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明

他已经很多年没做过梦了。几年前开始，他越来越容易犯困，精神一直混混沌沌，睡眠时间却变得越来越短。起初还能睡够八小时，夜里看完天气预报，遥控器往左按两下，就到县台，轮播抗日剧，看完两集就睡觉，醒来时天色微明。后来开始睡不着。小路回家后给他买了褪黑素，吃一片，像醉了酒，入睡问题是解决了，可睁眼时窗外一片漆黑，再想睡，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时间固定下来，每天四点准时睁眼，像上了发条。小路说他体内激素少了。他晓得激素。英子生小晚那年，得什么抑郁症，一年胖四十多斤，就是激素药吃太多。多也不行，少也不行，人一老，就像小偷，时间来抓，就拼命躲，拼命逃，什么都要小心翼翼。

但这天他一觉睡到八点。醒来时窗外阴沉沉的，房顶的雨棚在大雨下轰鸣，堂屋里响着村里几个老太婆细碎的谈话声，院里的鸭子聚在屋檐下避雨，纷乱地嚷着。阿秀已经起了床。他听到阿秀讲，雨一过，就是夏天了。声音缥缈。他虚着眼，不想醒。

他梦见了母亲。梦里，他独自立在一艘小船上，四周水雾茫茫，起初他害怕，心想是不是在梦里走了，要到奈何桥，看见母亲，心里就不怕了。母亲还是年轻时的样子，丰乳肥臀，布衣裹得严实，两只眼睛像露水一样闪着。母亲说，光明啊，你怎么这样老了？他说，是啊，我老了，比你还老了。母亲说，身体可好？他说，好，好。母亲点点头。他说，妈，明天我去给你烧点纸。母亲却没再回答，转身下了船，径直走进水里。

母亲死了三十年了，母亲死的时候，小路和英子还在读小学，偷偷攒钱买小人书看。母亲最喜欢他们，说他们都爱看书，长大了一个做党员，一个做医生，两个孩子也喜欢偷偷去山上的老屋找她要冰糖吃。母亲死的时候，英子哭得厉害，满脸泪痕，说以后都吃不成冰糖啦。小路也哭。那天他和阿秀哭没有呢？忘记了。他只记得父亲没哭。父亲拍拍棺材，说，走，上路了。村里几个壮劳力吆喝一声，抬起棺材，摇摇晃晃地上山，母亲就成了一堆石头。

那堆石头在老屋后面，正对泥瓦房的卧室窗户，母亲死后，那里就只剩父亲住。现在的房子，是他娶了阿秀才修的。那时候他在跑大车，见了些江湖，呼啸山林，房子一落成，十里八乡都跑来祝贺。他也喜悦，两个哥哥都靠自己安了家，如今他也做到了。那是他的黄金岁月。父亲和母亲还住在山上的老屋，像一棵老树，守着他们的根。他和兄弟们开枝散叶，到了山下，渐渐又活成一棵棵老树。而小路和英子也渐渐成人，散到天涯海角去了。

母亲离世是他第一次见识生死，记忆犹新。现在他见得多了，前些年送走两个哥哥，近几年，附近的村子里，每年都要送走一两个。他年轻时吃得开，老人走了，家属次次都要叫他，恭恭敬敬递烟，喊一声，光明叔。好像他在，死人就能走得稳当些。他只好伸手接过，安稳坐着。送得多了，反而混沌，脑子里只记得年轻的时候，嘉陵江上喊号子，地头里打架，村口玩扑克，炫耀儿女，各有各的鲜活。他想，死是早晚的事，人不会走远。他有时上山下地，路过墓碑，心情好了还会打声招呼，刘瘸子，王老二，唐嫂嫂，出太阳咯，李牛娃，你儿子现在了不得哦，上海去当资本家了。无人回应，他干巴巴地笑两声。

醒过神了，旧世界的身影渐渐消散。他忽然想起，还没去山上给父亲送饭。上山路崎岖，阿秀痛风，腿脚不便，一向是他去，何况今天下着雨。他起了床，披上衣服，到堂屋一看，几个老太婆正围着，盘子里放了几坨软糖，是小路他们过年买的。他不吃这个，牙疼。阿秀见他起来了，笑着说，今天你还睡得好。他们分床睡三年了。他说，饭热没？阿秀说，落雨还上山，老汉那里有面包嘛。他不开腔，去了灶屋。锅里蒸着两碗菜叶粥，泛着些猪油。

