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2年初，我爸第一次因为聚众斗殴进去。那个冬天我五岁，很冷，我妈穿着连体羽绒服就像袋鼠妈妈一样把我高举在领口里面，我俩站在一卷寒风里，目视看守所大门开启又闭合。

完事后到处找关系，先是找一个法院坐班的亲戚，按辈分我叫哥，说，我就一管档案的，平时也接触不到那一层啊。又找我爸的一个远房表弟，当时才被提到广播局长，推诿两下终于把红包接了过去，皱眉说，你们这事不太好办，民事刑事很难定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私下和解，把案子撤了。

我妈说，关键是找不到对方的联系方式。局长说这事好办，咱家不还有个亲戚在法院吗，动动手指的事。说完动手指，噼里啪啦按数字，我那哥在话筒那边说，这么小的事怎么还用得着麻烦您，直接来找我就好了。

卖了婚房，半价贱卖，上下打点，赶在开庭以前把我爸从看守所里捞了出来。一家三口相对完整，但少了必要的栖息地，放《动物世界》里就叫迁徙。一开始迁徙到我奶的四合院，她对我妈花钱买我爸三年青春这个事表现得相当愤慨，觉得沉没成本过高，“这种人你管他干嘛，爱打架让他去监狱里打就好了”。

我奶是在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亲人之间的关系，后来不堪其扰，一家人又搬到了糖果厂的职工大院里：一室一厅没有卫，像鸽子蛋一样二十平米的面积，卫生间是公用的，整个鸽子蛋只能放得下一张弹簧床。

2.

我妈和我奶的关系一直很差。欲加之罪，究其根源是我奶看不起我爸，口头上的解释是觉得我妈贪玩，说我妈生我的前一天打麻将导致大出血，紧急剖腹产手术使我从小的体质就弱于同龄人。但这也是我奶的一面之词，事实上这都是我妈十八岁时不规范的堕胎手术促成的。

怀胎八月，被无良医生误诊为女儿，我奶等人集体发难逼着我妈拿掉了孩子。这事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巨大影响，估计多年后的宫颈癌也跟那时候不规范的人流手术有关系，早在还没绝经的年纪就摘掉了整个子宫。

我爷爷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人了，声援我妈说，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啥都没了。谈话间，手里的香烟掐灭，我奶一抬手就把满载的烟灰缸扔了过来，无机物扬满整个四合院。声援无效，最后我们还是搬了出去。

“钱没了可以再赚”，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王叔苦口婆心地劝我爸跟着他干，说，已经不是那个动动拳头就能一呼百应的年代了，现在都讲改革，贸易，gdp，挣不了钱谁愿意跟你？我爸把这话当成一种朋友之间的大不敬，我妈在旁边倒是全部听了进去，问做什么生意最吃香？王叔说，除了能源，就娱乐产业比较吃香。

王叔曾经是我爸手底下的马仔，后来圈了一块地靠开砂石厂发了家。我妈第一次做生意，开台球厅的启动资金就是找王叔借的。王叔分析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年轻人需要一个固定的娱乐场所，做生意的人也可以借着打台球的机会谈事情。

但实话说，我妈并无什么做生意的天赋。初到旺苍时正值改革春风吹进内地，一开始在供销社上班，后来学身边人自主创业，开服装店，从珠三角进货，基本上也都是倒买倒卖的模式。有一天中午坐在店里的太师椅上打盹，一觉醒来整个店铺都被人给搬空了，一夜暴富的梦想就此幻灭。

所以开台球厅算是我妈的第三份工作，她一度对此严肃对待，每天在店门口摆着高音喇叭拉客，播放据她所说，是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disco。

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当然不是disco，2003年周杰伦甚至都发行《叶惠美》了！我妈在回忆里夹带私货的原因，纯粹是出于她对费翔的偏爱，“你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妈提到这事的时候一脸傲娇：小时候家里六姐妹，每一个人都想嫁给费翔，但由于本人年纪最小，口头上都得让给她，所以她就是费翔唯一指定老婆。

3.

