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东北参加亲戚家孩子的婚礼，开席一落座便感到恍惚，离家多年，再回来，长辈们都更加速地老去，而大家族曾经年少的弟弟妹妹们却都已然长大了，和记忆中稚嫩的面容对不上，有几个就算大街上迎面走过，也都认不出了。

婚礼进行得寻常，哭哭笑笑一阵，闹哄哄地散去，酒醉的仍旧在恋桌，清醒的人各自回归来处。我也起身准备要走，一个弟弟拉住我，说去他那里坐一坐。这个弟弟比我小两岁，和其他亲戚相比，我俩算是联系比较多的，但若纵向对比，又都是三五年说不上几句话，天南地北的，好像因为遥远，这通讯都变得困难。

我上了他的车子，是个说不上牌子的电动车，空间挺狭小的，车子里有一堆孩子的玩具。他有两个孩子，女儿上一年级，儿子才三岁，我琢磨着，一会去了他家，是不是该给孩子包个红包，可兜里又没现金，路上应该找个借口下车，去取点钱。

小城市不大，在我琢磨的这些工夫里，车子就停了，停在了一个小区门前。我看来不及了，没办法去银行了，就看准一个超市，下车就要往里钻去换现金。他却喊住我，说这边。我顺着他胳膊一晃的方向看过去，那里并不是小区的入口，而是一排门市房，他快走两步，就到了一个店铺门前，掏钥匙开门。

那店铺没有招牌，只在玻璃上贴了四个大红字，取名，算命。

我跟着进去，他张罗着烧水泡茶，让我随便坐。我没坐，在屋子里四下看看，店面不大，几十平米，装修也比较简陋，一张木桌子，几把木椅子，墙上挂着各种中国风的书法和挂饰，一个小书架上摆着一些名字古典的书籍，我随便抽出一本，是多年前流行的地摊文学，都和人鬼精怪有关。

我问他，这是你的店？他摆弄烧水壶，好像电线有点接触不严，就只能一只手按着插头。他说是啊，开一年多了。我纳闷，那你是自己给人取名算命？他说，是啊，这玩意上哪儿雇人去，我不光取名算命，还能破灾、看姻缘、给小孩收惊。我越听越惊讶，说你是啥时学的这些东西啊？他说早就学了，你忘了？前些年你在北京时，我去你那玩，那时就拜师父了。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六七年前，他和他老婆两个人突然来北京玩。我去家附近的地铁站接他们，又带着去饭店吃了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他讲是去山东看个项目，想自己做点啥，看完顺道来北京玩两天。

夜里，他们两口子就睡在我家，我那时独居，只有一个卧室，便让给他们，自己睡沙发。他老婆睡下后，他就来客厅和我聊天，说起山东的项目，是小成本创业，自己在家做洗衣粉，然后套个包装往外推销。人家叫碧浪，你就叫碧朗，人家叫立白，你就叫立百，这东西不能进大超市，只能进小商店和个人家手里，利润还挺可观的。

我说那你准备做吗？他说不做，厂家不靠谱，加盟费太贵。他接着又说，我现在正在研究另外一个赚钱的门道。我问啥门道，他说周易。我从书架里翻出本周易，说我最近正在看，可也看不明白，就记住个乾、坤、巽、兑、艮、震、离、坎。他说这玩意不能自己研究，得拜师，他上个月刚交了三千块，拜了一个，现在简单的卦象都能看了。

我说你准备干算命这行啊？他说你先考考我，你报出一个年月，我掐指一算，就知道那年是什么年。我随便说了一个，他说虎年。我用手机查了查，还真对上了。我说真厉害！他说这都是有方法的，也是最基本的，如果有人找你算命，你还得翻手机，那就不专业了。

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但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又问你怎么寻思干上这个了。他说赚钱呗，就我那师傅，一个冬天能赚几十万，人一到年头岁尾就爱算命。我说不是这个为什么？是你不上班了吗？

他眼皮子一耷拉，说我那工作早就不行了。我说你那可是矿务局啊？是国企，多稳定啊。他说你以为是监护病房啊？光生命体征稳定就行。他说完又觉得奇怪，我没和你说过吗？我早就从那离开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这个弟弟，当年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就去了一家五年一贯制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床技术专业。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还挺优异的，也被推荐去参加过几次全国性的技术大赛，可惜比赛运不佳，都没能获得好的名次。

但恋爱运倒是不错，在入校第三年，就和班里一个漂亮的女生谈起了恋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对高中生的恋爱普遍有反对态度，但对职校生的恋爱，却有着普遍的宽容性。或许是高中还面临着高考的压力，恋爱会耽误学业。职校生考个大专没啥压力，进来了也都是奔着就业出去的，这一属性让他们更靠近社会性，四方的挤压也就更少一些。

五年转眼过去，第四年就要开始找工作，几场校园招聘会，跟走过场似的，除了在全国技能大赛上拿过奖的优秀学生，其他人都明白了要自谋出路。我弟弟投了一堆的简历，最后只有江西的一家啤酒厂录用了他，职位是销售，和专业没有半点关系，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接受了。

