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睁开眼，看到玻璃上结着薄霜。我拉开百叶窗，窗叶翻动着，将外面世界分割成片状。一片世界里，色彩是白茫茫，手指触摸上去，玻璃似冰一样。

我厌恶早起，这是一场与被褥间的抗争。每每到了尾声，我挣脱它，像剐走一块皮肤，寒冷肆意侵袭身体各处，我很难活动自如。但我还是得去卫生间洗漱，举步维艰。

朋友约我今天去多特蒙德，那里即将举办一场球赛。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多蒙的车站很好看，从站口出去，街对面林立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它的尖顶直穿云翳、天穹，刺出许多孔洞。雪花纷扬地跳下来，遍及整座城市连绵不绝。这里的气候是温带海洋，西风与暖流在不断纠缠中渲染天幕，于是诞生出哑色和一成不变。光线如此暗淡，像棉絮一通乱剪后，再撒下来。我只在老家见过这些。

县城有许多工厂，运作着，昼夜不歇。人们常说，它们象征着未来。在此之后，烟囱接连耸立起来，蓬勃地绽放灰烟。上学放学，我会经过一段小路，位于厂房与厂房之间，然后驻足不前。我的脚跟凝固在田埂边，面前的旷野，原先长的马唐、稗草和婆婆纳相继死去，荒瘠不堪。我站在那上面，看到无数灰烟如风筝一样黑魆魆地袭来，迷乱了方向，并把我的眼睛与出路填埋。我不由自主地吞咽喉咙，初次尝到光的味道，是一种酒的涩苦。因为光芒钻过灰尘铺过的筝面，笼罩下来就浓成了滔滔苦海。后来它便成了很大一部分我离开家乡的原因。

卫生间里，镜子按部就班地站在我前面，活栓旋开了我，盥洗台填满水流，气泡滑出皮肤上的肥皂。我没有主动完成这些事情。就像前往多蒙，朋友浅浅一说，我就点头答应下来。

我凝视镜子里那个迷茫的我，他不知道去多蒙有什么意义。实话实说，他更喜欢和暖的空间，温度高得能融化巧克力或者浓雾般的忧愁——后者经常在悄无声息时发生——他一待就是一整个下午。比如学校的咖啡馆，他坐在沙发上走神，筹划着之后做什么。他的同学已经申请到研究生，来自众所周知的好学校，而他碌碌无为。很多时候他不打算做任何事情，只是抚摸着暖气片烘焙出的温存，像一根残烛，抵抗偌大的冬天。他希望剥离出一个缝隙，供自己安藏。这样就不再被漫天飞扬的言语烦扰。

家里人不止一次怂恿他回来，别在外面苦费光阴，仿佛在他们目光下铐着才可以获得些许安定。他的母亲生活在终日的惶恐里，为最近频繁的烽火，为航班失事，为汇率上行的经济压力，为大地震。她害怕他在国外没有成为耀眼的高材生而是一名罹难者。但在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时，他确实窥见了自己的墓碑，种在多少个十年之后。碑石表层刻着名字的纹路，同坟茔沉浸在香气馥郁的花海里。往生是解脱后的自由。这里就是他的归宿。他既不抗拒也不期待，仅仅顺其自然。

在他的理解里，离世不该具有一种消极，甚至不该单指死亡。逃离现实的又不光只有肉体，精神也会。这种离别可以在任何时候猝然出现，在他抱着枕头无法入眠的夜里，或者另一个夜里，他灌着波特酒，灌到味蕾悉数枯萎直至断片。夜晚是个让他恐惧的事物，在失去太阳的十七点以后，幽暗像蛛网布满在地平线上。这时候母亲会与他发消息，跨越七小时时差，问一句“怎么样了”。他不会说自己过得很孤单。或者说周遭环境过于陌生，他的存在格格不入。他只是装作看不见，等到了第二天，再跟母亲说自己忘记了。

众所周知，向家庭袒露心声无疑是一件危险的行为，它不会把事情变得更好，将有许多埋怨和感叹随之而来。去飞机场之前，家长们就提前认定一些事实，自己的孩子没办法适应没有他们的生活，就像鱼离不开水。一路上，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为孩子谋划了失败的谶言，然后每晚打电话，像猎人守着猎物，等着那个满意的答案出现。

也在同一时候，十二月的圣诞节，我去了当地最高的市政大楼和圣诞市场。热闹而温馨的氛围没有打动到我。为数不多记得的事情，是我从大楼顶层眺望下去，天空的沉郁涵盖了东西南北一条条街道，像一块图谋不轨的毛巾，要把这座城市掩到窒息。游览结束以后，楼下就是圣诞市场。我来回逛了两圈。流浪汉掺杂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乞讨，手上拿着装着硬币的纸杯，摇起来会叮当作响。到处都能听到摇铃的声音。而在这个声音的海洋里，根本没办法听清楚哪些是欢声笑语，哪些是在哭泣。

