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女儿出生的第43天，欢迎来到我的日记。

妈妈死了。妈妈被装在一只黑色的袋子里，穿过等待急救的人群，送到太平间去。妈妈在那里，被做成一只蝴蝶的标本。

妈妈死了，我还活着。我看见自己走出医院，穿过马路，去买一块给她擦身用的小毛巾。我买了三块粉色的毛巾，一块蓝色的毛巾。殡仪馆的大叔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然后选了蓝色的。我想他可能喜欢蓝色。妈妈死的前一天，ICU的护士打电话让爸爸去买妈妈要用的湿纸巾。爸爸买了一大口袋的婴儿湿巾，可以用好几个月。护士同他说，你买错了，我要的不是这一种；而且买得太多了，只要两包就够了。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买得多一些，就用得久一些。

妈妈死了，但不是一下子死的。康复医院原来是一个谎言，并不是她可以康复的意思，而是已经没有治疗意义的意思。在管理松散的康复医院，起码最后可以见见亲人。我带女儿去见了妈妈，两次。病房的人说，要给她穿上袜子，以及不要带她来这里了。幸好我没有听。于是妈妈见到了我的女儿，两次。她们俩都不能说话，所以只握了握手。

那时我带女儿回家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开心。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新闻里播报着赏桂景点大堵车的消息。阿尔说，在杭州赏桂，实在不必去景点的。他数过了，医院的停车场就有三棵桂花树。是今年最后的桂花了，香得那么义无反顾。那时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正在死去。

一个人的死亡，是可以被监测的。医生不断地打电话来说你妈妈的血氧正在降低。一个人的死亡，也是可以被计算的。医生问，你家离医院远吗？如果要回家断最后一口气，要提前告知，留出时间。我问妈妈什么时候会死，医生说，她要走了，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我想起一个月前，在妇产科医院打上催产素的时候，医生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她要来了，不是今晚，就是明天。

我在ICU门口的走廊上坐了很久，大概有两个小时。我爸爸坐在十米远的一张凳子上。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会有一张凳子。但是我爸爸就是这样，他喜欢坐在凳子上，也总能找到凳子。妈妈见到的话，又会“嘁”他一声。怎么会有这么懒的人。我和爸爸没有交谈，只是各自看着面前的地板流眼泪。妈妈躺在离我们十米远的某一张病床上，完全凭机器维持着她最后的呼吸。

现在我想，妈妈最初的葬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只有我们三人的，沉默的，难认的，不惊动旁人的哀悼。

再后来，灵堂摆起来了。更多的人来了。他们俯下身子向她鞠躬，又送上鲜花做成的花圈。就像是在告别一只真正的蝴蝶。

妈妈的标本停放了三天，亲人们轮班为她守灵。我坐下来叠了几只元宝，心想这个活动或许可以支撑一整夜。表姐们揽过我，把我送去附近的酒店。她们说，你不要劳累，你也是一个妈妈了，要想想宝宝。临走前，舅妈从口袋里拿出几根桃枝，说是驱邪用的，让我给女儿也带上一枝。

这是你家乡的桃枝，妈妈。这是你自己的葬礼，你不要害怕。但是我就这样失去了最后为你劳累奔波的机会，妈妈。当你躺在冰冷的柜子里，我在温暖的房间，躺下便睡着了。我是妈妈了，也是一个心碎的人。

凌晨一点，我又醒来。我的胸部因为充满奶水而发胀发硬发痛。我是一个心碎的人，也是一个妈妈。我把女儿揽过来，让她停驻在我胸口的位置，就像一只小小、小小的蝴蝶，停驻在甜蜜的花蕊中央。这样天空中下起雨来了，她或许也并不知道。

我的女儿，一个主观上、客观上来说都很可爱的婴儿。她现在会做的事，不过是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挥舞手脚、扭动屁股以及把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但是人人都爱上她，人人都想抱抱她。就像你见到她时那样，妈妈。

妈妈下葬后，落了几天雨，便开始放晴。阿尔说我们一起出去走走，我们便推着婴儿车一起出去走了走。穿过安吉路，就到了少年宫附近。小时候我常在这里放风筝。我们的女儿以后也许也会在这里放风筝。但是她现在会做的事，不过是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挥舞手脚、扭动屁股以及把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当她从一段颠簸的小睡中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阿尔捡了一段柳枝放到她的面前，用意大利语和她说：树，这是树的叶子，树叶。我用中文补充：柳叶，这是柳树的叶子。

绿色的柳叶停驻在婴儿车里。桃花落了，桂花落了，柳叶还是绿的。江南的秋天，就是如此。江南的冬天，还是如此。然后下一个春天便接踵而至。

这个小小的婴儿，伸出她小小的手，随便挥舞了一番，竟然把柳枝弄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就哭了。我们笑起来。她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但是这个小小的婴儿，其实什么都会。

当你将她拥入怀中，她便用她小小的手，紧紧抓住你的衣领和脖颈，用她小小的口，亲密地吸吮。她就那样沉沉地靠在你的怀里，轻轻睡去。就像在我早已丢失的记忆中，我小时候那样，妈妈。我也曾经是那么短小无知的一只动物，我也曾经那么长久、肆意地赖在你的怀里。那样可真好啊，妈妈。

我的女儿，一个像我也像你的小孩。我见到她，便想起你，也想起我自己。我无法不紧紧拥抱她、给她安慰。就像是你在紧紧拥抱我、给我安慰一样。

我的妈妈没有了，她的妈妈还在。

妈妈，我想要得到的你的爱，我全部都给她。

乌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