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

作者／许牧

 

这是一篇关于“故乡”与“逃离”的小说，也是一代人回望1990年代至2020年代的私人编年史。




一
我穿件淡粉色的短袖，坐在皴裂的自行车座上，垫着双脚脚尖，勉强够得着地面，一只手把着车把，另一只手抓着多功能螺丝刀，伸舌头接过潘婷喂给我的椒盐虾球。虾球装在泡沫打包盒里，表面挂的淀粉糊不脆生，有点发潮，嚼着软乎乎。
我问她从哪搞来的。我吃过她妈做的饭，她妈可没这手艺。她说她中午刚去参加了亲戚的婚礼，随即从鼓胀的裤兜里抓出一小把不老林和红虾酥糖。她瞄向我的上衣，瞅了半天，手里还攥着糖，问我，我记得上回看你穿这件衣服还是白色的。我说，我妈跟工地要了块封顶用的红布，给我做了条红裤衩儿。裤衩儿不禁洗，分分钟就把白衣服给染喽，连同我爸那条外贸货的名牌长裤。
她拿的这两种糖没一种是我爱吃的。见我没要，她调侃起几年前我从爸妈的炕上偷五毛钱的钢镚儿到巷口的食杂店买水果糖，败露后被他们“混合双打”的糗事。我挥动着螺丝刀叫她闭嘴。在我的挥舞下，藏在多功能螺丝刀手柄里的不同型号的磁吸刀头沙沙作响，如同音乐课上为了配合老师的钢琴声而摇晃的沙锤。
自那之后，整条春华巷没有一户人家不知晓我钟情于酸甜口的水果糖。那年我五岁。之后当我再带着钱独自去食杂店，老板都要再三向我确认钱的来路。“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用这谚语不断教训我的，却非我爸妈，而是潘婷。这大概也是我落在她手里的为数不多的把柄。所以当后来上学分班，她没能分到跟我同个班级，我庆幸不已。她嘴上没把门的，倘若真和我同班，我的糗事非得被她在班里传个遍。
潘婷剥开不老林的糖纸，把糖硬塞进我嘴里。没等糖在嘴里完全化掉，我就尝出有些馊巴，满嘴都是陈腐的地窖味，忍不住吐出来。没多久，石榴树下的蚂蚁洞就窜出成球的蚁群，乌泱泱的，拥簇于糖块儿周围。初秋了，过不了多久，这些蚂蚁也该销声匿迹。潘婷心狠，她曾三番两次从家里带出装满开水的保温杯，往蚂蚁洞里浇，只为看到它们仓皇逃窜的模样。纵然她自己偶尔也会被迸溅的热水烫到皮肤，也乐此不疲。
她说，虾你也吃了，糖你也吃了，我得跟你讨要些我想要的东西了。说罢，她从仓房外面拖来一把杀猪凳，一直拖到石榴树下，伸手去够结在顶端的最大最红的石榴。偷鸡不成蚀把米，石榴没摘成，她倒栽了个跟头。当事后被双方家长问起来龙去脉，她称，是我怂恿她去摘的。我百口莫辩。她自始至终留给长辈们的，都是乖巧懂事的形象，而我又是整条春华巷中公认的最欠儿登的孩子，自然是辩不过的。
那年是一九九九年，从年终到岁尾，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澳门的回归和新世纪的到来。这年夏天，我爸所任职的造船厂跟伊朗达成了建造五艘超大型油轮的超级订单，他也从主任科员升到了副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次年春节到我家来拜年的人明显增多，好些都是我从没见过的生面孔，愣是要被我妈从房间强行拉出，管他们叫这个叔叔那个阿姨。
均没有空手来的。早些年送礼，兴许还能看到用塑料袋装着的，多半是水果或海鲜，且须是纯黑的塑料袋，越厚实越好，还得是两层，万不能让旁人瞧见袋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后来时兴礼盒包装，便也不避讳被人瞧见了，商标明明白白地印在盒子上，无非是些饮料、饼干、八宝粥。巷口的食杂店在店铺前专门腾出一块空地，用来囤放待售的礼盒。收到的礼品，大人们不让拆箱，在之后走亲访友时，这些东西还是要被送出去。里外里，各家都没捡着便宜，钱净让食杂店给赚去了。所以在读中学之前，我始终觉得食杂店的老板是天底下最悠哉的工作，以至于在课堂上被老师问起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当其余同学给出的答案是教师、警察、科学家，我声称自己的梦想是有间属于自己的食杂店。
