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层


文/陈明阳

 

对很多人稀松平常的事,对部分人却是遥不可及。


空调冷气从头顶直吹下来,从发旋处钻进脑子,打乱她“回家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的构思。她抱着胳膊,五指张开,像弹钢琴跨八度似的增大手指和上臂的接触面积。从座位上又溜躺下去一点,她翘起脚,看着自己用工资买来的运动鞋,这才知道,有牌子的运动鞋是会从各个方向收过来把脚裹紧的,就像电视剧大结局里的那种拥抱一样。在终点站打开车门之后,灌涌进来的炙浪瞬间没过头顶。行李箱的滚轮在晒得发黏的地砖上磕出不清爽的闷响。往日车站里通过表情可以很容易分辨出的归家者和异乡人在此刻看不出谁更烦闷,好久不见的人们在撞上眼神以后的第一个表情不是愉快而是抱怨。她拖着箱子,尽量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车上的冷气能在脏器间多游走一会儿。她走得更快了。

她的试用期过了。回家来收拾些东西就走。

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多挣一点钱,在租来的小房子里堆起够量的卫生纸,不过就是希望在洗完手以后把手上的水珠抹净再走出卫生间,虽然擦在髋部的裤子上或甩手也总会干的一样。她可以不再忍受那多几秒的窘迫,即使这在她之前经历过的所有的窘迫里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了——只有自己见证的窘迫。被他人,尤其是被同龄人偷偷打量、小声议论、交换眼神克制地和不克制地嘲讽,听到老师教育嘲讽者不要再嘲讽自己,接受狡黠的逢场作戏的道歉并摊出言不由衷的谅解。这样,才算履行完“窘迫”的全部流程。她曾经最埋怨自己的时刻之一,就是早上迷迷糊糊上厕所时把手纸碰掉在地上。卷筒柔软而无声地滚远、展开,速度肯定比飞机尾巴在天空上拖出的白线要慢,但她追不上。小小的一卷手纸,蜷缩时乖巧静立,伸展时却长得吓人,足以缠住她正向外探出触角的思想、裹紧她干瘦薄脆的四肢、封上她本就逼仄的世界,让她痴滞涣散,失去挣扎的力气。冷静一会儿,她垂下头,把侥幸干净的部分一圈圈卷回来,就像她平时最擅长的也最常被人指摘的那样——总是“卷”,在各种考核中卷到浑身的血被漩涡抽干。但她想要一张进入熙攘世界的门票,一个成为普通人的资格。她当了老师,为什么想要做这份工作,她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去老师家里做客,看到卫生间的置物柜里堆了三四排卫生纸,进门的鞋柜旁也倚了两提。老师瞟了一眼,走过去把那两提卫生纸也甩进卫生间里,说:“一过节学校就发这破纸,要不就是洗衣液,都没地方放。”其他同学都笑了,笑学校抠门儿。她把眼睫低下来。她想起了妈妈,想起妈妈在得知她月经初潮后那种心疼又责备的眼神,教她把卫生纸包覆在卫生巾上,这样可以减少更换的次数。家里每个月又要多出一笔支出了,因为她是个女孩。

一进门,弟弟在玩手机,背景音乐发出巨响,和爱刷小视频的父亲一样。母亲迎出来,捅了捅弟弟,弟弟不应,母亲抓过手机就按了熄屏键。弟弟张开巨大的嘴哭。她什么也没说,光是看着,看到了他后排牙齿上的黑斑和内侧的黄垢。她觉得口干舌燥,舔了舔自己那颗正烧着疼的龋齿。每次吃饭硌到,牙洞里都会炸开一道闪电把她整个人斜向劈开。根管治疗需要三千块,医生说出这个数字以后她的眼泪就涌上来了。她熟练地使用自己拒绝高价消费品时的一贯话术:“谢谢,我再考虑一下。”但她又有什么为自己考虑的余地呢?她在十二三岁发现自己牙上有虫洞的时候,就会用白饭粒堵上,抹平,看起来像换过的新牙一样。恰好那个时期她特别爱说谎,因为伪装实在是比坦诚舒服多了的事情。诚实地面对自己,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她也做不到。她早已经习惯了贫穷这种痛觉,和牙痛、嘲讽、怜悯一样,是一种睁着眼睛就没法承受的疼痛。她观察到家庭富裕的孩子是那么舒展,有什么说什么,讲自己穿的鞋是假的也会被其他人认为是爽气通透。而她总是皱巴巴的,好似一个被揉掉的纸团,趁人走远了才敢在垃圾桶里半展开透会儿气。

