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电影分别是《海上钢琴师》和《甜蜜蜜》。前者是浪漫的寓言故事，海洋、钢琴、废弃的游轮，朦胧且梦幻，让人忍不住沉迷在关于孤独的幻想中。后者则很写实，时代变迁，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招数用尽，最后成了一叶浮萍。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总能把人拉回现实。看似前者讲的是孤独与自我，后者讲的是爱情与时代，但我总觉得，归根结底，这两部电影讲的是同一个词，故乡。

这是一个离我很远的词。去年开始，喜欢读一些写生活的、对日常情绪很敏感的作者。能细致地观察和感受生活，这是我没有的能力，我很羡慕他们，能在某一种固定的环境和生活方式里长久停留，或者说，停留过。我今年二十四岁，农村两年，东北七年，小镇四年，宁夏一年，广东一年，县城三年，今年是成都的第六年，这六年里也已经搬过数不清多少次家。生活不安稳，时代变化太快，像迷路在森林里的人，只能时刻保持不安和清醒，自然难以沉下心感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走了一圈，却没有哪里算是故乡。故乡是能回去的地方，但它们都不是。

有几年，也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过，可走得越远，越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走到岔路口，终究是要分开的。尽管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拥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似乎很精彩，有很多可能性，可事实是，没有哪个人和哪种生活真正属于谁。人始终是世界的过客。没有长久停留的生活经验，也就缺乏安定的能力，所以我至今仍在飘荡，甚至没有勇气落地。就像电影里的1900，始终没有勇气走下那艘困住他的船，去看看真正精彩的世界。

很多年里，我都很孤独，觉得自己是病人。所以有了风镇，那个总在我文章里出现的，多风多雾，有森林、梯田、高山、嘉陵江和无数想要逃离的人的地方。它是我记忆里的许多小镇的集合体，这个虚构的地方，成为了我的故乡。一开始，它只是一片花田和草地，有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那些难以抵挡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里面自由地呐喊、奔跑和哭泣。后来一些人从故事里走进来，它慢慢变得宽广，有了低矮的楼房、蜿蜒的国道、奔流的江水和一些欲望，它开始变得具象，开始跟生活、跟人、跟更大的世界产生连接。在它变得宽广的这几年里，开始有人向往起这个地方，我在城市生活，喘不过气时，会去一些小城和小镇躲一躲，没想到在我逃避生活的那些小地方，能遇到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我才渐渐意识到，过去的几年也许唤醒了很多，也让很多人得了和我一样的病。

我开始试着理解更多人。

老唐离开老家时十六岁，刚刚念完初三，有两个选择摆在面前，花八十元跟亲戚学无线电，或者在家跟着爷爷学木匠手艺。但他心里有团火，最后选了第三种，出远门卖力气。那几年老家的年轻人你追我赶地奔向大世界，最多的有两地，东北和广东。这大概也分为两种思维：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成了梦想之地，代表着混乱和机会，于是胆大有冲劲的选择了广东。东北作为老大哥，则显得稳重，机会也许不多，但发展成熟，只要肯干，总能混到口饭吃，让人心里有底，于是胆小求安稳的就去了东北。老唐是后者，尽管心里忐忑，但还是怀着梦想，和同乡一起坐上远行的绿皮火车，去了即将衰亡的东北，那个对他来说有无限希望的远方。

到了大连，首要的事是解决吃和住，但这两件事都不太容易。老唐和同乡举着牌子在路边求活干，但听不懂大连话也讲不好普通话，老板嫌麻烦，总会先找那些能沟通的，轮到他们，只剩下工价低没人干的重活。即便如此，活也很少。他们并不知道，那时候东北人也在逃离自己的家乡。收入少，就要节衣缩食。郭德纲在节目里讲曾经的苦日子，下午三四点吃碗面糊，能顶一天。他们也这样，没活时一碗面糊，两瓶开水，撒几粒盐，除了干活尽量少动，就这样扛着，算是解决了吃。住是另一个问题。那时他们住大通铺，五湖四海的打工者挤在一起，钱缝在内裤里，枕头下藏着匕首，唯一露出来的财物就是铺盖和碗。房东离得不远，遇上查暂住证，会提前打招呼，让他们藏好东西先走。一个冬夜，他们被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政府的人。一查，都没有暂住证，于是十多个青年被拉上解放车，连夜送往旅顺的收容站。车斗里的人冻得直哆嗦，有人害怕，问，不会抓我们坐牢吧？老唐听得心惊，等车开到半路，趁速度不快，翻下车，不要命地跑，不敢回一次头。跑了不知多久，还是怕有人追来，就躲在干涸的排水沟里，硬生生挺过一夜。老唐说，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是真快乐啊，那种纯粹的快乐。

不久后，他写了离家快一年后的第一封家书，纸上有泪痕。一个月后，爷爷回信，讲了家里近况，最后说，要勇敢，落地生根，不要跑回来。他拿着信，不知该哭该笑，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何去何从。