这个梦想随着整条春华巷的动迁而破灭——巷口的食杂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品更加琳琅满目的大型超市。当我妈头回带我到新房附近的超市购物时，面对着整齐排列的商品货架，以及诸多我从未见过的商品，我竟生不出半点想要成为超市老板的想法了。相比于昔日的巷口食杂店，这里宽敞明亮、井然有序，并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身穿统一制服的导购微笑接待。却叫我总觉得，这里缺失了些什么。大概是我所青睐的一种无序感，就像原来的春华巷一样，永远找不出外形构造全然相同的两户人家，而非如今居住的清一色的商品房。
让潘婷感到遗憾的，就只有我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她不止一次地跟我探讨拆迁队会如何处理那棵树，最乐观的情况，就是那棵石榴树会被他们连根挖出，移栽到了这座城市的别处，而不是被无情地劈成数段，成了烧火用的木料。这样我俩就还有再见到它的机会。
 
二
我小学只读了五年。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在我班主任怀孕休产假的前昔，她跟我妈提议，让我跳级直接念初中。如此一来，我跟潘婷相差了一个年级。那会儿学校为了编排一支到省里参赛的舞蹈，从各年级的学生里选拔了一批好苗子，多数是身段好的，苗条、柔韧、灵活，有舞蹈功底的更佳。整个舞蹈队全部由男生组成，而学习过舞蹈的男生本身就少，我便被稀里糊涂地选了进去，学习了两年蒙古舞，与其余九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以群舞的形式到各地参赛和演出。
教舞蹈的老师姓王，是由学校从市青少年宫聘请来的。这位王老师在舞蹈界名号响当当，有间专门的舞蹈工作室，但她专攻的却非民族舞的门类，而是以伦巴和恰恰为主的国标拉丁舞。校舞蹈队解散后，她联系到我妈，称我是她教过的悟性最好的学生、难得的良才，望我能够继续随其学习。考虑到可能会影响到课业，我妈不带半点犹豫拒绝。
我没有继续涉足的这条路，潘婷却走得顺风顺水。就在舞蹈队解散的这年，她跟随别的舞蹈老师学习了拉丁舞，并在次年的东三省国标舞公开赛上斩获金奖，此后更是获奖无数。每每谈及至此，春华巷的老人便说我俩是沾了巷子风水的光，随即扒出些无从考证的历史，称早在明朝时期，当这里还被辽东都司管辖时，便建有能与宫廷教坊分庭抗礼的勾栏，琼楼金阙，飞阁流丹，同时舞伶辈出。这些老人甚至能够煞有介事地讲出当时勾栏的所在位置，具体到其坐落于哪户与哪户之间，有如亲历。
搬到楼房之后，潘婷家离我家不再像之前那么近，中间隔着两栋楼。见面的机会也不再频繁，尤其是在我比她提早一年升入初中之后，能见到的机会更少。后来我时常追溯，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对我的称呼，从“牧哥”变为直呼我的本名，大概就是在她读初二的那年。
事实上，潘婷读了两年的初二。在她落级的这年，我跟她的家中都发生了巨大变故：我的外公外婆相继过世，她母亲则于家中被害，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成了悬案。警方勘查案发现场，室内没有明显搏斗过的痕迹，门窗完好，推断是熟人作案。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及法医提供的尸检报告，死亡时间是当日的下午四点左右，她当时应该正为家人准备晚饭，厨房电饭锅的内胆里还被水浸着一层已经淘洗过的大米，凶手用围裙勒住其脖颈使其窒息而死。作为全职太太，潘婷母亲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以至于被锁定的嫌疑人的范围就只有周围的邻居和她的家人。再加上小区并不是封闭式的，只有小区的停车场装有监控摄像头，其余皆是监控盲区，且单元门不设门禁，凡小区外的人员可自由出入，致使案件的侦破变得极其困难。连续好些日子，这案子的始末都刊登在本地的晚报上，并在新闻版面的报花位置处印上了悬赏令，以奖励对案件有实质性价值的线索。
