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色液体、方婷与44码皮鞋
我的童年生活中,十岁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直到那个时候,好似某种成长的觉醒,我才开始把人生的注意力从俄罗斯方块、蚂蚁以及泥巴转移到我们家以及周遭的人们身上。当时我惊讶地发现,小镇上这些大人趁我们小孩懵懂未开的时候,总是在密谋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包括我爸妈。
1998年的一个夜晚。我无意中从语文作业本上抬起头,就发现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冷冷清清,刚刚还在看电视和织毛衣的我爸我妈再一次无故消失。
照以前,我必定会为眼前的状况感到惊喜,下一秒就会抛下作业去拥抱电视。而那一天,我脑海里有个倔强的声音在提醒我——你应该现在出发,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
我从四楼往下,在粮店几个邻居家摸排一圈,不见他们的人影。余下最大的可能,就是去107国道另一边方方食杂百货店打牌了。
粮店,是一种国营粮食局下属的粮食收购与仓储单位,粮店里有镇上唯一一栋四层高的公寓楼,我跟我爸妈就住在这里的四楼。因为与镇上那些沿街比邻而建的小房子在形制上的不同,我们公寓楼里的生活形态都与外面不一样。大家会上班下班,互称同事领导,过年有奖金,过节发东西,跟城里似的。而外面的居民,虽然都是个体户,但多少还处于一种农村生活的样貌中。
我爸妈还有他们的同事大多是从其他乡甚至其他县调派过来的,跟外面姓得又更远了。因此,我爸妈平时鲜少跟镇上的人打交道,除了那家总是缺牌角儿的食杂百货店。
我闯进店里,只看到百货店的女儿方婷独自守在玻璃柜台后边,她坐在几箱白酒上头,趴在柜面上,一边吃着“唐僧肉”,一边写作业。
店面后面,方家的卧室门紧闭着。我知道我爸妈就在里面,因为我妈常使的蒲扇就放在柜台上。我问方婷我爸妈来过了没。她说来过了。在哪呢?后屋呢。我又问,你爸妈去哪了?她说,也在后屋呢。
我听了听动静,后屋并没有传来麻将子、骨牌或者其他什么赌博活动应该制造的声音。这就很奇怪了,刚吃完饭的点,四个大人呆在一间房里,不打牌,还能干什么?
门缝里漏出一丝丝散乱的光,我凑过去瞄了一眼,随口啧了一声。不算什么事,四个大人坐床边的坐床边,坐沙发的坐沙发,盯着眼前电视看而已。可当我再瞄向那电视,就看到了十岁的我所认为的,除了电影频道播的《马兰花》里大猫吃人之外最诡异的画面——应该是病房里,寡白的床单上,一个光屁股男人正半跪在一个光屁股女人身后,他昂着头,痛苦地嚎叫了一声,然后就尿在了女人背上。
这个画面对于尚未发育的我来说,无异于精神污染,画面的每一个像素都像一株激光,以一种我不曾了解的机制,透过视神经,直抵我身体里尚且稚嫩的处女地,很快便产生了排斥反应。
我在方婷后屋的门边吐了一摊。
爸妈把我送回家,从恶心中恢复过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带着鄙夷的语气,嗔怪地问我妈,你们为什么要躲起来看一个男人尿尿。
我妈正在帮我搓衣服,先是尴尬地冲我爸笑了笑,然后用沾满肥皂沫的手指伸过来点我的额头,想必是想用玩笑来化解。
“小孩子不要瞎问。”她说。
“那个尿还是白色的。还哼哼唧唧的,搞什么家伙。”我又抱怨。
那伸过来的手变换手势,改成直接拧住我的耳朵。
我妈告诫我,小孩子偷看就不对,还好意思放在嘴上说。
“那个哥哥生病了,身体好痛苦才那样子的。他为什么生病了,就是像你一样小时候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知道了吧?以后可千万别这样了,也会生病的,到时候妈妈也救不到你。要等你长大了,才可以看,知道了吧?”