我爸打我妈，2002年是一个开头，2015年收尾，横跨三个五年规划。

电视的天线被我爸拦腰斩断，屏幕化成一整片雪花白，我爸开始伴随脏话大声质问我妈跟王叔的关系。我妈脾气比男人还硬，也骂回去，你根本就不配问这个问题，王xx，对这个家的贡献都比你更大。我爸暴怒，体格上的差异让他很轻易地把我妈掀翻在地，举起手头的凶器：一开始是天线，啪啪两下被打折成三个部分，接着是衣架，最后是菜刀，雪花聚合然后炸开。我从卧室奔了出去，跪在我爸面前让他别再朝我妈动手，我爸冲着我大喊，你是野种，你是外面男人的野种。

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但我分得清话里的情绪，我一直在哭，挡在菜刀的必经之路上，求我爸，别打了，妈妈的眼睑已经流血了。

不只是眼睑，我妈当时满脸是血。我爸扔掉了菜刀，打开鸽子蛋的防盗门，啪的一声，整栋筒子楼都在回荡着地震一样的异响。我妈从地上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抚我，说，爸爸妈妈这是在闹着玩。血一直在滴，从她的额头滴到鼻梁骨，再滴到地板砖上，我一边哭着一边去拿卫生纸，按在我妈的伤口上，问她痛不痛。

她说不痛，真的只是闹着玩。说完站起来要去外面的走廊上接清水洗洗，那时候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应声而来的人，防盗门再开的时候像看着可怜虫那样看着我们，我尽可能地挺直后背，扶着我妈一瘸一拐地向公共厕所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她整个人彻底失重，就像一根飘着的柳絮，软绵绵地平摊在了地板上。

报警，有人说，再打120。

4.

家暴这事，用当时警察的话来说，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插手，至于后面究竟是怎么处理，离婚还是继续过日子，都要求一家人协商着解决。

从那之后我就搬到了班主任家里面，包吃包住，一个月七百。在那个月工资普遍一千出头的年代里，七百块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加上班主任坚持要求我们一次交半年，一次性缴清的难度就更大了。最后还是我妈给娘家的亲戚一个一个打电话，三百，五百，最后筹到了这笔钱。

那时候收钱得拿着存折去柜台上，转账还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账。星期五下午，我妈把头凑近巴掌大的开口跟柜姐争论，我儿子急需要这笔钱。柜姐说，银行有银行的规矩，每周五都得关闭业务窗口，全国上下都是这样。我妈一巴掌拍在防弹玻璃上，我不管，我是消费者，上帝，让行长自掏腰包也得给我这笔钱。

县城的苦难加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往大了说就是一座山，往小了说，其实只是一个仔，我是我妈一切困苦的唯一源头。并且现实往往残酷到什么程度呢？残酷到我一度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自卑。

更好的成绩，意味着更大的教育投入，我妈从小就把我往清北的方向培养：别人学钢琴，我家买不起钢琴，就学破产版的钢琴，电子琴；别人请专业的英语补习老师，我家请不起老师，就勒紧了裤腰带给我买广告里的学习机，尽管那玩意最后都被我用在了听王力宏的盗版卡带上；就连吃饭、喝水、穿的衣服、甚至在学校里用的每一只圆珠笔，都得和身边的所有人一样。

我妈说，在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一切她都会给我。

我家的经济状况一度差到，我妈得从隔壁屋借二十块钱买肉，招待南江县城而来的我的亲舅舅。南江是我妈的第一故乡，旺苍以东毗邻的一座山城，百转千回的地势有百分之八十重庆的腔调。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俩坐着一辆非法运营的黑车回到了南江。在省道上颠了足足三个小时，到达时丧乐队正在后知后觉地吹着喇叭，我妈站在亲戚朋友中间喃喃自语，说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山里的秋老虎太唬人了，激起来的热浪打在我的脸上就像是热寂。

那一年我九岁，纵使早熟，生死也显得太重。我妈说，外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这是迟到的欢送。我问，外公要去干什么？她指着吹喇叭最为兴起的那个人说，唱歌跳舞，跟他们一样，巴拉巴拉，滴滴答答。

生死显得太重，我满脑子都在想山里什么时候能够下雨，因为似乎在那个时候，比起一个人的诀别，让气温降下来才是一个更具实用性的命题。但一直没有下雨，那年老天爷就跟疯了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没怎么下过雨。