曾经不知是谁和我提过，说他害怕参加班级集会，将一群不相为谋的人拼凑到一起，本身就具有匪夷所思的意味。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小心翼翼审判每一句话，因为分辨不出是真情还是假意。照这么说来，很多群聚性的事情大体上没有意义，像开会或者团建。是因为添加了一句“所有人都会去”之后，性质才发生转变。它更像命令、要挟，使人们变成顺服的从众。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我对改变早已无能为力。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之后，走出洗手间，换上一套新的装束，打足十二分精神，在马上到来的活动里，努力当好一个零部件。

从小到大，大家接受着遵循集体的教育，按照过往经验表演着言行举止，避免与他人产生瓜葛与交集，彰显出一种近乎滑稽的、贫瘠的团结。但外人仍会被表象打动。他们或是传颂，或是标榜，于是现实中间吹出一个气球，不会有什么真相的手指将其戳破。它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并吞了许多东西。人们再也看不见独一无二，并坚信不疑齐心协力和众志成城是美好的结果。但只有我觉得异常可悲。因为它会让我想起，每逢集会结尾的时候，拍下很多照片。面孔大多只存在一瞬。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想留念什么，很多人不会再见，不会记住彼此。可他们仍然愿意镜头对准自己时，嘴巴撕开一个笑容，仿佛在这脆弱不堪的关系之下，他们真的相信友谊地久天长。那之后的某年冬天，我买回一个瓶子，专门收集照片焚烧过后的炭灰，失去它们就失去追溯过去的路引，像泰戈尔写的“扔掉所有昨天，从此灵魂变得轻盈”。

临出门之前，朋友发来微信。她先行出发了，“可以边走边等”。

于是我开始在房间踱步，厨房的案板上躺着两块萝卜，为了煲鸡汤，昨晚我把它一刀两断。冰箱里没有现成的肉。萝卜们躺在漆黑的锅底，切口哭泣着汁水。它们在等候一只我不会买来的鸡。那刚才这些时间里我在等候什么？朋友已经远去了。我只能冒着风雪，在这条笔直的大路上追赶，大路像是笔直地为我规划好了人情世故。

我数不清在多少次通话中，我跟母亲说的都是我过得顺利，很平安。他们需要千遍一律的答案，来打消心中的疑虑，就像恋人之间最经典的问题“你还爱不爱我？”哪怕回答多少次“爱”，对方都不会放下猜疑。可另一种回答是十分致命的。我们谁都不会打破心照不宣的团结。在我对母亲的印象里，她时刻牵挂着我的安危，希望将来能像大多数家庭那样，有人帮她养老送终。而我周围的同学正展开新的未来，去英国，去加拿大。但我不能再去其他地方了。我可能要永恒地折断我的翅膀，陪伴他们身边，做一只反哺的乌鸦，营窠在家乡。但是现在，让我顺着路再走一会儿吧，母亲，暂且不要叫我进入那些迷雾茫茫的工厂，我不想烟囱连我眼睛里的光明都要杀死。我不想我的人生除了循规蹈矩别无他物。

雪花源源不断降下来，我凭肉眼，凭记忆找不着火车总站的方向。也许会就此错过一班火车，也许我永远抓不着它。我打开手机，在低矮的平楼间抓捕信号。“我的位置”像一枚红色的钉子定在这里，我的前进后退是背着这枚钉子移行。星期天的路道空空如也，我双脚踏着雪地，足迹划过一条长长的孤独。同学们说不定早就到了多蒙球场，跟随人群欢呼雀跃。粉丝奏起激昂的音乐，无数领巾随手飘扬。所有人都在呐喊，吼出一种令人战栗的氛围。我好像隔着七十公里都能感受得见。这种真诚的力量，能够在约定俗成的人情世故里炸出裂痕。我不用为了怎么加入主流久久为功，不用跟随“别人也这样”的话语惺惺作态，不用笑脸相迎。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站在这里，感受来之不易的欢欣。

这种无忧无虑的情绪，仿佛带着我回到幼年时期，大家总是会被简单而美好的故事吸引，想当然地以为这个世界无比单纯，而后脱口而出一些无法实现的梦想：当一名宇航员去火星，或者做一只生活在南极洲的北极熊。直至长大，在认清自己拥有绝对的平庸之后，我们开始不相信任何奇迹，并觉得所有新鲜事物愈发可疑。我们恪守着日复一日的通勤，工作，应酬，让生活磨钝感官，不再制造新的追求，睡梦中都在担忧哪天从现有的阶层坠落。与每个人的轨迹一模一样，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从追逐童话的孩童，变成了大人，再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社会同化。