“我才不想看那么腌臜的东西,长大了也别给我看。”
事实上,从这件“白色的尿事件”开始,在十岁到十三岁这段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段,我终日处于惶恐之中,对大多数出现在生命中的新鲜事物采用拒绝的姿态来迎接。也就是说,我特别害怕长大,恐惧迈入成人的行列。
大人的胯下会有黑色的毛发从内裤的纤维中钻出来,他们睡觉会打鼾,会挺着啤酒肚,会偷看小孩的日记,会骗小孩说地上的鸡屎是美味,会拿小孩的小鸡鸡开玩笑,会化大浓妆,会穿巨长的靴子,会整天抽烟抱怨别人没有带给自己好的生活,会揪住另外一个大人的头发,骂她骚货。
除此之外,大人需要在年底争抢粮店发放的饮料和烟花的时候咒骂对方死女死崽,需要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恭维,赔笑脸,然后等他出门了,再臭骂一顿。需要在邻居家有了喜事的时候郁郁寡欢,在他们遭了难的时候憋住笑。
大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不可言说的秘密,如此诡谲和险恶。况且,以上诸种,都还只是楔子,我认为当我真正成为大人之时,一定会面临比那些可怕得多的局面。
因此那段时间,我对任何能够表明自己正在发育的信息,都感到惶然。比如裆部,在某天早上忽然钻出了一些毛茬子,奇痒无比,比如,我发现终有一天我会告别小学,进入初中。这种惶然,甚至达到了恐惧症的地步。我想象,我的身体像是慢慢腐朽了,从白嫩纯洁渐渐被青春痘、痤疮、烙黄的牙齿、堆积的脂肪、后退的发际线以及布满血丝的眼球所吞噬。
我一直期望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我避免成为大人。可事与愿违,我一直没能得到这个机会,在时间的推搡下,我只能无力地,磨磨蹭蹭地往初中的方向,朝着12岁成长着。
方婷与我同岁,与我的成长同步。但不同于我对未来的抗拒,她面对自己即将迎来12岁的事实异常平静,好像她已经预先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事实上,她时常在课堂上偷偷传来的纸条里告诉我,她12岁的时候会死。
方婷家跟我家一样,在这个被107国道贯穿的小镇上也算是一个外来客,我家是经粮店职员分派调动到了这里,她家则是为了开杂货店维生,从外镇迁移过来。基于此,方婷跟我面临的境遇也大抵相同——被镇上的小孩孤立,很难跟他们打到一片去。
我们常常感到委屈和寂寞。
因此,对于她不时宣称自己会死的做法,我深表理解。无非是由此吸引别人的注意,然后抱着好奇接近她,直到成为朋友。至于她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怎么会想到这种怪恐怖的方式,我觉得要么是虐恋电视剧看多了,要么用昆德拉创造的词汇来说,她天生刻奇。
可是随着我对她进一步的观察,她对“12岁死”这件事很是确凿,也有执念,越来越不像随口一说的样子——她常常像一个将死之人豁达通透,家财散尽只求片刻欢愉那样豪爽——她会一次性咬开好多袋,大把大把地吃着自家店里出售的譬如“唐僧肉”“果丹皮”之类的零食,甚至还会成袋地大方送我。此外,她会花光所有的零花钱去买任何她喜欢的东西,光是芭比娃娃,那两年间,就我记下的,她拥有过不下五十个。我很难相信她那对抠门的父母会在她身上花这么多钱。
方婷种种“视死如归”的作为,一度让我倍感困惑。我以为她是得了什么绝症,活不过12岁,当我旁敲侧击问她爸妈的时候,她爸妈还跟我妈告状,说我这个小孩脑子里整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如果不是绝症,那我只能当方婷入戏太深,便再没有追查过。之后的时间里,我和方婷兀自发育着,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阴毛终究像是韭菜一样越剪越长,睾丸的颜色也无可避免地逐渐变深,身体越来越精瘦,喉结变大,就像一种名为成长的癌症从裆部开始向其他部位蔓延。而与之伴随的,方婷那边,她脸颊上那些在阳光照耀下会熠熠生光的小绒毛缩了回去,身体一下子蹿得比我还高,胸围也一点点膨胀开来,身着的衣服从平整的无性设计,一天天换到曲线剪裁。
这就样,时间很快就走到了那个早上。
