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袁梅的长裤、疯子与连环杀手

乌龙“举报”事件，让我在小镇里出了名。那段时间，我领教了这个世界上所能够领教到的所有嘲笑方式。如我所想，在嘲讽别人这件事上大人们总是要比小孩出类拔萃得多，他们掌握的是最高奥义——戏弄，并以此为乐——就像骗两岁小孩喝白酒，逗三岁男孩说他是女孩，抢四岁小孩的玩具让叫爸爸，其实没有值得嘲笑的地方，他们都能翻出花来，何况是我这种证据确凿的。

那天，我把脸埋得低低的，用尽全身力气踩着自行车快速穿过国道边的人家，想着如此一来就可以少受几支像箭一样射过来的嘲笑目光。可我再怎么快，也快不过骑摩托的那家人。

他们先是追上了我，然后看到了我，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他老婆，他老婆坐在摩托上伸出脚来，问我：“诶，粮店里的，看我这是多少码？”然后就开始疯狂地大笑。

我气极，想要追上他们，打不到，至少可以朝他们吐几口唾沫。我没有注意到路面上翘起来的石板，一下子摔倒在刘爹的米粉店前头。

刘爹把我搀进他店里，拿红花油给我涂着破了皮的膝盖。见我依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笑着安慰我：“不用理他们，你这个，闹闹也就过去了。刘爹以前在老家的时候，生了残疾孩子，也是被闹，刘爹也没说什么，对吧？你个小帅哥，难道比刘爹还没骨气啊？”

说话的工夫，刘爹给我下好了一碗热腾腾的窝着蛋的米粉：“吃好了，再去医院吧。你这个脚怕是扭到骨头了，得打几针封闭住几天院的，到时候可吃不到我的粉了。”

我从刘爹安详的脸上得到些许安慰，便忍着脚上的剧痛狼吞虎咽起来。

我所住的小镇医院里，唯一的医生是李法医，他既是院长，也是所有科室的主治医生，不过拢共没几个科室，主要应付镇上人平常的一些小杂病，倒也得心应手。

李法医全家都住在这家医院，除了他乡下老婆之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女儿叫李苏苏，在长沙读师范，就快毕业了。小儿子叫李堂堂，那会儿在岳阳上寄宿高中。所以在家的，也就大女儿李田田一个。李田田从职业护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自家医院做护士兼儿科医生，刚干了不到一年，就跟自己病房里一个因为慢性支原体肺炎而时常住院的本土靓哥搞到了一起，还怀了孕。

或许是精子和卵子结合所迸发出的激素让李田田颇具母性，在帮我的脚打石膏的时候，她特意在远离骨裂的位置留了个两指宽的小口，说是痒的时候方便塞“痒痒挠”。我还挺喜欢她的。

至于李法医。之前我只在方婷和罗瑶死的时候见过他，觉得他是个愚昧又冷峻的老头，身上的白大褂不见顺溜过，头发像喷着一层油雾。住院这些天，我发现，在私底下他就是一个老小孩。

医院里冷清，他大女儿又整天跟准老公在病房里腻歪，每次来看我的时候，他就在我病床边一会儿看看点滴，一会儿敲敲我的石膏，想方设法地转悠。借机跟我炫耀许多他年轻时候的英勇事迹。说他刚干上法医的时候，像我一样兴致勃勃，总希望在国道上那么多起的意外车祸里发现一点端倪，好歹破个案子，出出该出的力气，扬扬名。可这十多年里，他接手了几十起车祸，除了千奇百怪的尸体，没有一个值得大书特书。

“这个小镇就是这么无聊。”

有时候说高兴了，他甚至会直接把我带到医院后院他的家里，给我翻这些年他做的医疗档案。好几十起车祸陈尸，有夹在两辆车中间的，有飞到路边电线杆子上的，有被汽油烧成焦炭的……一张张事故图上做满了笔记，分析每一具尸体上可能存在的疑点，花花绿绿，看着跟我那个剪贴本似的。我翻到最近几份，其中就有方婷和罗瑶。