雨势更大了，乡村的万物都晕在雨雾中，像水一样化开。他披了蓑衣，装好饭盒，出了门。阿秀在背后喊，慢点！他头也不回，应了声，好。

山路泥泞，他小心翼翼地走，忽然想起上次看见父亲是前天傍晚。那天出了大太阳，父亲像往常一样，拄着拐，出门散步，别人向他打招呼，他嘴里像含着东西，蠕动两下，这是他在说话。可声音也被蠕动的嘴吞了，说的什么，别人听不懂，就回，李太爷，慢慢走哦！父亲点点头，接着走，像受伤的螃蟹，左摇右晃，小心挪着。那天傍晚，他从卫生站拿药回来，看到父亲坐在村口的石桩上歇气，便停下脚。两个老头一起坐了会儿，看太阳下山。他问，爸爸，山上还有没有吃的？父亲点点头。他说，明天要去赶集，就不送饭了哦。父亲点点头，望着天空。

雨水遮了眼，路更难走了。他叹口气，心想自己真的老了。近了老屋，他开始喊，爸爸！往常下雨，父亲该坐在门槛外闭眼打盹，呼吸新鲜空气，这是小路以前给父亲说的。但他走进院子，没看到父亲。老屋的楼顶也盖了雨棚，此时正轰隆作响。他推开大门，又喊，爸爸！无人回应。进了屋，父亲正睡着，面容安详。他心里冷了下来。那是死人的脸。上前一摸，果然冰凉。

他放下碗，在椅子上坐下，下意识地摸向口袋，空空荡荡。他才想起，自己已经戒烟了。过年时英子劝他戒烟，他嘿嘿笑，英子让外孙女说，再不戒烟就不回来了。外孙女义正辞严地警告，外公，你再抽烟我就不来看你了！他笑着说，好，好，外公不抽了。不知几时起，这些老习惯老物件，都要一件一件丢掉，就像埋下一口口棺材。屋子陈旧，只有两个老柜子，窗户上的油纸在风里飘扬着，哗哗地响。他盯着窗，能看到母亲的坟墓，他想象起父亲几十年坐在床上，盯着母亲的样子。坟后是辽阔的群山，在雨中成了油画。他有些晕，又想起昨晚的梦，沉默着。

妈，爸爸也来找你了哦。他大声朝窗户说。

只有雨声。

再等等，再等等。他莫名想。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停了，成了一滴浑浊的泪，沿着面庞上的山脉，蜿蜒而下。

大雨飘进屋里。他拿出手机，解锁，老人机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虚着眼，翻起那个熟悉的名字。手机响亮地播报着，终于念到，他停下，按下绿色的键，很快拨通，那头说，爸爸？

他沉默片刻，说，小路啊。

李路

半个月前，他又摔了一跤。他在厂里堆货，小心翼翼立在梯子上，不知怎的，突然泄了劲，手没把住，掉了下去。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厂长让他去看医生，阿兰也劝他。他不肯。怕。不是怕花钱，是怕查出大病。这份心事，他跟阿兰也没提。但这次摔得重，落地时他听到体内咯地一响，像齿轮卡出了。他试着动了动，好像没问题，又动了动，脚踝刺痛，才发现扭了左脚，骨缝里像扎了钉子。工友扶他去诊所，简单喷了云南白药，他就说，好了，好了。办公室里，厂长说，你他妈别死在我这了。他说，没啥事，就是走神了。厂长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先回去养着吧，厂里的活有人做。

肺炎闹得太厉害，厂里效益差，所有人都小心翼翼赖着，生怕丢了工作，厂长最近气性大，老骂人，就是找不到理由叫人走。他清楚厂长的意思，这一走大概就回不来了，可他没有任何能反驳的话。他说，那你得给我报销，也算是工伤。厂长看都没看他，说，连工资一起结。他说，多少钱？厂长抬头看他，说，要不要？他点点头。厂长又盯回电脑。他小心站起来，朝厂长的方向看看，扶着墙，默默走了。

房子租在厂区附近的工人村，密密麻麻的自建房，房子，街道，门牌，工人，都是灰色的。他和阿兰租着一楼的单间，公厨公卫，日班夜班来回倒，十平米的单间像旅馆，两口子聚少离多，如此六年。六年前，他和阿兰刚来这座县城时，工业区才刚发展，本地人热火朝天地开起各类餐馆小店，外地人怀着期盼，把生活塞进一间间出租屋。那天安顿好，他笑着感叹，要是老家县城也有工业区就好了。阿兰却说，还是走远点好。

他悄悄叹气，不置可否。星星那时在老家念高三，成绩很好，但性格沉闷，不爱和他们讲话。阿兰逼得很紧，星星的日子一有什么动静，失眠啦，讲女同学啦，她就一副天塌的样子，生怕儿子偏离轨道，祥林嫂一样跟父子俩抱怨，慢慢的，星星打电话就不讲生活，只讲成绩，这次全校三十二名，这次全校十八名。他知道星星不快乐，悄悄地问，悄悄地转钱，星星不答，也不收，只说，没啥事，挺好的，钱够用了。又生分地补一句，你们在外面注意身体。他一肚子话只好憋回去。离得近，反而是负担。