冬日里，前行的路上，我每吸一口气都在吐一口浓烈的烟。导航指引我钻入某个桥洞，桥洞里积压着日积月累的鸽粪，海报破烂不堪，涂鸦在墙壁上仓皇而又凌乱。隧洞前后，我看不见白之外的颜色，似乎迷路招致的后果，就是掉进这样的深井里。同样还有一只青蛙遭遇了不幸。他说他想跳出这个破井想了七年，下巴长满了白须。这期间他不断磨炼，腿上肌腱练就成钢铁般孔武有力，一对手蹼达到可攀万物的境界。我满怀期望地看着他摸上井壁，结果却重重摔下，头皮的一处秃地象征落点。他说他老了，他日复一日地试炼摧残着身体，他每天就这么点力气，用完就没有了。他吐着舌头，咂了口井水，趴下来暂劳永逸。他说：“年轻人，该你上了。”

我踉跄地逃出桥洞，踩碎结在沥青路面的薄冰，影子破裂一地。脚尖紧靠着我的五块脸庞。风呼啸过耳畔似乎在喋喋不休，脸庞碎得更多更细。此时我转过头却看不见来时的痕迹，桥洞仍然将黑暗对着前方暴露。

茫茫白地的中央没有井、没有青蛙。我步履不停。只有一个要去多蒙的人而已。

无数次，我有过想学钢琴的念头，旋律可以使人宁静。但他们告诉我，你没有天赋，去学就是浪费金钱。小学的运动会上，每个项目里都不会有我的身影。班主任是个爱慕虚荣的人，而我又很胖。她认定我做不出太多成就，索性更换了名单，冷冷告诉我：“扔垒球不用你上了。”这些人的拒绝与否定，铲除了一棵棵从前心中成长的萌芽。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意识到自己无能。但我又不能一个人对抗整个集体。我试过写小说，家里人撕烂我的本子；下将棋，当作棋牌一类的赌物被没收。我就不该有别的爱好，什么都是禁忌。恰恰又是这些人，反复指责你的一举一动辜负了团队的未来。他们停下讲到一半的课堂，望着你说：“走不走，再不走我就不讲了。”同学们会起哄，叫我“滚”。那时候年纪尚小，大家都是年少无知。可这些无知的伤害，像癌症，到十八岁，二十八岁，都不可能得到痊愈。

我只能离开，走出教室，漂泊在走廊上，听着所有班级整齐一致的读书声，朗朗向我袭来。我在逃，捂着心脏发颤的胸口，可我永远逃不走这所学校，因为我过于弱势。在每个学生都被教诲着“寻找集体”“附属才能依存”的现在，一“块”人显然比一个人更加坚不可摧。可我还是扛过来了，并非毫发无伤。我抱着狼藉的碎片，这些散落的自己，几乎走一段路就掉一些，勉强撑过了成年。我不期望我过早地死去。也许再有一天，能得到一些机会，我把它们接起来，剔除不好的部分，收获美好的童年。

八点二十九分，一趟去往多蒙的火车占领了轨道。最终我还是找到火车总站，没有太多意外。我上了车，车厢里乘客少得可怜，孤独如影随形地落在座位上，几乎为我而设。我想起当时，也是一个人去的航站楼。父母远远向我招手。我在值机台这边，距离浓稠了他们的面庞，但那两双摇晃着的手臂，却始终令我记忆犹新。工作人员给机票盖上章，没有机会再回头。哪怕他们再做一些谋划，也没办法阻止离开的步伐。其实在这回事上，谁都没有对错。我活在家庭的团结中太久了，在校园里又要面临新的犹如军队式的集结。

我的一些同学放弃了考研。或许他们很早就失去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安稳地做一名老师，或者公务员。这比什么都好。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偏爱这项职业，抑或是安稳。但正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历史告诉了我，没有人真正过问“到底喜欢什么事情”。事实就是，那些心声淹没了，每个人都在麻醉离经叛道的冲动，忙碌着牺牲个我，建立大环境下的和平。我对我能离开家乡并不感到庆幸。迟早有一天我会归去。可现在窗外依旧下着大雪，火车滚滚向前。它已经驶过波鸿。我面前经过一座尖顶教堂，它真是无与伦比的漂亮。再一路顺着下去，是比勒菲尔德、汉诺威……不像地名那么简单。趁着在还能抓住什么、坚定什么的冬天，我依旧选择走之后的路。十二月已然饱和了，我不能塞下更多梦想。那就挪到一月，二月吧。我抬头望着行驶路线。我不知道这辆车的终点是在哪里。而具象的地名也模糊成将来。

我要顺着这条风雪交加的轨道一路向西，跟随那些未知的心声。或许做一个土豆，安静地躲在地底，与世无争，应该不错。但无论怎么说，我不想我所期盼的东西被平白无故否认。由始至终，我都不怕这一切是不是该让我独自面临。我很早就面临了“独自”这一事实。而那个所谓的朋友当然不会出现在这里，她一开始就来自于我安慰性地杜撰。我要做一个坚韧的土豆，哪怕土壤不再宽厚，我也一如既往地深耕下去，落到地幔，冲破古登堡界面。我相信，那里有一颗闪闪发亮的地核。是它照耀着我的生活从此长明，凛冬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