弟弟哭了很久,妈妈再也忍不了了,抓起弟弟的手把手机塞进去,像是把贡品塞进寺庙的石狮子嘴里。弟弟马上安静,把舌头抵在两排牙齿之间嗤嗤地笑,从门牙缝里龇出泡泡来,几滴白色的口水滴沥在她手臂上。她攥紧裤子的内兜,又松开,腮部和脖子的肌肉抻紧,心脏仿佛在快速坠落。她知道,母亲对弟弟这一点点的管教也只是做给她看的。她高中晚上在家学习的时候,弟弟用最大的音量看电视,无论她是大吼还是哀求,弟弟都只会用带着轰鸣的干嚎引来母亲的偏袒。“你就这么容不下你弟弟吗?”母亲用手把弟弟的头护在腹部,瞪她,犹如一只护崽的母狮子。她的瞳孔被流弹击中,从此再也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弟弟十一岁,人事一概不懂,但毕竟是个儿子。她已经顾不过来自己了,有个人给父母添点盼头不是坏事。她拿出给弟弟买的积木玩具,弟弟欢呼一声立马去茶几上剥开了一个橘子。她看着弟弟带泥的指甲嵌进橘子的皮肉,赶紧说:“我不吃,你吃吧。”弟弟顿了一下,然后把橘子整个地塞进自己嘴里。

午饭的几个菜竟然不都是弟弟喜欢吃的。妈妈特意把鸡翅往她跟前推了推。她还以为弟弟出生这么多年,母亲早已经忘了她的口味。父亲头一次没有在饭桌上抽烟,拐到了阳台那儿。低头吃饭的时候,妈妈要给她盛汤,她说自己来,抢夺饭勺的时候扬出了半勺。她被击中时抖了一下,胸口的衣服上,菜汤洇开仿佛是弹孔周围的血渍。刻在肌肉记忆里的恐惧让她迅速退行,僵在原地,变成了一个从来没学过走路、说话的不能自理的婴儿,或者断头台上即刻行刑但脖子落枕的罪人。她用余光和听力打探父母的脸色。妈妈扭身去厨房了,爸爸看过来一眼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被湿布抹过的桌子发出腥味,几分钟后,她恢复了咀嚼的节奏。爸妈脸上的表情因为添了许多皱纹而多了些腻味的柔和,虽然不明显,但她还是发现了,天平正在晃动。他们逐渐因为自己的衰老和她的未来而感到胆怯。她被那样潮湿的眼神淋得哑了火,更不敢去看爸妈的眼睛,怕他们在她的眼色里多想出什么骄纵跋扈来,因为没有人比她更熟悉当一个弱者的感觉。

妈妈说:“看看姥姥去吧。”不说她也要去的。姥姥八十多岁,一个人住。她出生不久,姥姥被接到城里带她。她上小学后,爸妈觉得能应付过来了,想把姥姥送回农村老家,或者兄妹合着给姥姥租个城里的房子。姨和舅舅们不同意:“妈是为了给你们看孩子才搬过来的,现在用完了就想把妈赶走?”在那场家庭混战里,她被推进房门紧闭的卧室,只知道家里的亲戚来了一波又一波,而他们看她的眼神都不似过节时那样和善。她听到的都是被房门隔了一道后部分删除的闷声,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理解什么,怎样行动。半夜里,她一个人醒过来,顶灯开关上的荧光条发出幽绿的亮光。那是一整块黑暗中,眼神唯一可以落脚的视点。她不敢开灯,一亮,屋子就更空了。接连几天下雨,她体内的水位不断升高。最终,她鼓起勇气满眼泪水地冲到爸爸妈妈面前问,是不是要把姥姥送走。爸爸突然爆发了:“你知道什么!因为带了你五年,你姥姥拍着桌子跟我要十万块钱!”她愣住了。那些她以为理所当然的情感竟然是如此昂贵的代价,她曾跟姥姥承诺过的“以后赚钱就给您买好多好吃的”的心愿,现在被要求让爸妈提前清算。在有关奉献和亏欠的指责里,她作为无知的被动受益者,哑口无言。

她在正午走出家门,眼前的视野因为暴晒翕动着波纹。从小区门口的公交站上车,终点站就是姥姥家。姥姥从她家搬出去后,一开始的房租是爸妈交,后来姨和舅舅们也都来分摊,再后来只剩妈妈的退休金和姥姥的遗属费平摊。她敲响门。姥姥怕自己走得慢让门外的人等急了,所以习惯性地先应声,然后是急促的拖鞋在地板上的挪动。跨进门里,阳光穿过毛玻璃隔断变得浑浊。闷滞湿热的视野中飘浮着荧荧的小点,她以为是自己被热到眼冒金星,可随后扑来的水果腐烂的甜味证明,这些是飞动的果蝇。姥姥兴奋地把她拽到镜子前比个子:“换换水土还能再长呢。”她点点头。姥姥家里的陈设一切如常,老式冰箱上贴着一张纸条,记着“红包”“买西瓜、油桃”“煮粽子”,和她每天列的工作计划一样。