我们在南江呆了足足七天时间，也就是头七，我妈表示那是外公已经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欢送也应该告一段落了。离开前牵着我在山城里游荡，说很多话，说自己小时候就在那边的石梯上和小伙伴奔跑，跑上来又跑下去，石梯一共有三十二级，跑累了外公就一只手给她提回家去——她的语气，是一种老友重逢的语气。

我用自己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真实性：外公那么瘦，连我都提不动。

我妈从因果论来作证：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不省心，所以才变得那么瘦。

直到走的那天我才开始哭，并不全是因为外公的去世。离开前我的二姨往我妈的怀里塞钞票，接着我所有的姨都开始效仿，我妈一个一个拒绝。六个人就跟打太极一样你来我往，亲戚们问我妈一个人在旺苍过得怎么样，没事多回来看看。我妈说，很好，就是生意有点忙，等闲下来就一定回来。

因为这句话我哭了，我操，我知道我妈过得一点也不好，台球厅根本就没有预想之中的经济效益，五天里有三天时间都无人问津；我爸在那个雪花漫下来的夜晚开了第一次家暴的头，此后便一直掐准各种理由冲我妈动手，每周五回到家总能发现她身体各部位的新伤口。回去的路上仍然很颠，我转过头对我妈说，外公死了。

她的眼睛瞪到最大，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半分钟后开始抱着我痛哭。她尽量避免在任何人，尤其是我的面前展示出自己的脆弱面，但那一刻避无可避。

5.

我妈总说，人活着就是要受苦，受苦就是一场修炼。她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想法非常接近《圣经》上提到的原罪。我则由衷鄙视这个事，鄙视自我开导，我鄙视不必要的受苦，我不觉得一块石头被风刮得更多，就总能成为一樽傲人的艺术品。很多问题之所以没有答案，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去寻找答案。

08年大地震，我们都没经历过这事，一开始还以为是刮阴风。后面才知道是地震。我妈拦住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往小学方向骑行，车夫说，那地方建筑最密集，所有人都在往空旷的河边跑，是反方向。我妈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扔车夫身上，后面就沿着成千上万的人流逆行。

到大桥上的时候，车夫说实在走不了了。于是我妈从车上跳下来，把脚上的高跟鞋举在手里向学校飞奔，脚掌上被碎玻璃和落下来的陶瓷片割开了无数道口子。后来我们一家人在河堤上住了小半年的时间，五颜六色的帐篷，又热蚊子又多。但彼时我们都觉得幸福，她的幸福是来自能每天和我呆一起，我的幸福是我爸再也没有机会冲她动手了。当然这对于我们彼此，也都是一种短暂的幻象。

6.

稍大一些之后，就更加频繁地遭遇生离死别。震前是我的奶奶，震后是我的爷爷，其中我奶走得相对体面，突发脑溢血，说没就没了；爷爷就不太幸运了，因为老年痴呆住了大半年的院，屎尿每天糊在裤子里护士也不管。我妈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做饭，提保鲜盒转道去医院照顾我爷，削苹果，喂饭，洗衣服，换床单，一直到送完他的最后一程。

后来的火化、葬礼、再到酒席、立碑，也都是我妈一手包办。其中先后两次酒席为大家庭带来了不俗的经济收益，小八万的彩礼钱，四家人一家分了两万，这是爷爷奶奶临死前刻意强调的事情。

父母都是这样，活着的时候不说，到死总是想为子女做点贡献。两万块真是很大的一笔钱，09年我去广元市参加一所私立中学的外地生考试，因语文考试的两分之差失之交臂，我妈和我爸在筒子楼里激烈交锋，本质上的根结就是这两万块钱。

我爸难得没有喝醉——那已经是他在严肃命题前的最大让步，说话的时候没平时那么有底气，用余光不停地瞄我：在哪读书有差别吗，广元还是旺苍，私立还是公立……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我妈放狠话，你要执意这么想，我们就离婚。

于是爷爷奶奶的葬礼钱，就成为了我入读私立中学的敲门砖。我妈托王叔找校长吃饭，陪笑，一盅一盅猛灌白酒，把提前准备好的红包分成有限的等份，夹在送礼的茶叶盒子里。2009年，盆地从地震余勇里逐渐恢复生机的那个夏天，我妈在陌生城市的梧桐树下吐出了半斤的剑南春，也吐出了我生命里第一次实质性的转折。俩月后，我俩坐车到广元，寄宿制学校的十人间宿舍，我妈是其中唯一一个手把手挂蚊帐的学生家长，这事导致我整个初中三年都被冠以“妈宝”的美名。

7.