他能理解星星。十六岁，读不下书，他背着行囊去了广州，在街边举着牌子找劳力活，夜里睡通铺，房子里闹着全国各地的鼾声，挣不到钱，一天只吃一个馒头，每月的家书里还是写：一切安好，你们在家注意身体。他不是不想让父母担心，而是觉得自己的日子已经独立，已经与他们无关。离家时，山高路远的旅途，外面的世界，都让他兴奋而紧张，可车子刚驶离家乡，他就感到一根线断了，忽然间空空荡荡。很多年后他才明白，那是他和故乡、和父母之间的线，是少年和成人之间的线。他从此再无回头路。

后来那些年，他去过广州，去过厦门，去过上海，去过成都，去过武汉，身影散在城市角落的那些灰色里，活得像游牧民族，为一口吃食飘来荡去，除了炊烟和故事，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不曾拥有。有了阿兰，有了星星以后，似乎接上了新的线，可一切如旧。他和阿兰三十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那时英子都已经结婚了。阿兰是好妻子，像伙伴，得体，客气，但从不袒露自己的脆弱。他知道她不爱自己，这很公平，他也没爱过她。他们这种人没有爱，只有责任，他想，这无所谓，谁不是呢。

星星在家做留守儿童，懂事听话，很快也长大了。忽然之间，他成了中年，星星成了他当年的样子。可星星要走的路他不了解，只好埋头挣钱。先是学费、生活费，再是车子、房子，最后是彩礼、婚宴，这是他为自己，也为星星，能做到的所有。星星懂事，会主动打电话关心他们身体和生活，也会淡淡地讲几句自己的日子，可一旦涉及大事，填志愿，选专业，找工作，谈恋爱，星星总是自己就做了主，只通知他们最后结果。星星不想他们参与他的生活。

他心里晓得，现如今，星星和他之间的线也快断了。人与人之间，讲到底，是若即若离的。这是他渐渐明白，又无能为力的事。他只好宽慰自己，人与人的缘分求不得永远，求无愧就好。

可无愧也不容易。

这六年，他们回去过三次，春节加班，工资三倍，舍不得走。父亲也说，挣钱要紧，星星以后还要用钱，回不回来无所谓。他听到这些话，心里难过，父母渐渐老了，他除了过年回去买点药和补品，叮嘱两句，什么也做不了。他想到自己老了，星星会怎么做呢？星星考到成都理工后，他扬眉吐气一把，厂里人都听他炫耀过。可旁人不晓得，从念了大学起，读书，毕业，工作，星星看望他们的次数少得可怜。星星活在新世界了，他们是旧世界的人，就像他的背后站着沉默的父母，他也成了星星背后的影子。但所有人都在往前走，背后的影子追不上，在所难免。他不怪星星，也不自怜，只是愧疚，心疼父母亲，也心疼沉默的星星。现在一辈子已经过去大半，他知道了，原来做人是这么个滋味。

最近他的脚好了些，还痛，但能忍受，遵医嘱，每天早上出门，到小公园慢慢走走，太痛了就到长椅上坐坐，在手机上看附近的招工信息。他平时也爱看，手机里什么都有，防控进展啊，经济增速啊，霸气外交啊，就是看不到招工信息。工人村的微信群里，偶尔有几条，可要么有年龄要求，要么有技术要求。阿兰也说，她的厂里开始裁人了，走了好几个大姐。他没开腔。研究了几天，他想着，等脚好了，去试试送外卖，楼里有好几个跑外卖的年轻人，讲点好话，让他们教教怎么操作外卖软件，应该能学会。

他没给星星讲自己受伤的事，怕他担心，也怕他不担心。前几天，成都又有确诊病例，离星星很近，他打电话问最近生活怎么样，星星猜到意思，说，没事，最近一直在家办公。沉默半晌，又说，你们怎么样？他说，挺好。星星又沉默，说，那我先忙了。他挂了电话，点了根烟，在小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阴郁的中年，有些喘不过气。

十六岁离开家时，改革开放热火朝天，他先坐船，再转车，嘉陵江上，同行的男孩们都笑着，船夫也笑，说，毛主席都讲，世界是你们的，你们算是赶上时候了。年轻的他想起父亲，离家前父亲讲，从山里到嘉陵江，从嘉陵江到长江，从长江到海洋，人嘛，总要往外走，去了城里，落地生根才好。他下了决心，就这样活。可世界终归不是他们的。于是同样的话，三十几年后，他也对星星讲。他希望星星不要像他一样失败。有句话讲得好，流水不争先，争的是生生不息。可到哪儿才是头呢？他想不明白。活了大半辈子，还是想不明白。

