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春天到了,我的鼻腔仍感到空洞与燥热,嘴唇和指甲四周翘起死皮,皮肤只比残叶少了一点枯萎。
天气是一周前变凉的。一周前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穿着风衣在外面从早待到晚了。天偷偷变高了,天一高了就留不住云。风也变了态度,冷了,烈了,一下一下抽走周遭环境的水分。我的鼻腔感到空洞与燥热,头发起了静电,嘴唇和指甲四周也翘起死皮,皮肤只比树叶晚一点枯萎。这是多少细密又巨大的变化啊,可匆忙的人们没空察觉这些。
当然了,也包括彭斌。
他已经过马路了,目标是路对面的咖啡厅,我在路灯变红前紧跟他走了过去,险些乱了距离。他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的靠近与离开他都毫无感觉。我躲在咖啡厅旁的绿植背后点了一根烟,在大部分被黄绿色侵占的视野中看到他走进了咖啡厅。角落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蓝色布包,就是这里,他几乎跟我同一时间发现了这个标志物,然后径直走过去坐下。不出一会儿,蓝色布包的主人——一个瘦小的、穿着米色针织套装的女孩端着咖啡走向他。因为角度问题,我依旧看不完全她的脸,我只能看清她的部分动作,灵动,不琐碎,充满弹性与汁水。一个小时后,他又端来了两杯咖啡。四杯咖啡,两个小时,四杯咖啡加进去了多少糖,两个小时中间又融化了多少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快乐的两个小时,因为他们拥吻道别的时候还是笑着的。
我一步一晃地向前走着,借助抽烟这种体面的方式叹气。秋天到了,可我的脑子已经先一步入了冬。就在寻找垃圾桶时,我赫然发现道路左手边是民政局,便鬼使神差地决定上去看看。
我走进大楼,按下通往四楼的电梯,再打开门的时候便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里面的场景我想象过很多次,在我的想象中,这里是明晃晃的、热闹的、暖色调的,可当我真的踏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才明白我的想象是多么狂妄和居高临下。毕竟这个地方也负责合理合法的打破契约,就像光与影子总是同时存在。
“办什么?”工作人员拉着脸问我。
“找人。”
“找人?”
我没再回答,避开工作人员疑惑的目光,唯恐他再逮到机会追问下去。我作势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打开手机,连上耳机,假装拨通了电话。等待几秒后,我颐指气使地说:“我到了,你到了上四楼。”
两秒钟之后我又跟了一句,“门口座位等你!”
我想象自己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每个动作都是排练好的,有理由的。我这段表演绝对可以拿奖,逻辑、节奏、细节、情绪,都没有任何问题。欺骗完自己后我坐得笔直,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我才是正确的、有决定权的一方。我硬生生坐了半个多小时,这期间听见了一次争吵,看到了两对闹得鱼死网破的怨偶,还有临时改变主意后沉默退场的中年夫妻。四十分钟后,我定的闹钟响了。我假装是来电,按下停止键后拿起来放到耳边。
“你凭什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回家说?行,你等着!”