有年暑假，在小区北侧的小花园，潘婷跟我讲，在她妈出事之后，她怵于下楼，如果非要下楼不可，她也要戴顶鸭舌帽，压低帽檐，把自己的上半张脸给挡住。她担心会撞见同个单元门，乃至是同一栋楼的邻居，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快要半截身子入土了的。她没了妈，那些人对自己毫无悲悯与同情，只有指指点点和眉眼间所透出的无声的怨讥。他们觉得潘婷她妈就是个扫把星，牵累到了整栋楼的房价，自家的房子住着也不再安生。她从那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本可以更晚见识到的人性的凉薄。一年之内，对门和上下楼都换了新邻居。至于那些未迁走的，户户皆在防盗门的把手上，抑或是大门的斜上方，缠上红布。无论新邻还是旧邻，在她看来都一个样，都让她感到无比陌生。
外公过世前把他用了十多年的半导体留给了我，权当是留作念想。年头虽久，但那台半导体依旧崭新。外公给半导体的表面覆了层薄膜，唯独留出扬声器和装卸电池的位置。同学当中已经开始有人使用MP3了，我手中的这台橙红色的半导体相形见绌，又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那些年恰好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频道有档《中国音乐TOP榜》的栏目，成了我课余时间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之一。
那年我十五岁，从没出过辽宁，更别提去什么江南，自然不理解《江南》歌词中所写的“风到这里就是黏”。三面环海，大连的风不如内陆地区的风那般干燥，却也不至于到黏腻的程度，充其量也只是潮润，便叫我无法对歌词感同身受。潘婷去过。他爸年轻那会儿在佳木斯当兵认识的同班战友调任到苏州做文联工作，经其引荐，潘婷每个月都会去趟苏州，同当地的评弹大家学习琵琶。但凡她语文功底不错，都不会在向我描述江南风情时因词穷而困窘。她所用的，无不是连学前班的孩童们都能够脱口而出的单音节的形容词：大、新、闷……有次她从苏州回来，给我带回一枚MP3，蓝色的。她自己也有一枚粉色的同款。她叮嘱我，如果我碰见她爸，千万别提这茬事，这是她用跟着学琵琶的老师接私活赚来的钱买的。我惊呼她还没满十六周岁，算是童工。她大咧咧地讲，什么童工不童工的，上了台，化了妆，粉底下面到底藏了张多少岁的脸，可没人有闲心去管这些。她又从她的腰包里抓出一把水果糖，称是自己演出前在会场的茶歇区顺来的，并特地强调，这些糖普通小超市根本买不到，全是进口货。
潘婷她爸一直想把她送进部队文工团，这是他的执念。对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潘婷来说，无疑也是最好的去处。之所以说是“送进”，而非“考进”，只因在她爸的观念里，凡事都可以靠关系摆平。早年间动迁的时候，他便如此。明明在春华巷住平房时，她们家只有我家一半大小，最终却托人添了点钱，分到了套比我家面积更大的新房。为了让潘婷顺利进到文工团，她爸找了个中间人，塞了十万块，事却没办成，打了水漂，又不好主动把钱要回。这条路的念头算是彻底打消了，潘婷只好老老实实补习文化课正常考大学。
她考入音乐学院的那年，当被原先住在春华巷的老邻居们得知，他们又杜撰出更加荒诞的传言，说是春华巷的这些孩子接二连三地考进名牌大学，全都要得益于风水庇佑，明朝时，这条巷子就曾出过金科状元。潘婷问我，这些老人为什么总喜欢把传言故事的背景时间都定在明朝？我说，废话，清朝东北就禁关了，你要说他们胡说八道吧，却又知晓规避掉常识性的漏洞。
 
三
潘婷读大一，我读大三，又在隔壁的外国语学院交到了女朋友，名叫庞玲，学的是日语专业。在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日企，毕业后在本地找到心仪工作不算困难。庞玲却没有直接就业的想法。在她看来，将四年的学习成果用到枯燥的职场工作中，是污染，是亵渎，如同用乾隆粉彩盖碗泡了杯八块钱一包的猴王牌茉莉花茶。她又不想继续做学术研究，那比到企业里工作更让她受折磨。偶然的机会，她尝试给出版社翻译日文推理小说，通过电子邮件给出版社发送过去她的简历以及小说试译稿，对方不仅满意，而且对她才本科就能将原著翻译得可圈可点感到惊喜，这也让庞玲生出了想要以此作为生计的想法。它满足了庞玲关于一份理想工作的所有条件——既不乏味，也没有让她觉得倦怠到了自己所学的知识。