接到父亲电话时，妻子刚去厂里上班，他正坐在小公园里，看眼前一个男人发酒疯。男人目测与他年纪相仿，穿褪色工装，戴眼镜，右手捏了一瓶二锅头，脱光了上衣，坐在地上傻乐。周围聚着另一些男人，也笑。男人说，前年买的房子，买在温江的，兄弟还是可以噻。那些人笑。男人说，修一半不修了，我把他先人日了。众人又笑。男人说，搞你妈二十年建筑，老房子塌了，新房子烂尾，日他先人。有人起哄，去找他龟儿子嘛。

电话响了。他回过神，接了电话。那头雨声嘈杂。

父亲开始讲老家的事，最后说，你们回来吧。

他说，嗯，我给他们讲。

电话刚挂，他听到刺耳的玻璃碎裂声。转过头，才看到那男人砸碎了酒瓶，说，老子去找他。众人哄笑。男人无头苍蝇一样徘徊，大概是不知道该找谁。众人继续起哄，男人拎着瓶子，跑向外大街，响起路人响亮的惊呼。人群这才嬉笑着散了。

几分钟后，警察来了，街边开始熙攘。他听到男人哭着喊，老子要杀人啊！老子要杀人啊！

他沉默，起身，试着动动脚踝，还是疼，于是在原地立了一会儿，适应了，又看了眼男人跑走的方向，慢慢向阴暗的出租屋走去。

李英子

火车开到了川北，天空渐低，乌云罩住铁路，雨滴开始敲着车窗。下一站到南充。李路讲，雨太大，明天才能出殡，让她路上小心。她没告诉他们，这一次不开车，只有她和小晚回来。小晚在卧铺上睡着了。她坐在通道的座位上，盯着窗外的大雨出神。

上个月她去看了小利，警察讲，他在里面表现不错。她数着日子，只剩一百五十四天。小利面容清瘦，看得她心酸，她说，最后的日子了，你老老实实的，妈过段时间再来看你。小利沉默。她又说，你要听话。小利还是沉默。

她心里踌躇着，不知该不该告诉小利，她和王云离婚了。

每次看小利，她都恍惚，好像自己还年轻，眼前的罪犯还是当年的小男孩，会小心翼翼地扯着她的衣角问，妈妈，你累不累啊。

小利从小就懂事。那时候他们一家漂在广州，她在地下商场给人卖玩具，小利爸在一家湘菜馆做墩子，境况不好。小利爸带回剩菜，小利会把肉挑到他们碗里，她有时把小利接到店里，他在琳琅满目的玩具前徘徊，却从不开口讨要。异乡的春节，小利有模有样地拜年，妈妈辛苦，爸爸辛苦。烟花声里，她和小利爸背对躺着，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父母，最后想到儿子，先是笑，笑着笑着又想哭。异乡的新年就这样降临。

她和小利爸在广州认识，他乡遇同乡，自由恋爱，为此和家里吵到决裂，因为小利爸那时没有工作。但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小利爸会带她看海，会在海边给她读诗，像那些城里的文化人。海风像是能洗净他们身上的污浊，来自大山的、浸着泥土和肥料的腥臭味的污浊。和小利爸结婚是她年轻的胜利，那时候她的确这样想。

但后来很多年没回过老家，没脸面，也没理由。她和其他外地人挤在城中村，忍受着污水、公厕和洗不净的油腻，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年复一年，又沾了另一种污浊。如此十年。小利一天天长大，她一天天变老，她开始莫名的不安。她和小利爸吵架，和小利发脾气，又在无数个夜晚回首往事，后悔自责，可那种不安依旧无法抵挡。

遇到王云那年，小利已经十岁。王云是青岛人，做服装生意，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却刹那间捕捉到了这个漂泊异乡的三十岁女人的落寞。在那种莫名的不安下，她恍惚着，终于迈出一步，和王云约了会，上了床。但走出酒店时，她还是不知何去何从。

离婚时，父母已经六十岁，心平气和地讲，你自己决定就好。话外的意思是，他们老了，嫁走的女儿，泼走的水。她的心冷下来。她像二十岁那年一样，说，好。可这一次没了胜利的喜悦。小利爸唯一的要求是带走小利，王云的母亲也说，你要带着孩子嫁到王家，我就去死。她最后选择爱情。老家和婆家都传言她抛夫弃子，找了摇钱树，可她坚信那是爱情。

王云对她说，以后你不会再走错路了。她因为这句话爱上他，和小利父子俩告别时，也用这句话安慰自己。从县城的民政局出来，她送小利父子去车站，小利问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她眼眶一热，几乎后悔，又想起王云的话，稳稳心神，蹲下来，从包里拿出庙里求的平安符，放到小利手心里，说，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小利不解。车子要开了，小利爸叫走小利，临走前对她说，这些年多谢你了。她沉默，目送他们上了车。