那是小学六年级一个正常的上学日。我妈照常打牌到很晚才睡,没有精力给我做早饭。我照常准备过国道叫方婷一起去刘爹米粉店嗦粉解决,完了再一道去学校。
睡眼惺忪的我按照我妈教导的方法站在国道边,左边看5秒,右边看5秒,等确定晨雾中不会突然冒出来一辆车的时候再拔腿冲过国道。就在我往右边观察的时候,远远地在视线尽头看到国道过了高压电线塔的拐弯处,横曳着一辆运砂石的小货车。
那货车似乎是怼到了什么东西,车头冒起白烟,散入晨雾。车尾裹着砂石的帆布扯开了一道大口子,沙子簌簌地漏出车厢,在路面上漏斗一样聚成一堆。
鼻青脸肿的司机蹲在沙堆旁,夹烟的手瑟瑟发抖。他将脸偏向远离车头的方向,那里是方婷的尸体。
半个小时前,方婷被卷下车轮,一路碾到国道边的水沟里。她尸体的五分之一融进了沥青路面上的刹车痕,剩余的被车头和一棵倒伏的夹竹桃掩映着。一些淡红色的夹竹桃花瓣落在她四周,好像她飞溅之后又凝固的灵魂。
107国道边的绿化从南中国到北中国,一路都是夹竹桃。因为数量的庞大和长相的日常,这种植物显得很廉价。它枝桠低矮却极尽茂盛,花还开得多,跟不要钱似的,关键气味难闻,并且听说还有毒,我向来很是讨厌这种植物。死在这样的植物底下,我真心为方婷感到不值。
半个小时后,肇事司机被方婷他爸妈揍到水沟里不敢出来,他躲在那沟里,不停地用唐山方言解释说他没有撞人,他拐弯的时候就看到方婷已经躺在路中间了,刹车没踩住而已。
那个年代,因车祸死在小镇那段107国道上的人不少,大家很少走法律程序,就是过一遍法医然后计算赔偿。多少年了,法医一直由镇上医院里的李医生承当。这次也没例外。按惯例草草检查,迅速了事。
包括李医生在内,所有人都对司机说的话嗤之以鼻,认为他歪曲事实,自然是为了推卸责任,意图减免赔偿。
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本身。除了我。
方婷在她10岁的时候就说12岁会死,结果应验了,一,没有绝症,二,在爱科学爱到常年坚持征订“智慧泉”杂志的我看来,又不可能有开天眼这一说。
是自杀吗?还是,有人在计划她的死亡?
在桑园小学,方婷是我的同桌。
她横死之后的前两天,所有人都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似的,就让她所坐的课桌那么空着,好像留着一个空荡荡的破折号——代表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件事的惊讶的延续,亦代表方婷命运的转折。
当然它也必将代表话题的转变,如果大家始终认为方婷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的无常悲剧的话,不会有人在这件事上追索太久的。
然而,紧挨着这个“破折号”的我,唯一知道那个秘密的我,心里憋得慌。我总认为它的语文用意不在于“延续、转折以及话题的转变”,而是逼迫我对方婷之死做一个“注解和说明”。方婷独独透露给我的“我12岁会死”那句话,像是给我布置的一道论证题,我跟方婷的关系,以及好奇心使然,让我觉得我应该试着去解答它。
6年级,12岁的女孩子,如果在我们小镇死了,遗物将会出奇的简陋。在家里大概就是一些布偶、歌词本、皮筋之类。而在学校,就我所知至少要丰富一些。
总体来说,我觉得她们在学校要比家里活得快乐和自由许多。特别是小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她们喜欢扎堆搞一些矫情的玩意儿,有时候是捡一些学校里的樟树叶子夹在书本里,等干了之后在上面签上毕业留念,还有时候流行做时间胶囊。每个人都要从家里找一个饼干盒,把自己最在乎的东西塞到里边,然后埋到后山。
班里有些男孩子捣蛋,总喜欢去后山“寻宝”,把一个个盒子偷偷挖出来,有新鲜玩意儿的就掏走,无聊的就往里拉屎。
方婷知道我不与那些男孩子为伍,曾经拜托我帮她寻找一个男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埋她的盒子。那段时间,桑园小学正在组织所谓的“劳动技术课”,其实就是拿培养学生们爱劳动的好习惯,把人当免费劳动力,帮学校摘茶叶,捡石头,翻菜园。所以,我瞅准机会帮方婷把她的铁盒子埋在了那帮男生怎么也不敢挖的地方——校长家种长豆角的菜地里。
当初的英明决断的小聪明,如今,却变成了我了解方婷秘密的阻力。我只能在放学之后,躲在后山,瞅准校长家响起了麻将声,才摸进菜地,在那根长势最为马虎的豆角下挖出了那个原本用来装鸳鸯夹心饼的铁盒。