某些方面，我骨子里那种牢不可破的自卑感，其实来自我妈的遗传。

我妈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当然更多体现在一些秘而不宣的维度上，例如走路时总时刻挺直腰板；说话的音量尽量不要超过某个特定的分贝；或者是早在世纪初的小县城就学着女明星化全妆，每早六点起床化妆，用纯黑色的眉笔在自己的眼骨上覆盖薄薄的一层，以弥补自己眉毛过淡的生理缺陷，等等等等。

联想起她农村出身的家庭背景，以及乱七八糟的婚姻状况，我觉得那些习惯就只是她盖在自尊心上的一层铠甲而已。就跟奥特曼一样，坚不可破下面其实也是淋漓血肉。

自卑心是我整个中学生涯的主旋律，一夜之间好像什么都变了，这里的孩子习惯了电梯的锁链装置，机械唰得一声就能把他们带到远离地平线的位置，而我那时候就连开门和关门的按键都分不太清。终于，又一次在考试中拿到全班倒数的成绩后，我把自己锁在宿舍的卫生间里，哭着给我妈打电话，手机还是找班上一个富二代同学借过来的。

我尽量压低了声音哭，我妈那段时间正忙着“一米阳光”的筹备工作，在嘈杂的音乐声里陪领导喝酒，声音也带着一点醉腔，问我，怎么了牛牛——牛牛是我的小名。我问她，你喝醉了吗？她没有说话。我又说，喝酒对身体不好。酒后的她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竟然牛气哄哄地拽了一句武侠小说里的台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是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忽然说不出那些顾影自怜的话了，我在想相比于我妈一直以来所经历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弄不清元音和辅音也不算什么大事。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船上。她真的很醉了，又问我同样的问题，怎么了，牛牛。我问，妈妈，你记得在六年级我拿的那个奖吗，全省的奥数比赛，我是旺苍县唯一一个一等奖。

我妈说，哈哈，叔叔阿姨那段时间见到我都会说，我和你爸大字都不认识一个，生了个儿子反而聪明。

我说，是啊，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到现在也没怀疑过，我觉得我肯定能特有出息。

在这件事情上我骗了她，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被我爸给听到又该怀疑我是别人的野种了。你说，这样的潜意识对于一个本该天真烂漫的小男孩来说，是多么悲剧的一件事情。

8.

继台球厅之后，我妈一共从事了两份工作。

一是打麻将，职业打麻将，四川人的麻将叫“腥风血雨”，一天的输赢加起来能有个两三千。我妈总赢，技术好运气也好，每个月能有一万块左右的固定收入，比台球厅一个季度挣得还多。树大招风，大概半年之后就有人不乐意了，做了个三个人的局：用特制眼镜才能看到的荧光药水涂在麻将的背面上，先是狠狠套了我妈一笔钱；后栽赃陷害，污蔑我妈之所以总在拍桌子上赢钱，就是用了这种作弊的方式。

这事闹得还挺大的，底层逻辑也很简单，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整个赌桌上就你一个人总赢那怎么能行？那三个人说要报警，这当然只是狠话，因为大面额的赌博本来就是犯法的。后面我爸过来，戴上眼镜盯着绿色的麻将看了小半天，取下来之后一巴掌给打头那人干翻在地上，我爸说，操你妈，这是我二十岁就玩过的把戏。

我妈的第二份工作是“一米阳光”娱乐会所的执行董事，兼公司法人，说白了就是又得办事又得担事的那个。

这背后又穿插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在台球厅倒闭之后，筒子楼迎来了集体拆迁。当时拆迁办给出俩选项，一是安置房，二是折现，一平米三千块，算下来能拿小十万块钱。他俩一致选中后者，我爸不用说，人穷志短；我妈则觉得安置房也不能吃一辈子，像我长大以后肯定也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得为我将来做打算。后来就拿着这笔钱去创业，加入了王叔他们试图垄断县城娱乐行业的商业蓝图。

初二上半年，“一米阳光”经半年筹备最终落地，营业项目涵盖了ktv，浴足，自助餐，甚至我妈的老本行，也就是台球。娱乐业的确在那段时间给我家挣了不少钱，那时候公款吃喝的风气积重难返，各部门人员成为我们的营收主体，开瓶xo都是小一万，一晚上的营收额就能达到六位数。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截止王叔后来携款跑路，我家的经济条件日益向好。我妈和我爸则在一位朋友的自建楼里以友情价租下了一套一百平的两室一厅，俩人剑拔弩张的夫妻关系在上涨的收入里有所好转。有钱真是能消除这世上的很多缺憾。

9.

