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十铃、发育与幕后真凶

跟余军的第一次交锋以惨败告终，为了感谢疯子的救命之恩，也为了从他嘴里了解余军的背景，我在刘爹粉店请他嗦粉。

他把垂在碗边结成团的两绺头发挂在耳后，将脸埋在碗里足足一分钟，再抬起头时，碗已经空了。

在汤气的莹润下，我第一次看清楚了疯子的脸。居然挺帅气的，跟TVB版笑傲江湖里的林平之像个八分。

而且，他在填饱了肚子之后，挺能说的。

从他一嘴的湖北方言里，我听出来，他是荆州人，28岁，8年前，也就是1994年大学毕业，赶上国家取消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政策，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就在家里蹲着，靠父母供养。可他这个人心性高，日日夜夜对自己不满，咒骂自己，长久下来就有点精神问题。最后，实在受不了父母的眼神，就从家里跑了出来，沿107国道到了我们这里。

当我问到他为什么认识余军。他嘿嘿一笑，指了指面前的空碗。

我叫刘爹又盛了一碗给他，像是给电话卡充值一样。

他说：“余军在我们那蛮有名，上过武汉市的三峡晚报呐，他身上有个大新闻……”

余军以前是武汉一家鸭子养殖厂的捡蛋工人，儿子接老子的班，懒懒散散做了很多年。九几年下岗潮，被辞退了。

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租过门面卖鸭蛋鸭货，却因为一场大火，把买断工龄存下的所有积蓄烧了个底朝天。也在小餐馆里做过厨师，做一道粉蒸肉，让一个女顾客在篓子底下夹出了保险套，被人家男朋友打成脑震荡。后来又给人当司机，倒霉透顶，在长江大桥上撞到了一个本就打算自杀的女人。

万念俱灰之下，他回到养殖场，在湖里放毒，毒死了十几万只鸭子，被判到牢里坐了五年。他就是因为这件事上的三峡晚报，当然，毒鸭子的事情不至于让他在武汉妇孺皆知，真正让他被疯子记在脑子里好几年的，是他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

“他说，他下岗之后打算重振旗鼓几次，就倒霉几次，都是栽在女人手里。放火烧市场的那个，是个女人。夹保险套的是个女人，自杀的还是个女人，而且都是单眼皮。”

余军向来迷信，就把单眼皮女人当成灾星，所以才去养殖场毒鸭子，希望破一破命，也巧，因为一早把他开除的养殖场的场长，还是个单眼皮老女人。

听着疯子的话，再联想到第一次在香妹饭店听余军跟袁梅对话时说过的，他一年到头穿着红内裤，还有他车头挂着的那些数量庞大的平安符。我不免拼凑出余军可能的动机——

如果要让一个人认命，只需要生活不断将他打趴下。而要让一个人认命，并且荒谬地认为一只洗脚盆就是他的命，只需要不断用这只洗脚盆把他打趴下。 

经历过下岗和三番五次的打击，余军的心脏本来就已经千疮百孔，而不管出于概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那些将他打趴下的单眼皮女人就像是那只洗脚盆一样，那么迷信和认命的他，自然认为单眼皮女人就是自己逃不过的命。

打破命运，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平安顺遂的唯一方式，他认为是杀了这些单眼皮女人。这样，他出狱之后的营生，在107国道上的长途生意，才有保障。

可以说是杀人祭车，就像很多人买了新车，都要在后视镜上绑条红布保出入平安一样。那些女人的血就是他余军的红布。这就是余军的杀人逻辑，连环杀手总是活在自己认定的逻辑里，并且把它当成再自然不过的常识。

疯子听了我的话，露着一口烂牙噗嗤地笑。

我会原谅他的无知，而刘爹竟然也笑了起来：“小伢子，编故事属你第一，吃完赶紧回家去。”他朝我碗里放了一铲子，一个窝蛋落在米粉上。

我失神地咬了一口，烫得又吐了回去。滚烫的蛋黄全泄在了碗里，刘爹紧张地看着我，似乎是怕我烫着。我看着碗里的蛋黄，听着疯子持续不断的嘲笑，感觉那塌乎乎的蛋黄就是我当时气闷的心。