我从座位上腾地站起来,故意将眼光放向电梯口,然后直直地走过去。表演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的情节是在传达一种暗示,暗示我已经无所畏惧,将突破一切阻碍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没有人可以阻拦我。等走进电梯转过身的那一刻,我才松绑自己的目光,然后我发现,观众席上压根没有观众。
没有灯光,没有谢幕,没有掌声,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没发生。
我打开家门的时候闻到了烟味,彭斌已经坐在阳台的座椅上捧着电脑办公了。这是他的习惯,他喜欢吹着风整理邮件或者文件,这是他一天当中难得放松的时候。若赶上下雨天或者下雪天,他就要放下电脑偷懒了。他会点根烟,扒在栏杆上向下看,等待着有人淋湿或者不小心摔倒。我刚扔下钥匙,换了拖鞋,彭斌的声音就飘过来了。
“回来了。”
“嗯。”
“我买了蓝莓,放茶几上了。”
出于维护稳定而产生的关心是畸形的,是没手没脚的。我早就应该让它胎死腹中,可我还是放纵了它的生长,这是我为了验证一些东西的存在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我没再应声,直接走进卫生间,一边洗手一边看向镜子。脸干巴巴的,眼下的皱纹懒得躲了,不笑的时候也躺在那里,两条深的,连带着裂出四条浅的,眼底裹着一团青黑,像还没冻结实的河面透出的水草与冰纹。彭斌也有皱纹,可他的不一样。他的皱纹懂事得多,都堆积在眼角处,皮肤薄薄的,透出血色,笑起来的时候不仅没有疲态,还能洋溢出温暖和精气神。也是,他能有疲态吗,他是胜利者啊,胜利者永远容光焕发。
我和彭斌已经在一起八年了,订婚了,还没结,可在别人眼中,我们已经等同于结婚了。前期,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抹去大多数陈旧的痕迹,对彼此的存在制定对应的方案,再将不契合的部分进行针对性的打破与重建。我们舍弃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对,是舍弃不是解决,很多东西无法被解决,这应该不用我说。后期,他说服了他专制的父亲,我说服了我多疑的母亲,我们四个吃了一顿拘谨但意义重大的晚饭,这些条件的逐步完善看起来势必会指向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是被打磨后互相吻合的拼图,并且已经安安稳稳地拼在一起八年。我本想持续时间的累计,直到我发现了一些无法忽视的端倪。
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
彭斌和我去参加共同好友老向的生日聚会。人不多,都是熟人,大家其乐融融,先开一些不越界的玩笑,再互相打探和吹捧,最后感叹人性与生活,与过去几年中的任何一次聚会都没有差别。
可彭斌做了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
聚会进行到中间的时候,老向的朋友拿来蛋糕,吹完蜡烛后,老向开始切蛋糕分给大家。彭斌已经喝多了,他醉醺醺地走过去,手忙脚乱地装了一块蛋糕,然后嘬着手指头上的奶油,乐呵呵地送到我的面前。
我看着那块蛋糕,脑中炸开一声闷雷,随即抬眼警惕地看着彭斌。
当然了,彭斌没有发觉我的异样。我在他看向我之前及时撤回了审视的目光,自然地吃掉了那块蛋糕。可那次之后,我就开始在他每一个晚归的夜晚,细细回忆并捡起了所有反常的瞬间。那些事都像被粗心的小偷搜刮过的房间一般有迹可循,不会让人觉得丢失是无根无依的。万事万物都有痕迹,背叛不是什么狡猾的凶手,不可能侥幸逃脱。
为什么这么确定?八年,整整八年。如果说默契和习惯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早就已经能跑能跳了。