看见她额头上的汗,姥姥打开只有恒温保鲜层和恒温软冻层的老式冰箱翻动起来。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窸窸窣窣,抽屉与霜雪的摩擦吱扭声,引起手心、脚心和腮部的刺痒不适。她认出了姥姥递给自己的雪糕,这是去年暑假她来姥姥家那天买的四根雪糕中的一根,弟弟吃了两根,她吃了一根,让姥姥吃,姥姥说“我做完饭再吃”。长条的雪糕上结着大颗的霜渣,如同冬季雪天里被碾压后再结上冰碴的车道。她深深地嗦着雪糕棍,嗦得舌头尖干疼,牢牢地记住了木头的味道。姥姥从恒温保鲜层里拎出了用几层塑料袋包着的粽子。端午节的时候,姥姥打电话问她吃粽子没有,她说忘记买了。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是不需要节日的。那些黏黏甜甜的食物并不是生存的必需品,反而是亲戚聚在一起互相攀比、窥探隐私的由头。她在端午节那天还是选择了馄饨这种食物,便宜、热乎、快速出餐。有汤,不需要额外买水来辅助下咽。除了金钱和时间成本,她还是很在意营养均衡的,因为生病的代价更高。大学的时候,食堂阿姨用一个打菜的勺子在众多格子拼成的自选菜品间穿梭的时候,勺背总会不可避免地剐蹭到几颗上一位同学所选菜品的菜丁,随着她点的菜一起扣进她的盘子里。胡萝卜块、小束西蓝花、单条的金针菇是常客。她不挑食,对于不请自来的零星加餐照单全收。馄饨的内馅是肉和玉米粒,配菜有油菜、紫菜、虾皮和鹌鹑蛋,是令她满意的丰富。她端着满汤的碗从餐台走回到用包提前占好的桌位,故作镇定,大脑清空,手稳心稳,短短的路程是一场小小的冥想禅修。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在用餐时间教过端汤的方法:眼睛看着前面的路,手里的汤碗就不会洒出来。过了二十年她也没学会看着前面的路,她根本就不相信注意力以外的地方不会失控,死盯着用指头扣紧的碗——她唯一能掌握的地方。

时隔两个多月的粽叶已经掉色,她咬了一口,粽子和冷冻层里的剩菜串了味,带着生肉油脂的腥腻和过年蒸饭里放的广式腊肠的甜咸。还有汗味——一根头发勒住了她的舌头,轻轻一扯,另半截无可奈何地断在黏米里。这根头发一段黑黄,一段黄白,像塑料尺子上磨损褪去的刻度,那是老去的间距。她毫不犹豫地吞咽,熟得发烂的江米粘连着她的咽喉、食道、胃、小肠和大肠——这些从姥姥的女儿的身体里一点点成形的内脏。连着汗味和指纹也一并吞下,那与生产她母亲时流下的汗水和因阵痛攥紧的被角出自同一血脉。她尝出了汗味中的场景:六月末,姥姥穿着白底蓝花的背心,把江米用两手的掌心握成团,攒出不会融化的米球,用粽叶包住,用手腕抹汗……里面的红枣真甜啊,可还是刺痛了她的蛀牙。

姥姥一遍遍抚摸着她买来的床品四件套,絮絮地说着老家最近的事情、老家以前的事情。她静静地听着,手里削着一个苹果。苹果皮优雅地转圈,绕成染色体的螺旋状滑落。姥姥用那样满足的目光看着她,仿佛她正用婴儿的身体矫健地削着苹果,或者以现在的身体献上了一个金子做的苹果。

姥姥问她生活和工作的事情,她说挺好的。她也不知道这算好不好。这是她拼尽全力换来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准备面试的时候,她整夜对着镜子练了又练,每个手势应该手掌向上还是半握拳,位置在肚脐齐平还是肩膀。等到真正上场了,还是控制不住法令纹上部肌肉的抽动。最后她得到了这个岗位。

突然有雷声,随后雨点在窗户上蹭出一道道刮痕。姥姥有点高兴:“在这住吧。”她没应声,想起自己出租屋的窗户。季节冷暖交替,多是有雨。她房间里唯一的窗还关不严,出门前,她得用胶带贴紧。可是不出一周,胶带上就会吸满风中的尘土,失去黏性,无可奈何地松开,好似坠崖时抓不住任何东西的手。雨点斜着潲进她的小屋,打湿放置在窗边的床铺。应该用花盆顶上的,她沮丧地想。