余军杀我未遂后不久，袁梅跑来兴奋地告诉我，余军为了补偿她在镇子里所遭受的非议，以及让她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放心，所以想在岳阳买一套房子，然后娶她。

94年，正是国家房改第一年，第一次有了商品房的概念。

我确切地从袁梅口中听到了“她与余军的感情”这样的句子，才从自我欺骗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承认，袁梅的心被余军抢走了。

而余军，拿房子或者说袁梅更在乎的“一段让她放心的感情”这样一实一虚的东西引诱她，跟他拿唐僧肉、芭比娃娃引诱方婷，拿珍珠项链引诱罗瑶一样，是他故技重施，准备杀掉袁梅的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虽然我对袁梅在我和余军之间选择了余军——别嘲笑我，我当时陷入了自以为是的爱情之中——而感到不满，但我觉得她只是被大人们擅用的花言巧语忽悠晕了而已。我觉得，如果这一次我能在余军的虎爪之下将她救下来，她就会幡然醒悟回心转意了。

余军和袁梅约定的日子是在11月的7号，袁梅一早搭黄沙街到岳阳的小巴去小天鹅等余军，而余军从广州回湖北，不会停在我们小镇，而是一路驶往岳阳与袁梅会面。

我要拿到他手套箱里那些票据，唯一可以下手的时间，就是他开车路过我们小镇的那一刻。只有找疯子帮忙了。

当我在涵洞里找到疯子，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是从涵洞壁上挂着的一大袋塑料袋里抽出来一只，装了一块红砖，摇摇晃晃拉着我就往刘爹的米粉店里走。

那顿饭，他嗦了六碗粉，花了我9块钱，真正的狮子大开口。

满足了之后，疯子将嘴上的油花抹到胸口，拍了怕屁股说：“走。”

他拉着我守在一棵茂盛的夹竹桃下。等了差不多有三个多小时，余军的那辆五十铃才远远地出现在国道那头，一列车队的后面。五十铃的轮胎在沥青路面上跃动，看起来车速非常快。

疯子说：“等他过来了，我一砖头飞过去。”

看着五十铃卷起的沙尘，我不免担忧起来：“开得跟赶命似的，你能拍准么？”

疯子挖着鼻孔，看着我：“所以得有一个人压压他的速度。”

“怎么压？”——下一秒，我的书包被疯子扯开，丢到了路面上——“去捡。”他说。

书包里的课本散了一路面，在晨风的吹拂下无力地翻动着书角。我顾不得瞪一眼疯子，战战兢兢爬上国道，冒着被压死的风险，一本本将它们捡起来。

幸亏车队打头的是一辆小轿车，相比于大卡，它尚且能够在发现我的那一刻及时刹车。当轿车司机骂骂咧咧地减速，绕过我的时候，队尾的几辆车就不得不跟着慢下来了。

喇叭声拉曳了很久，最终还是妥协了。余军开到疯子所在的夹竹桃附近时，五十铃的速度几乎降到了十迈。紧接着，疯子甩着装有红砖的塑料袋直接逼停了它。

面对疯子的二次“幸临”，余军暴跳如雷，从驾驶座上跳起来，几乎要撞破挡风玻璃冲下来跟疯子干架。疯子可能是听到了他内心中的愿望，所以一板砖下去，真的敲裂了那挡风玻璃。

疯子撒腿便跑。

“板马日的！”余军一句武汉骂响彻国道，只见他操起菜刀跳下车，不管不顾地朝疯子逃跑的方向追去，留下空荡荡的驾驶室。

我直奔手套箱，拨开那些有的没的，直捣箱底，却捣了个空，那些修理单据不见了。

恐怕是余军留了一手。

很快，余军骂骂咧咧地回来了，手里的菜刀没有见血，他的眼球却是像沁了血一般，充满了杀气。我赶紧溜了车，看他一脚油门踩到底，像一头猛兽一样，直奔岳阳去了。

没有办法了，由不得我多想，我跑回家，掏光了饼干盒里的零花钱，坐上了前往岳阳的小巴。那是一辆慢吞吞的小巴，司机会边开车边吃花生米，而售票员也就是他的老婆，会时不时回到座位上看她塞在被子里的才几个月大的小孩。他们的每一个妨碍这辆车跑得更快的举动，都让我心生急躁。

