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九点半起床，随即开始做饭，她自己是不吃早饭的，小梅的丈夫开出租车，一般中午不会回来，小梅做的是她父母和她自己的午饭。十一点半，她会骑着自行车，准时把饭送到父母家，看着他们吃饭，吃药，直到他们快要午睡了，再骑车返回。下午到晚饭这段时间她稍作休息，泡杯茶，翻翻手机，随即又到了送晚饭的时间。从小梅家到小梅父母家，骑车十五分钟，每天骑车一小时，小梅说，就当锻炼身体了。

其实儿子距离父母家也很近，走路就能到，但他要上班，送饭没有时间。而小梅五十岁就从工厂退休，俗称内退，照顾父母的责任自然而然就多分担在了她的身上。父亲早年就在工厂里工作，后来儿子“一顶一”接了班，小梅就只能被分配去了工厂下属的服务公司。工厂员工正常退休，正常拿退休工资，而服务公司的女员工五十岁就要内退，五年内只有两千不到的基础月薪，五年之后，等到了她们真正的退休年龄，才能拿到正常的、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儿子要工作到六十岁，而小梅五十岁就退了休，于是照看父母似乎就成了小梅理所应当的事。反正退休了嘛。他们这么说，小梅自己也这么说。

长期与两位八十岁的老人相处是一项极坚忍的工作，哪怕这两人是自己的父母。人会在年纪增长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与年轻时的自己毫不相关。他们往往会挑剔离自己最近的子女，而不是更远的那个。他们嫌小梅送来的饭太清淡，嫌她太爱花钱，嫌小梅的穿着“不像这个年纪的人”，但他们继续等待小梅每天的到来，几乎是渴盼。他们偶尔也会觉得小梅辛苦，说儿媳妇怎么不送饭来，小梅说，嫂子够忙了，天天都要加班。他们说，加班也应该来看看。小梅说，人家也要照顾自己的父母。

照顾父母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拔河，父母在一端，小梅在另一端，她需要用一种微妙的力道让绳子保持平衡，不能太松或者太紧，最重要的是，她要保证这根绳子不会断裂，尽管它已经疮痍满目，岌岌可危。

小梅经过几次濒临断裂的时刻，心情用痛苦、悔恨和伤心大概都不足以概括。最近的一次，是关于一只水壶，小梅和母亲为这只水壶的去留争执不下，最终结果是母亲差点犯了心脏病，进医院躺了将近半月。那是一只颇有年头的水壶，它从何而来，已经有些说不清了，或许是儿子送来的，或许是小梅买来的，总之已经被使用了很多年。水壶配有一个黑色的电源底座，经过长期的使用，逐渐接触不良，烧水时需要有一个人扶着插头，否则时不时就会断电。水烧开的时候，开关也不会自动跳起，而是会持续地加热，如果没有人将壶抬起，滚开的水就会从壶嘴中溢出来。父亲耳聋眼花，时常被母亲指派去“看着水壶”，但他的眼睛离不开手机里的短视频，鼻尖贴屏幕地看，于是开水经常洒满一地。小梅说，换一个壶吧，这壶坏成什么样了，还用呢？儿子也说，买了新壶给你呀，为啥不用，烫着人或漏电了咋办？母亲说，好的，我会扔。

说了很久，那只壶依旧在使用着。在新年中的某一天，一家人都回来吃团圆饭，父亲在刷手机，短视频开到最大声，开水再一次弥漫在房间，满屋热气腾腾。小梅把那只水壶塞给哥哥，让他偷偷丢了出去，被母亲发现，气得要死要活，一边指着小梅骂，一边给嘴里塞速效救心丸，母亲骂得很难听，言语间冒出的话包括王八羔子和畜生崽子，又好像是在气自己。儿子打了120，救护车声势浩大地开进家属区，小梅不敢再说话。

小梅那天穿一件棕咖色的羽绒服，头发是染过的，也是棕咖色。距离上次染发已经过去太久，她头顶一片突兀的灰白，像残败的雪留在泥土上。她嘴唇很薄，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垂，像是想哭，但眼中无泪。认识小梅许久，小梅的神情在那一瞬间显得有些陌生，我忽然意识到小梅快要六十岁了——六十这个数字跳出来时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像是获知一个簇新的秘密。小梅即将走向她的晚年，伴随着比她更加苍老的父母亲。

我总觉得小梅该是尹雪艳那样的人，即便不如尹雪艳美丽，但与“老”是不沾边的。印象中小梅永远都是一头短发，波波头，长刘海。小梅唯一一张长头发的照片是她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人鬓角挂着弹簧一样的卷发，完全看不出是她。我跟小梅说，这弄得都不像你了。小梅说，那时候流行，结婚照都那么卷。

