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白糖没了。
从老家来城里送红薯和花生油的三婶，往盘子里码好刚炸透的鱼块，两只油手往围裙上一抹，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要到小区门口去买糖。我拦住她，夹着人字拖，开门下了楼。
堂弟裘林今年秋天要上大学了，我明白三婶的意思。于是拐出小区，顺带去银行取了两万块钱递给她，比起手机屏幕里的数字，老一辈喜欢这种沉甸甸的手感。三婶走后，我看着饭桌上的拔丝地瓜，拿起筷子扒拉了几下，又放了下来。那是少年时周离最爱吃的菜。高中那会儿我俩谈恋爱，三婶没少给在我爸妈面前打掩护，不过更多看的是周离的面子。
周离总是这样讨人喜欢,凭着一张清俊的脸和一颗早慧的心掳获无尽的少女心事。
那会儿的女学生，周末放假时都喜欢约着去西邻街闲逛。看电影、吃红豆奶糕，找裁缝铺把校服裤的裤腿改小一些，手头稍微富裕些的，会偷偷去发廊烫个微卷。男学生总是拥挤在游戏网咖卡座里和绿茵球场上，各有各想要征服的一方宇宙。
这些简单普通的快乐，似乎跟周离保持着永恒平行前进的轨迹。九岁那年，周离的母亲出走后就再没回来，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实人，慈眉善目但寡言少语。每逢周末的早晨，轻薄柔润的白雾在屋顶缭绕，他和弟弟骑着自行车跟着他父亲在小镇大街小巷穿梭，兜售新鲜豆腐。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盘算着倒卖二手手机的事，以免兄弟俩在新学期需要用钱的时候捉襟见肘。
于是我常借口去三婶家，实则跟周离去跑手机店和二手卖家。我们无比清楚这个小镇的地图，和这个镇上所有能够秘密接吻的地方。暮霭晚霞、风雷雨电，那是个你开心我就开心的年纪，眼中有光、灵魂透风。
周离给我弄来一部蓝屏的翻盖手机，通身冷银色的金属外壳，似乎带着月光的寒意。老得不成样子，每当翻盖，蓝色屏幕总需要停顿几秒的时间才显示四个阿拉伯数字的时钟，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总害怕稍有不慎它就要下岗罢工。
在那个时候，对于家庭还不富裕的学生来说，能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见不到周离的时候，我就守着手机。睡前放在枕边，但凡有滋滋的电流声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查看收件箱。
那时候学校对于学生早恋这件事情还算宽容，只要不过于明目张胆就是合理的存在。特别是周离和我成绩一般，属于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撮，再不济混个普通本科院校也不至于拖升学率后腿。
高考后我们没有等成绩公布，直接去了珠海找工作。我知道周离的心思，街坊间传说的他的妈妈去了珠海，靠着姣好的容颜和不俗的交际手腕找到了不错的归宿。出发前一天三婶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叮嘱我受了委屈立马回家，但在上车前我又把钱放回了三婶梳妆台，往上面压了一盒黑糖话梅糖。
我们在珠海一家茶馆落脚，周离的表哥在里边做门店经理，于是周离跟着表哥做接待，我则被安排去给茶艺师打下手。茶馆的客人多为当地的生意人，其中不乏一些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长得好看的茶艺师总是能收到不菲的小费，就连我这种不起眼的小陪衬也能沾沾光。不过总归是正经场面，倒是没有发生什么越矩的事。两周后我们窝在茶馆的宿舍里清点两人各自的额外收入，万万没想到周离整整比我多出了一倍。因为没时间去银行，所以周离所有的钱都交由我保管。
一个月后，我们接到学校通知需要回去填报志愿，于是请了两天假回家。在学校电子阅览室里，我们一边翻着报考指南一边评估，怎样报一所我俩都能被稳当录取的院校，而且学费还不能太贵。因为我执意留在南方，最终选择还是留在广州。
再回去茶馆上班之前，我们把一个多月以来赚的钱，存在共同的账户里。按照这个速度，在暑假结束前，学费问题基本上能解决了。可是周离还需要操心弟弟的学费，于是我提出把我的那一份先给弟弟用上，毕竟我家经济情况还能应付。周离拒绝了。
给弟弟交完学费后，周离还是差了两千块钱才能凑齐自己的学费，关于周离妈妈的消息也一无所获。于是我陪着他去银行借了学贷，那是我们从未涉足的领域，利息再高也只能咬牙接受。我看见周离左手紧紧摁住那几张协议，右手握笔在右下角飞快地签了名字，似乎像是突然被人扼住了脖子一般，脸色涨红，神色惊慌。