那段日子她不停地向我推荐日本内向派作家古井由吉，这人在国内鲜为人知，并且国内的出版商也均未引进过他的作品。每当谈到他时，庞玲跟我讲，自己都处在非常拧巴的状态中，即，既想把自己钟爱的作家推荐给别人，同时又不想让他被太多人熟知。
她偶尔也会跟我讲述她手头正在翻译的推理小说，短篇和长篇的都有。其中有个跟潘婷母亲被害情节相似的故事，案件发生于东京千代田区，被害人同样死于家中。死者六十多岁，男性，患有心脏病。两天后，死者的女儿周末例常探望时，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亡。本以为是正常死亡，但在给父亲进行纳棺仪式时，更换父亲的衣物，看到其内裤是反着穿的，觉得蹊跷，这才报了警。经由警视厅调查，他父亲在同一栋公寓，有个比他小二十岁的情人。那日两人见面交欢时，情人仅仅因为她父亲没有及时洗澡，身体隐隐散发臭而发生口角，这才促使其心脏病发作。那是篇短篇推理小说，原以为案件至此算是真相大白了，但看到后面仍有数页没有翻译完，庞玲猜测真相远非如此，应该会有反转。我彻底被她吊起了胃口，询问故事最终结局，她只告诉我，她也不知道，她还没有翻译完。
我和庞玲只相处了一年，分手的原因如她所翻译的小说一样戏剧化。她说她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去深造了。她会去日本，我又不可能跟她一同前去，单方面宣布要将这关系斩断，以免情愫渐浓，不能自拔。她还特地强调，假如以后再在学校里见到她，也别打招呼，权当从不认识。这种处理方式搁在别人身上，或许还能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但对她来讲，一点也不奇怪。她就是这种人，一种不按常理出牌，同时还想一出是一出的人。这样的人或许会是天生的翻译家，极度感性，能够把握到原著作者字里行间的细节，甚至是作者本人都未能传达出的丝丝入扣的情绪——那是“信达雅”中比“雅”更高的一层境界。所以在许多年后，当我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国内的翻译奖名单中时，我并没有太吃惊，就好像早已预料到了一样。
分手之后，我去了趟杭州，参加了场应届生招聘会，又到红磨坊剧院看了场话剧。话剧我只看了一半，台上演员的状态乏善可陈，像群孩子在摆家家酒。是部都市喜剧，共四幕。大概演到第二幕时，我的思绪全都被那些演员散漫的演技带到了儿时，想到春华巷的三四个孩子围在我家的石榴树下，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推举出谁扮爸爸谁扮妈妈，先胜出的先选角色。我在那些孩子中年龄最大，却从不选爸爸的角色，总扮孩子，原因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爸爸这个角色不好当，费力又无趣。潘婷却很喜欢扮妈妈，她以为做了妈妈就可以肆意地发泄情绪，像她自己的妈妈那样。所以在潘婷他妈出事后的前几个月，她告诉我，她一点都不悲痛，在她的葬礼上连眼泪都没流。她甚至觉得身边少了这么一个人，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没有人给她和她爸做饭，便由她爸去做，有时懒得做了，她爸就带她下馆子。她妈在世时，她们爷俩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回馆子。真正让她产生一个人永远消逝了的落差感的，是有回她到步行街的针织店去买秋衣秋裤，她听到店里的女老板跟熟客打招呼，问她，看看文胸？那顾客回应说，帮我家闺女挑的，孩子大了。
 
四
