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赶到了一块，拼凑成一个八天的长假。每逢长假前期，医院总会迎来一个住院小高峰，手术台数也会增长至往常的一倍左右。外科入院的患者有一套流程：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入院医嘱和检查、评估病情、请示上级医师择期手术、术前谈话、手术、术后换药、办理出院。如果病人激增的话，则需要重复更多次上述的流程，流程不能少、完成流程的速度要加快，查完房的病房像是一个热闹的菜市场，挤满了追问床位、病情或治疗的患者和家属，多言耗气，这点在假期前我体会得尤为明显。学医多年，我早就对于放假没什么概念，甚至听到放假头就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加忙碌。

至于假期，对于医疗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病房每天都会安排医生值守，每个治疗组在假期期间的早晨也会安排人来查房。节假日的门诊更是会被挤得水泄不通，连年三十和大年初一都不能例外，似乎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趁着放假来看一看平日里超负荷运转的身体是否安好无恙。

现代社会的压力不容许人的身体出现问题，于是生病都得被迫学会挑日子。而非紧急手术的患者在节假日前去医院进行治疗的话，假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ta休养的时间。

近几日来科室办理预约住院的患者明显增多，负责床位登记的我每天要和患者打数十轮太极。患者全着急着住进来做手术，最好能在放假之前出院，这样既不耽误回家过节也不耽误治疗，无奈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患者说明自己迫切需要住院最常用的理由是，我家离得远，来去不方便。虽然我可以理解患者从家到医院来回奔波的辛苦，但医院收治的大多数患者皆来自外地，依据先来后到排序比依据距离远近排序更为公平。又，患者通常会说自己刚请好了假，鉴于工作和家中的事情繁多，务必让我们多加通融。虽然我可以理解患者在就医前会将方方面面考虑周全，但这年头几乎每个人都被琐事缠身，无法依据这点来进行前后排序。

接触患者时间长了，我们不得不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套话术，原则是无论患者怎么说，我们最后都是拒绝，让登记好的患者回家等电话通知。

这一天早上，科室又来了一位登记住院的患者，坐在轮椅上的她由她的妈妈推着进来，她年纪不大，约莫二十五岁，梳着一个马尾，穿着一件彩色外套，眼神看起来呆呆的。门诊检查单上提示她是高度可疑甲状腺癌，在常规登记完自己的姓名、疾病和联系方式后，她的妈妈开始跟我进行了战术拉扯，阿姨首先指着患者说她女儿是残疾人，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了残疾人证要拿给我看。

我当然不能轻易被说服，毕竟源源不断来登记的患者各有各的理由，床位有限，我必须要严守规则。我礼貌地回答她：“您着急住院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您看一下登记本，比您先来登记的患者有十几位，我得一个一个安排。”

阿姨听完并没有放弃，她接着跟我开始描述她女儿的不幸。她说，她女儿原来是W县医院的护士，三年前的某一天她女儿下班在路边等公交车，被一辆突然失控的小轿车撞了才成这样。当时抢救半天才捡回一条命，可因为伤及骨盆，术后她女儿便不能正常行走了。

阿姨感慨自己真是倒霉，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好不容易培养到她工作了，谁料又出了这种事。她快速吐出的言语之中充满了愤懑之情，让我感到些许压抑，我不由得认真看了一眼她，她穿着一件款式老旧的棕色外套，身形瘦削，烫过的卷发没有打理，乱糟糟地顶在头上。可能由于长期的愁眉苦脸，她双侧的眼角向下倾斜，眉毛之间也有几条明显的竖纹。

听到患者曾是同行，遭遇的确实是无妄之灾，人非草木，我没有继续像往常那般拒人于千里之外，阿姨察觉到我有松口的意思，立刻将残疾人证展开往我面前一摆：“你看，我女儿真的是残疾人！她腿脚不方便，单我一人照看，我年纪大了，推来推去的费老劲！”

阿姨看看我，又看看她女儿，不住地叹气。我见状，决定破例打个电话向主任请示。我告诉主任病房来了一位因车祸导致下半身瘫痪的患者，问能不能提前给她安排床位。

主任听完我的描述，立刻在脑海里搜索到了患者的相关形象。主任在电话那头表示，知道这位患者的大致情况，允许我适当给予她方便。

不巧的是，病房里的正床刚刚被安排完，只剩下加床。加床是放置在病房一角的简易折叠床，用于床位周转期间的过渡。没想到阿姨一听是加床，立马摇头说不行，她将轮椅上的女儿往我身边一推：“你看嘛，她这种情况怎么能睡加床？！”

“阿姨，今天真的没有正床了，加床也是给您提前安排才有的，我总不能把睡在正床的患者拉下来，换您女儿睡上去吧？再说，今天也没什么事，等明天有正床空出来了，我一定优先给您安排。您要觉得住加床实在不方便，办完手续后您在护士站写好请假条，先带着您女儿去外面宾馆住一晚，明早记得来抽血就行。”