她租住在工作城市的郊区,经济适用房,一居室。那里是城市积木拼盘的凹槽处。因为太渴望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没有选择在通勤便利的市区合租。这个地方她已经租了两年,整体还算顺心。在只有自己的空间里,什么都好说。房子隔音不好,偶尔能听到男人的喊叫声,她猜想可能是这种方言的语调比较容易激动。直到遇上了真正的危机——楼下的老太太气冲冲找上门来,说连续几天凌晨都被凳子拖动的噪声吵醒。“我没得罪你吧?你个小姑娘怎么这么会折磨人!”她像被冻住了一样发愣。在外地出差一周,昨晚她一到家门口,就甩掉外衣踉跄着扑到床上,那是电量的最后一格。可还什么都没说,她就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停也停不住。她只是怨恨自己为什么订了昨晚的车票连夜回来,为了省下一晚可以折现的差旅费。如果按计划今天回来,车票和摊在地上的行李箱就是她的不在场证明。第二天,一位中年女人带着老太太和食品礼盒来道歉,说自己的母亲有臆想症,过段时间就把她接走。中年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和她高中班主任的一样,她胆战心惊地屏住呼吸。老太太哭着拉着她的手。她看着老太太嘴角的一点白沫发呆,在母女俩走后她愣愣地瘫坐在地上。她是这场闹剧里没有台词的配角,被拽去打配合的临场演员。但她觉得她们不是坏人。老太太的手是温热的,和姥姥的有点儿像,指尖松软,沾着结块的面粉。

刚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她在补习班教课,为了在准备教师编考试期间不用向家里要钱。补习班新来了一个应届毕业生后,她升为教学主任。她差点笑出来,一共五个人组成的补课机构,就有校长、副校长、教学主任、普通老师和清洁阿姨这五等职位。就和她租的房子一样。在转身都困难的卫生间里有一个占了五分之三面积的浴缸。这是房东家替换下来的,没地方放,搁在出租屋里反倒写成了简介上的卖点。老款式,线条墩厚笨拙,上面布着粗粝的黄渍,乍看说不定会混淆为海滩上残留着盐碱的礁石。一放水,下水口处懒惰的飞虫就被惊起。平时淋浴只能迈进浴缸里站着,一手举着花洒,冒着被脚下堆积的沐浴露泡沫滑倒的风险,重心降低,半蹲着,弓着背冲掉头上的泡沫,像处理干净的牛蛙。热水器不显示温度数值,只能靠拧水龙头一度一度地试,她想象自己是电影里听着旋钮响动撬保险柜的神偷,全神贯注。因为多旋一度,皮肤就有可能从冻青到烫红。她安慰自己,这样的不舒适可以敦促着尽快洗完,也顺便省水。没错,松弛、安逸意味着低效率、精神松懈和浪费。于是,她每天都在倾泻的水柱下横跳,在需要水洗的同时躲避水。这避不开的不舒适的温度。有一次放小长假,她在家里转了几圈,决定奖励自己,于是仔仔细细地把浴缸的每个边角都刷了一遍,焕出光洁的本体,放满水,闪烁着马尔代夫夏日海滩的蓝绿色波纹。浴缸底部铺满了细密的气泡,她一踏进去,气泡就抓挠着脚底升上来,犹如在水底绽放的烟花,发出跳跃的响声。入水,她所有的汗毛顺服地倒下,像感到安全的豪猪。从她身体的最底部升起一牙月亮,挂在嘴角,这是滑进起泡酒中的水果伴侣的感觉,醉醺醺的困意袭来。托这个浴缸的福,她也终于有机会感受具象的地球自转,和高中地理书上那位科学家放水时的发现一样。水和泡沫一齐旋着漏下去以后,凋谢的头发跟海草一样摇摆,显露出与黏液相缠的下水口。她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甩进垃圾桶里。她住在十七楼。看房的时候,她从窗户向外望:正下方,小区里的几盏路灯发出奄奄一息的白光,往前一块也是黑的,大片废弃的农用房和大棚是城市的蛀牙。但是再往前,就是一捧巨大的光团,她忍不住贴近玻璃,好像趴在水族馆的鱼缸壁上。车灯川流,回绕成环,如同一串串在透明管道里游动的通体橘灿的金鱼。她决定租下这个房子,以便对这个表面上接纳了她的城市保持不远不近的暗恋。