这种空在三十多年后，变成了另一种空。老唐后来还是留在大连，学了手艺，终于有条路可走，然后结婚，生子，十年后又因为在哪儿买房的事吵到离婚。我妈想留在大连，他想回四川，他们是两种人。再后来有了新家庭，去过成都，去过宁夏，去过广东，攒下一些钱、几套他自己很少住的房子，最后留在西藏，仍然是家里走得最远的人。今年夏天，我陪老唐回老家体检，他在医院里安静得像个老人，不会流程，小心翼翼的样子又像个孩子，我才意识到他真的快老了。我要工作，急着回成都，于是在他体检后一起回镇上祭祖。爷爷去世快十年了，他烧着纸，笑着对墓碑讲，这几年运气不错。他讲，娃儿也都长大啦。然后他沉默，低下头，肩膀颤抖着，没有一点声音，直到坟前的火星完全熄灭。

这两年，我和老唐最大的矛盾也是房子。他准备了一笔钱，够在成都交个首付，我的收入也在渐渐增加，他希望我能早日买房，安定下来。但我很抗拒，不是因为不想担责任或贷款压力什么的，而是因为害怕。飘荡惯了，反而害怕安稳，害怕生活把我变成温吞的大人。我们为此好几回吵得面红耳赤。这次离家时他送我，路上却突然问，你喜欢成都吗？我说，说不上喜不喜欢。他说，不喜欢的话，就走，去你喜欢的地方。我问，怎么突然说这个？他说，这次体检，我也想通了，你婆婆一死，我们就回不来了，可能我还回得来，但你们这代人回不来了，不如找个喜欢的地方，落地生根。我问，那你呢？他开着车，没看我，只说，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路，等你弟弟长大了，也会有他的路，人生就是这样的，走出家门，做了大人，就回不了头了。不久后他也回了西藏，路上发了条朋友圈，一条铺满雪的国道，配文是“出发”。他也许很喜欢那里。我常常想起他那天的话。我才知道，他在坟前的眼泪里，原来也有我。我们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们得的是同一种病。

刚到成都那两年，很多个晴朗的傍晚，我都在街头巷尾游荡，一是因为想看看成都，二是因为当时女友喜欢散步。我们那时都是穷学生，买两杯饮料漫无目的地散步聊天，随意找家馆子解决晚饭，是最有意思也最省钱的约会，因为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而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起初我的大男子主义作祟，觉得这种约会有些寒酸，倒是她安慰我，说能在一起就好。她说散步是很纯粹的运动，不需要路线，不需要装备，甚至不需要同伴，但体验感独一无二。走在人群里，感觉自己像海里的浪花，走累了，坐在路边歇一歇，又像一座岛屿。她说，你闭上眼睛，试一试。我闭上眼睛，仍然无法把自己跟浪花和岛屿联系起来，但想象着独自在海洋上漂流，一种辽阔的安宁，的确跟散步时很像。

我也渐渐喜欢上散步，并且在分手后发现了一个人和两个人的区别。一个人散步，途中通常不会想什么，只是感受，香樟树落叶，三角梅开花，漫长的夏季悄然来临。这些变化都藏在时间里，轻盈，不易察觉，自有其流逝的节奏，难免有种淡淡的寒意。但两人一起，注意力向外，眼前的城市就具象地流动起来。步履匆忙眼神疲倦的工人、巷子里打哈欠的站街小姐、小摊边玩手机的老板、结伴而行的学生，日头下，城市运转着，年轻面孔们行迹井然，代表着某种难以改变的生活秩序。而我们在秩序之外，自得其乐，又因为有人作伴，有了些暖烘烘的热气，不至于被荒凉淹没。分手后那两年，我一个人走了很多没走过的路，可以在路上短暂地逃避生活，逃避那种无法落地的轻盈，却难免总是在路上想起她，于是又渐渐放弃了这项爱好。

今年忽然流行起来一个词，叫city walk，城市漫步，在街头随意地走，走到路口再决定下一段路的方向，也就是瞎溜达。这种活动引起过一些争议，因为被博主们包装后，听起来很像一群无所事事的城市青年装模作样地端着咖啡享受虚假的自由，颇为小资，且刻意，像一群内心空虚且虚荣的利己主义者会做的事。散步本身是有趣的事情，偏见的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它的形式感，交钱逛街已经很离谱，成都甚至有筛选年龄职业和照片的街头漫步活动，过于离谱。但后来我发现，本地青年通常并不会参与这种活动，他们是组织活动并收费的，就像生活在高原的人不会为天空的蔚蓝而欢呼，只会站在路边销售氧气瓶。我知道参与这种活动的人里，有纯粹热爱的，有标新立异的，有心怀不轨的，但还是忍不住想，更多的会不会是茫然地跟着风走的。这些和我一样背井离乡、无所依附的人，并不是想走在前面，只是害怕被抛弃。

