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关于灾难的叙述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里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出自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已故消防员的遗孀之口。举重若轻，力透纸背。惨烈的灾难，人的爱与希望、遗憾与悲伤，岁月的平淡和平淡下的锋芒，都在这句轻轻的叙述里掀起重重的波澜。读到这句话时，我二十岁，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一年。

我是没经历那个历史时刻的四川人。地震那年我九岁，在大连念小学。当天下午，老师叫我去趟办公室，赶到时，那里已经站好几个学生，不知所措。校领导面色凝重，等人齐，才说，你们老家出事了。我们面面相觑，并不理解他们的紧张。好在老家都不是重灾区，校领导让我们放学回家后给老家打电话，确认平安，第二天回来告诉老师。回到家，冷锅冷灶，母亲没像往常一样做好饭，我才意识到不对。进了房间，母亲正打着电话，眼眶湿润。见我回来，她说，给你外公外婆讲讲话。电视上正放着灾区画面，大地在颤抖，建筑像冰块一样融化，像小时候掀开蚂蚁窝一样，人密密麻麻地涌向空旷的地方，有人茫然伫立，有人跪在地上向天磕头。断壁残垣，满目烟尘。我愣住了。

外公在电话里讲，他听人说，山神爷在吃人。

幸好南充在川北，离地震带有些距离，震感相对不算强烈，老家一切平安。但老家的学校还是立即停了课，人们到镇上抢购蚊帐和帐篷，抓紧时间制作干粮，用一切能用的容器盛好饮用水，将住所转移到空旷的野外。我在电话这头，无法想象那种末日下的恐慌。

然后是捐款捐物，定向支援，不间断的新闻。彼时奥运将近，氛围浓厚，连学校的排球队都增加了训练时间，似乎所有人都在一种如梦似幻的兴奋中，地震像一盆冷水从头浇落，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新闻版面迅速被地震事迹占领，庞大的死亡数字，救学生的老师，赴死的军人，哭泣的主持人，各地的志愿者，中国人的英雄主义总会在这种时刻爆发。那大概是千禧年以后中国人最齐心的一年了，排球队和我较着劲争首发的小胖子都在训练时安慰我。可我那时还太小，离家乡和“家乡”这个概念太遥远，还是感受不到那场灾难意味着什么。

直到震后第三周的升旗仪式，我看到几张眼神茫然的稚嫩面孔，怯怯地站在红旗下。他们是大连市支援地的儿童，家乡成了废墟，也或许失去了亲人，被政府安排到这里继续读书。校长说，大家以后要多照顾新同学。我们大声喊，好！他们无措地立在台上，又努力克制着，像犯了错，等待被惩罚的坏孩子。新闻里的苦难这时才在我眼里具象起来。

其中一位叫欢欢，我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北京奥运的五个小人已经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中间那个满头火焰的就叫欢欢，我们当时叫它红孩儿。但这个欢欢不像红孩儿，更像红孩儿身后那些胆小的小妖怪。欢欢是女孩，和他们一样瘦小、质朴、毫不起眼。

异乡的温暖没能迅速融化这些孩子。他们起初礼貌地对待所有人，面对一起来学校的同伴时，才会露出放松的疲惫神态。但渐渐的，学校安排教育课，安排交友活动，他们也敞开了心扉，会上台讲灾区的事。欢欢不同，她从不放松，甚至和那些同伴也保持着距离，直白说，有些孤僻。吃饭，上课，总是独来独往，也不爱参与活动，像是顶着震区的阴霾，遮住了所有外界想给他们的光，以至于连同伴也不喜欢她。于是在同伴们渐渐融入学校时，欢欢也在对比之下，渐渐地远离了人群。

另一个孤僻的原因，是欢欢的迟钝。他们从小在乡下念书，那段日子也在努力适应城市生活。从中午的营养餐和各种品牌的酸奶，到奥运话题，科技见闻，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迎合，似乎想借此得到城里学生的尊重。比如谈到操场，有人会讲，虽然他们那里没有塑胶操场，但篮球架也是新的，比这里的还漂亮。但欢欢不讲。实在要问，她会如实说，我在村小，没见过篮球架。他们问村小是什么，欢欢说，两间平房，院子里种了桂花树，很漂亮，可惜房子被震垮了。她的同伴则会在这时有意无意地扯开话题，重新聊些城市里的事物，并悄悄传递起失望的眼神，似乎她很不懂事，没能维持他们的体面。欢欢便继续沉默。