幸运的是,房子附近有一个植物园,放假的时候她每天都会去散步。她总结出了自己喜欢去植物园的几个原因:园里的温度比外面低几度,一进来就感觉凉爽;有很多高大树木,抬头看对颈椎好;味道好闻,尤其是雨后和刚割完草;可以看别人遛狗,养狗太贵了;一个人去也不显得奇怪;最适合戴耳机听音乐;理所当然的不用说话;不要钱。周末的时候,许多家长会带孩子来这个郊区的植物园亲近自然。园区门口竖着一块刻字的石头,如果是小孩子,就会被要求“念一念”;如果是大孩子,就要联想出“关于春夏秋冬的诗”“关于花草林木的诗”。每次听到这些对话,植物园里的空气就不再流通,哽在喉头。就像是她刷到夕阳、大海、彩虹这些自然奇观的视频时,弹幕里铺天涌进的“考研上岸”“考公一定行”的字行把景色彻底挡住了一样。在她有限的经历里,在植物园里遇到的“教育者”比在培训会议上的更多。植物园里有一块专供孩子们玩耍的沙池游乐场。小铲子、小推车大张旗鼓地堆造着,张开的小手如同在沙滩上舞动的海星。可在人造的沙池里,沙子不安地涌动着。堆出“城堡”的孩子被只拱了一个土包的孩子的爸妈称羡:“你家孩子上的什么美术班呢?”甚至有的父亲母亲急着去帮孩子建筑一个更高级的器物,夺过孩子手里的小铲,叠好肥大的肚子,蹲在地上奋力挖土。是的,她每次在学校收作业的时候都会收到过于精美的手抄报。那是搜索“唯美花边”后打印出来,用成年人的手细致又稳妥地打好外框后,留给稚嫩的笔触一块小小的,不容逾矩的活动范围。有一次,她跳进沙池,用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沙土上搅动,随手写了几个单词。正感受着沙子的奇妙触感时,一对母子路过,年轻的妈妈说:“快看看阿姨写的什么,你不是学英语了嘛!”孩子忸怩地哼着。她突然对孩子感到歉疚。天黑下来,沙子冷得更快,血液一循环到埋在沙子里的指尖就温度下降。她站起身的时候顺便装作蹲久了腿麻,趔趄一脚踢散了自己面前的沙土,拍拍裤子,走出去了。当她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孩子,偶尔鄙夷同龄人的幼稚。直到她长成大人,她才真正看见了孩子。看了一眼表,七点二十九分。她在心里默数:三——二——一——人行道上的路灯像依次点燃的蜡烛一样波浪式亮起,让人怀疑路的尽头是否会藏着蓄谋已久的惊喜。她感受着这种幸福的错觉,顺着路一口气走回家,然后打开只为自己而亮的灯盏。

她带着六个班级的英语课,一周十八节,还要准备极具观赏性的公开课迎接随时到来的检阅,每天都最后一个下班。一到晚上她就觉得自在。办公室的顶灯外扣着一个侧面敞口的玻璃罩子,虫子飞进去但找不到出路。硬壳的瓢虫在白花花热腾腾的灯光里发出当当的撞击声,灯管里光电的暗流也一起轻轻嗡鸣。经过一夜黑暗的冷却后,次日白天,灯罩里映出虫子的尸体——小小的黑色的影子。没有人搭话的时间总是很快地过去,一抬眼,办公室的铁门上映出红色的光点。她以为是夕阳,跑出门才发现,是楼道里烟雾报警器的红光。天完全黑了。电脑关机,黑暗迅速填上这一方光亮的缺口。跨过地铁与站台之间的空隙,进入冰箱一样的车厢。车厢分为强冷和弱冷,她从来没注意看过自己上的是哪一种,大概和冰箱里的恒温保鲜层与恒温软冻层相类似。在地铁响起嘀嘀嘀嘀的关门提示铃之前进入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上车后她才会思考,这里是强冷还是弱冷呢?同时在站稳和不倚靠碰触到他人之间挣扎,成为一株脚底有根但无法稳住的水生植物。上车后她才会思考,可能教师这份工作也应该由那些家境优裕、父母已经给置办好了一切,只需要一个体面名头的人来做。然后在感觉难受之前急慌慌地打开手机里的搞笑视频来看,像从速效药瓶里倒出救心丸。坐地铁这种身体静止而思维活跃的时间往往令人应激。地铁正在行进,轮轨冲击发出尖啸,集电弓与架空接触网摩擦,噪声与震动齐鸣。兴许是外面的世界正在坍塌。如果不那么累,她更喜欢骑单车回家,在堵滞的轿车长队的空隙间顺畅通行,那是为数不多的感觉贫穷而轻盈的时刻。春末夏初的夜晚,腋下的汗渍在凉风里慢慢渗干,她在喷出的嗡嗡烦躁的尾气中间穿梭,感觉真的好轻松……