“住宾馆？那不得多花钱吗！行，加床就加床。”阿姨迅速做了决定。

等阿姨推着患者离开了办公室，我不禁感慨：“真是可怜人啊！年纪轻轻的遭遇了飞来横祸，现在还得了甲状腺的毛病！”

“幸好大部分甲状腺癌的预后较好，不幸中的万幸吧！”我自我安慰道。

下午上班，我点进医嘱系统梳理今天新入院的患者，发现那位坐轮椅的患者竟然住到了正床。我觉得奇怪，去护理部一问，才得知患者的妈妈在下午办理住院后，找了同病房正床的病友，说她女儿残疾想换床休息，对方见患者坐着轮椅，便同意了。

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接连几天，这位阿姨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换白大褂，阿姨竟然闯进了更衣室，她问我今天能不能给她女儿安排手术。我一脸无奈，说她女儿昨天才住进来，检查一项没做，排不了。

只见阿姨又拿出了残疾人证，仿佛当作通行证一样给我看：“医生你看我女儿是残疾人，她是在下班路上遇到了车祸，她现在走不了路，甲状腺也有毛病，你不能提前一下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借口这是更衣室，让她去外面等。我正想着怎么回答她呢，出门发现她不在外面。我一进办公室，见她在和主任说着话，估计是她刚才看见了主任于是转移了阵地。阿姨将那本表面已经磨损的残疾人证伸到主任面前，故话重说：“主任，我女儿是残疾人，你能尽快给她做手术吗？”

“昨天不是已经安排你住进来了吗？检查还没做吧？手术方面我们会尽快安排的，你别太着急。”

“我女儿走不了路，早开早好。”阿姨对主任强调。

主任瞅了一眼阿姨：“知道了，我们马上要交班，你先回床位等查房吧！”

阿姨一边紧紧握着那本暗绿色的残疾人证，一边念念有词地离开了办公室。从她低声发出的音节中，我听到的还是残疾、可怜、倒霉这几个关键词。

查完房后，主任初步安排患者周四进行手术。期间阿姨又找了我几次，说想提前做检查。我看了一眼预约单，不过是要将下午的检查安排到上午做，我觉得下午做检查根本不影响手术进程，不想平白无故地给辅助科室增加负担，便没给辅助科室打电话。我已经可以预判阿姨要说出的理由，没等她开始念叨，我便故意起身离开办公室一会，避免和她过多接触。

周三下午，我找来患者和阿姨进行常规术前谈话，意料之中，阿姨的第一句话就是：“医生，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到第一台？我女儿是残疾人，她可不能饿着呀！”

由于阿姨使用了N次这个理由，我对此产生了免疫力，我最初的同情心，逐渐在这位阿姨一次又一次的申明中被稀释掉了。人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命运也常常爱和人开相反的玩笑，越祈求什么，反而越难得到什么，比如照顾、关心、好运和爱。

我很严肃地告诉阿姨：“手术的台次是由主任决定好的，她的女儿是第二台，大概九点会被接去手术室。如果实在感觉到饿，可以给她先补液。”

“这怎么行？！你不能和主任说明一下我女儿的情况吗？”阿姨有些急了，她准备又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那本残疾人证。

“您的情况我们科里每一个人都知道。明天第一台安排的是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人家高龄，来得也比您早。再说，不过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应该饿不坏您女儿，也耽误不了您的事，我们已经给您提供很多方便了。”我的语气没有像往常那样客气了。

阿姨见状，她将掏出一半的残疾证塞回了包里，欲言又止。

我公事公办地跟她们讲述了手术的相关风险，嘱咐了患者今晚十二点后禁食水，然后让她们签完了字。等她们离开，我长吁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同事说：“这阿姨可真行，什么事都能往她女儿是残疾人上靠。”

“是的，我在旁边都听过她说好多次了，虽说她女儿是挺惨的，但也没必要把这件事时刻挂在嘴边，有点道德胁迫的意思了。”同事点头。

“等明天给她做完手术，没什么问题得赶紧让她出院，以免她老妈天天来啰嗦！”我摇了摇头。

幸好，患者做完手术一切顺利，她妈妈开始询问我哪天可以给她女儿办理出院。评估达到出院标准后，我火速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

我为耳边终于可以清静一点而感到轻松。在她们出院当天，我去别的科室的路上经过电梯区，恰好看到阿姨和她女儿在等电梯。阿姨推着轮椅，轮椅上摆放的却是日常用品，拄着拐的患者站在一旁。她们见到我，也没什么避讳。我专门观察了一下患者走路的样子，和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不可思议地回到科室，赶忙和同事讲述刚才的所见。同事说他也看见了，说患者住院期间坐在轮椅上像是连动也不能动，出院时反而走得挺顺溜，亏我给她们提供了那么多方便。

同事说：“这不是明摆着‘仗弱欺人’吗？”

我想，那位年轻的患者遭遇过意外是真，毕竟她有残疾人的证明。为什么她们要刻意彰显且放大经历过的苦难，难道单单为了谋求一点便利吗？

我在与阿姨的接触中，觉得她和祥林嫂有明显的不同。祥林嫂只是在重复地抱怨，她表达的是对苦难的不接受。而这位阿姨，她像是要从苦难中尽力发掘出可能的好处，并且想利用到极致，她将苦难变成一种迷幻剂，以求达到利己的目的。

