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你一定很了解火葬场。”我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的喻体，准备说服女主唱。

“干吗？”她猛吸一口气，气沉丹田，像是高手出招前的蓄势待发。我知道，她只是又要唱一遍代表作，递给她一根香烟，就此制止下来。

我说：“那你去过火葬场吗？”

“写歌又不一定需要实地考察。披头士没去过挪威的森林。齐柏林飞艇乐队也没见过天国的阶梯。”

我一想也是，但不能让话题因此打住。“我去过火葬场。”

“去干吗？”

“我爷爷去世那年，我去捧了遗照。”

她仿佛来了精神，“快和我说说，感觉怎样？”

我努力回忆当时情景。过于具象的地点，即使未曾去过，难免会产生刻板印象。这就好比，电影里的杀手总是一脸肃穆，而绝世高手又会露出天下无敌的寂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杀手参加婚礼，也得喜笑颜开，并准备份子钱。幕府末期的剑豪，除了编篮子贴补家用，连袜子都要自己缝补。

直到抵达火葬场之前，我以为会看到不同种类的悲伤，但在现场，人们克制并且理智，忙着办理相应的手续。有人刚开始登记。有人举着物品清单，准备了四季的衣服，等待焚烧。有人在服务人员身旁咨询，一会人进去，能不能帮忙烧细一些。

我和女主唱说，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可以吩咐大师傅，烧到3成、5成，还是全熟，或者是吊炉还是焖炉。但你不能把自己搞成莎士比亚，跑去和人家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请你来帮我选一下。

女主唱说：“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嘴真的很毒。”

我说：“你那死忠粉孙娟，也这么说过。”

“后来她怎样了？”

“和男朋友分手了。”

“是不是因为见到你，所以走背运？”

“也没准是因为听你的歌，所以很晦气。”

女主唱说：“清理员，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说：“我可以帮你清理遗迹，并不能帮你决定，是否分手。”

“所以呢？”

“哭也哭完了，故事也讲完了，大酱汤也喝完了，熬了通宵，我要回去给肝排毒了。不用送了。”

女主唱没有起身，语气低落，“你不是清理员吗？”

我叹口气，就受不了这个，感觉自己像个渣男，一夜过后急于脱身，处心积虑地摆脱纠缠。实在不好。我换上另一种口吻，语重心长地说：“这不是还有三周时间吗？不着急。如果你考虑好了分手，我一定会尽心竭力。”

她说：“既然是清理员，我有东西需要清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正午时分，阳光猛烈。灰尘在光亮下飞舞，在阴影处遁形，如果视野足够微观，那恐怕是无数星球正从白昼赶往黑夜。绿植架上的茉莉盛开。拖把靠着墙壁发呆。小区楼下的老人不见了，大概躲进了各自的梦境。知了聒噪，享受着因己而起的喧哗。

人体骨骼模型脚下，摆放着两个纸箱，还没封口。我之前未曾注意到，此时突然感到一丝寒意。如果不是相框从中露出一角，我甚至以为女主唱对医生做了什么。这种假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家里工具都是现成的，有口服麻醉剂，有手术刀，也有小锯子。这箱子尺寸合适，两侧备有把手，如果垫上防水布，能轻松运送任何生鲜产品。我有个客户，前几天刚说过，分手后，恨不得杀了他。很多日剧都这么演，我爱你，所以我要干掉你，或者睡到半夜，妻子和丈夫说，思前想后，我的分手遗迹就是亲爱的你啊。

“你冷吗？都哆嗦了。”女主唱按着遥控器，室温提升了两度。

原来只是开了空调。我进厕所洗了一把脸。人真是不能熬夜，容易产生幻觉。出来时，女主唱坐在纸箱旁挑挑拣拣。我在她身旁蹲下身。她将一枚琴键递过来，摊在我手心里，白白的，小小的，恰如童年不舍得吃完的奶油雪糕。

“电子琴被医生砸了。我不忍心全部扔掉，留下了这个按键。”

“嗯。”

“这一枚是咪。”

我说，没想到，你给琴键还起了名字，像那只猫，叫什么来着，丢盔弃甲的考拉。她说，不是名字，只是咪，哆来咪的咪。她想了想又说：“这枚按键看似无足轻重，却是《不会占卜的吉普赛女孩》的第一个音符。我人生中所有的反叛、狂热、执着、骄傲，都因它而起。”

我看向箱子深处。里面装满吉他拨片、耳环、机车夹克、写满音符的稿纸、与Live House签约的合同、发行的CD、印着乐队名字的T恤。在女主唱的追忆中，她大概十年前来到北京。有些物品跟了她十年，从老家县城到地下室，再从地下室到望京。十年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六分之一个甲子，十分之一个世纪，如果平均年龄是70多岁，也就是七分之一个人生。这些物品没有因年代久远而陈旧。女主唱想必很在意它们。