以上状况,她给姥姥几经修饰地说了三分之一,着重说了有浴缸和逛植物园的快乐。她怕姥姥担心。其实更因为,有些不细想就可以翻篇的事情在复述一遍以后,就会突然后知后觉地感到委屈。那种她惯于自我保护的钝感,将以更尖锐的方式回旋向她心上的垭口。

“同事怎么样,都好相处吧?”姥姥又问。“挺好的,办公室里的姐姐都很照顾我。”其实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办公室里一共六个老师,五女一男。靠窗户坐着的是王老师,快五十岁了。他面色青黄,像一尊雕塑,质地是铜还是陶土,倒是一眼看不出。办公桌上,一排并不追求品质的香烟横向铺开,原因是只要瘾一上来就来不及掏烟盒。他从不拖堂。王老师在放学后也不爱回家,磨蹭地在电脑上斗着地主。窗户边上的墙角被熏得发黄,她刚来的时候还以为是特别设计的做旧墙纸。办公室里的女老师们都集体忍受着,像是习惯性地忍受自己的丈夫和父亲一样。三十多岁的于老师一周七天的衣服都不重样,最近迷上了美甲,买了一整套工具。除了王老师,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被她拿来练手,所有人的指甲都亮亮的。年纪最长的郝老师嗔怪着自己的指甲太艳了,像什么样子,其实增加了拨动刘海的频率,在拿包时也不甚自然地翘起自己的手指。郝老师五十四岁了,明年退休。她们之间差三十岁,叫姐实在显得轻佻。但其他老师都叫“姐”,如果只有自己叫“老师”会显得生分。不过郝老师马上就退休了,应该也混不熟,还是叫老师稳妥。整个办公室,只有刘姐有不坐班的特权,大红色的嘴巴咧开爽气一笑说,有胆就行。经过观察,她承认有些鱼确实要交给行家来摸。虽然刘姐在办公室待的时间少,却是存在感最高的一位。人家跟谁都能聊得来,笑语盈盈,一刻不停地说话,或是一刻不停地嚼着东西。刘姐的口红总是分层,下嘴唇内侧的黏膜湿润顺滑,被磨得上不了颜色。门牙上有嗑瓜子硌出的豁口,也可以称为是一种小众的职业病。每次刘姐与她讲话,她都要多次提醒自己不要一直盯着对方鼻翼和眼角笑纹里的积粉。听说欧洲的贵族会把家族里的杰出人士加入姓氏,导致名字的篇幅过长。刘姐就是能够把偶然的经历或一面之缘的人加入自己“名片”里的那种人。刘姐暑假去了一趟泰国,后来办公室里只要有人提到“夏天”“游泳”“裙子”等关键词时,就会自动触发“我在泰国的时候……”刘姐教的科目在几年前从英语转为了科学,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科学组办公室,就留在了英语组,方便隔壁的语文组和数学组的老师来占课和打闲唠。刘姐天天利用上班时间出门逛游却不撂下话柄,因为每次回来总能给同事们带些小零食。一次,校长来办公室里探班,她怔怔地看着刘姐手拎两个大塑料桶晃悠进来,邀请校长尝尝从山上庙里接来的“福泉”。近四十岁的那位姐姐,她差点叫成“姨”,面容浮肿,整个冬天都穿着臃肿的亮绿色羽绒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常常生病,就得拜托年轻老师换课。学校一补课,这个姐姐就会把孩子带来学校,两个孩子用美工刀把粉笔刮成碎末“做饭吃”。最年轻的那位老师比她大四岁,架起“终于不是最小的了”的虚势,和气又傲慢,给她介绍了办公室的基本情况后就将公共区域的卫生顺手交给了她。姐姐们的年龄排布均匀,正好为她铺展开了未来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样子,她尽量不往这个方向去联想。