刚跟彭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是一个聪明且独立的人,这是他的成长环境教会他的生存技能,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聪明不说了,聪明的人有大把,我现在也算是个聪明人,说说独立。在他的理解中,独立是分寸,是不可互相表示,是氧气、食物和水,是共存的首要条件。我们约法三章,不做神也不做殉道者,不做主子也不做仆人,不做剥削者也不做暴民。他说到做到,我也努力向他的要求和方向学习并靠近。那几年我被动成长,小到生活起居和课题作业,大到就业方向和工作选择,我们都是各自解决和做决定。偶有破例的互相帮助,也是在我们明确判断出这件事对方目前不能独立完成的时候,比如在床上和上床前。朋友们对我们的相处模式深感震惊,说,就算是舍友都不至于此。可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这没问题,我也变厉害了,我们一起变得更好了,我们在一起前进,我们没有矛盾,这能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没递给我那块蛋糕的话。
出轨的最高境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人人都懂,人人都做不到。跟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如何做到不被浸透呢。同时经营着两段感情,如何在哄睡一个人的时候不吵醒另外一个人呢。这不可控。他坏了规律,坏了规矩,坏了默契,总的来说,他被自己撰写的规则倒打了一耙。
最开始发现彭斌出轨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愤怒、震惊和悲伤,可我并没有去刻意维护这些情绪,它们只是坐坐就走了,之后我理所应当地感到了激动与得意。他也有不缜密的时候,他也不过如此。我反应迟钝,他聪明过了头儿,本来真是天作之合啊。
蛋糕事件过了没多久,我就偷偷辞职了,开始隔三差五以日为单位地跟踪和观察彭斌,把自己隐藏起来,像一个蹲在暗处等待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便衣警察。我享受这个像破案一样的过程。我甚至还买了一个口袋本,在上面记录了事件与时间线,再根据某一个事件为节点,记忆向前后延伸,进行了周密的推导。推导比预设和猜测都清晰、容易得多。我推导出他的这段恋情已经持续很久了,久到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游刃有余而逐渐产生了放松的状态。放松就会出错,适用于所有事情,灾难往往就此发生。在蛋糕事件之前,还有过两件反常的事,它们分别发生在十个月前和五个月前。
十个月前。
彭斌晚上回来,有酒气,脸和脖子都是粉色的,像一块被生鲜灯照着的新鲜肉块。
“今天没加班?”我撑着头,靠在沙发上问。
“嗐,下了班老李非要拉着我出去喝酒,我就没在单位加班。想着回来干吧,一样的。”他一边脱外套一边回答。
“在哪儿喝的啊?”
“咱俩去过,昌乐街的那家酒吧,东北菜馆旁边。”
“你一喝酒就脸红脖子红,这是过敏反应,应该少喝。”
“嗯,我知道。”
他乖巧地坐在沙发上,拿起暖壶倒了一杯水,没喝,只是握在手里。我看向他的手,关节发青,甲床也是青紫色的,便借着拿遥控器的动作碰了一下他的手。冷的,非常冷,他应该在室外冻了很久。
“还是老李叫了代驾顺路给你送回来的吗?”我按了一下遥控器。
“啊,没有,我溜达回来的。”
“醒醒酒呗。”他又跟了一句。
彭斌,一个注重效率的人,一个仇恨浪费时间的人,一个去两公里开外的餐馆吃饭都要开车往返的人,在今天,寒冷的夜晚,还是有加班任务的一天,不仅喝多了,还从离家将近三公里远的酒吧独自走着回来的。
“你愣什么神呢?”他在我眼前打了个响指。
“我看电视呢。哦,还有饺子,饿了就自己煮点。”
“不吃了,不饿。”他将杯子里的水喝完,站起身,摸了我的头顶一把,又走到厨房倒了一杯牛奶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卫生间洗漱。
他的手机就放在卫生间门口的桌子上,我扭过头看着它,像小时候看着巨额钞票,想拿过来又不敢下手。我知道这实在不应该,可我最后还是拿了过来。就在我刚按完解锁密码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了。
“你干吗呢?”