工作室有间次卧，书架上摆满分手纪念品，我给房间起名叫做分手博物馆。我不喜欢遇见人，但喜欢收藏物品。物比人长久，人说散就散，物可以目睹人的相遇与分别。其实物也是有气场的。如果分手纪念品看得足够多，你就能洞察出微弱的气息。

一串不会再开门的钥匙，一枚不会戴于无名指的戒指，一个不会有人联系的电话号码，一封遗忘在抽屉里的情书。它们正常地存在着，但又打着有所缺憾的标记，仿佛存在于时间之外，和这纸箱里的每样物品一模一样。纸箱像是孤儿院，收留被女主唱遗弃的往事。那些与摇滚相关的物品，在房间中销声匿迹，其实都被装进这里。

相框里是一张照片。乐队的合影。那是典型的四人组合，吉他、贝斯、键盘、架子鼓。彼时他们刚到北京。每个人都笑得很好，仿佛在太空舱冬眠了几世纪，经历漫长航行，如今即将在新星球开始生活。

女主唱依次跟我介绍。吉他手是个帅哥，乐队的颜值担当，眼神有点痞，很像小栗旬。他的高光时刻，就是在毕业典礼上唱歌赢得女神，现在应该当上互联网高管了吧。鼓手是个女孩，个子矮小，但脾气火爆，好像在外企干人事。贝斯手是个胖子，只有他是北京土著，继承了父亲的一家小书店，专门经营恐怖小说。

相片背景正是这家恐怖书店。别人门前有石狮子，书店门前摆着两尊雕塑，《黑色星期五》里的杰森，以及《猛鬼街》里的弗莱迪。据说放学回家的小朋友为此吓哭过多次。居委会主任带头上门抗议但无果。窗户上贴着鸟山异史的海报。我知道这个恐怖小说家。照片拍摄的时候，他还不像如今炙手可热。胡桃May颇为推崇，出一本买一本，说是在他的恐怖故事中，所设置的杀人手法极为严谨。

我问女主唱：“所以我要清理的是这些？”

她说：“清理员，从今以后我决定不玩音乐，当一个正常的女人。”

我说：“你确定吗？”

“确定。”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原本以为，女主唱会和医生说再见，没想到，她的分手对象是自己的音乐。我曾经问过那个出版社编辑，为什么把前任写进小说，记忆会逐年消散，但文字不会。我说，这就像是把离别存档，成为日后宣判悲伤的呈堂证供。出版社编辑挥挥手说：“这只是一个文学编辑的分手仪式。”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告别。在找我之前，女主唱已经有了答案。从昨夜到此时，14个小时，女主唱之所以和我说这么多，只是想给有关音乐的记忆贴上封条。

人生这么长，总有些时刻像玩俄罗斯轮盘赌。左轮枪放上一枚子弹。参与者轮流把枪口指向自己的头。你很难去扣动扳机，但只要奖品够大，还是想赌一把。我知道，对于女主唱来说，医生就是全部。

为了留住这个人，她赌上了自己的理想。

9.

我再醒来，是6月25日。卧室墙上挂着钟表，时间是6点51分。睡前忘记拉窗帘，天蒙蒙亮。空中飘着几片了无生趣的云。脑袋以太阳穴为原点，放射性的疼，仿佛在梦里赌了几把俄罗斯轮盘赌。输了。

手机放在枕边，我按亮屏幕，胡桃May依然没有回复信息。她已经断联了三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下意识查看她的信息，如同喜爱一篇连载，按时刷新，却因为作者的失踪，失去了阅读下文的机会。

刷牙的三分钟里，我在想，胡桃May会不会和我玩了个游戏。她躲起来，故意让我找。说不定提示已经给我了，像是财神故事中的68%，或是一条有关味觉的乡愁。这种猜测符合胡桃May的人设，毕竟是“超自然现象研究学系”高材生，无法用常规思路理解她。

烧水冲咖啡的五分钟里，我努力回忆哪些往事能够作为线索。她有个大学同学叫王博士，几天前打电话过去，号码早已变成空号。我发现自己对胡桃May知之甚少。她身高150cm，热衷背带裤，母胎SOLO，古怪学科，分手工作室是她父亲分配的住房，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她的家庭住址、口味、爱好以及社交网络。遗憾就是这么形成的。人总会想，如果以前多吃几顿饭，多见见她的朋友，多去她家里看看，就好了。“就好了”三个字，真不能随随便便说出口。