她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日常穿着打褶的连帽卫衣和膝盖鼓包的牛仔裤,上衣的帽领有时忘记整理就倒翻着,像是包着呕吐物的塑料袋,耷拉在脖颈后面;裤子的腰围时紧时松,午饭后回到办公室坐下,需要偷偷解开一颗扣子让小腹得以呼吸。上课铃打响五分钟之前,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人味蒸腾的教室,控制着自己不受控制向内八的脚踏上讲台。有一次上课铃奏完的时候,后排嘴里嚼着泡泡糖的男生高声喊着:“老师,这件上衣你这周已经穿了三次了!”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在她的记忆里,自己每一个学段的英语老师都确实穿得非常“洋气”。她突然有些莫名其妙感到抱歉。回到家后,在出租屋的床上翻来滚去,买下十件不适合自己的衣服,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又在试穿后全部退掉。她对着镜子里裤管中凸起的小腿发呆——这无数次追上地铁和有力地蹬动单车踏板的小腿,和她中指第一关节处因为握笔力气过重磨出的茧子一样,鼓出勤奋又丑陋的形状。用手指划动着社交媒体上女孩们灿烂又松弛的笑脸,她顿悟,时尚感不是跟着别人的眼光买几件衣服就能速成的,那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钱和很多很多的自信。当她为衣服的颜色和搭配苦恼的时候,精致的女孩子们已经开始追求发丝的光泽和面部毛孔的大小了。她关注的是“面”,而高级的眼光已经瞄向了“线”和“点”。她翻了个面,看着天花板,不幸又幸运地被消费主义时代给抛弃了。壁纸透出的蓝色花纹宛如旧时欧洲贵族雪白小臂上蓝色的静脉血管,那时他们以白为美,待在室内,使用有杀菌作用的银器盥洗、祭祀,与风吹日晒的劳动者区分开来;现在欧洲的富人又崇尚小麦皮肤,用地中海的阳光调色,肌理中溢出的光泽像精致的皮革。她肚子响了一声,又开始纠结起晚餐的选择。在唐朝多数人食物贫乏的时候以丰腴为美,如今温饱基本无忧后,高碳水又成了穷人的专属食物。皮肤的色温、身材的胖瘦,外貌审美都是随着有钱人的生活状态变化的。谁能保证鼓胀的小腿有朝一日不会成为一种潮流呢?她从床上弹起来,怀着抱歉的心情把旧衣服抱去洗了一遍,它们已经磨合成了她身体的表皮,那是刚好盛下局促又不显得白费力气的尺寸。

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不知道怎么摆出老师的阔气。学生得意忘形时,生气到何种程度最不令人反感。跟其他老师说话前,是否承袭在心里打一遍草稿的习惯。她在玩手机时都要在桌面放一本书,其他老师路过就把手机塞进书底。办公室的老师们在偷偷地看她。她有充足的被观赏的经验,锻炼出了动物般警觉的感官。她能清楚地听到眼球骨碌的响动,那是一种类似火车驶来时轮子摩擦轨道的声音,以及从鼻孔里喷出来的轻哼,像汽笛一样发出伴着黑烟的爆鸣。后来,她觉得他们没有恶意。因为他们是那样自然地相互倾诉着隐私,拿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远房亲戚来供人取乐,以炫耀的姿态发着牢骚。可能找到话头比内容合适重要得多,这让他们觉得彼此同样糟糕,同样骄傲。教师办公室,这个让她整个学生时代不敢直视的笼罩着光晕的神庙,是一个轮番扮演丑角的草台班子。偶尔他们会流转给她一个同情的目光——这个没有家庭的满身学生气的蹩脚的边缘人。来报到的那天,老师们问她的前五个问题里就有“父母是做什么的”和“有没有男朋友”。半个月后,较为年长的郝老师和善于交际的刘姐就开始给她介绍对象,好像在推销茄子——“在税务局上班,父母都是退休教师。”她不知道如何推辞,每次都笑着搪塞过去,私下练习着怎么得体地表露出拒绝的表情。她其实没有那么反感相亲,只是前辈们介绍的人,去见了说“不合适”就等于否定人家的眼光。后来实在是提得太频繁了,有次她就稍微高声地答了一句:“谢谢姐!我现在真的没什么想法!”郝老师和刘姐互相瞅了一眼,往各自的办公桌踱去了。其他老师像甩回钓竿一样敏捷地收走了视线。其实热情和压迫也只隔着薄薄一层,她分不清自己是一位看起来就令人疼惜的后辈还是近似一种可以置换、链接的人情资源。她高中上的文科班,后来上的师范大学,所以和男性相处只觉得尴尬。连在深秋的晚上听见伤感情歌的时候,她都联想不出一位应景的男主角。大学时候,她看着每晚宿舍楼底下站立着的拥抱的情侣,脖子和头互相交换位置,气温越极端,他们的体温就越统一。她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也谈不上羡慕。她最近一次动过心的男生还是研究生时期的同门师兄。那是开学不久的集会,在一位老师发表完一长串枯燥的训导以后,她一边鼓掌,嘴角一边控制不住地外扩拉平。一抬眼,对面男生的嘴角也还没来得及放下。她发现了同类的破绽。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正事以外的话。遇到一个同频但没有交流的人,算是并不遗憾的结局。