其实谁不是呢。尤其在这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充满新旧之争的同时，点开任意一条新闻，立刻能看到无数种解读，它们又代表着无数种价值观，做自媒体的同行靠男女话题赚得盆满钵满，很多人上午爱国下午愤青，到底该相信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要独立思考，可声音太多，多到几乎能影响事实，所以大家都变得越来越浮躁。在金融公司工作，专家讲未来，国家在经济转型期，未来一定会是数字经济的天下，个体和社群的力量会超过企业，区块链技术也会突破，每个人都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只要有耐心，所有人都能过得更好。他们是很有梦想的人，讲得激情澎湃，像华尔街之狼，我也不怀疑这种梦想实现的可能性，毕竟当下的一切都在快速变化，没人说得准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在想这种变化的代价。代价是革新传统的商业秩序和生活方式，这意味着，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一切都在速朽。可再壮阔的话语，终究要落在人身上。世上既有那些三四十年前敢孤身去广东闯天下的人，也有老唐。温顺的老唐，朴实的老唐，从没想过做社会精英、家国栋梁的老唐，他们要怎么办呢？

没有答案。这是一个难有天长地久的时代。风太大，我们只好随意抱住一棵树。边紧紧抱住，边担心它会不会突然倾倒。即使在那家朝气蓬勃的金融公司里，我也能看到许多茫然且疲惫的眼睛。离开那家公司时，我更确信，很多人得着和我一样的病。

当初和我一起散步的女孩后来去了深圳，做销售赚到一些钱，也终于从马尾辫牛仔裤卡通卫衣换成长发衬衫毛呢风衣，成了她从前向往的那种女人。今年春天，我们见了一面。她说她已经辞了职，准备回老家。我以为她累了，只说，挺好，后面做什么？她说，考试吧，我想出国。我有些惊讶。我现在好像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她说，但好像也停不下来，我不知道，你呢？我沉默。我无法回答。我也不知道。那天聊到最后，我才终于问她，你还喜欢散步吗？她看着我，也沉默，然后摇摇头。

九月底，我回老家照顾婆婆。国庆时终于闲下来，我开车沿着乡道和县道一直开，路过每个小镇都停一停，逛一逛。往年的假期，成都和附近省市的同乡在中秋国庆有时会约好结伴回家，路上忘掉琐碎，叙叙旧，聊生活和风景，揣着轻松的心，都很畅快。回家以后，同学聚会，相亲嫁娶，镇上也会趁着热闹连开几天集市，颇有几分节日气氛。但今年国庆，这些小镇却没有丝毫的热闹氛围，即便逢集，街上也只有零零星星几个老人和中学生。年轻人，大概一些去旅游了，一些还在工作，还有一些躲在出租屋里，趁难得的时间避世。也许对很多飘在大世界的人而言，这里已经不再是能“回去”的地方。我每年夏天都回来，更能感受到，小镇的变化并非突然之间，而是一点一点发生的，过去这几年，脚步尤其快。大概孩子走得越远，母亲就会越苍老吧。

临走前夜，我像小时候在小镇生活的那几年一样，抱着凉席和薄棉被爬上楼顶，在星空下躺着。那天我又看了一遍《海上钢琴师》和《甜蜜蜜》，最打动我的画面仍是从前那两处：1900坐在船舱里，沉默地望着玻璃外辽阔的海洋，沉默地对视自己的一生；后者结尾处，李翘和黎小军在异国他乡的街头重逢，电视上正播放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从内地到香港，香港到美国，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时代的风向变了又变，几十年过去，两只飞了一辈子的鸟终于在这一刻落地。看完电影，手机也快没电了，于是又放了会儿歌，朴树在歌里唱：

世界在雾中，那些人说着

“来吧”，就不见了

从未看清过，这一座迷宫

所有走错的路口

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

为你点起了灯

有时你乘起风，有时你沉没

有时午夜有彩虹

有时你唱起歌，有时你沉默

有时你望着天空

我双手枕着头，望着小镇的夜空，难忍眼泪。

可还是要上路的。

翌日清晨，我驱车离开。天光微醒，街上无人，只有漫山遍野的雾和依稀的鸟鸣。我打开雾灯，慢下车速，沿小路开向国道。途径一座村庄，背后的山铺满柏树，隐在大雾里，几座平房排在柏油路边，几乎都荒废了。最宽那座，院里一棵枯树，死去的身躯也极粗壮，遍地野草，垮掉的侧屋只剩结了蛛网的碎石和砖块，也静静躺在草里。墙皮掉了很大一片，门锁也生了黑锈，门里漆黑，几丛野草探出头，奋力想从门缝里钻出来。再往前开，能看见那些墙上斑驳的字迹：广阔天地……少生优生……建设新农村云云。村头是座石桥，桥下的溪水流向山那边的嘉陵江，一个穿旧棉袄的老人拄着拐杖坐在桥墩上，满脸褶皱，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经过。四野寂静，没有风声，没有虫鸣，太阳就快升起，只有前方的雾，在微弱的光里，很静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