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黄姝的消息，是她赤身裸体地被人丢弃在一个烂尾工地的大坑里，大雪覆盖，没了呼吸。她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杀人犯在她死前都对她做过什么，本地的两家小报后来写得足够生动。就在案发后不久，本来我有机会从冯雪娇的爸爸冯国金手里看到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几张照片，但是我拒绝了。当时他们早已确认了黄姝的身份，没有必要再让我指认，我本来也不是她什么人，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站在育英初三组的办公室里，面前坐着冯国金和一个姓刘的年轻男警察，还有女班主任。冯国金让我坐，但我没坐。办公桌上有几张照片一直扣在那没翻开，是我先开的口。我问冯国金，她身上还有香味吗？冯国金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姓刘的警察反问，什么？我说，黄姝以前身上总有股香水味，从来没换过，我想知道她死的时候，身上还有香味吗？姓刘的警察替冯国金回答，没有。冯国金示意姓刘的把这点先记下来。班主任的语气比平时上课温柔得多，问我，王頔，你再帮叔叔们想想，除了娇娇，还有谁跟她走得比较近？听说你们以前一直是挺要好的朋友。我想了半天，说出一个名字，秦理。初三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黄姝，冯雪娇知道的应该比我多。我说，直接问冯雪娇吧。冯国金问我，你知道秦理现在在哪吗？我回答，三十九中学。冯国金又问，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说，没有，冯雪娇应该也没有，我知道他家住哪，他跟他哥一起住，现在应该还住那。冯国金问完了，嘱咐我回到班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包括冯雪娇。我说，上周的分班考试，冯雪娇进快班了，以后跟我就不在一个班了。

杀害黄姝的凶手叫秦天，秦理的亲哥哥。抛尸的时候，秦天没给黄姝留下哪怕半件衣服蔽体。

不需要任何人泄密，冯国金来找我没多久，案子就告破。育英的学生们很快就在食堂跟宿舍里讨论起“鬼楼奸杀案”，这说明全市人民都知道了。因为育英中学就像这座城市里一所专门关押聪明脑瓜的偏远监狱，任何话题等传到这里，都是过气的了。他们不是自己偷看了小报，就是从父母那里听说，在他们口中，黄姝没有名字，而是小报上形容的称谓：妙龄少女。我曾有过愤怒，想要冲进高年级的一堆男生中间，告诉他们所谓的妙龄少女究竟多漂亮，不是他们学累了玩累了以后的谈资。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有个声音告诉我，他们不配知道。

那个声音属于高磊。高磊对我说，黄姝到底有多好，那些人不配知道。当时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可是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居然很快镇定下来。

高磊跟我不一样，他是好学生，性格稳当，老师都喜欢他。他说话也特别像真正的成年男人，有种能平复人情绪的魅力，刻意练出来的那种。他跟我和冯雪娇不在一个班，我俩是踢球认识的。初一那年，高磊通过我和冯雪娇，认识了黄姝和秦理，那年寒暑假，我们五个人总是聚在一起玩，自从秦理病情加重以后他就开始缺席，五人组减少为四人。再后来，我和高磊还有冯雪娇必须面对育英初中严酷的分班考试压力，出来玩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为零。分班考试的目的，是在初三上学期把全年级后两百名赶出育英，等待参加社会上的中考，从此告别传说中那座让所有育英学生又爱又恨的高中部监狱。留下的人，初三下学期起进驻育英高中部。不管怎样，育英初中部的学生谁都不想参加中考，所以大家拼命努力，不让自己成为后两百名，为自己争取到郊区监狱中的一桌一椅。当时我们仨都很羡慕黄姝和秦理，两人一个在艺校，一个在普通中学，在我们想象中，育英以外的地方都是天堂，无须面对这样的生死角逐。而我的压力最大，当时我爸妈已经下岗三年，我爷爷骨癌去世，死前用半年时间花光了我爸妈所有的积蓄，包括他俩被买断工龄的抚恤金。如果我被育英淘汰，中考考去任何一所育英以外的重点中学，都需要再交一笔九千块钱的建校费，当年全市重点中学都是这个规矩。可是假如我能留在育英高中部，就等于给家里省下了九千块钱，那是一笔巨款。小升初那年，我曾为我爸妈省下过同样金额的一笔钱，可当初我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育英的，两年半过去，我在育英的普通班里成绩垫底，如果被赶去参加中考，等于要把两年半前省下来的九千块钱再吐出来，但我们家吐不起。育英只要人不要钱，成绩好代表一切特权，所以，我比高磊跟冯雪娇更向往远郊的那所监狱，对我而言那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只是人间。