“看个订单。你去年给你爸买的那个取暖器不错,我想看看型号,给我妈也买一个。”
“我这边下单不就行了,正好过一阵儿有活动。”他没有责备,也没有拿走手机。
“也行。”我把手机还给他。
“不早了啊,你收拾收拾先睡吧,我一会儿来。”他自然地接了过去。
我点点头,没动地儿,然后我听到他进了书房。
我躺下后一直没睡着。事儿不对劲儿,我一闭眼就看到他凉冰冰的手,不祥的第六感钻进我的被窝里,让我翻来覆去不得安生。凌晨两点多,他终于进来了,先在小阳台扒着栏杆抽了一根烟,然后进来悄悄掀开被子躺下了,没多久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听着他的呼吸声,确定他已经睡熟后才转过来,撑起半个身子看着他的手机,没忍住,憋着气小心地越过他的头顶拿过来,解锁,打开微信,在心脏敲击胸骨的快节奏中翻阅了很久,一无所获。
第二天,在他上班前给了我那个不算切实的亲吻之后,我就开始为他找理由了。偶尔反常反而合理,我这么讨厌下雨天的人,不是也在下雨天跟同事出去喝过一次咖啡吗。不阻止我看他的手机,不反而证明他光明磊落吗。想通后,我回过头,看到全身镜里自己的脸,才知道“勉为其难”这个词的具象体现有多么狼狈。
五个月前。
彭斌那晚有一个聚餐。说是聚餐,其实是一群建筑和工程专业的业内人士为了私下进行资源和项目的交换与合作而组织的酒局,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我反感那种拘束的场合,可碍于各种原因不能拒绝。就在聚会当天下午,他带我去商场买衣服。我们走进常去的店铺,就在我仔细挑选的时候,他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
“这件长裙不错。”
我回头看,款式,颜色,都不是我平日喜欢的。
“米色啊,太浅了,浅色显得人轻飘飘的。”
“也不会吧。”
“我从不穿浅色。”
他没说话,只是还在拽着那条裙子来来回回地看。
“你今天怎么了,你平时从不管这些。”我走过去,抱起胳膊,用眼神箍着他。
“你选吧。”他挑断我的目光,走出店铺。
我还是买了那条长裙,只不过我选择了咖啡色。结账后我直接找到离店铺最近的消防楼梯间推门进去,彭斌正躲在这里抽烟。
“买完了,走吧,回家收拾一下要出发了。”我看了一眼头顶的烟感器说。
他不说话,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跺了几脚。
“你怎么了?”我问。
他斜睨了我一眼,停下了脚下的动作。
“你不开心也应该跟我说说理由。”我把袋子挂在手腕上,抱着胳膊等他的回复。
“不就是一条裙子吗,不喜欢你可以直说,没必要用像看仇人似的眼光看我。”
“我有吗?”
“你那样弄得我很没面子。”
“哦,对不起。”我降低了音量。
他低下头,看着台阶的方向,又拿出来一支烟想要点上。
“走吧,回家收拾一下该出发了。”我看了一眼时间。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想把烟插回烟盒里,三次都没有成功。他把那根受尽折磨的烟扔在地上,倏地拉开消防楼梯间的门,径直往前走去。
“发什么神经。”我小声嘀咕着,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大多数时间跟彭斌说话,我都感觉有一张细密的网隔在那里,他会自己选择让哪些话通过。一开始我还热衷于抗争和说服,不知疲倦地尝试让那些被拦在外面的话挤进去。可时间久了,我就不会再这样做了。挤过那张网干吗呢,网里的东西都会干涸死亡,唯有幸运的漏网之物才能自由长久地存活下去,我实在不必急着让它们去送死。
我们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可我心无波澜。吵架这种东西,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在我学会控制情绪和相信逻辑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应付这种事的能力了。能引发吵架的事大多数都没有办法被彻底解决,就算哭了、闹了、道歉了、和解了,再然后呢,又能怎么样,这些事情只是被按下暂停按钮。接下来就是重复,无止尽地重复,没有任何一个按钮可以无故障地卡在那里。后来我学聪明了,不吵了,没有什么矛盾是道歉解决不了的,反正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吵架就是着火,我知道灭火器怎么用就行了。为什么着火我控制不了,因为谁都控制不了。
这件事最后以彭斌喝多了被我拉回家后自然地结束。他臭气熏天地躺在床上睡着,我洗澡、护肤,都收拾完后拧松一瓶矿泉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就去小卧室睡了。第二天,水瓶空了,他又笑眯眯地跟我说话了。