她站在原地，忽然轻松了，可又轻得过分，像是一阵微风就能把自己吹走。她依然不安。县城的老车站，候车室悬着的吊扇，一棵孤独的梧桐树，喊客的女人和司机，赶车的老农民，破旧的巴士，飘扬的灰尘，刺眼的阳光。后来的许多年里，她总是梦见这个画面，嘈杂，炎热，污浊，不安。她的人生重新开始了，也或许是结束，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三十岁。

生小利时，她刚满二十，觉得三十岁比银河还遥远，而现在她四十五岁了，因为生小晚那年产后抑郁，身体各项器官都出了问题，这些年服药不断，如今身材虚肿，面色枯黄，下半身的血也流尽了。按理说，到这个岁数，那些太在乎的，跨不过的，都该渐渐消隐，可她还是常常感到它们的存在，像一团影子，她看不清，说不出，也逃不掉。

小晚三岁那年，家里的服装生意萎缩成一个铺面，她在经营，王云赌上全部家当，跟朋友去湛江包了一个村子的改建工程，结果朋友吃了黑钱，施工材料出问题，死了两个工人，朋友第二天就卷钱跑了。全部家当也不够赔的，工程只好停滞，服装店关了，一家人躲到重庆来，边打工，边还债。从头到尾，她都没抱怨过，一直陪着王云，她不怕流言，但她也在乎，她要让人知道，她不是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的。王云一面感谢她，一面开始酗酒，发疯。前一秒摔了碗筷，红着眼说，娶了你，现在连家都没脸回了。后一秒又愣住，还是红着眼，收拾一地狼藉，说，老婆，我对不起你。她不害怕，只害怕睡着的小晚被吵醒。也不应声，只是疑惑，他的家在哪儿呢，她以为他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

那她的家在哪儿呢。

老家的群山和嘉陵江，爷爷，父母，哥哥，那里已经不是她的家了。小利爸死后，她费尽心思各方周旋，想把小利接到身边，没想到小利不愿意。小利在电话里说，妈，算了吧，你要有心，就给我转点钱。那时候没人管小利，他跟一帮县城的小流氓混在一起。她有次去派出所接他，忍不住扇了他耳光，他笑，操，算了吧，跟你有关系吗。王云听不下去，想动手，推了他一把，他抄起派出所的椅子往王云身上砸去，骂他们，操你妈的，两个垃圾。警察冲过来拉住小利，她颤抖着，哭不出来。那时她就知道，小利也不是她的家了。

一年前，他们终于还清债务，那天王云喝多了酒，哭着对她说，日子会变好的。但依然如旧。他们已经四十多岁，智能手机的功能都玩不熟练，心里没劲了，当然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们摇摇欲坠，貌合神离。上个月，王云提了离婚，她同意了，就在去监狱看小利之前。王云提离婚时，她想问问他为什么，但忍住了，只是问，小晚跟着谁？王云沉默半晌，最后说，小晚不能像我们一样活。她听懂了，却无法反驳。王云的意思是，小晚应该有个依靠。而她显然做不到。王云想带小晚回青岛。那里是小晚的故乡，是她的家。

那我呢？

她也没问。她不知道该问谁。她不想挣扎了。

上个月她是揣着离婚证去的监狱，几次话到嘴边，到底还是没讲。很多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三年前小利打群架捅伤人，被抓时跟警察说要看她，她急急跑过去，小利却没见她，只让警察转交给她那只平安符，像在断绝关系。她把平安符放在枕下，放了三年，负隅顽抗了三年。可很多错不是时间能消弭的。那天小利话很少，一直低着头。以前她告诉小利，不要放弃自己，可她现在也放弃自己了。

她本想着认了。可临走时，小利突然说，妈，我想去北京看看。

小利爸就死在北京的工地上。包工头用五万块买下这条命。那里现在也许是某座写字楼，正消化着无数异乡人的血液和理想。小利虽然低着头，但她还是看到他红了眼。

她也终于难忍，眼眶一热，好，去，我们一起去。

离开监狱时，阳光灿烂，皮肤也隐隐有了被灼烧的痛觉，夏天就快来了。她把离婚证拿出来，在阳光下定定地看了很久，扔进垃圾桶。街道起了风，晚春的花瓣和落叶被风吹散，她又一次感受到了三十岁那年在县城车站的轻盈。