李法医说，他听到我举报罗香妹的时候，还挺兴奋的，所以那场解剖，他是拿出了看家手段来的，可惜尸体碎得厉害，实在可惜了。

“要抓到凶手，得有板上钉钉的证据，懂了吗？这样，别人也就说不到你了。”李法医像个过来人似的教育我。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总憋着一口闷气，因为方婷的死亡预言和那双44码的鞋子是如此确切的存在，虽然它们不是所谓板上钉钉的证据，但总得去捋一捋。那个年代，那么个小镇上的人包括童中华在内，总是忙着捋自己的生活，对于他人之事，总归是懒惰的。我独自挑起这个担子，却得来一镇子的嘲笑，不免感到委屈。

住院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颠来倒去地翻看李法医的医疗档案，特别是方婷和罗瑶的信息，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所谓板上钉钉的证据，证明他们这些大人，都有个小心眼。

这样的坚持不是没有作用。当我把方婷和罗瑶的照片搁在一起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们除了都是女性之外，还有一个以前根本不会注意的共同点——两个人都是单眼皮。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仅限于此，意识到自己居然为此咯噔，我就傻笑起来，是对自己的嘲笑。这点偶然性的巧合恐怕比那双皮鞋更没有说服力，如果我煞有其事将它告诉童中华，免不了要被当成脑子摔坏。

直到，我在这个档案里找出了25个单眼皮女人，我才止住了对自己的嘲笑——她们占车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有23个都是死在晚上。

如果允许我脑子撞坏瞎说一通的话，我会说，我们小镇出了一个连环杀手。

出院那天，我忍不住把我的发现告诉了李法医，被我妈听到了。我妈冲我笑了笑，问李法医，能不能开点安神药，我儿子怕是魔怔了。

我不相信李法医会听从我妈的安排，因为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他跟我是站在一边的，我们未来指不定能成为一对携手破案的忘年交。但是，没有犹豫，他转身就给下了单子，开的是有驱惊催眠效果的牛黄镇静丸，而且数量庞大，然后就叫我妈去交费。

等我妈拿着单子取药去了，我愤愤地问李法医为什么要这么做，李法医的回答让我无话可说：“傻子，医疗档案不能随便给人看的，你这个说出去，我要丢工作的。”

我热血冲头，甩出来了一句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句子：“就不能有点冒险精神吗？”

李法医笑得直咳嗽：“你这小孩。别逗了。”

没得说了，我看他要么是叶公好龙，要么就是这么多年，把自己的当年性子磨到烂泥里去了，也就遇到我这样的，从烂泥里挖出来显摆一番。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个连环杀手，小朋友你可要小心了，因为，你这么一搞，他肯定已经盯上你了。”

我被李法医伴有威胁的眼神吓到了，大人真是一种自私而可怕的生物。走出医院的时候，我全身发冷，并不是在恐惧嬗变的李法医，而是在恐惧他说的我已经暴露的事情，是合理的。

那几天，走在路上，总感觉某个巷口的阴暗里，某群人中间，某个货架之间，某个窗户里，都有一双眼睛在偷窥着我。我觉得那是上天对于我之前偷窥成人世界的报复。我失眠了，不是因为开了安神药，所以乖乖配合着失眠，而是真的恐惧到睡不着。那个可能存在的连环杀手，他所代表的成人世界像是一团浓密的黑暗，彻底笼罩了我。

我发现自己裆下的毛发不知不觉变长许多了，不可避免，时间在推着我变成这团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也推着弱小的我不得不与暗黑里的龌蹉正面对抗——初中开学在即，然后是住校，我再也没有理由一直把自己家当做堡垒——实际上，我正为自己像是一只被抛到旷野上的幼羊而失眠。