后来我留在了育英，已经不必非把黄姝暂时从我脑袋里抠出去。其实不用我抠，她已经不在我的世界了。那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什么颜色？有声音吗？味道呢？当时我特别羡慕冯雪娇，她竟然是我们几个人里最后一个知道的。就在黄姝死前不久，她还跟黄姝发过短信，约黄姝见面。小燕子在等紫薇，紫薇却先飞走了。

高磊离开食堂前，跟我的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像个伤感的成年人。他说，不用急，我们早晚都会在那个世界重聚，早早晚晚的。

2000年9月1号，星期四。初中入学第一天。我跟冯雪娇同时进入育英初中，排队等分班的时候，她居然就站在我身后。冯雪娇幸灾乐祸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就说吧，你逃不出我的魔掌。我俩被分到初一五班，彼时我的个子已经长高，坐去第五排，而冯雪娇仍停留在第三排，跟一个头油擀毡的男生坐同桌。跟我同桌的女生叫方柳，嘴比冯雪娇还碎，说话时拿眼白瞅人。班主任是个姓崔的中年妇女，年级组长，省优秀教师，据说很有威望。崔老师是教语文的，我略庆幸，起码自己靠写作文还能在她手底下谋条生路，听她以前带过的学生说，从没人见过她笑，一星期内骂哭半个班。但是这些都跟我无关，当初我考育英的唯一目的，是为把小学档案里的记过处分消掉，而西瓜太郎兑现了他的承诺，无过一身轻的我，自打进入育英那天起，就早早想通，这里也无非是个栖身之所，清华北大轮不上我，出人头地也得看命，混一天赚一天。

开学当天中午，我跟冯雪娇就在育英偌大的食堂里找到了秦理，他正跟一帮看上去比他年纪还小的孩子在学校为他们单独开设的小灶隔间里吃饭，都闷头不说话。秦理端着饭缸出来，被我和冯雪娇拉到人少的窗台边一起站着吃。冯雪娇执意请客，买了四个荤菜和三瓶饮料，饭卡一气儿划掉二十多。她那么做让我心里不太舒服，因为少儿班的孩子吃饭不花钱，学校全包，秦理的饭缸里有一荤一素，而我为多省下些零花钱（每周只有五十元可自由支配），只打了四两饭和一个地三鲜。冯雪娇那四个荤菜，明显是买来可怜我的。我这么想当然不厚道，想要对人好同时又要照顾对方的自尊心需要技巧，冯雪娇当时不具备那种技巧，错不在她，而在我。为了不让冯雪娇为难，我欣然接受她的四个荤菜，可是秦理却一口没碰。冯雪娇问他怎么了，秦理说，头有点晕，犯恶心。说完掏出裤兜里用纸巾包好的几粒药，就着西瓜味的醒目汽水一口服了。我问他，你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秦理说，不知道，就让我一直吃药。

午饭时间很短，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前，冯雪娇又去食堂窗口买了几袋奇多、彩迪卷、大蟹酥、彩虹糖，塞给秦理，让他拿回去吃。冯雪娇灌输着自己的理论说，无聊的时候，只要吃零食心情就会好。秦理说，我哥就是卖这些的，以后你们要吃，我拿给你们，别花钱了。说完头也不回，朝我和冯雪娇方向相反的那栋独楼走去，那里囚禁着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青春期在等他。

原本我以为，秦理到了少儿班就会找到更多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可现实并非如此。秦理说，没话，各干各的。秦理比我们早进入育英半年，少儿班的课程已经学到高一了。偏科是天才的通病，秦理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般，导致他在少儿班的综合成绩中游，但这样的孩子还有一条更便捷的出路，搞竞赛，数理化和计算机里挑一个，省二等奖以上就能保送，一等奖妥妥进清华北大。秦理说，他正在准备物理的省赛，可是最近一阵头疼得厉害，看字就眼花，根本没法动笔，只能在脑子里算题。我问他，要是竞赛拿了名次，你是不是很快就去上大学了？秦理说他不知道，但他不想去。我第一次从秦理口中听到“累”这个字，但他当时也才不过十二岁。天才也会累。