她在办公室的群聊里翻出合照给姥姥看,把每位的面孔逐一放大。“这个姐姐是本地的,性格特别好。”“这是我们办公室唯一的一位男老师。”她作出不痛不痒的解释。姥姥只把她一个人放大看,突然指着照片说:“你怎么穿得这么薄啊!”她还真没注意过。办公室里患了咽炎的空调整日急促地咳喘,释放强大的冷气,把整个空间变成一个巨大的冰箱,仿佛与室外的烤炉无言对抗。其他几位女老师把柔软的针织小衫搭在椅背或像藤蔓一样攀上肩膀,那是会呼吸的温暖,那是原住民的习惯。而她因为是夏天,理所当然地穿了短袖,每天在办公室里却冻得鸡皮疙瘩和汗毛轮番站岗,像警觉的豪猪。她已经接受了不舒适的温度才是常态。那种“叠穿着几层”的人,自然地根据环境的冷热穿脱调试,保持温感适宜;而她只有一件套头单衣,习惯性地在所有的忽冷忽热中挨过去。算了,爸妈从小就教育她“不比穿着比学习”。这张照片她也给其他人看过,他们评审着同事们的容貌、面相、脸上的皱纹、穿着,猜测他们的年纪。但只有姥姥看到了,所有人在空调间里穿着长袖外套的时候,她露在外面的手臂。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笑给姥姥看:“没关系的,我年轻嘛。”只是窗户外面的云一天比一天早地黑下来,教人无端地失掉了好多力气。

姥姥还是坚持送她到公交站。姥姥年轻时膝盖就落下了风湿病,走在路上,每一步的重心都得往她身上倚一下。她看着白炽路灯钻进高处的枝叶,树冠晃亮,绿得像色素勾兑的苹果汁,以前她觉得饭干得难咽的时候买过这种饮料。黑夜与灯光错落,姥姥的头发颜色白黄,质地散软,宛如老家小河滩边上的芦苇或是芦苇丛里鸭雏的绒毛。她们一起站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前,她不由自主地靠在姥姥身上。正是附近高中下晚自习的时间,那家叫作“幸福麦田”的蛋糕店散发着昏昏欲睡的香甜。沿街的人行道边种了一行银杏,被脚步碾过的银杏果散发出腐臭,掩盖掉高中生校服里疲惫的体味。她摩挲着姥姥的肩膀说,一定健健康康的!这句祝福的分量已经和姥姥头发还黑亮着的时候不一样了。姥姥说,一定要好好吃饭!这句嘱咐的分量已经和她还在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她点点头,害怕出声的告别会带着哭腔。她没说出口的依恋和抱歉,用生理的盐度为纵横的伤口杀菌。那些从未真正解开的心结,已经可以预料到的,会在往后的失眠时间里渐次浮现。

公交车头的红光指示灯在暗夜里靠近,在她湿润的视线里放大渲染,变成一个闪亮的红色绒球。她想起自己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每晚都必须抚摸着一块小绒毯子入睡。有一次妈妈把她送到姥姥家过夜,没带毯子,她就一直哭着不肯睡觉。姥姥从箱子里翻出妈妈结婚时亲戚送的一块满是牡丹的大红毛毯,虽然厚重,但毕竟材质相近。姥姥把她裹进大毛毯里颠啊颠,走进寂静宽阔的院子。星星特别亮,又密,像闪光的沙子。她摸着毯子上的绒毛,呼吸着木箱子里樟脑丸的味道,不甘又满足地睡了。黑夜在姥姥的臂弯之外汩汩地流淌。婴儿时期的她就没怎么哭闹过,整日静静地躺着或坐着,连呼吸声都很小,好像总是有心事坠着似的。姥姥就成天担心不已,民间说这种乖静得出奇的孩子是靠一个小鬼虚魂儿吊着的,活不长。直到那次她因为对绒毯的执念哭了一夜,哭得鲤鱼打挺,哭得全村的狗都跟着吠,哭得天际泛白,姥姥才疲倦又欢快地放下心来。她长大以后也盖过那床毛毯,重得蹬抬一下腿都费劲。这是妈妈转述的一个片段,再添上点想象的话,她觉得自己又记起了当时的感觉:她被轻轻地抛起,又安心地坠落,在暖烘烘的红色绒毯中回到了与心脏共振的子宫。那是世界上最温和的可以凝视的红色火焰,足够让她在冷的时候反复冬眠。

让我的温度停留在这里就好了。她这样想着,跨一步登上了公交车。在最后一排坐下,她看过前排每一位乘客的头顶。淡淡的灯光盖住他们疲惫的肩胛骨。末班车总会多等一会儿,不让晚归的人错过。她能感觉到,粽子还在肚子里,温热的,柔软的,像投掷在井底发着夜光的石头,或者河床里落地生根的锚。那位熟识的司机大叔跟以前一样,在发车前将安全带甩上肩膀,像背上临行的挎包。

责任编辑:梅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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