胡桃May说过，当走散时，就去对方一直想去的地方。我承认这句话的正确性，在她身上却难以实施。我总不能去百慕大三角，或者堪察加半岛死亡谷吧。胡桃May喜欢的场所，大多都是有去无回的旅途。如果她下定决心离开，或许真的会就这样消失不见。作为分手遗迹清理员，见过太多不告而别的告别，我开始为此有些担心。下次见面，我想听她讲讲往事。

清晨的戏份必须做足。我开窗通风，称了体重，做广播体操，煎蛋烤面包，吃早餐时打开电视当背景音。直到画面传来新闻联播的片头，我才发现挂钟所指7点是傍晚19点。我睡了20个小时。中间缺失了将近12小时，仿佛时间在我沉睡时走失了。我重新调整情绪，改吃晚餐已经来不及了，只是收敛起清晨的起床气，换上黄昏该有的漫不经心。

傍晚7点？

这个时间点浮现在脑海里。让我有一丝不安的感觉。有件事本该此刻发生，却被我无意中忽略了。

悲伤的人喜欢昼伏夜出。工作室说不定有人前来咨询。哪怕时间晚了，我还是准备去那里看看。我没坐公交，出门打了一辆车，头疼是偷懒最好的借口。24日离开工作室时，我并没有上锁。胡桃May有时很粗心，忘带钥匙，我想给她留一扇门。“到底忘记了什么？”我带着这个疑问，推门走进房间，却发现答案正坐在沙发里。

那个女人瞪着我，表情像一道城墙，修饰着自己的居高临下。通常这时，我也很配合。既然人家花了钱，我总希望她花得心情愉悦。她穿得花枝招展，出门前精心打扮过一番，新烫了头发，脸蛋似乎刚被粉刷过，假睫毛45度角刺向天空。有些人分手后急于粉饰太平，活得难免太过用力。

房间里有股异味，从进门开始如影随形，我抬脚看了下鞋底，还好没踩到狗屎。我请女人稍候片刻，四处查看臭味的源头。厨余垃圾早已清理干净。厕所马桶熠熠生辉。冰箱里没有腐烂的西红柿。女人的眼神像个红点瞄准镜，我溜达到哪，准星就跟在哪。我向她表示歉意，老房子一旦入夏，下水道总会反味。我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听到这句话，她的眼神愈发犀利。

我打开窗，往客厅喷了半瓶空气清新剂。等到坐在女人面前，我发现，她才是这种味道的发祥地。我屏住鼻息用嘴呼吸，又不能刻意，佯装面带微笑。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乙方，怎能好意思请她洗个澡再来呢。她臭得由内而外，仿佛内服外敷了一碗螺蛳粉。

螺蛳粉？！

这三个字像是凌晨两点的闪电，划破黑夜，引发森林大火，在我脑海中熊熊燃烧。我说：“您不会就是老赵家的闺女吧，螺蛳粉连锁店开了十来家的那个？！”

“知道我的家底，这事就好聊了。”女人不屑一顾，摆摆手，“你看看表，都几点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叹口气，准备速战速决。

“说好了7点见面，现在已经7点40分了。为了见你，我特意去做了头发。”

“要不这样。”我说，“为了表达歉意，我可以请您改天再来。”

“想得美。人家还没答应下次和你约会呢。”女人捧着脸，以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故作娇羞，“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说：“我也喜欢有事直说，那您请讲。”

“你今年多大啊。”

“25岁，赵姐您今年贵庚？”

“我虽然今年35岁，但内心还是个孩子。我父母就我这根独苗，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以后出门玩你要多照顾我。”

我心想，还有以后，这事有点难搞了。她说：“我妈说了，我们要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结婚后生孩子你妈带，春节除夕在我家过，彩礼少于50万就不嫁，接亲时闺蜜红包不能少于1000元。”

我说：“您妈会有后悔那一天的。”

“等到咱们确立关系，你就把这份工作辞了，总陪失恋女客户聊天，我会没有安全感。”

“那我以后干点什么？”

“去螺蛳粉店里学个手艺。我家酸笋味道浓郁绵长，这配方算是我结婚的嫁妆。”

“您可真敢想啊。”

女人四处巡视说：“这套房多大面积？”

“90多平米吧。”

“面积小点，地段差点。我家粉店选址都不来这。”

“确实。”

“你也不用自卑，但房本要写我名字。不为别的，只是个态度问题。”她说，“除了这套房，你还有车吗？”

“共享单车包年的。”我说：“而且这套房也不是我的。”

“你一月工资多少？”

“小本生意，工资要看老板心情。”

女人有点急了，“李阿姨说你挺好的。试问你究竟哪里挺好的？”

“我一个人活着挺好的。”我说，“您千万不能被李阿姨忽悠了。她前几天成我客户，您能相信一个感情破裂的媒婆吗？”