撬开圆圆的铁盖子,收获如下:一包没有开封的麦丽素,一只大大卷的盒子,里面装了一把拿橡皮筋箍住的吃酸粉的塑料勺子,五颜六色,各种刀叉斧钺造型。然后是用彩笔写就的给未来自己的信,之外,还有一团鸡蛋大小,用沥青搓出来的球。
这种球,我们住在国道边上的小孩,但凡有点玩性的都搓过——找一个大太阳的夏天,去国道上水泥路面与路面的接合处就能找到被太阳晒软的沥青,像是整条107国道溢出的脂肪一般,一条条掰下来,然后就能搓成球。用来做什么?不知道——方婷这颗在尺寸上要比我的那颗大上许多,一定是赶在生命完结之前花了好几个暑假才完成的,我盯着它,不无感叹。这时,就发现了盒子最底下的东西。
一只旧皮鞋,人造猪革,黑色,男式。
非常普通,一块金属镶嵌在鞋鞍上,是那个时期所有成年男性惯穿的改良式乐福鞋造型, 不普通的是,它是超大的44码。
就我印象里,方婷她那个爸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脚。也就是说,在方婷所能接触的最亲近的男人之外,有某个44码男人在方婷的生活中出现过。他们有没有过照面、有没有过交集不得而知,但我突然意识到,方婷在等待着死亡的那段时间里,她用来拥有那些芭比娃娃的钱,那笔不可能出自他父母的钱,会不会就是来自这个男人。
这个谜题的线头露出来了,我非常激动。就像你终于从题面中找到了题眼,终于可以在纸面上写下“求解”两个字,就希望早日顺着这个线头往下捋出“所以”。
接下来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上课,总找借口矮到桌子底下去,透过一排排桌脚观察每一个男老师的脚。下课了,也总是找机会往学校各个角落里钻,把视线粘在校长、食堂大厨以及校门口小卖部老板的鞋面上。
我常常在他们的双脚停留的地方寻找一个参照物,记下那双脚脚跟到脚尖投射在这参照物之上的大概距离,或者,等他们经过操场,在泥地上留下脚印,然后等他们离开之后便用几何课上要用到的那种塑料尺子丈量。那段时间,因为我专注于路面上的一切,眼神始终处于一种飘离的状态,我妈甚至认为我是不是脑子出了点什么问题,甚至想过带我去镇上医院走一趟。
如此迎来送往,把学校范围内所有男人的脚都研究清楚之后,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达到44码的长度。事实上,我们这个南方小镇,男人们的平均身高也就170的样子,如此下来,脚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既然我所认为的跟方婷关系程度排名第二的学校里的男人没有收获,我便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国道边住着的那些男人身上。好在过手了几十只脚之后,我对于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的码数,多少有了些经验。
在方婷家跟肇事司机谈判的那个晚上,镇上大部分人家,包括挨近方方杂货店的国道沿路那几户都会来帮忙造声势,是个打包看脚的好机会,我早早便跟着我妈去了。
方方杂货店坐落在107国道长湖线50公里路段。50.1公里段,是开VCD租赁店的张瘦子,他隔壁是裁缝店陈飘,再过去是农机产品店徐结巴,50.2公里段,则是刘爹米粉店的刘爹,之后,最末尾,就是香妹饭店的罗香妹。
这些人悉数坐在方婷家的后屋里,帮方婷她爸妈来回杀价,最终确定了一个满意的数字。这个数字很大,以至于等肇事司机那头的人铁青着脸走了之后,张瘦子他们还在那里扯了很久的淡。最后,不知道谁提议了一句,竟然开始搓起了麻将。
我陪着我妈,我妈陪着方婷她妈坐在牌桌一角。到了十点多,我装出一副睡眼迷蒙的样子躺在我妈的腿上,借此观察牌桌下每个人的脚。
香妹饭店的罗香妹没有上桌,他远远坐在门边,抽着烟,眉头紧锁。他的眼睛时不时投向牌局,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方婷家无意识地逡巡,似乎在无聊地放空,又像是在搜寻着什么。撞见我的眼神,他一愣,紧接着示意我递给他我旁边放着的一只饮料瓶子,他把烟灰抖在了瓶子里。我看到他架在右腿上的左脚,穿的是一只三接头的小老头,41码左右。