我只希望余军爱惜自己的生财工具比爱惜袁梅多一点，先去找地方修车，这样，还有希望把袁梅搭救出来。

两个多小时之后，我赶到小天鹅楼下。这是巴陵中路上一栋刷着白漆的仿欧式建筑，三层楼，掩映在一排苍天的杜英树下。

余军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天鹅的门口，我攀上去，朝驾驶室里张望。驾驶座后，叠放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大到可以容下袁梅的尸体，余军要动手了。 

小天鹅宾馆在当时的我看来，属于庞然大物了。客房上百，宾客云集，凭我一介没什么话语权的小学生，短时间之内根本找不到袁梅和余军在哪一个房间。

我一会儿跑去小天鹅门口张望，一会儿蹲在车边，充满了无助。最后，只能一屁股坐在地上。

在我的想象里，袁梅此刻正躺在脏兮兮的地毯上或者卫生间冰冷的瓷砖上，等待成为下一场意外车祸的受害者，她的那双丹凤眼一点点暗淡下来，好像一颗渐渐腐烂的葡萄。

这个画面吓到了我。我决定什么都不管了，直接冲进了小天鹅，对着那个正在泡茶的前台小姐说：“你们这里死人了。”

前台小姐的热水瓶没有拿稳，咚的一声坐碎在地板上。

当宾馆经理带着前台小姐和我冲进107房间的时候，我没看见满墙的血迹，也没闻见夹杂着袁梅香水味道的腥臭，而是看到余军像骑马一样骑在袁梅的身上，正痛苦地嚎叫，随着他身体的摆动，下体喷出一股白色的尿，撒在了我最喜欢的袁梅阿姨的背上。

这个画面，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恶心的画面。因为袁梅的存在，它比我两年前在方婷家透过门缝看到的那个画面要恶心一万倍。

当我跪倒在宾馆的门口，被眼前余军和袁梅的交合震撼到心口剧痛的同时，我不知道，小镇上，一场车祸正要发生。

又是那个拐弯处。昏迷中的李田田被一个背影轻轻地放在了粗糙的沥青砂石路面上。

不远处的车道上，那个开着运猪车的司机只觉得今天的太阳好晒，他一边捣鼓着遮阳板，一边摆转方向盘，不管不顾地驶入了弯道。

被小天鹅宾馆的老板遣送回家之后，我恍惚了很久。这期间发生的大事不少。

一是李田田一尸两命，她的尸体跟那些从肇事车上飞下来的猪混杂在一起。可能是这个残酷又令人羞愧的画面刺激到了李法医，在听到肇事司机又一次提到说，他在压上去之前，李苏苏已经躺在路上这类陈词滥调之后，他冲上去一拳打碎了司机的下巴。做医生的，位置找得很准。

第二，就是在我的“参与”下，袁梅和余军偷情的事情终究坐实，捉奸在床，没得可说。余军的老婆千里迢迢从湖北召集了一大巴的亲属来粮店殴打袁梅，事情闹大了之后，袁梅被粮店开除，被她父母关在老家二楼的谷仓里，听说后来闹了一阵喝农药自杀的事情。

而我，始终处于一种头晕恶心的状态之中，抓错了连环杀手是一方面，看见一个男人尿在女人身上这种令我恐惧的画面在现实中重演，而主角居然是我的袁梅是另一方面。这让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我想，如果，不是为了追查什么连环杀手，就不会贸然探索到那么多大人们的秘密，也就更不会撞见袁梅的丑状了。

极度的压抑，像一团黑色的肿瘤逐渐从我的心里蔓延到身体上，我只感觉周身乏力，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即便在我妈的监督下，我好好服用了牛黄镇静丸都没有用。

到了晚上，我的脑海像卡壳的VCD一样，会不断重放袁梅和余军在床上缠绵的那一幕。我看见，趴在袁梅身上的不是余军，而是我。更恐怖的是，每当我惊醒之后，就会发现从记事以来，我在自己身上所能发现的比长出黑毛更恐怖的变化——勃起以及与之配套的遗精。