事情就是这样。它们不是全部都能明确地指向什么,可表面的变化往往明示了内里的动荡。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毕竟我已经掌握到确凿的证据了。
其实,我很早就跟彭斌谈过这个话题,关于不爱后的告知。我认真地要求过他,如果你喜欢上了别人,你应该告诉我,哪怕这看起来是一种单方面的抛弃。我不会做暴民,不会做怨灵和水草,更不会寻死觅活,我只想知道真相,我只需要知道真相,然后我们平和地一拍两散。我一直说服他,让他相信我跟他一样情绪稳定,训练有素。可他当时只是笑了笑,抱着我说,不会的,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现在我才明白他说的“不会的”是什么意思。不是不会有背叛,是他不会让我发现背叛就睡在我们中间。他还真是仁慈。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确定,彭斌没有除旧迎新的打算。对于我们两个人的八年,他不会前功尽弃,如果迎新,就意味着要开展新一轮漫长的谈判和矫正,投资太大,风险未知,收益不明,他没理由这样做。他也不会放任私下圈养的自由随意生长,冲破禁锢,对他展示獠牙,更不会允许错误长大成人并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喊他一声父亲。他只会浅尝辄止,然后清清白白全身而退。我知道,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他在开始时就已经算计好了,不会让自己付出任何代价。而我这边,这么久的怀疑、跟踪、验证,只不过是我为了尊严下意识做出的反抗。八年,爱还能剩多少,我只是不能容忍掠夺和占有,也不能接受平静被打破。我没有精力再次强迫自己为了某人去更改习惯,更懒得再去说服我那个多疑的母亲,我相信他也一样。对于成本的把控,我和彭斌的决策空前统一。
可我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不能平白遭人暗算,受人欺负。所以现在我改主意了,我不要清白和坦荡,我要平等的把柄,我也要排兵布阵,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尝尝偷窃自由的滋味,看看自己容光焕发的样子。我不要再做一份兜底的保险,一件不再崭新却还没损坏的家具。我要做一个人,一个像彭斌一样的人。
我想了一圈,最后决定挑老向下手。
老向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以前我总找他帮忙,次数多了,感情也就近了几层。后来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就此端正位置,再没让我为难。老向从不叫我的名字,也不叫我弟妹,他对我的称呼一直都是“倩倩”。大半年前,他因为彩礼的问题跟女朋友闹掰了,时机是多么的正好。就是他了,伤害值最高的武器。我找到老向的电话,先在心里谢罪,后又调整了一下语气,才拨了过去。
“倩啊,咋了?”
“你别开免提。”
“没开,你说。”
“后天晚上有时间吧。”
“有,怎么着?”
“一起吃个晚饭。”
“啥事儿啊?”他稍一惊。
“你来了就知道了。”
“呃……行吧。”
“晚上七点来我家,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明白吗。”
“明,明明明,明白。”
后天是彭斌去杭州对接项目的日子,要两天才能回来,我有充足的时间执行我的计划。我放下手机,在家里转了个圈,走到全身镜面前,目光穿过镜子里的脸,想象着后天晚上和老向单独见面的场景。报复的快感果然让人兴奋。我突然明白了责任是什么。责任是掩护与退路,是清高的理想主义,是除了柴米油盐什么都不肯吃的死板的家伙。责任这事儿让人倦怠,人一旦有了责任,路就被框死了。在一条平缓的路上一直匀速前进,没有急弯,没有岔口,没有陡坡,没有突然冲出来的动物和从山顶滚落的石块,人确实是会困的。
我和老向已经面对面坐下超过两个小时了,这个期间我们一直对着点烟添酒,聊往事,谈工作,辱骂他的前女友和她精于算计的父母。说着说着,我发现不对劲了,这些话题往往都是我先挑起的,我在利用某一种主动当作挡箭牌,去刻意回避自己不愿面对的东西。是的,我害怕了,我手足无措。路出现了岔口,可我不敢开进去,而彭斌已经一骑绝尘,连车尾灯都看不清了。我不知道彭斌是怎么驾驭这些事的,我甚至开始想,如果是彭斌,他这时会怎么做。我盯着杯子里的酒,灯倒映在上面,像只眼睛监视着我和老向,这激怒了我,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点了,任务迫在眉睫,成败在此一举了,我突然有了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我收敛笑容,给老向添了一杯酒,然后把胸口靠近桌子,换了一种眼神,直直地勾着老向。就在我开口之前,老向先我一步说话了。
“你为什么突然叫我吃饭?”
“你是不是有事儿想问我?”
“倩倩?”
“弟妹?”