我是真的害怕了，我决定认栽屈服，开始吃药，一来，抑制住脑子里对于抓住连环杀手的任何一丝想法，二来，也压制住我对于长大的恐惧。

在我恍恍惚惚的那段时间里，袁梅经常提着吃的来看我。有时候是烤羊肉串，塑料袋套着，撒着葱花，大大的一把；有时候是一兜子麻辣香干或者卤菜；有的时候是炸好的黄鸭叫，都是她从岳阳带来的。罗香妹的饭店关门了之后，她跟余军的拉扯裤子这件事的阵地转到了岳阳的小天鹅宾馆。

那一天，她带来的是两串在盐水里泡过的菠萝，气喘吁吁地送到我手里。我发现她最近每次进我家的时候，都是气喘吁吁的。听我妈说，那是因为她每次都叫余军把她载到49公里段就放她下车，剩了的一公里，不管天上是暴晒还是落雨，都自己顶着走过来。我问我妈她为什么要这样？我妈说，怕丑呗。

当时的我还不太明白，她怕的丑是怕别人撞见她跟余军在一起幽会的那种。

袁梅舔干净里手背上的菠萝汁，才把菠萝递给我，说：“吃吧，不辣舌头。”她终于腾出手来拨了一把衬衫领子，大汗淋漓之间，那盐渍藕段一般的脖子露了出来。

我没忍住偷偷瞄了一眼，便呆住了。

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跟罗瑶死的时候戴的那串一模一样。

“袁梅阿姨，以前没见你戴过这个项链啊。”我舌头发直，小心翼翼地询问。

“你余军叔叔送的，广州带过来的。”袁梅有些害羞地垂下眼皮，那是一对如蝉翼一般晶莹剔透的眼皮，单眼皮。 

回想起来，在香妹饭店的客房里，我听余军说到过，他在107国道刚刚落成的时候就在这条国道上跑长途，十年了，如果想撞人的话，100个不在话下，如果想不着痕迹有所预谋地撞人，先找机会接近，再借机布局，二三十四个也有时间拿下。

我就觉得当初怎么那么刚刚好，他的烟头就烫到了袁梅的屁股。而现在又那么刚刚好，送了一条把罗瑶引向死亡的项链给袁梅。

袁梅见我表情奇怪，忙补了一句：“这个东西也不值钱，余军的客户送了他好几条。”

是的，送给了罗瑶一条，然后你一条。我想这么告诉她，但是又怕我再次掺和进这件事情中……算了。

“袁梅阿姨，以后不要跟余军在一起了。”我说。

袁梅的头栽得更低了，矢口否认：“我没有……我找他赔我那条裤子呢。”

“裤子不要了，我以后买给你。”

袁梅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哈哈笑了几声说：“吃你的菠萝。”就要走。

没办法，我只能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了。

“余军可能杀过人的！”

袁梅一愣：“他？杀谁？”

“方婷和罗瑶，还有二十几个女的。他开车的，多方便撞人啊，他是个连环杀手。”

袁梅想了半天，我以为她接受了我的说法，却只是啄着一口手中的菠萝，笑着回：“你个小屁股，还在胡思乱想，你妈又要叫你吃药了。”

我梗着脖子，想要再说点什么来劝服她，却一时又卡在没有所谓的板上钉钉的证据上。内心里焦灼而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袁梅见我面红耳赤的可怜样，又折回来，摸了一把我的头。

“乖。”她说：“你是不是听见外面的人说了我跟余军的什么啊？”

实际上，那段时间袁梅和余军这个有妇之夫搭上的事情渐渐被好事的人琢磨出来，她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而我，一切只把袁梅的好看在眼里，根本不跟其他人站在一个阵营，听她这么问，自然极力撇清。

“真的不是因为他们说才叫你不要跟余军在一起的。”