我意识到，我一直担心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我已经一脚跨进了成人的行列。

我试过拿橡皮筋紧紧箍住阴茎的根部，也试过拿塑料袋缠住整个那一团，都无济于事，每一晚，只要袁梅爬上我的床，我还是会在梦里感受到一阵震颤，然后第二天，收获一内裤狼藉。

当我思考着要不要直接拿刀切掉它的时候，我妈率先发现了端倪。

当时，她在卫生间搓着床单，手上一顿，就轻轻惊叫了一声，然后跑去卧室叫醒正在睡午觉的我爸。两人在卫生间研究了半天，最后才带着一脸诡异的笑容出来，把我叫到一边。

我妈向来直截了当：“你床单上好多精斑。精斑你知道是什么吧？”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紧张地回了一句：“不知道。”要逃。

她毫不客气，一把拉住我：“我刚问过你爸，你们男孩子到了这个年纪都是这样的，你爸当年比你还厉害。”

我和我爸都有些傻眼。就这样，我妈给我普及了大半天的性教育，从男孩的阴毛讲到射精以及做爱，又从女孩的乳房讲到阴道以及怀孕。

她说：“每个人的身体到了一定年纪都会产生变化的，女孩子十二岁，一般都要长胸脯，到了十五六岁，来初潮，月经，那时候要用到卫生棉。完了谈恋爱，和你们男的交换了体液之后，还会怀孕。这些，都没什么可害怕的。”

作为粮店的女人，我妈不同于镇上的妈妈，难得的科学、正经以及严肃，搞得我都有点惭愧。我消化着她说出的每一个字，多少有些镇定下来，勉强打消了之前想要自宫的想法。

而当我消化到女孩、12岁、15岁、怀孕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力气关心自己的裆部了。

因为我意识到，方婷、罗瑶以及李田田三个人，正是分别死在女人发育的这三个关键时刻——方婷12岁，死的时候将将见胸；罗瑶16岁，死的那晚，刚刚来月经；而李田田，肚子也将将显出来。

在我所记得的之前李法医给我看的那些车祸档案里，那些女人死去的年纪也大多处于这几个阶段。

这一切表明，这一起连环杀人案，除了女人、单眼皮之外，在死者层面又多了一个共性：发育时刻。

当消化到“这些，都没什么可害怕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电光火石，涌现出了一个男人的形象，他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他的意思要悲观许多，说的是：“她们每一次长大，都让我觉得好揪心嘞。”

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就是刘爹。

经历了一夜的思考与反复确认，看到《智慧泉》杂志上写的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最不可能的那一个，往往就是真相，我终于提起笔，翻开了那个剪贴本：“如此一来，这起107国道连环杀人的第三个嫌疑人，浮出了水面。”我模拟着神探的口吻那样写道。

接下来，就是调查刘爹的动机了。我需要知道刘爹之前是做什么的，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他现在孤身一人，老婆孩子去哪里了。

这些问题放在案子上面，就是走访题目，放在镇上人们的嘴里，就是八卦议题。我一个小孩，基本上不可能像童中华那样靠走访甚至是审问来获得问题的答案。我和我爸妈定居在这个镇子还不到三年，对刘爹的身家背景了解有限，关于他的旧闻史料，想来想去，还真只能寻求镇子上那些喜欢嚼人口舌的家伙帮助。

某种程度来讲，闲人口舌也是一种档案，它既保存道听途说的名人事迹，也保存像方婷、刘爹这种浮尘小人物的生平细节，对平头百姓来说，是公平的。

我以前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喜欢嚼口舌的大人，而这一次，他们反而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想起来真是滑稽。

主攻的目标，我定的是方婷死了之后，在她家打牌的那几位，农具店徐结巴，影碟店张瘦子，以及裁缝店陈飘三位。他们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十多年，嘴皮工夫上次我也领教过，从他们的嘴里，我预料到，完全能够拼凑出刘爹的一生，甚至还有下世。

对于喜欢八卦的人来说，我认为，打开他们话匣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可引起他们吐槽欲望的点。这个点，一般来说是幸灾乐祸。