一个少年，只因早慧，从小便要被丢进跟自己身心皆不符的环境里被时间拉扯着长大，换作是我，也会觉得累吧。其实早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秦理的病情转重已经初露端倪了，可是除了黄姝，我跟冯雪娇都无心留意而已。那个仍属于童年的最后一个暑假，我跟冯雪娇因为都如愿考上了育英，心情大好，而黄姝在小升初后，考入省艺校2000届舞蹈班，回到她最有归属感的世界里，明显要比在和平一小生活的那一年里愉快许多，唯独秦理，脸上被一层更浓重的“不快乐”笼罩。那次我们四人去青年公园划船，我和黄姝负责摇桨，冯雪娇拿她妈妈新买给她的傻瓜相机为我们拍照，秦理坐在小船中间一动不动。当时我还以为“傻瓜”就是相机的牌子，讽刺冯雪娇说，真是什么人用什么相机。冯雪娇抬脚踢了我一下，动作很大，腿风带动起小船在湖中央左右摇摆起来，就在同时，双手扶紧船沿的秦理突然冲着湖水干呕起来，我们三人都被吓到，赶快加速摇着船回到岸边。那天风和日丽，湖水跟陆地一样平静，可秦理仍承受不了一丝多余的颤动。还是黄姝主动给秦理买了根冰棍儿，让他吃一口凉的压压，胃会舒服点。黄姝的方法果然奏效，她永远是最会照顾人的那个。那段时间，她的头上早已不戴秦理送她的小樱桃头绳，而是干脆不再绑马尾，任一头长卷发肆意舞动，像微风天里的柳树。当时我仍视秦理作孩子，比我们还小的孩子，黄姝照顾起他来，真的就像一个姐姐对弟弟般，不掺杂质。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我竟不再嫉妒秦理，只是单纯的羡慕，甚至幻想过，假如自己也能得一种招人怜悯又要不了命的病就好了，那样也能得到黄姝不同寻常的关爱了。而冯雪娇头上的小西瓜头绳也不见了，几天前她才学着黄姝去烫了一头卷发，结果过火烫焦了，远看像长了满脑袋枯草，再点一把火能烧着。那一头枯草被冯雪娇的妈妈强行剃掉，冯雪娇还是舍不得，闷在家里哭了三天才出门，见我们的时候，眼泡还是肿的。但我觉得短发反而更适合她，轻巧，利落，起码显得她跟黄姝不一样了，不再是一个幼稚的效仿者。大概她自己也有觉悟，改变形象后平添了一个毛病，总爱用手摩挲额前的刘海儿，嘴里还一边哼着梁咏琪的《短发》。

上岸以后，冯雪娇提议去碰碰凉吃冷饮，她请客。但黄姝执意要请，她说要感谢过去一年里我们对她的照顾。这话听得我脸红，以为她会明白所谓的“照顾”在我心里意味着什么。冯雪娇则说，谢什么谢，说那么见外，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她又转头问我跟秦理，我们四个是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我尴尬地嗯了一声，秦理闷头吃着浇汁三球雪糕，懒得回应，只有黄姝温柔地配合她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冯雪娇对黄姝说，虽然你跟我们仨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不许忘了我们，记得常来找我们玩儿。黄姝解释说，她进戏校以后就要开始住校了，只能周末再出来。冯雪娇说，那就以后每个周末一起出来，好不好？我又嫌冯雪娇烦了，撅她说，就你闲工夫多是吗？你妈能不能放你出来还不一定呢。冯雪娇说，反正我们就是永远都不分开，你有意见啊？有意见下次不带你了！