“好吧，就你相信我了。”袁梅笑了笑：“这样吧，以后余军叔叔在这里停车，阿姨不方便下去了，有什么话，阿姨麻烦你帮我带，可以不？”

我犹豫了片刻，决定应该答应。

“可以啊。”我回答。

既然现在没有办法说服袁梅，只有多接触余军，找到更多证据。即便找不到，盯着他，防止他对袁梅下手，也是我乐意的。帮袁梅给余军带话，正是个好机会。

也许是出于保护袁梅的强烈愿望，我一口应下她的时候，对即将独自面对一个凶残的连环杀手这件事没有任何恐惧。直到我接到袁梅下达的第一个传话任务，冷静下来思索着怎么跟余军打上照面的时候，才有了迟来的心惊。

袁梅告诉我，余军会在我上学的时间在我上学的路口等我。那一天，天将蒙蒙亮，起着浓厚的晨雾，整个世界好像得了白内障一般。

我出了粮店的门，远远地就看到国道上余军那辆五十铃靠边停在浓雾中。驾驶室里黝黑一片，只有一只烟头明明灭灭，好像那车前脸上悬挂的瞳孔。

我紧了紧书包带，提着袁梅给余军做的葱花煎糍粑走到了那只瞳孔旁边。

卡车门哐哒一声打开，驾驶室很高，我怎么踮起脚，都平不了余军的膝盖，只能昂起头仰视着他。他的车头挂着来自各个宗教体系的平安符，观音、关二爷、圣母、耶稣、佛牌、妈祖……满满当当恨不得把他全身的毛细孔都保佑一遍似的。

余军叼着烟瞟着我，没好气地说：“叫袁梅不要这样子搞，偷偷摸摸的算什么。”他接过糍粑咬了一口：“小屁股，你回去跟袁梅说，让别人说几句没什么，别说嚼舌头了，你们这里哪个女人要参观，我扒了裤子光屁股给她端回家瞅。你就叫她明天自己来见我，没关系的。”

我心想，让她自己来见你，不是一只嫩羊入了你的虎口么。这个话我可以带，不过一定给他带到他娘的屁眼里去。

“她可不像你，她怕羞。”我回他。

他嘿嘿一笑，眼角一弯，露出一副色迷迷的神色对我说：“小屁股，你怎么知道你袁阿姨怕羞，你也上过她的床啊？”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真为袁梅感到不值，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一咬牙，爬上了驾驶室。他惊了：“下去！”

我念出起先在上车前就拟好的托辞：“袁梅阿姨说她的项链找不到了，可能掉在你车里了，叫我帮忙找找。”

余军好歹放松警惕，嘀咕着：“不能吧，见她下车戴着的……”

我没管那么多，自顾自在他车里翻找起来，翻找任何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细节或者直接定罪的证据。驾驶座狭窄的后排空间，余军在那里放了一床黑黝黝的被子，塞了一些锅碗瓢盆，还搁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虽然我知道一些跑长途的司机会在驾驶室里解决吃住，非常正常，但当时的我看到那把闪着幽光的菜刀，依然加重了对余军的怀疑。没办法，谁叫我讨厌他呢。

不过，一番搜罗下来，我并没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最后只剩下余军腿前的手套箱了，我把目光投向它。

余军被我一顿煞有其事地寻找搞糊涂了，好像被我的情绪打动，多少相信袁梅的项链是真的掉了。他不耐烦地掀开了眼前的手套箱，也帮忙找起来。在他一只手的搅动下，我看到了一些正方形的箔纸袋，后来回想起来的时候才觉得是保险套，还有一些散烟，一只手套。最后，出现了一叠皱巴巴的，拿橡皮筋箍起来的文件资料。

“那个是不是啊？”我尽量把语气装得自然和谐。

“哪里？”

“最里面。”

余军埋下头去，那些资料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能将它掏出来放在大腿上。我迅速凑过去，假意帮他寻找，实则在端详那文件。