所以，我花了一天时间，分别借买簸箕、租碟片、缝袖口的机会在农具店、影碟机店、裁缝店假装无意地抛下了一句：“刘爹做的米粉越来越难吃了。”

他们三个立马接了上来：“谁说不是呢。”

陈飘比其他两个多一句：“还没有我自己下的粉好吃，上次放那么多酱油，要不是看他年纪大，我早泼过去了。”

我又说：“刘爹太老啦，该回家养着去了。”

他们三个又说：“他倒是想啊，也得有人养啊。”

“为什么没人养呢？”

“老婆跑了，家里几个女儿都病死了，谁养？”

你看，这话就算是套出来了，这帮人就喜欢“背后说风凉”。

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继续问：“都死了？怎么搞的？也太倒霉了吧。”这一下，我想接下来都用不着我接话了，他们绝对会像被捅坏的水龙头一样，自顾自地滔滔不绝。这是成人世界的基本规则。

可事实并不如我所想。话头牵扯到刘爹女儿，他们三个只说了一句：“哪是倒霉，可怜嘞。”然后就真的露出同情的神色，缄口沉默起来。

原来，他们的身体里也装着同情这个情绪，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好用刚刚在电视剧里学到的一句话再下引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呐。”

我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竟然教训起我来：“粮店里的小屁股，刘爹一辈子虽然过得惨淡，但是人家老头平和，平时没见过凶你们，怎么这么说他。我们大人私底下把他当故事讲，结果让你们给当真了啵？都是街坊，说一说完了，平时，还得多嗦他的粉。刘爹不容易，知道了么？”

分别从徐结巴、张瘦子和陈飘嘴里听到这样的教训，我有点震惊。我意识到，这些大人，在世故之外，居然也有可爱的地方。

看着他们提到刘爹时诚恳的眼神，我适时改变了话头的方向，从“幸灾乐祸”变为“悲天悯人”，我说：“知道了……以前不懂事。上次在刘爹店门口摔了一跤，他帮我止的血，像我爷爷一样亲。”

“是吧。”陈飘说：“自己孩子都没了，他是真心对你们好嘞。”

“刘爹家怎么了嘛？”

“说来话长了。”陈飘趴在一张布匹上，眼神飘出去好远。

8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四三方案”，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的加工设备，在各地兴建各种煤炭矿石加工厂，刘爹在石门县的老家也修了一座雄黄矿厂，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家工厂打工，也是在那家工厂里认识的老婆，因为常年接触粉尘，他老婆得了纤维瘤，全身冒出100多个肿瘤，压迫神经，身体一年年变形。他们就想趁着还有口气，留下几个后代，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可是，每一个都遗传了纤维瘤。

刘爹的老婆自杀之后，他带着四个女儿搬到了我们镇上，盘下了米粉店，这里离国道和岳阳的大医院近，方便一边赚钱一边看病。

那时候，他四个女儿的纤维瘤已经发展到恶性，切一个长一个，切十个长十个，切得永远没有长得快。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大夫就劝他放弃了。随着年岁的增长，四个女儿重蹈她们母亲的覆辙，身上的纤维瘤越积越多，挤压着血管、神经和关节，使得身体像是一棵棵遭了虫害而胡乱滋生的歪脖子树一样，没有一个部位朝应该的方向生长。

纤维瘤这个东西的活跃，跟性激素的分泌有很大的关系，每到了女儿们发育的关键时刻，刘爹总是能目睹她们身体上一夜之间出现的诸多变化——黑暗中，四处萦绕着脊椎、指骨、关节错位时发出的湿腻的咔咔声——像是遁入了四个噩梦一般。

刘爹为女儿们感到痛苦，却又无能为力。

这如地狱一般的经历，他拢共经历了三次，女儿们12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以及20多岁子宫发育成熟的时候，一直到她们几乎蜷成了一团，像一头头怪物一般痛苦地死去。

陈飘讲故事时的表情非常具有带入感，不禁让我对刘爹看到女儿们一个个死去时的痛苦感同身受。

我突然问了一句：“刘爹的女儿都是单眼皮么？”

三个人，三个同样的反问：“嘿，你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