手机铃声把我救了。我瞄了下来电人姓名。“无敌青春美少女”。这七个字指代的是胡桃May。几个月前，去雨镇的路上，她趁我不备偷拿手机，改了通讯录里自己的姓名。每隔一段时间，她总检查一次，看到我并没有改回去，就会很开心。我喜欢让她开心，尤其是不用为此做任何事。等一个人的电话一旦久了，会找不到合适的问候语，不知道该说“好久不见”，还是“你到底死哪去了”。我深吸一口气，选择了第二句话。

她的音色哽咽，不是刚哭过，就是还在哭。在我眼里，胡桃May是个很酷的人。我从没见过她落泪，不知道她此刻经历了什么。我想，如果“超自然现象研究学系”的高材生哭了，这个事情一定很严重，即使不是世界末日，也是外星人预谋侵略地球。

她说：“清理员，你在听吗？”

我面向赵姐，做了一个稍等片刻的手势，说：“我在听。”

她说：“清理员，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找谁。我好害怕。”

我说：“你别怕，你看，你已经找到我了。”

她说：“我没有人可以商量。”

我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和我商量。”

胡桃May的语气有些微颤。这让我想起一个客户，离婚后，孩子给了前夫，净身出户。努力拼搏了半生，这些努力又被轻易地一笔勾销。这就好比，人生分成上下半场，上半场大比分胜出，本以为可以就此轻松获胜，中场休息时，却被告知所有的比分清零重来。

有一次半夜，她站在出租房的天台。眼前城市空旷，只需再迈出一步，自己也将融入到这份空旷中。她想找个人告别，却打不通家人的电话。她想起，半年前，因为要给孩子买奶粉，升级了电商平台的会员卡。她按下电商客服的号码。“为了确保服务质量，您的通话会被录音。”在提示音过后，公号第0217客户接听了电话。客服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她说，我没有商品需要退换，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可以吗？客服说：“当然可以，我尊贵的Plus会员。”

这场对话持续了5个小时，直到天色破晓。那天北京有霾。阳光清冷却炎热。路上行人沉闷却生机勃勃。城市以一副极为矛盾的面目获得新生。她没有告诉我，这五个小时，自己说了什么。在彼时彼刻，与内容相比，“说”这个动作更为重要。有些时候，一个人有勇气走下去，不需要多么深刻的动机，只需要把心里话找另一个人说出来。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树洞。对于那个女人而言，0217是她的树洞。我不知道，在电话这端，我是不是胡桃May的树洞。但几秒后，我发现自己想多了。我顶多算是她的钱包。听筒里又传来她的声音。“清理员，我需要钱。”

我说：“你这个月已经要了四次钱。如果你被绑票了，请帮我转告绑匪，一次性付清就行，大户人家不需要按揭。”

“50万可以吗？”

“50万，小意思。”我转念一想说，“给我地址。我人肉带给你。”

挂上电话，赵姐羞答答地凑过来，“原来你有存款啊。早说嘛。敢问有多少吗？”

“没多少，1000万吧。”我说，“赵姐，今天我有点急事，咱们改日吧。”

“讨厌。”她娇斥一声，吓我一跳，不知道从哪学的鬼台词，“小哥哥，我今天非常开心，要不我满足你一个愿望。”

“愿望？”

“没错。”

“什么愿望都可以吗？”

“只要你提出来，任何愿望都可以。”

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您容我这几天好好思量下。”

“想好了，记得找我。”

“放心吧，您走前，记得帮我把灯关了。”

晚上9点32分，我按照胡桃May给的地址，找到解放军总医院。这是一间最为普通的病房，即使隔着走廊，门外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消毒水味阴魂不散。电视机挂在角落，播放着战争片，静音了，只有画面闪动，如同一场过于热闹的默剧。同屋4个人，病床像是孤岛，人们寄身其中。有人盯着手机度日，有人望着天花板发呆。脸盆上有编号。小桌上放着果篮和鲜花。

胡桃May戴着氧气面罩，闭着眼睛，身边摆满我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医疗监护仪记录着她的心跳。我听着声音，看着波形起伏，却又为此感到难为情，像是偷看她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洞察了某个过于隐私的秘密。

她睡着了，躺在病床上，甚至有些打呼，一只脚露在外面。几周不见，她又瘦了，病号服太过肥大，衬托出女孩的无助。我在床边坐下来，给她掖了掖被子。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显然此时任何话都不合时宜。她出汗了，几根头发粘在额头上。我伸出手，把头发捋到耳后，又摸了摸了她的脸。

与此同时，有人走进病房。我回过头，看见又一个胡桃May站在身后。她拎着一壶开水，穿着背带短裤，趿拉着球鞋，气呼呼地说：“清理员。你再摸我姐姐的脸，我一壶开水浇你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