是一叠维修单，通篇的保险杠、前盖字样，都是适合撞人的位置。我心下大喜，如果能确定这些单子成立的日期与那些女人死掉的时间之间存在某种对应，是不是就可以称得上板上钉钉？这么想着，我便凑得更近了，几乎是把整个脑袋塞在他胸下，在密密麻麻的表格间寻找单子上的日期。半晌，我忽然感觉到，余军此刻静静地，停止了动作。

我心头一紧，扭过头抬眼看过去。余军正沉默地盯着我，嘴角弯成诡异的弧度，两瓣嘴唇好似融化了一般，那垂坠饱满的红色就要滴到我的脸上。他抬着一只手，手上握着的，是那把菜刀。

余军那胳膊肘和大腿夹住了我，将菜刀抵在我脖子上，给鸡鸭放血的架势。

“看什么呢？”他阴沉着嗓子问。

我紧张得快要尿崩了，根本想不到该怎么回答，只想毫无顾忌地释放集聚在喉咙里的尖叫。余军又拿那只油乎乎的手掐住了我的喉咙。 

“想找证据是么？问方婷和罗瑶去吧。”说着，他猛地一拉菜刀，我顿感喉管一凉。

在我仅有的十二年的生活经验里，对于那种凉，我所能找出来的形容，大概是像有人突然把棒冰塞到你脖子里，或者走在冬天的山路上，忽然有人在旁边的松树上踹了一脚，有冷露掉在耳背的那种感觉。我当然很希望能够多一些时间来找出更恰当的比喻，但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

“小屁股，你怀疑老子是连环杀手？”——我还能听见余军的声音，他用的是刀背——“昨天晚上老子跟袁梅打了半宿电话，她告诉我，你要她小心我？” 余军哈哈大笑起来，他在开玩笑。

我停跳了好几秒的心脏在他的笑声中逐渐回了血，但体温却一直没有回暖的迹象——袁梅居然把我好意警告她的话当成笑话，就这么轻易地透露给了余军。

余军把腿上的票据塞回手套箱，用几声咳嗽接续之前的笑声，然后陷入沉默，朝我踢了一脚。

“滚吧。”他说。

我浑浑噩噩地被余军丢下了车，全程处于被袁梅背叛的震惊之中。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残酷的成人世界里，袁梅是唯一柔软的存在，没想到，她不过是那残酷的一部分。我实在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想，或许，她这么做，是出于别的理由吧。

“等毛长齐了，再抓什么连环杀手。”余军丢下我之后紧接着丢下这一句。

是了，一定是因为她觉得我还是小孩，惯性地认定从我嘴里说出的事实都是儿戏。为什么她一定认为大人才可以保护大人呢？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如果，我能够更强大的话，她，以及镇上的那些人，就不会忽视我了吧。

我这样为袁梅找到借口，沿路往学校走去，就听到余军发动了他的五十铃。

发动机启动了良久，油门越轰越高，却没有等到他从我身边开过。

汽油味越来越浓，从我身后飘来，像一团粘稠的生物伺机偷袭我，令人窒息。我转过身去，被余军突然打开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我感觉他轰了最后一下油门，朝我冲了过来。

有一个人挡在了我的面前，他穿着一双破波鞋，一条破棉裤，一件破皮衣，用现在的潮流来评判，是Oversize加乞丐风。除此之外，他手里托着半截红砖。是疯子。

疯子腿脚不甚稳重，速度却很快，一下子冲到了余军刚刚起速的车前，作势要砸他的玻璃。嘴里呜呜呀呀，就说要钱。

余军看着疯子，又看了看我，脸上似乎挂着嗔怒与失望。趁他与疯子周旋的时候，我落荒而逃。

远远地，我听见疯子在吼：“5块不行，余军你莫搞这些，我早认得你，你得给我20块。”

我从来不知道疯子会说除了“钱”这个字之外的其他汉字，更不知道他早认识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