但现在她四十五岁了，她想，活到这个份上，也许她什么都不必再怕了。就像十八岁背着行囊离开大山独自南下的那个小姑娘一样。

大雨还在下。火车已经过了南充，下一站蓬安。她从纷乱的思绪里回过神，到卧铺边坐下，叫醒小晚，给她理理头发，说，醒醒，马上到了。小晚迷迷糊糊地起来，穿上鞋，望向窗外大雨中的山脉，清醒了，说，哇！她轻轻地笑。小晚趴在窗边，手指顺着玻璃另一边的水滴歪歪扭扭地画着线。她说，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外公家做什么吗？小晚说，不知道。她说，妈妈的爷爷走了。小晚说，他去哪儿了？她也陪小晚趴在窗边，朝窗外的嘉陵江说，去水里了。小晚不语。她说，有一天妈妈走了，你会不会害怕？小晚说，去水里吗？她说，对啊。小晚说，我不怕。她说，为什么？小晚说，老师教过，江水会变成云，云会变成雨，只要下雨，我就能看到你了。她沉默。小晚说，妈妈你怕吗？她忽然安宁下来。她望着窗外的大雨，说，妈妈不怕。

李星

凌晨五点半。

雨停了。窗外是深不见底的黑，就像他童年时无数次凝望过的黑夜一样。风带进一些潮湿清爽的泥土香，和淡淡的香蜡燃烧的气味。小晚睡了，父母，爷爷，奶奶，姑姑，都在楼下守夜，循环播放的安魂曲中，他隐约能听见他们窸窣的聊天声。他很久没听过这种声音了，去年春节他没回来。上一次所有人聚在一起是多久呢，他也忘了。他的生活已经和这里毫不相干。或者说，他们的生活都已经和这里毫不相干。

他不想下楼，趴在窗户上，点了根烟。

他刚刚整理完资料，连手机热点，点了发送，松了口气。公司项目紧，但家里有白事，不得不回来。他是最后一个赶回来的，到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回了家，匆忙在祖祖的棺前跪拜完，就立刻抱着电脑上楼赶工。公司在环球中心，百科上讲，那是亚洲第一大单体建筑，可容纳二十个悉尼歌剧院，三个五角大楼。他在里面戴着工牌奔走，像个高度仿真的机器人。环球中心往北去三公里，有片老旧的居民区，他住在顶楼的群租房，房租九百五，室友是两个甘肃来的外卖小哥，不爱干净，从不讲普通话。他穿正装。他总会朝他们微笑，但他们几乎不和他交谈。

小区外的盖浇饭口味不错，荤菜十六，素菜十三，是他最常吃的晚餐。加班是常态，他总能在饭馆快打烊时坐进去，一碗盖饭，一碗面汤。老板是对情侣，与他年纪相仿，收完店，两人坐在一起等他吃完，用同一台手机刷抖音，开心地笑。他默默吃完，付账，通常不急着回去，会在路边走走，找个椅子坐会儿。有时会在超市买瓶冰啤酒。他酒量不好，一瓶就够微醺了，那是他每天最清醒的时候。树叶飘零，车流不息，如果有风，还能闻到一些淡淡的植物气息，这种气味让他在万家灯火的城市里短暂安宁。

在外面，有时会忽然想起故乡。小时候每天五点起床，乘着夜色打手电筒赶山路，一年四季都穿筒鞋，裤脚塞进里面，因为早晨露水太重，鞋子裤子会打湿，脚趾会溃烂。早饭在路上吃，杯子里灌着热水，苞谷馍馍揣在兜里。就这样从天际漆黑走到泛起鱼肚白，从大山走到课堂，从幼儿园走到小学，从小学走到中学，一路颠簸，为的是以后再从学校走到单位，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好像只要克服着走下去，人生就会牢固。

父亲也告诉他，要落地生根，不要回来，要走得越远越好。所以步步都要谨慎。于是他什么也不想，憋着气，蒙着眼，只顾往前，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却发现没有什么是牢固的。他是家族唯一一个大学生，连回头的资格都没有。他一度反抗过，用沉默反抗，他想一辈子都不回去，这样或许就他妈的皆大欢喜。可他知道父亲和母亲的无力。

他也知道，父亲，母亲，姑姑，甚至小利，都是这样过来的。离开故乡以后，他们永远成了故乡的客人，可他们又必须离开，奔跑，跌倒，奔跑，他不知道的是这一路到底为了什么。

抽完烟，楼下响起脚步声，也许要开始了。他摁熄烟头，披上衣服。

他去隔壁房间看小晚，她睡得正熟，踢了被子，他给小晚盖好，下了楼。他们已经没在灵堂，奶奶、姑姑和母亲都在灶屋里忙碌，生活，切菜，切肉。祖祖是喜丧，棺一入土，附近村里的人都要来吃酒。见他下来，她们打起招呼，姑姑说，醒了啊，妹妹踢被子没有？他说，我盖好了。姑姑笑，有哥哥就是好。母亲说，饿了去吃点饼干，马上要忙。他沉默。他没去，坐在灶前，盯着红彤彤的火焰，脸颊发烫，感到一阵强烈的不真实。没坐多久，父亲进来，嘱咐女人们，说，做快点哦。见他也在，说，正想喊你，走了，准备上山。