从剧院出来，我去了潘婷的学校。她到学校的侧门接我。昏暗的路灯底下，她带着浓妆，辨不出妆下模样。她刚参加完学校的演出，手里带着琵琶琴盒。我调侃她，“名属教坊第一部”，她显然没听懂，懵怔着，用疑惑的语气“嗯”了声。她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要赶在宿舍楼锁门之前回去。我跟她在附近的米线店坐下，等餐期间，她将假睫毛拔掉，又用湿巾给自己卸妆。五六张湿巾把脸擦干净后，餐也就上齐了。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聊起为什么会考到杭州读大学。她说，当时虽然文化课成绩不高，但也拿到了几家艺术类院校的入学资格，其中就包括离大连更近的沈阳的院校。我问，那你怎么不去？离得近，隔三差五还能回家看看你爸。她笑了笑，笑得像被乙烯利催熟的瓜果，本不该在这个时节成熟，却也瓜熟蒂落。她用手指向店外。我转头，看到了个打扮靓丽时髦的女人进到门口停着的蓝色玛莎拉蒂里。潘婷继续嗦了口米线说，那美女是我们学校的，流行演唱专业。我来这儿的原因跟她一样，又不完全一样。她每上一次豪车，次日都能拎着个新买的奢侈品名牌包回来。我对包什么的没兴趣，跟她相同的，就是不想让老家的人，尤其是春华巷的那些邻居，了解到我目前的生活状况。不单单是江南，条件允许的话，我也可以去广东，去海南，总之离那地方越远越好。顺着这个话题，潘婷讲起当年她妈遇害，她大概猜到了凶手是谁，是位她不认识的叔叔，有次放学她看到那人出现在她爸妈的房间里，她妈并没有向潘婷介绍他，他只是看了眼自己，就急匆匆地换鞋下楼。后来她在楼道里又见过他几次，均是在自己放学后赶回家中时。她没有将这一重要信息同步给警方，只因她大致猜度，那人是妈妈的情人。她已经死了，她想给她留下些最后的体面。让她更怕的是，倘若真相大白，指不定常年盘踞在小区楼下的邻居们会如何说三道四。她怕她爸未必能承受得了。自己都已经没妈了，不想再失去她爸，那她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
潘婷最后喝了一口米线汤，低着头，用指甲划着搁在身旁凳子上的琴盒，唧哝着，有时候真相没那么重要——跟当下的安稳相比。她又问我是否还记得住平房那会儿，她去我家摘石榴摔个马趴，跟大人们谎称说是我怂恿她去摘的。我说我当然记得。潘婷直僵僵地笑，只有左半张脸上的肌肉在动，另半张脸上的表情跟方才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她道，你事后从来没回想过吗……我木楞地问，回想什么？她继续说，在你自己家的院子里，如果你想吃石榴，干吗非要让我去帮你摘，你明明可以自己去摘啊！所以我撒的那个谎逻辑是不自洽的，大人们也不可能听不出来。我问她，那为什么我还是挨了揍？她说，因为他们揍你比揭穿我是个爱撒谎的孩子更稳妥，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真相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次跟潘婷见面后，我只有在春节时才能再见到她。见面的机会不多，却愈发能够理解她试图逃避故乡的心境。准确地说，她也不是想摆脱掉故乡，毕竟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感情。她所抵触的，也许只有那些深谙她的过去，又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她的未来，并将全部这些作为闲聊时的谈资的那些人。可能没有恶意，却难免撕开一个人的皮肤上已经结痂且即将痊愈的伤疤。我爸跟我讲，也就是近几年，春华巷的老邻居们时常给他打电话，托他给自家孩子在造船厂安排个工作。也有一些是帮亲戚家的孩子找工作。最离谱的，是他们求我爸安排工作的对象根本就没什么亲戚关系，收了好处费，称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让其入职造船厂，再求到我爸，谎称是侄子、外甥的。当被我爸回绝后，这些人立马变了副嘴脸，从前见面客套寒暄的，如今连招呼都不打了，摆出没看见的模样，如同见了仇人似的。还有人往我爸的单位寄过去匿名信，检举我爸贪污受贿，在信件里胡诌一通。造船厂的领导看到举报信后只觉莫名其妙，那上面写的所谓的“证据”跟我爸所做的工作完全不挨边。领导最终还是找到了我爸，把信件原封不动地给他看，意味深长地说，老许，看这样子，你是得罪人了，而且得罪得不轻呀！也有人背后议论他，给造船厂卖命了三十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这些话传进我爸耳朵里，左耳听右耳冒。人怎么能叫吐沫淹死呢，何况他本身就是造船的。说到这，我爸就用《庄子》里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来自嘲。后来我到基层工作，又遭来闲言碎语时，我爸直接送了我一本钱穆的《庄子纂笺》，扉页题写两行字：“不以物挠心，而能物自之。”
 