这一连串自顾自的问话几乎要把我掐死了。我的喉咙紧得发酸,差点坐不直了。看来老向早就知道我和彭斌的事了,更绝望的是,我的计划泡汤了。在他叫我弟妹的这个瞬间,身份表明了,界限划清了,我唯一能反击的武器消失了。我想要的平等没有了,我早就被抛弃了。老向的忐忑应约和出席不是因为他跟我有一样龌龊的想法,也不是为了回应那可能早就消失的爱意,是因为愧疚和压力不得不做出的面对。他仅仅是作为我们的共同好友,带着他所剩无几的良心来替他的好兄弟接受我这个弟妹的审讯的。怪不得菜都没吃几口,酒也没喝几杯。铡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头顶落下,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真是难为他了。
我没说话,转身到客厅拿烟,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现在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幸亏最恶劣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决定在老向面前当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像所有被抢走伴侣的女人一样佯装冷静,憋住眼泪,博取同情,苦笑自嘲。脸面这种东西,怎么捡都是捡,不丢人。
我坐回座位,点了一根烟,拖着脸问:“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老向愣住了。他的上牙紧紧地盖在下嘴唇上,仿佛在愤恨自己为什么长了一张嘴。
我把烟盒伸过去,探了探手,老向抽出来一根烟。我站起来,把打火机围过去,他一反常态地接过去自己点上了,然后又毕恭毕敬地把打火机放回了我的面前。
老向吐了一口烟,用手掌心呼啦呼啦地搓着额头。
“你说啊,为什么?”我又逼近一步。
“你先说你为什么突然叫我吃饭,单独两个人,在家里,还不让彭斌知道?”
“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吃顿饭怎么了?”
“少来!”老向手往前一伸,用手指头指着我。他在用这个动作告诉我——“骗子,闭嘴”。
“嗯。”我踩着脚蹬杠,身子往后一靠,说,“我知道了。”
“什么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
“彭斌,出轨。”
直到打开笼子放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咬人有多疼。不要失态,不能失态,我一直扣着手,试图用另一种疼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生怕红了眼睛。
“我劝过他,真的,我劝过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老向像是自首般说出这么一句话。
“嗯。”
“有大半年了。”
“嗯。”
“他助理,新来的,平时工作都是他带着她。”
“嗯。”
“二十四五岁吧,别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你们见过?”
“怎么可能,他疯了啊。”老向白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有一次,他的车限号,借我的车开了一天,晚上还回来的时候车里有很淡的香水味。”
“他干吗去了?”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啊。问题不是这个。”
“我从来不用香水。”
“对啊!”老向一拍手说。
“所以你问他了。”
“我肯定得问啊。”
“他就承认了?”
“嗐……没明说,话里话外吧,意思都懂。”
我苦笑了一下,在心里暗暗责怪彭斌不争气。千虑一失啊,疏忽还真是秘密的死敌。
“弟妹,弟妹?你还好吧?”
“嗯。”
“他妈的,哎呀,这事儿弄得。”老向的眉头拧在一起,脸也彻底灰了下来。
“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他不会来真的。毕竟你们俩,八年啊。”
说出“八年啊”的时候,老向的眼睛瞪得溜圆,手指头也狠狠地点在桌子上,仿佛在强调可信度。
我笑着点点头,把烟灰掸进酒杯里。我们还真是有默契,他没有除旧迎新的打算,不幸的是我也一样。我们不会分开,也懒得分开,我们是彼此的保底项目,是一份随时都有效的免责声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们现在是敌人,可我们又不能没有彼此。只有相爱难以维持所有,水清无鱼。
“他还不知道你知道了,是吧?”
“嗯。”
废话,我们是男女朋友,又不是朋友,我们不配拥有秘密。
“你不要一直‘嗯嗯嗯’的!”老向的手拍在桌子上,他不满意我的表现。
“那我应该干吗?哭?”