每每冯雪娇说这种幼稚话时，黄姝的眼神总会不经意地瞄到我，当然也可能是我的错觉。但她始终跟我保持着不易察觉的距离感是真的，我不傻，我分得清。可是就在冯雪娇说完以后，我有一瞬间感到无比失落，一口刨冰从齿根凉到心底。春光苦短，好景易逝，类似的道理，虽然我的人生当时尚未急于告知我，但我已提前从一些书本里领悟到。那个暑假，我疯狂地看书，阅遍家中书柜里能看懂的每一本闲书，都是我爸妈年轻时候买的，可他们自己竟从来没有翻开过，包括那本包装最精美的硬装《牡丹亭》，我最钟爱的一本。那一刻，一种来路不明的不祥预感从四面八方冲击着我，就在冯雪娇说出那句“永远不分开”的同时，那个曾经在我耳边悄声低吟过一句“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神秘之音再度响起。我就是知道，终有一天，黄姝会走，秦理会走，冯雪娇也会走。并非被任何人强行拆散，而是生命的洪流将我们送往的终点注定是天各一方。如同早慧是秦理的天赋，悲观也是一种天赋。我的天赋。我只是没有想到，黄姝竟是以那样一种不留情面的方式离开我的，甚至不容我有一丝喘息之机。

那个夏天，第一个与我渐远的人是秦理，不过是在地理上。我爷爷当年得的是骨癌，几进几出医院以后，大夫劝家里人带他回家养着。我奶奶走得早，爷爷多年来都是独居，出院后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而我的大姑二姑都没法从自家脱身，照顾爷爷的重任落在了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的身上。我爷爷承诺，他死后会把自己名下的老房子留给我爸一个人，条件是我们一家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搬进去，照顾他到死。家搬得很急，临行前两天，我才告诉秦理，我要搬走了，当时他没说任何话，他就是那样。可就在搬家当天，他突然跑来我家找我，说他哥哥秦天有辆面包车，可以帮我们搬家。当时我很诧异，秦天为什么主动要帮我？我妈有些犹豫，她一直不太喜欢秦天，觉得那孩子没礼貌，平时在楼下见到她跟我爸从不主动打招呼，这一回怎么像抽风似的？但秦理话不多说，就开始默默地帮我往下搬东西，强行抬起一箱恐怕比他自己都重的旧书，踉跄地走在我前面。出了楼门口，秦天的面包车已经停在那里，后盖开着。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请搬家公司，而我家更不具备那个条件，我爸从以前厂子里的同事那借了辆平板卡车，装满大件家具后，还是有一堆东西上不去，原本必定要多跑两趟。愈清贫的家，破烂儿反而愈多，真是奇怪。可是多了秦天的面包车，刚好全都装满了，跑一趟就够。我妈让我跟秦理一起坐秦天的车，我上车前，她对秦天道谢，秦天破天荒地笑了，回我妈一句，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弟弟和爷爷的照顾。我妈一时愣住，反应半天才说，说哪门子谢，远亲不如近邻嘛。

秦天开面包车跟在后面，他的副驾驶位上还堆着两箱子杂物，秦理陪我一起坐在后面的联排座位。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仔细观察秦天，他们一家子男人都很瘦，但秦天的下巴轮廓最清晰，嘴角自然向下撇，眉毛跟头发都很浓，用我妈后来的话讲，挺帅一小伙子，谁能猜到有残疾呢。他打方向盘和换挡都由右手单手完成，那只干瘪蜷缩的左手，几乎毫无任何功能性，除了夹烟，而且是用五根手指一起攥住烟，抽起来的姿态有点滑稽。那天他的心情仿佛不错，嘴里似乎有哼歌，但全程没跟身后的我和秦理讲过一句话。后来我偷偷问过秦理，他哥哥的手是不是天生的。秦理说，不是，是秦天在月科里的时候，他爸妈打架，不小心把秦天摔倒了地上，伤到了后脑。都是他爷爷讲的。尽管当时我也不是一个身心有多富足的少年，可心中依旧有怜悯袭来，觉得老天爷对这一双兄弟挺不公平的，难兄难弟说的就是他们俩吧。

可是秦天对黄姝做过的事，永远也不可能被原谅。老天爷也不行。

自从我搬家以后，每周见到秦理的机会就只有在育英校园里。虽在一个校园，却又分属两个世界。直到初一下学期，班主任崔老师要介绍一位新同学入班，伴随着一阵好奇声，你走了进来，秦理，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你。天才再次沦为跟庸人为伍，就因为一场可笑的病痛。如今想起来，那是我们第二次面对同样的情景，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正式告别的开始。

秦理，假如没有你，可能那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是谁又有资格怪罪你呢？毕竟将你生吞活剥了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