可是这样，真的能有所收获吗？患者一直在旁不发一言，一直坐在轮椅上扮演着瘫痪的人，一直呆呆地看着她的妈妈，她从内心可能不是很认同她妈妈的做法。明明能走动的她，因为她妈妈的谋划，却在住院的这几天变成了无法行走的人。

诚然，遭遇了车祸和疾病双重打击的她承受了太多，了解她情况的人，一般会愿意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主动给她提供帮助，实在没必要故意夸大自己的脆弱。

我看见的，只是车祸后她漫长人生中的一小段，其他时候，她很有可能也要按照她妈妈的设计，扮演着各种失去能力的人，最终，入戏太深的她会成为一位精神的瘫痪者，相比获得的那些小小的方便，岂不是得不偿失？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不仅仅限于为自己谋求便利，ta甚至妄图以剥夺他人的快乐来弥补自我的缺失，最终连生而为人的最后底线和体面也一并失去。

那么面对苦难，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来我所在的肿瘤外科住院的每位患者，都算得上是遭遇了大苦难的人，即使甲状腺恶性肿瘤和乳腺恶性肿瘤的预后相对其他恶性肿瘤来说要好得多，但大多数被确诊后的患者心中会绷着一根弦，他们觉得死神只是暂时离开，并未远离，且死神和他们打过照面，有了印象，保不定哪天就会想起他们。

大部分人忧心忡忡，情绪令人捉摸不透，令陪伴的家人也跟着诚惶诚恐，生病了意味着拥有了可以无理取闹的特权，谁也不会去和一个病人计较太多，ta们将苦难扩大到亲近的人。小部分人消极应对，提前对疾病举手投降，自己给自己提前规划了期限，ta们将苦难严重化。而另一小部分乐观的人会将苦难视为一个过客，不让其影响自己的生活，ta们仿佛是开在悬崖峭壁的花，因为环境艰险反而更能显示出内在积极的生命力。

三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接诊过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四十来岁的她刚刚结束手术、化疗和放疗的综合治疗，人虚弱得厉害。手术切除了她左侧的乳房，化疗使她秃了顶，过程中辅助使用的大剂量激素使她浮肿发胖，放疗使她左侧胸壁区域的大片皮肤发黑、变得粗糙。如果不是事先看了她的年龄，我会认为她至少有五十岁。见到她我不由得觉得心疼，想着疾病不仅剥夺了女性形体的完整，还顺势摧毁了她的容貌身材，对人的打击几乎是全方位的。

我见患者对此倒挺坦然。检查期间，她处处透露出一种终于结束了治疗的兴奋感。找我询问检查结果时，她一个劲地说：“太好了！我这也没问题，那也没问题，可算是熬过来了！”

我提醒她，即使现在没问题，也不代表万事大吉。肿瘤术后的规律复查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前五年，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又叮嘱她，等身体恢复了，一定要锻炼减肥，BMI超标和多种疾病均相关。

患者连连点头，笑呵呵地办理了出院。

我偶尔会从她的主诊医生那得知她的近况，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主诊医生对她有深刻的印象。不过前几个月，主诊医生跟我说又收她住院了。

我先没认出她来，因为她成功减重了二十斤，比我印象里整整瘦了一圈。她重新长了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被她在脑后用一个粉红色的发夹别住。由于戴了义乳，穿了连衣裙的她看不出有左侧乳房的缺失。她化了妆，涂了鲜艳的口红，双手还做了美甲。

这次入院，是因为她右侧乳腺新发现了一个结节，考虑她有乳腺癌病史，所以主诊医生建议她住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我安慰她不一定有大问题，她说就算是乳腺癌她也不怕。她十分满足地告诉我，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她这几年活得尽兴，人生算是够本，不再有过多奢求。

“有问题就继续治，治得好是赚到，治不好便认命。当然啦，没问题最好！人生嘛，哪能什么事都如愿！”她笑着说。

我被她洒脱的态度逗乐了，我夸她：“您的心态真好！”她说：“不然咋办？事情发生了又不能阻止它，开心是一天，不开心是一天，还不如开心地过！反正我儿子的前途光明，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遗憾，过好一天是一天呗！”

患者由于三年前多次住院，对医院环境很熟悉，跟我说回医院就像回到家一样。她在做检查之余，还在病房开导其他刚刚确诊的患者。她现身说法，分享自己治病的心路历程，告诉别人乳腺癌一点也不可怕。周围的患者见到她这种精神气，对未来不自觉地生出了几分愿景，使我和他们的沟通都变得简单不少。和癌症患者沟通最重要的一步是，告诉他们，早中期的癌症不是不治之症，要积极配合治疗。

令我欣慰的是，她右侧乳腺结节经过活检证实是良性的。出院时，她很有信心地对我们说：“医生，我觉得我因为这个病吃了那么多苦，后面应该是好日子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中有所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