至此南下，其实也没有啥远离家乡不胜唏嘘的心情，倒是有种终于长大了要开始闯世界的豪迈。唯一难受的是和女朋友在火车站分别，女朋友受父母溺爱，找不到工作也不忍心让她去外地，就在家附近能做点什么算什么。在车站俩人都哭了，也说了些会等彼此的话，但心里对这承诺都没个期限和把握，最后火车轰隆隆地准时离开，生硬地为他们的哭啼啼做了个了断。

弟弟到了江西，住进了职工宿舍，之后白天推销啤酒，晚上在宿舍里喝啤酒，那时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聊南方夏天的夜晚是多么地燠热，那里的方言是如何难懂，最后是工作多么地难做，现在人喝啤酒也都看牌子，也不是啥便宜喝啥，他们公司的啤酒没啥销路，工资月月拿底薪。

之后他换了个工作，凭着销售过啤酒的履历，去了一家地方的果汁工厂，开始推销果汁。这回的销路比之前好了一些，除了底薪每月多了一两千的提成，生活有了些改善，算是能站住脚跟。可越是能站住越是矛盾，这里离家千里，真的要扎根于此吗？还是干个几年攒点钱再回去？

这个艰难的问题，没容他想多久，就有了转机，但也不是啥好的转机。他走楼梯想事情，不小心踏了个空，人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脚脖子疼。开始以为是崴了脚，没当回事，休息了一天，可再等一天还是疼，这才去医院拍片子，一看，骨折了，还挺严重的。

他做了手术，也住进了病房，第一个从老家赶来的人，竟然是女朋友。这一年多，距离的隔阂，让俩人的关系淡了很多，只是在他下班之后，偶尔地聊一聊天，很多近况都有了各自隐瞒的迹象。

现在她突然出现在这里，他才明白，这份感情还是挺深的。而她也通过这事，明白了自己是深爱他的，所以得知消息就第一时间往这边跑。

俩人在病房里对着流眼泪，这回和上次在车站不同，上次是离别，这次是默默地承诺，再也不要分开，要结婚。

结婚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了，两家人坐在一起谈。女方家提出个建议，别让我弟弟再到处跑了，回来找个正经班上吧。他这边能找到门路，六万块一个名额，进当地的矿务局。当时社会的缝隙还比较大，有关系或有钱就能有门路，两家想各掏各的，把两个孩子都弄进去。

矿务局是国企，虽然现在都是合同制了，但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就没有辞退的先例。这也算是一个铁饭碗了，我弟弟的爸妈就欣然同意，把在农村耕种多年积攒下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先是办了工作，接着又付了房子的首付，然后婚礼中规中矩地一办，老两口被掏空了，但也挺满足的，儿子的一条路给铺平了。

我弟弟也从他乡和故乡的矛盾里，以及年轻人的迷茫里得救，每日和老婆共同去上班，去不同的车间，干不同的活，挺累的，但不用再操心业绩。中午一起去吃食堂，伙食时好时坏，好时就多吃点，坏时就等晚上回小家自个再弄点可口的。周末休息，去逛逛街，去周边转转，或干脆躺在家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日复一日地过。

他有时会隐约觉得自己穿越了，这过得根本就是九十年代的职工生活，一切都不用去妄想，也不用去担忧，只要厂子在，就啥都不是事。

虽然偶尔也会有些乏味的念头，可安稳是最难得的，他也就不再去多琢磨了。

时间就这么到了2015年，他突然被领导叫去了办公室，说是矿务局效益不好，要把人员进行分流。

效益不好这事他早就知道，煤炭资源枯竭，又没能开展出新的项目，车间里活越来越少，最基层的员工都能感受得到。可分流这两个字，他就搞不懂了。领导就解释，分流有两种，一是把你分到矿务局旗下其他的地方去上班，工资比现在少一半。另一种是，你的关系还在矿务局，局里也给你交五险一金，但是工资就不发了，你自己去找点别的活干。

他听明白了，这和九十年代的下岗很像，如此重复三十年，厂子不行了，就要自寻出路。

其实从2014年到2015年，随着经济发展的减速，许多国企亏损资不抵债，于是通过改革和减轻冗员的方式提升效益，国内便出现了第二批“下岗潮”，只是规模没有九十年代那么宏大，受影响的区域也大多只是局限在东北地区，且“下岗”的员工们，也很快能谋得新的工作，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便没有波及开来，所以就没有被记录在大时代里。

虽然没有对社会造成影响，但对个人的风浪还是挺大的，他回去和老婆商量，老婆也和领导谈完了话，也找了当时办事的人询问，六万块钱的保质期早已失效，也只管进不管出，时代又往前迈了一步，谁都不好说话了。

俩人商量了一宿，最后的决策是他找别的活干，老婆接受工资减半的分流。这样至少能保证家里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不至于糊了锅底。而自己一个大男的，随便做点什么，赚得都能比那减半的工资要多。