我从我妈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是，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参差性，每个人从出生下来就被设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因而抱怨是最无用的。后来我每天晚上熄灯之后都把书塞进裤裆里，溜出宿舍借着楼梯间的声控灯看书，每隔半分钟跺一次脚。我妈至今对这个事都表现得大大咧咧，说那是一个男人成长路上的军功章。

“我想不明白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未经允许地把我生下来，我他妈什么都决定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和我妈吵架，嘴里吐出来的一句令人作呕的原话。

初三那年被补课塞满，周六数学英语，周日语文理综，地点在不同科目的老师家里面。在广元又没有固定的住所，我妈每周末就放下工作，来广元陪我开房。市中心的迎宾馆，一晚上两百块钱，各类科目的补课费用加起来大概是一周五百块钱，算下来一个月就是四五千，基本上这一年我妈累死累活挣到的每一笔钱都用在了我的学业上。

我妈总说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当时叛逆，只觉得改变对我意味着三百六十五天无休息。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渐渐心理层面就出了问题。加上那时候赶时髦，早恋，专程以联系家长为由争来一台智能手机，每晚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和女朋友互发暧昧信息。

加厚的鹅绒被盖得住手机的光，但盖不住行为上的不正常——日有所思，我竟然在一次测验的卷头填上了我当时女朋友的名字。地下恋情暴露得彻底，做检讨，挨处分，请家长，班主任当着我妈的面把抽屉里搜刮到的每一封情书，全部扔在我脸上。

停了整下午的课，完事又到了周五的放学时间，我妈带着我往迎宾馆走，一路上我们俩各自缄默。整个广元阴沉沉的，鱼鳞形状的乌云盖住了落日，我妈埋着头自顾自地说了一句，天要下雨了。

一语成谶，回到宾馆就开始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雷阵雨，秋末的风裹着闪电就像是要把城市给冲溃了。我妈打开了中央空调的热风，转过头来让我把手机交出来。

我原地愣了愣，她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把手机交出来，我要看看你们平时在聊什么。

我操，这当然不能给她看，刹不住车的地方不少，擦枪走火的地方更多。我一瞬间痛下决心：看可以，我揣着手机从十三楼的窗户上跳下去！接着就开始吵架，我妈很多年的委屈全部爆发了出来，骂我不孝顺，跟我爸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不知道心疼人，巴拉巴拉。我说，那谁又来心疼我，我已经半年没有回过家了，不对，我他妈都没有家，我是个没有家的野种——是的，这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妈举起巴掌，猛地砸在我的后脑勺上。

她平时的力气很小，但当时迸发出的力气很大，她铁定是气懵了。我很想要用一种坚如磐石的姿态来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没面，但还是被一巴掌扇飞了出去，原地转了个圈。口不择言地说出了上述的一段话，接着夺门而去，“啪”的一声，屋子里传来我妈嚎啕的哭声。

我当时就有些不忍心了，一半愤懑，一半悲伤。我是真喜欢那姑娘，喜欢到我甚至都没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就因为我答应过她要成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带她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这事在一个少年的视角里面，可笑而又真诚，只是在那样的一刻，在我妈的哭声面前，所有的真诚实质上都不值一提了。我在宾馆房门前坐了一会，期盼着她能够出门来寻我。但一直到哭声结束的那一刻，她也没有出来。于是我掏出手机删掉了所有的短信来往，我甚至删掉了那女孩的手机号码，一个人坐电梯下楼，在倾盆大雨里独坐，酒店院子里参天的梧桐树挡住了垂直方向的雨，但挡不住水平方向的风，我很快被雨淋得湿透。

这期间我的手机铃响了三次，前两次是推销电话，第三次终于轮到了我妈。我们在话筒里彼此沉默了三秒，只剩雨声。

我妈说了短短的一句话，还带着一丝干哑的哭腔，我妈说，回来吧，外面雨大。一瞬间所有的愤懑全都被悲伤冲刷得荡然无存了，我捂着话筒开始痛哭，大风里梧桐树叶零散飘落。布朗运动把一切团成球形的时候，时间变成了可视化的意象。我已经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了，对着话筒支支吾吾地向她道歉。我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跟我爸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我会尽全力。

10.