五
潘婷毕业后，想留杭州做中小学音乐老师。在校期间就考了几次教资，均没考过，各区的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同样不了了之。她从没将自己的屡屡失败归因于没下苦功，而是怪到了运气的头上，这听上去有些玄虚。她说，可能就是小时候用开水烫死了太多蚂蚁，杀生造孽，才致使自己后来总是差了那么点运气。她到灵隐寺拜佛，在大雄宝殿求了个签，上上签，签文只提到了她的姻缘，其余只字不提。之后没多久，她便又回到了大连。
他爸给她介绍了个结婚对象，从前当过兵，退伍后给银行行长开车，比潘婷大了足足十岁。芝麻大点的官，严格讲，连官都谈不上，本事却通天，毕竟是最能跟领导搭上话的。潘婷她爸向他介绍起这个男人时，激动到窜出冷门的方言来，称这小伙子“满腚沟都是章程”。哪里是什么小伙子，三十好几没成家，论年龄，潘婷他爸都能跟他称兄道弟。在两人见面之前，先是双方父母先碰头，彼此满意。潘婷自己也没什么更好的选择。面对婚姻，成熟的人往往要从自己的身上摘掉一些东西，如同豪猪射刺，刺射给的都是旁人，最终留下光滑的肌肤。也许非己所愿，可新刺生长的速度已然跟不上次次失望后的应激。何况，潘婷身上的刺，或许早在她妈去世后的那几年陆陆续续掉光了。
潘婷结婚那日，我作为女方亲友送亲。等迎亲队伍期间，站在她家的单元楼下抽烟，旁边站着的是她小学同学，小时候也住在春华巷，彼此都认识。她那位同学使了个眼色，叫我留意聚集在整栋楼最外侧的那群人，男女老少都有，六七十岁的老的，牵着七八来岁的小的，个个裹着厚棉服，羊毛围巾和棉帽子全副武装。
她同学说，等这些老家伙们都死干净了，这片也就没剩多少春华巷的老人了。我挤眉道，你这话说的，咋听着这么别扭……他吐了口烟，说，别扭什么别扭？骂潘婷她妈是扫把星的是这群人，现在觍着脸准备去宴会厅吃酒席的还是这群人。我的烟只抽了两口，呛喉，不是我一贯抽的荷花烟的味道。我捏着过滤嘴，任凭它在冷风里继续燃着。两栋楼之间的空隙处时而有寒风灌进，一阵一阵的。手里的烟越来越短，烟头的燃烧处也随着风的节奏而明明灭灭。他问我怎么不抽了，要等过会儿吃席时抽餐桌上的软中华？我把烟盒掏出给他看，道，味道很怪，又呛又晕。他说，在楼头门市房的小卖店买的吧？他家卖假烟出了名的，烟草部门来管也没用，鸡贼得很，查不出证据，假烟都不摆在柜台里，惯犯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漫无目的地盯着对面的楼，看着很多家安装的窗户护栏里，牵出的晾衣绳上，晾晒的衣服被冻得邦邦硬，有的还生出了冰溜子。还有些家晾着腌渍过的蓑衣萝卜，十几串挂成一排。我想到了二十几年前的相似的冬天，潘婷家的院子也挂着蓑衣萝卜。这年冬天从河南来了个瞎子，不全瞎，独眼龙，能掐会算，到春华巷给人看事。觉得她说得准的，给的钱就多，五十块，在那个时候够买一袋五十斤的面粉；如果觉得不准，就少给些，十块二十块的，用以打发，也不算寒碜。独眼龙去到潘婷家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好事儿地凑到她家小院里，守在晾着的蓑衣萝卜的下面。其中有个男孩趴在她家窗户下面偷听，听得不真切，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只记得两条隐晦的信息：一是说她妈死于桃花树下，二是说潘婷以后生不出孩子来。人向来都爱听好话，听独眼龙乱说一通，都不是自己想听到的，这家人便将她给撵了出去，一分钱没给。
