有的道具摆放位置全部乱掉，女主演情绪也一直不在状态，大家必须手忙脚乱地再重来一遍。收工的时间被推迟了整整六小时。

那部戏的女主演是一个一线女明星，出了名地爱耍大牌，她已经卸掉妆在走廊里摔东西了。大家都忙着安抚主演的当口，工作大群里有人开始骂人了：

“麻烦大家不要把这件事当成行活去糊弄行不行，一部作品汇聚了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要这么瞎闹的话不如回家玩泥巴吧！”

没过多久，女主演的助理在她们的化妆室门口捡到一张字条：

“都到了满脸褶子的中年，还没一部拿得出手的好作品。真当自己长生不老永远是偶像剧女王啊？事到临头，陪你回家退休养老的除了皱纹和下垂的胸部，还剩什么？大家很快就会忘记你的。”

字迹歪歪曲曲，辨认不出主人。

可是，总导演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很快抓住元凶。导演室内传来宋总和总导演的争吵声。

“人家降低片酬来出演这个角色的，我拉下多大的面子？现在倒好，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哪根葱？拍摄现场轮得到他来指手画脚？会写几个字了不起了？大群里可还有赞助商在哪！叫我怎么交代？”

“是是是，这人在我们团队出了名的。你也知道，他脑子不好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叫他滚。”

“这不太好办。他是老沈的人。我跟老沈的交情你也知道。我既然说过从今年开始不管团队，只谈业务，这种人事的问题，就得放权给下面的总编剧。不然我这团队没法带啊。”

紧接着，老沈进了导演室。没多久后，吴苍也被叫进去了。他出来的时候，脸上依旧是那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笑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定是老沈帮他摆平了。

三禾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吴苍耿直并且良善，看不惯某些行业现象，才如此精神反常。一切社交礼仪，在这个人面前，都只是一戳就破的形式主义。

路非沉默寡言，通常不发表任何看法。他始终和吴苍维持着不远不近的同事关系。倒是三禾，跟吴苍逐渐亲近起来。

“无论如何，吴苍哥是一个好人。他命苦啊。”

三禾曾经多次这样向我感叹道。

吴苍是大家偏爱的那种人，不管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多么不得体不合时宜，甚至会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麻烦，大家总会很快帮他摆平。

“不管我在生活里、名利场里如何摸爬滚打，只要看到还有人在这样活着，我就觉得欣慰。我有义务守护他身上这样一种品质。”

老沈作为一个威严的团队领导，面对吴苍，竟然也时常发出这样细腻、仁慈的感慨。

不。不是的。其实，大家对他的私生活漠不关心，也并不真正在意他的人品究竟如何。既然这是他自己要求在人前塑造的人设，大家也就真真假假、半推半就地配合他将这一整场戏演完。反正，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大家需要这样一个脑回路清奇的人在创作中、在职场上，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而且，“精神不正常”、“脑子不好使”是一种关爱，是一种同理心。哪个搞创作的没点性格？没点特殊癖好？没点精神问题？每个人的慈悲心，仿佛只有通过同情吴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大家的这些守护，无所谓真真假假了。

影视公司的人际关系，比我想象中还要微妙得多。公司茶水间里，每天都能流传出无数个不同版本的职场斗争故事和明星私生活经历。

他们说，在香水四溢的会议室里，大家通过观察你衣服、鞋子的logo来判断你属于关系户还是实力派，再根据你的好掌控程度来决定是不是要和你站在同一阵营。

他们还说，这里没有共同的敌人，只有绝对的利益。白天和你讨论奢侈品品牌和小鲜肉男星的姑娘，晚上在酒桌上可以眼睁睁看着你被上司摸大腿，她端着酒杯扭着细腰言笑晏晏迈着小碎步过来，走到上司跟前作势踉跄一下，假装没看到手足无措的你。

二十二岁的我看不出来这些，所以只能是道听途说，听过就罢。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忙，除了站好自己的那班岗，我还做着曲线救国的美梦。我内心盘算着，如果喜剧做得好，我就可以顺利跟宋总申请，开发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故事。这也是我最初踏进这家公司的门槛时，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做喜剧电影的那段时间，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个跑错场子的观众，看过一场花花绿绿充满新鲜奇景的好戏，但却不是我原本想看的那出。后来仔细回忆起来，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存活在那样高压的环境下，我每天都在告诫自己，一定要当个好人，虽然没有钱没有自由没有爱情。但至少我像个人，有正直的思想、正义的头脑、正常的七情六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