2012年7月，我通过了成都四中的外地生考试，拿到奖学金进了火箭班，据说是全市应届生中唯一的一个。人在迥异的处境下，经过同一段路的心境也不同，再一次坐面包车途经广元市的时候，我和我妈都学会了不再拘泥于一些未知的烦恼上。

狭小的面包车厢，除了我俩以外，其余的乘客多是外出打工的建筑工人。我妈就跟一只行为失序的小仓鼠一样，将瘦小的身子在靠窗的位置缩成一团，反复地把旅行箱的拉链打开又合上，确认所需的生活用品各就各位。后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别鼓捣了，妈，缺的东西咱去成都再买。

我妈直言不讳：我只是紧张。我扭头惊奇地发现她长了一根白头发，只是浅浅的一根白色，但夹在浓密黑发里格外显眼，那一年她已经三十九岁了。

高二，王叔以公司名义借了一笔二十万的高利贷，卷着半个季度的营业额跑去了泰国。我妈作为法人承继了这笔债务，自掏腰包补齐了本金。满打满算，相当于这几年白干，还搭上了当初那笔拆迁款。

这事也成为了压垮我父母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爸执意认为，这事的根源是我妈与王叔事实上无从成立的奸情，而一切不过是俩人演出的一场苦肉戏。时隔多年又一次把我妈架在了洗手池上，用烟灰缸砸我妈的后脑勺。

头皮挫伤，头皮下血肿，眼部挫伤，膝关节损伤，鼻出血，直到现在我妈的右脸都有一些面瘫的症状，就是当时我爸一手造成的。住院治疗了整两个月的时间，期间每一天在电话里，她都像正常人一样和我说话，嘱咐我要好好吃饭，按时睡觉，没钱了千万别不好意思向她开口。

我妈的声音一贯地充满了笃定，从我记忆伊始到我的十八岁，每一次说话总给我一种壮士断腕的勇气：妈在旺苍过得很好，你爸现在对我很好，也不缺钱，你现在的任务就只有一个知不知道？我不耐烦地说，知道知道，就是高考。我妈说，那不是你的任务，那只是你需要经历的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妈所强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做人还是做梦？前者过分沉重，而后者又显得轻盈。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她的确拼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向我实证这两者的可行性。即使是当她出院，和我爸拟定好离婚协议后，她唯一操心的事情也只是不要在我临门一脚的时候，因为这些分心的事情影响了我的冲刺。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去说服我爸的，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他俩伪装成恩爱的扮相，到成都我的出租屋里照顾了我整半个月。临近开学再一同返回旺苍，我坐公交车送他俩去昭觉寺车站，下车后三个人一同步行着向车站的方向走，身旁拦着路正在修地铁，留给我们的通行面积仅有一只脚掌的宽度，来来往往的行李箱和肩膀不停地沿各个角度推搡着我们。

到了车站也意味着这场举案齐眉的家庭大戏到了尾声，正反双方再也演不下去了，开始像往常一样争吵。一开始压低了声音，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与播报车次信息的高音喇叭齐平。我站在售票处的位置正视着他俩渐行渐远的背影，心想家里要是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这样他们每一次吵架，至少能体面一些。

2015年6月8日，结束了那场决定终身的考试；当晚收拾衣物准备重返旺苍县的时候，我妈严肃地在电话里，向我宣布离婚的正式决定；我妈净身出户，去广元市投靠我养老的外婆；7月，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9月奔赴广州，在我掏出自己身份证，对着数字进行强烈抗议后，我妈最终决定放任我独自入学，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

次年，我爸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与我奶如出一辙的走法，医生说这属于家族遗传病，让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心脑血管。

我妈在离婚时为他留下的一些仅剩的资产，在那一整年的时间几乎也都被用在了吃喝嫖赌上，因此他最后走得很干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我是他在这个世界留下的唯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