他出了灶屋，才看到几个老人站在院子里，爷爷正发着烟。其中一位留了长发，他猜这人大概是道士。果然，一根烟抽完，道士用手机看看时间，说，走。父亲扛着花圈出来，抱给他，说，你跟在后面。然后拎着鞭炮到院子边就位。几个老人也走进堂屋，弯腰钻进木棍下，试了试棺材的重量。爷爷抱着纸钱，站在队伍左前方。唢呐匠站在他身边，也准备好了。道士见一切就绪，从袋子里掏出几纸符，点燃，向天上一挥，念了段听不懂的话，大喊，上路咯！

此时天色已微明，群山间涌动着浓浓的大雾。道士话音一落，父亲立刻点燃鞭炮，唢呐声也即刻响起，山野的寂静顿时被喧闹的送葬声炸开。爷爷在前方抛洒纸钱，为首的抬棺老人极用力地吆喝一声，起！队伍便缓缓动了起来。

这是他童年最熟悉的山路。去村小，去镇上，都要翻过这座山，有几年，他上学前会先去山上的老屋，祖祖会悄悄给他一块钱。有时姑姑一家回来，他会和小利一起从这条路上山捕鸟，再到另一侧山下的嘉陵江游泳，抓鱼。他再大一些，祖祖已经老了。父母在外打工，姑姑离了婚，小利也很少过来，他成了后辈的代表，有时从这里上山陪祖祖聊天。祖祖做了一辈子农民，没什么见闻，年轻时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翻来覆去地讲，听得他犯困。再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工作，小利坐了牢，父母和姑姑一家很少回来，自己也很少回来。爷爷奶奶老了，但还会打电话，祖祖却彻底成了被遗忘的人。这条路上不知何时生满了杂草。

唢呐声中，他想象起那个沉默的老人。他坐在格子间里时，父亲和母亲在厂里流汗时，小利在监狱的操场上活动时，小晚在学校上课时，姑姑在饭店里给客人端菜时，他们四散天涯，手忙脚乱地面对生活时，远方那个老人正躺在老屋里，躺在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缓缓闭上双眼，掩埋起过往九十多年的岁月和故事。而此时此刻，他活着的子孙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和双眼，穿过群山旷野，要给老人的故事画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也是沉默的。他死了，他们还要往前走，他看得到吗，他会想些什么呢。

纸钱在大雾中飞扬着，他不敢再想。

上了山，又放了一挂鞭炮，老人们稳稳将棺材落进墓坑里，他的心也跟着一跳。他和父亲、爷爷依次上前往坟里铲了土，然后跪拜，磕头。道士往他身上放了一把米，父亲说，往回跑，米不能掉，跑得越快，你这辈子就能走得越远。本来该小利和他一起跑的，但现在只有他自己了。他茫然地点头，道士说，走。他回头看，老人们正往坟里填土，爷爷和父亲朝他挥手，说，跑。他转过头，眼前是大雾弥漫的山野和弯弯曲曲的小路。父亲说，跑啊。他深呼吸，像小时候慌乱地赶着读书，长大后慌乱地赶着上班一样，鼓起勇气，朝前方的大雾奔去。

小晚

小晚坐在青岛的新教室里，全神贯注，等着老师点名上台。她的作文得了满分，老师说，这节课要让她上台朗读。

半个月前，她和爸爸回了青岛，爸爸告诉她，以后就在老家读书，不出去了。爸爸还让她在学校多交新朋友，说这些都是她的老乡，长大以后，老乡就是故人，有用。和她想象中不同的是，妈妈没跟着一起来。妈妈说，下一次和哥哥一起来看她。妈妈说，妈妈不会走，妈妈这里也永远是你的家。她意识到她的人生开始变化了，可她不知道它到底会带来什么。但妈妈让她什么都不要怕，于是她对自己说不要害怕。她在新班级自我介绍，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我妈妈那里，青岛有海，那里有嘉陵江。同学们都笑。

老师顺着她的话，给大家布置了新作文，主题是，我和我的家。她想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认真对待，从箱子里翻出一张全家福，看着他们的脸，一个个写。照片是上次去外公家拍的，上面有七个人，本该有九个人，但爸爸和哥哥不在，她就在给他们留的位置上用笔写着，爸爸，哥哥。那天他们去看了嘉陵江上的彩虹。