坐在我妈右边的人,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35码的样子,那是方婷她妈。她叫坐在牌桌西边的徐结巴透露一下生男孩子的秘方。方婷的尸体还停在镇上医院的冰棺里,她就已经做好了迎接下一个孩子的打算。徐结巴长得一脸苦瓜相,她老婆更是衰八眉,却接连生了三个男孩。方婷她妈认为他们家要么走了狗屎运,要么瞒着一个偏方。
徐结巴结巴半天,从牙缝里怼出来两个字:“早睡。”他穿的是一双破了面的棕色皮鞋,鞋后跟被踩倒,当成拖鞋穿,41码。
牌桌南方,40码的波鞋,张瘦子插嘴说,应该多看他家的碟片,选欧洲美国的,人家外国人还会生,男崽子女崽子一窝窝,下饺子一般。如果要看,他明天就送几片过来,打包价。
裁缝店陈飘和方婷他爸就开始咯咯地笑。陈飘是个喜欢化妆的女人,衣服又是自己裁的,想露多少露多少。她在桌子底下饶有兴致地颠着那双小镇上少见的墨绿色真皮高跟鞋,嘴上却说:“嘿,不好意思,婷婷刚走,不该笑的。”
虚伪。
方婷他爸连忙客气,说:“那有什么关系,婷婷喜欢热闹。”
我看着他脚上那双锃光瓦亮的41码红蜻蜓皮鞋,在心里冷笑,方婷死前没见他这么了解自己的女儿。
以前,因为他们不惹我,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中间隔绝着一层年龄的屏障,对于成人世界更深层次的恶,都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而随着我对44码鞋的追溯,随着我对大人们的深入观察,他们做派与言语间的腌臜与龌蹉像是一个个被我挤压着的脓疮一样,终于突破痂皮,五颜六色地喷到了我的脸上,佐证我对他们的想象。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恶心的生物。那段日子,我对于自己即将变成这样的生物越加感到悲哀了。如果说,在这种无法避免的悲哀之中存在什么侥幸的话,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变成刘爹那样的大人。
米粉店刘爹,60多岁,在小镇上德高望重,米粉店生意好,钱也赚得多。被硬拉着坐上牌桌之后,便始终沉默着。听到了陈飘几个的嬉闹,他实在看不过眼,啪的一声把手上的幺鸡拍在桌上,说:“赶紧打,打完了好商量着给婷婷办白事,每家都要出人头的。”
我和方婷的早饭没有着落的时候,就去刘爹的摊子上嗦粉,每次他都会给我们添个蛋,怕被其他客人瞧见,煨在粉下面。多少年了,他都是一双老布鞋,40码。
如我所想,在我们小镇上,脚能够长到44码的男人绝对是稀物,如果真有这种人存在,自然早有人对他侧目,根本不需要我这样翻天覆地地找。
对于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我颇有些遗憾,又或许有些庆幸,终于不用强迫自己观摩这些大人的日常,他们言语中对于他人、生活以及自己的轻浮让我难以忍受。
那晚的牌局在刘爹的催促下很快结束,他们草草商量了方婷白事时应该请哪个道场的道士、沿着水流“报庙”的范围、“开金桥”需要多少张桌子种种,便散去了。被他们的臭烟熏蒸了一夜的我也迫不及待地要结束侦查,回家睡觉。
罗香妹抖落自己大腿上的烟灰,一声不吭地随着出门的队伍站起来。他是个跛子,断过右脚,后来用塑料假肢替代。平常,他会把那只没有活气的右脚藏在裤腿下,当他迈步的时候,裤腿缩起来,那右脚便会露出来。我看见他给假肢套上了一只鞋,因为假肢不像真腿那样有弹性,如果要配鞋子,就要比平常的码数多两到三个点。
罗香妹左脚41,因此,我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只44码的右脚。
《黑黑的故乡》故事背景
107国道(G107),1994年落成,起点为北京广安门,终点为广东深圳文锦渡口岸,全程2698千米。由南至北贯穿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6个省份,也贯穿了许多人关于家乡的记忆。我的小镇生活中,便有许多故事与之有关。我邻居袁梅、红砖上的少年马达、预告死亡的方婷、后山里的怪物以及粮店里的我们一家,在这条国道边爱着、猜忌着、离开着、害怕着、死亡着……
(点击作者个人主页,可查看“黑黑的故乡系列故事”先行篇:《107国道美丽传说》《红砖上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