小梅家里的电视总是放电影，她有一台古老的DVD机，《浮城谜事》《荒蛮故事》《小提琴与压路机》都是我在她家的电视上看的。小梅会做创意菜，芥末虾球，蓝莓山药，橙汁排骨。小时候我在小梅家吃着豉油鸡，看着小屏幕电影，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慢慢察觉出小梅家和我家不一样。小梅和我父母是同龄人，我家餐桌上出现的是红烧肉，番茄炒蛋和烫青菜，电视上永远滚动着连续剧或者体育新闻。

那时小梅用广告上的玉兰油面霜，涂阿迪达斯运动香水，穿橄榄色的风衣，配浅灰色连帽衫。小梅有极好的运动天赋，热爱羽毛球，每周末都去家属区的体育馆，几年打下来几乎没有对手。小梅高中时，有体育老师看出她的潜能，给她送装备和运动鞋，还推荐她去考体育大学。小梅回家跟父母说了，父母头也不抬，你看看你周围有人上大学吗？你收拾收拾准备进厂吧。小梅就这么进了服务公司。

一晃这么多年，那些面霜、香水和风衣究竟是什么时候从小梅家中消失，已经说不清了。或许是从内退那一天开始，或许是从父母第一次住院开始。一个有心脏病的老人和一个有糖尿病的老人，像两只刺猬一样相处，经年的情感，或者说积怨，在年龄与病症的催化下，变成两块紧绷的纱布，一块总想覆盖另一块，即便两块布都已百孔千疮。小梅两头劝，经常两头不讨好，纱布拼了又缝，缝了又补，但永远只是一时的。小梅手机的微信通讯录置顶的是母亲，最常打来电话的，也是母亲。

在许多人眼中，小梅做的这些可能并不算是什么，和稀泥而已。实话实说，曾经我也这么想，有些时候甚至不能明白她孜孜不倦地穿针引线，究竟意义何在，有些强行的修补着实出力不讨好。直到某天我忽然发现，我似乎正向着她的方向走去，在不知不觉当中。那些漏洞缓缓呈现在我眼前，有如缺陷基因的遗传。而我的手中，不知何时也被塞进了一根针，除了修补它们，我好像别无选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才意识到将那么多的破绽勾连并拉紧，是一件太过艰辛却又无法拒绝的任务。最奇怪的是，日久天长，这份情感劳动居然会变成一种本能，当我听到父母遇到什么事情，我会忍不住想要帮他们解决，看病抢号，开药处方，接电话又打电话，听他们各自发言。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无限疲惫，不是因为烦躁，而是感到父母的苍老。

在海外有一种职业，叫作家庭调解师，专门解决家庭内部的冲突，其目的是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尽可能地形成共识，减轻对家庭成员的情感伤害，因此也叫做家庭治疗师。随便点进一家家庭调解工作室的网页，广告语写道：调解师不仅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建议和支持，还可以协助他们理解彼此的需求和利益，从而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当事人将在调解过程中获得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减轻或化解内心的情结。按照最低的收费标准，每一次调解，每方大约需要支付300美元到600美元不等。我在心中默默计算，如果将小梅多年来在几个家庭中的情感劳动换算成金钱，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她理应是一位有钱人——当然，我知道她肯定不会认同我的假定，她大概会说，一家人，说什么钱不钱的。

可我总是不能停止这样的想象。成为一名家庭调解师，培养过程包括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学习以及实习医师期，同时还要接受一名执业心理治疗师的指导5000个小时。而小梅高中学历，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谁指导过她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她似乎天生为这个角色而生，如缝衣针般在几个家庭之间穿凿，掩饰那些难以入目的破洞和斑驳暗沉的刻痕，最后把针脚细细密密地藏在背后，仿佛从未存在过，让每个家庭都完整平实，人与人之间看起来光洁如新。

某次我结束和父母通话后，忍不住打给了小梅，我知道我或许不应该告诉她这些，但我翻遍通讯录，还是自私地打给了她。我问小梅说，这是使命吗？她想了想，回答说，对我来说是的，但你不要成为我。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小梅，我该说“好”吗？我又能做到吗？挂了电话，我翻开一本古旧的影集，那是在上世纪末，用一台伊士曼柯达相机拍摄的。照片中的我站在沙发上，穿黄色棉袄，像一团蓬松的棉花。我被打扮成嬉皮士的模样，耳朵上夹一根烟卷，脸上挂着一副硕大的墨镜。我背后是一面宽大的镜子，给我拍照的人是小梅，她就站在镜子里，举着相机大笑，短发刚过耳垂，刘海长得盖住眼睛。小梅是我的姑姑，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一岁，小梅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