葬礼结束后，表哥和舅妈想赶回成都上班，只有舅舅因为脚伤没好，想在老家多住几天。但外公不准他们走。外公说，他晚上要说件事情，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待着。她不想走，早上的大雾散开后，出了太阳，风景极好，表哥说山那边的嘉陵江上能看到彩虹，她想去看彩虹。外公说，还是外孙女懂事。她嘿嘿笑。

下午，墓碑落成，收拾完酒席剩下的碗筷，全家人一起去了江边，陪她看彩虹。

他们走了另一条小路，不经过山上的老屋。她跟在表哥屁股后面，一路摘了很多野花，用外套装着，小心翼翼地走。大人们聊着天，舅妈讲厂里来了几个年轻人，没地方住，就带一床被子，睡在厂里的纸壳上。舅舅对表哥说，不要活成这样哦。又对她说，小晚，不好好读书，以后就过这种日子。表哥沉默。她说，我才不会。舅舅和舅妈笑，对嘛，要有志气。舅舅问，你爸爸做啥去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妈妈插话说，出差了。舅舅就没再问。其实她知道，爸爸回青岛了，而且过段时间她也要回青岛。回来之前，妈妈嘱咐她，这件事不要给舅舅和外公他们讲。她问妈妈为什么不能讲，妈妈说，外公外婆会伤心的。她喜欢外公外婆，所以不讲。

穿过一片竹林就到山顶，眼前豁然开朗，嘉陵江蜿蜒着穿过群山，尽头居然真的有彩虹。她很开心，把路上摘的野花编成小花环，给每个人都拿了一个，戴在头上，像动漫里的原始人家族。表哥不戴，她扑到表哥背上，说戴嘛戴嘛，我给你戴。表哥哭笑不得，终于也戴上了。

他们下山，往江边走，到江边时，遇到隔壁村里的老人扛着锄头上山挖地。妈妈请老人帮忙，拍张全家福。她站在人前，学着学校老师的样子，叉着腰指挥。外公外婆站在正中间，舅舅舅妈在左边，中间夹着表哥，她和妈妈在右边，中间留了两个人的空间。她说，这里是爸爸，这里是哥哥。大人们笑。表哥说，拍嘛，后面可以修图。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本要拒绝，她嘴甜，爷爷爷爷地喊，说我教你，老人笑得合不拢嘴，认真学了，说，来。

站好了，她说，茄子。他们头戴花环，都笑着，背景是嘉陵江和江上淡淡的彩虹。

那天夜里，热了些酒席的剩菜，外公炖了只鸡，很鲜，她喝了两碗汤。酒足饭饱，外公开始宣布他的事。他对满桌的儿孙讲，我想找木匠，给我们打两副棺材，想来想去，还是应该跟你们说一声。他们都沉默。外公说，我们两个今年七十四了，我们能感觉到，到这个时候了。大人们还是沉默。最后舅舅开了口，轻松地说，打嘛，我和英子拿钱。妈妈跟着附和。话题接着就变了，大家都笑着讲各自那些有趣的见闻，外公外婆也像松了口气。

没人再提这个，可她心里忽然莫名难过。这种难过持续到次日离开。她和妈妈坐上大巴，外公外婆站在窗外，母亲让她告别，说注意身体，她就朝他们挥手，说，外公外婆，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身体啊。他们笑，说，好，好。车子动了，那种难过愈发强烈，她探出头，说，我会来看你们的！她看到他们笑，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她问妈妈，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来看外公外婆啊？

妈妈说，等你再长大一些。

她感觉妈妈不开心，但她忽然不难过了。她想，她很快就会长大。到时她也可以像大人一样，跟外公外婆聊那些她现在不懂的事情，到时候她一定要多住几天，编很多花环，扔到江里，看它们能漂多远。

作文的结尾是她最喜欢的，她写：我知道，有一天，我会长大，我会回来。

她有些紧张，盯着作文，在心里默念着。

这时老师说，小晚，来朗读你的作文。

她抱着作文本走上讲台，心跳得很快，同学们开始鼓掌。上了台，却忽然平静了。她想起遥远的嘉陵江，莫名有些失落。她想，要把作文放进箱子里，下一次带回去，读给他们听。此时此刻他们在做什么呢？她望向教室窗外，昨天刚下过雨，操场很干净，学生们在湿漉漉的地面奔跑，北方的土地上，雨过天晴，空气清爽，一弯彩虹高高挂在天穹。

她深呼吸，开始朗读：

在嘉陵江边，我有一群遥远的家人，妈妈告诉我，我们都是流水，不管走得再远，有一天都会变成大雨，落回那片土地……现在外公外婆在大山里，表哥在成都，哥哥在重庆，妈妈在广州，舅舅舅妈在贵阳，我和爸爸在青岛，妈妈说，我们都在认真地成长……我想告诉他们，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长大，我一定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