于是，大学刚开始，周离还是要想着办法到处做兼职打零工。只要没课，我也跟着去，攒的钱就一直放着。贷款用了三个月还清，平时还有些盈余来改善生活。给周离买的一些日常用品，总是需要想着些合情合理的借口塞给他，好让他身上和心里都少受一些苦。
一个贫穷但貌美的男人，会经历什么呢？周离如此善良，又是那般地甘愿被责任绊缚。但凡一个女人有些超然的智慧，是拒绝不了带着悲剧色彩的男人的，无论年龄。我那时候还未意识到，周离的命运本就属于另一个仓惶的花花世界。
寒假很快就到了，周离找到了另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给服装网店试版，做平面模特。食色时代，周离第一次严格意义上吃到了外貌带来的实在红利。我在兼职市场找了一份简单的会展行政工作，没做几天家里打电话来，说爷爷病重，于是辞职回了家。于是周离一个人留在了广州，直到除夕前两天才回家。
就是在那个暑假，周离认识了小桢，同样兼职平面模特的大一学生。春天开学的时候，我也见到了这个小桢，高高瘦瘦，脸蛋甜美，说话时干脆利落。那是我所不能具备的所有美好。不过周离并没有过多地接触小桢，所有的来往仅限于君子之交。小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某个人，也是危险红色按钮当代号，而这些红色按钮看起来跟周离更为相衬。
我想象过跟周离的结婚的一百种情景。在苍翠的山林，扎满暖白色的小灯泡，缠缠绵绵的茑萝花作路引；或者在临崖的平地，升起写满心愿的彩色孔明灯，每个受邀的宾客可以带走一支手臂大的力娇酒。
后来生活教会了我不要在想象中生活，不要想象一个人，不能具体想象某件事。因为它多半会让你失望和措手不及。
大二即将开学的那个夏天的尾巴，周离的父亲摔断了腿。三婶回忆说那天是雨天，视线和路面情况都不好，直接从两米多的高台上掉了下去，人、单车连着一筐的嫩豆腐，倒在水泊里。被附近的乡里看见，送去了医院，怕在外的周离担心，拖了两天才说。
我和周离一起请假回了家，周离的父亲在医院保守治疗躺了几天便固执地要求出院。接回家之后，吃过晚饭，我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去气象台的楼顶看星星。
九月初的夜晚，还是带着点热烘烘的风，各式的昆虫伏在草间鸣叫。周离抬头看着星空，眼睛里闪耀着点点的光，不知道是皎洁的月光照亮了他的脸庞，还是他本身就熠熠生辉。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一样凄苦而美好，努力又功亏一篑。我抱紧他，用嘴唇试探他脖子上的体温。
于是，周离家的豆腐生意从此便搁置了。好在父亲的腿做完治疗之后还能生活自理，但是要再养家糊口是不大顺利了。周离决定休学，他出来工作供弟弟上学。
周离决定去北京，同行的还有小桢。我问他还回来吗，他沉默了。当一个人身陷生计的烦恼时，身体甚至失去了分泌多巴胺的功能，他是提不起精神来思考爱情的。我当时就明白，此去一别，即使他未来没跟小桢在一起，也可能会有别人。周离离开时，我没有去送他，他也没有叫我去。就当是赌气也好，隐忍也罢。就这样，我们最后一次拥抱，留在了星空下的气象台。
可是有些问题就算已知答案之后，还是会忍不住想多问一句为什么？还有其它办法吗？新年的第一天，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连夜赶往北京，天很快就亮了，窗外的植被已经跟南方截然不同，灰黄的枝桠光秃，不远处的田地里的蔬菜顶头，还结着薄冰和白霜。
让我感到寒冷和战栗的，却是那个未知的答案。那些反反复复的假设，都有可能使人一念生，一念灭。
这次周离没有使出男人惯用的沉默伎俩，直接给了我答案。如果说当下是因为物质生活而分开的爱情，那么未来有钱了之后还会在一起吗？不能了。过来人总会告诉你，感情就是不讲道理，不知所起，也就可能无疾而终。周离甚至没有请我喝一杯茶，丢下泪流满面的我，背对着我在大街上决然地离开了。
几年的挚爱突然抽离，那种越哭越低的抽泣声，委屈像哑巴吃黄连般的百口莫辩。承认爱人的坏有多难？很难，简直犹如切肤之痛、杀人诛心。
接下来几年，我们再未联络过。
周当离终于成为剧组里的“角儿”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室做了一个小编剧，卖弄江郎才尽那最后一口穷酸气。在宽泛的定义来说，我们成了同行。但是直到他爬到电影圈，伸长了脖子向“腕儿”靠近，我们始终没有交集。果然圈子再小，只要下定决心避开，那就是永不相见。
没有电影桥段那般的重逢和一笑泯恩仇，我们只是遵循小人物的悲欢的生活轨迹，慢慢变老。直到有一天，想起对方，就会为当时我们最纯粹的心动而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