“你得打算打算怎么办吧。”
我心想,我打算的事儿现在还能告诉你吗。
“时间不早了,你该走了。”我说完后把烟头扔进烟灰缸里,然后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筷。
“还没说明白呢。”老向的脸冲着我。
“可以了,已经有意外收获了。”我走到厨房,把菜放在台面上。
“哎,哎,你别收拾呢,你先坐下。”
“我让你走!走!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滚蛋!给我滚蛋!”
我怒吼着将筷子一把甩进洗碗池,它们几乎全都弹了出来,用散落一地这种形式反抗我的暴力。四周的声音安静下来后,更绝望的感觉涌来了。我发现自己只敢摔筷子,因为它们可以完好无损地被捡起来。我不敢摔碗,不敢摔盘子,我不敢制造任何出格的局面,不敢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不敢造成任何破裂。我已然完全被驯化了。
“疯了吧你!我操!真是疯了!”老向被眼前的动静定住了几秒,反应过来后他站起来叉着腰转了两圈,边骂我边走向门口。
我没还嘴,靠着洗碗池看着他站在门口胡乱找了一圈儿,然后背对着我绝望地喊道:“刘倩!我鞋呢!”
“你右边那个鞋柜。啧,推拉门儿,你生拽能拽开吗。”我被他的样子逗乐了,笑嘻嘻地看他手忙脚乱地扒拉鞋柜。
“你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以前的事儿我没法儿跟你说,今儿的事儿我也不会告诉他,你们自己解决,别祸害我!垃圾我带下去了,走了!”
老向右脚的鞋都没提好就走出去了,重重的关门声响起,我的耳畔一阵轰鸣,再然后就是长久又绝对的安静。我四下看看,弯下身子,捡起一双筷子,看了看台面上的剩菜,夹起一些放进碗里,又舀了一些菜汤,胡乱搅拌。饭菜已经凉了,我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塞,味道不差,就是有点噎嗓子。
电话响了,惊得我一颤。我放下碗筷慢慢走到桌前,是彭斌。
“怎么才接电话,干吗呢。”
“吃饭。”
“才吃饭?”
“饿了,吃宵夜。”
“你嗓子怎么了?”
“没事儿啊。”
“没发生什么事儿吧?”
“没有,什么都没发生。”我把饭含在一侧,稳了稳声音说。
“那就好。跟你说一下,甲方的计划临时有变动,会议延后了,我得大后天才能回去了。”
“嗯。”终于等到这句话了,我笑着回应,然后直接把这句话拖进一个命名为谎言的文件夹。
“就这样,回去给你带茶叶。早休息,晚安。”
“晚安。”我第一次率先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在桌子上,咽了最后一口饭,慢慢坐到椅子上。我的舌根发酸,嘴巴发麻,手也抖得厉害。我听到自己在自言自语,我的牙齿缝隙钻出了尖叫,喉咙里涌出了呻吟,我还看到羞耻和不甘变成了两条恶犬,它们一左一右站在我的面前,只要我的眼泪一掉下来,它们就会冲上来将我生吞活剥。
我看着面前的房间,眼睛一帧一帧地挪动。东西不多,大概四个大纸箱就能收拾完。纸箱、压缩袋、胶带、记号笔、搬家公司的电话,都有,感谢独立。逃跑不是整理,删繁就简,时间就是生命,一地狼藉就留给犯错的人吧。我发疯似地用牙齿扯断胶带纸,也懒得清理被记号笔油墨弄脏的手臂,在彭斌回来之前我就会从这个房子里消失,然后我就拉黑一切他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我看到了彭斌气急败坏的样子,看到了他想要跟他父亲解释又无从开口的样子,看到了他对着老向一边忏悔一边痛哭流涕的样子。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喉咙里划过的气流让我咳嗽不止,身体的震荡把我拉回现实。我还坐在椅子上,刚才的一切都只是想象。我看着眼前的酒杯,酒面上均匀地漂着一层烟灰,还有一些已经沉底。我拿起酒杯,举到眼前,晃了几下,然后端到嘴边,脖子一仰,两眼一闭,一口喝了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