他两口子就去局里办理了手续，老婆被分流到了福利院，每天和一群没爸没妈的孩子打交道，还有一部分智力和心性有残缺，于是脸上动不动就被挠出几道血痕。

他走出车间，又走回这个营营役役的社会，几年一个兜转，好像又回到了刚毕业时，在江西那些喝啤酒才能打发的夜晚里。

他那时并不知晓这是社会的又一次变迁，也因为没有成为大时代里的大事件，就以为只是自己或少数人的命运，那既然是命运，就只能接着、挨着、想办法活着。

他之后先是去找了工作，却没有几个适合的，就业机会少，那就自己做点什么。他先后研究了自制冰淇淋，材料自己勾兑，做出来的也像模像样，可自己家孩子都不爱吃。后来又搬了几台电脑回来，没日没夜地运行“挖矿”，一种类似于比特币的国内产品，最后倒也挖到了，赚到的钱却只能和电费网费能勾兑平衡。他也去夜市摆过摊，卖一喷就干净的擦鞋水，还有能砍断铁丝的金刚菜刀，所赚的钱最多也只够维持生活，几年下来，所谓的事业并没有更多的进展。

再之后就到了他们一家来北京，他和我说起周易的那个晚上，也让我了解到了他这几年的起伏和全貌。我问他真的要钻研算命这一行了吗？他说慢慢学呗，这玩意学会了都是自己的，一辈子都有用。

我不置可否，只是想着，现在还有一辈子都有用的技能吗？他当年在职校里学习车床技术，是不是也抱着一辈子都有用的想法？如今只不过几年过去，他就全都忘了。

隔天，我给他们两口子报了个北京两日游的团，他们玩好后直接被送去了火车站，然后一路向北，我定在原地，要好几年后，时间再次回笼，我们才能相见。

在这个玻璃上贴着取名、算命的店里，那坏了的电水壶，终于烧好了水，我俩对坐在桌子两侧喝茶。他比前几年胖了一些，也老了一点，脖子上挂了个玉器，手腕上也有珠子，举手投足间，多了点神秘的气焰，特别是看人的时候，眼里玄而又玄，不盯着你眼睛，而是盯着你后背，仿佛早已把你整个身子看透。

他说这些都是师傅教的，做这行要有架势，要让人敬畏，只可惜自己年纪太轻，这行越老越吃香，自己还得慢慢熬，他有少白头，三十出头已黑白杂乱，他说以后全白了也不染，这样看起来更像那么回事。

哪回事？更容易让人信服，更容易骗钱吗？我没问出口，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他说你信这些吗？我摇头。他说他原来也不信，但是和师父在一起看过几个事后，他信了。接着他讲了几个鬼上身、缝补姻缘之类的怪事，听起来挺离奇的，但也透着股聊斋的味，我笑笑算是捧场，然后把话题转走，问他现在收入怎么样？

他说肯定比之前好，至少这个门面能维持住。我说那就还是没有额外赚到钱？他说有，但不是靠这个。他前两年考了个挖掘机的驾驶证，现在局里有这方面的活，就把他喊去，按天开钱，比之前的工资多多了。我说你们那个局又缓过来了？他说嗯，疫情时缓过来的，那时煤炭价格上涨，就活过来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矿产，稀有金属，一开采就能维持个几十年。

他又说，他老婆在的那个福利院，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了，本来现在就生得少，没人养的就更少了，她闲的时候多，就开了个舞蹈班，她有舞蹈基础，教小孩没问题，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听到这里，我真的替他松了口气，到了这个年纪，两个孩子要养，两边的老人也都老了，很多真实的压力扑面而来，不是缩住头就可以视而不见的。

我在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里，看到她描述二本院校的学生，说他们从踏进校门那一刻，就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的野心，也从未把自己归入精英行列。他们早早看到了，在残酷的择业竞争中，自己那触目可见的天花板，于是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

书里还有另一段话写道，“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我的弟弟不是二本学生，但作为同样广大的职校学生，他们的天花板，似乎比二本院校的还要矮一些，还要更早地接受普通的命运、普通的工作，甚而一心只想着赚钱、养家、从不去问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从不去问自己这一生到底为何而来。

生活如洪流，每一条途经的地方都不同，我们在各自的河道里，经受洗刷和摧毁，慢慢摸透生活的本质，也露出了人生的底色。

没有更好的起点，就更容易在时代里被左右沉浮，于是见到缝隙就往里钻，见到树干就往上爬，少了尊严、少了良心，也少了敬畏。握在手里的金钱才是要紧的，是快窒息的鱼类的一口氧气，多一点，就能多些从容，多些不紧不慢。

不知道，这又是何种底色。

我从老家回来，我一岁的孩子开始夜夜啼哭，问了各种医生，想了各种方法都没能解决，被折磨得没办法时，我妻子发了条朋友圈求救。我弟弟看到了，发信息问我，你相信我吗？

我还在犹豫。我妻子说信，你说咋办吧？

我弟弟给出了个方法，我们照做了，当天晚上，孩子不哭了。

我却彻夜难眠，原来，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都要去相信玄学，或是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