婚礼最后，当潘婷跟她丈夫交换完戒指，又给公公婆婆敬了酒，她换了身衣服，演出服一样的衣服，花里胡哨的，抱着琵琶给全场宾客演奏。她弹的《昭君出塞》，或许弹得很好，但下面的人欣赏不来，光顾着桌上的饭菜。我听着邻桌的人谈论她。其中一个说，头回见到新娘子在自己的婚礼上给人表演节目的。另外一个附和说，学了这么多年乐器，没处显摆，可算找到个卖弄的场合了。她们又去拆伴手礼，一打开，里面净是些水果糖，于是埋怨，连盒烟都没往里面放，不老林也没有，穷呲呲的。她们便拿潘婷的婚礼跟以往参加过的婚礼做比较，就像春华巷刚动迁那会儿，她们比较着各家分到的房子的户型大小一样。
 
六
夏天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庞玲的电话，她说她早从日本回国，在重庆的一所民办大学教书。前段时间她翻译的日语小说出版，出版公司的企划部门准备给她在大连的一家书店办场读者交流会，就在一星期之后。她想见见我。
书店在天津街，那里距离南山街不算太远，为此在交流会结束后，我开车载她去南山街，找了家咖啡店坐下来叙旧。她说，我以为你不会来见我，当年我的那些话说得挺决绝的。我说，既然你都用了“当年”去描述，很多年前听到那些话时的心情，自然也不会保留至今，早就烟消云散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总像是没全说完，于是在十几秒的沉默后又加上了一句：我不是个记仇的人。她半开玩笑地问我，你觉得那算是仇恨吗？我说，至少不会是爱。她说，其实中途我回国过一次，就在母校举办周年庆的时候，我以为你也会去。我说，我没收到过邀请。收到邀请的都是像你这样混得风生水起的成功人士。她又问我是否成家了，我说没有。她打趣道，在等我？我抿了口咖啡，五十块一杯的咖啡，难喝得要命。我捏着咖啡杯的手柄，跟她讲，咖啡或许是好咖啡，第一次到这家店喝，图个新鲜。再叫我来的话，我是万不会来的。她也随即喝了一口，勉强微笑着说，懂了。
在见面之前，我有过预期，逮到合适的时机，我要问问她先前翻译过的那篇推理小说结局如何。可真见了面，念头却作罢，就像潘婷说过的，真相没那么重要。结局也没那么重要。
潘婷婚后不久就被她丈夫安排进了他所任职的地方银行，做理财经理。职位所需的资格证书她一直都没考下来，却对她工作的发展没有半点影响。潘婷他爸心心念念的靠关系搞定一切的理念，最终在他姑爷这里得到了延续。只有在行里举办年会和其他一些重要活动时，潘婷才将她学过的技艺再搬出来，脱下工装换舞装，旋转跳跃，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去年冬天，这家银行因内部严重的贪腐问题和经营风险问题被别家银行收购承接，她和她丈夫也相继被裁员。
我跟潘婷坐在小区楼头砌着的半米高的石子儿墙上，当她同我讲上述这些遭遇时，早已跟她丈夫分开了三个月。她说她后悔了，自己就该留在杭州，不该回来。我俩冲向东面坐着。从小区的大门延伸出一条路，这条路通向我跟她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小学的门岗就是曾经春华巷中潘婷家的位置。路的尽头，是一排宽阔的六排双向车道。小时候，即使有交通信号灯，我也不敢独自一人过这条马路。马路的另一侧是通信维护营的大院，那里曾经是部队站。以往，隔着马路，也能清楚地听到部队的起床号和熄灯号，春华巷的人们也随着号声展开作息。我们也曾跟随年长的孩子翻进部队站的围墙，踏上安装在大院里的巨型滑梯。这个时候，潘婷总不敢登上去，站在滑梯下面，说是给我们把风。有回我们几个小伙子生拉硬拽，把她弄到了滑梯上，她既不敢继续往上爬，又不敢往后走，进退维谷。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被里面的战士发现到，单是听到其中一名战士喊了声“喂”，我们便吓得翻墙而逃，全然忘记潘婷还留在滑梯上。潘婷说，那时我就明白，谁也靠不住。
回忆之余，潘婷哼出一段旋律来，旋律与秋天的风掺和着，肃杀里沁出一丝和煦。唆——哆——咪——哆——咪——唆——唆——哆——（起床号音阶）我两手空空，假装捧起一只锃亮的铜号，鼓起腮帮子，几根手指轮番按动。我们看着月亮逐渐在夜幕中有了影影绰绰的雏形，像许多年前的傍晚，站在巷口傻傻望着月亮的那两个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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