那个年纪，我们都不懂该如何靠近这样的人。于是她愈发孤僻。

不久后，欢欢成了第一个离开的人。欢欢离开那天，我很巧地在办公室遇见她。老师大概已经劝说了很久，两人都沉默着，她一脸平静，反倒是老师有些动容。我放下作业，躲在门口的走廊偷偷听。老师劝她好好在这里读书，再等一等就能回去了。欢欢有口音，有些话我听不懂，只听见她重复地恳求，我想回家，谢谢老师，我想回家。那分明是大人的语气，镇定，坚决。把这些话带回教室时，我们都猜不到为什么。漂亮、干净、安全的城市和落后、危险、脏乱的灾区，明明是个很好做的选择题。但当天下午，欢欢就离开了学校。她走后，老师才讲，她父亲在老家失踪了。她只有她父亲。

失踪在那时候似乎是个很模糊的词，像欢欢一样不起眼。每天的新闻，父母都会为实时更新的遇难人数叹息，但对同样日渐增长的失踪人数却回以平静。我起初不理解，后来才知道，灾区的道路和信号都断了，失踪的人有一定概率只是联系不上，人在这时候应该保持希望，在确切的遇难数字面前，“失踪”这个词已经是万幸。可我想起欢欢的脸，始终无法把“失踪”和“幸运”联系起来。我想象着，她是怀着什么心情在异乡面对陌生的大人，镇定而坚决地说出想要回家，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一个读小学的女孩要回家寻找失踪的父亲。这是我对地震最深的记忆。

八月，奥运会来了。彼时灾后工作已经稳定，转到学校念书的灾区学生都陆续送了回去。于我而言，地震已经彻底结束了。似乎没人再提地震，就连新闻里也只讲，国难之后的奥运会，意义愈发重大。侧重点并不在地震，而是即将到来那场等待多年的全民狂欢。我不知道什么叫国难，只是还会偶尔想起欢欢和她那些同伴的脸。但不可避免地，新闻版面开始被那些振奋人心的成绩占领。大灾的伤痛后，人们需要正向的情绪，何况北京奥运意义重大。我也不例外。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八月一到，兴奋得睡不着觉，全然忘记了三个月前的种种。

开幕式后，我们一家去了北京。外地人到北京，首先去的自然是那几处本地人从不去的景点。长城、故宫、天坛、天安门，古都和首都的气韵的确让人惊叹。又正值奥运，各处插着小红旗的街道、城墙下游玩的外国人、穿着体面举止大方的有钱人、满街的车流与高楼，一派繁华气象。我和爸妈都是第一次到北京，几乎看花眼。但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影子了。

那几天玩得尽兴，直到离京路上，满目繁华渐行渐远，真实的世界渐渐浮现，我才从那种兴奋里清醒过来。那一趟回老家，是父母要离婚，意味着我不会再回北方，要去一个陌生的小镇开始新的人生，而我想象不到家庭破裂和陌生小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心情随着窗外流逝的风景渐渐颓丧下来。到北京郊区时，我看到一队摇着小红旗的孩子，大概与我同龄，八九岁。他们戴着统一的帽子，神情喜悦，更多是紧张，身后的大人也穿着统一制服，印着“灾区旅行团”。大人正指挥他们过马路。他们听着哨声，松散地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过马路。行人侧目，车上的乘客也注视着，但无人说话。

我才忽然想起那些灾区来的朋友，想起了欢欢。不知道她有没有回家，有没有找到她爸爸，那座很漂亮的学校有没有修好。接着又想到那些新闻画面，我即将回去的遥远的故乡，那里还有无数需要重建的废墟，也还有无数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那一刻我忽然很共情。我比欢欢他们幸运一些，但我们的人生都一样，要重新开始了。可以后的路会是什么样呢？

那是辉煌的2008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那场灾难也许才真正开始。

2019

二十岁那年，我在成都念书，的确再没回过北方。那年我真正开始写一些东西，满怀热情，因此很喜欢出去工作、社交，体验不同的生活，认识一些朋友。四川人交往，一定会聊到的话题，除了川菜和火锅，就是地震。因为四川几乎每年都会地震，成都的震感往往不强，但每一次都足够让人回想起2008年，继而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

认识小春，是因为一个微电影项目。我经老师推荐，以编剧身份参与。彼时我空有写作梦，没学过剧本写作，也没学过写作，甚至没有作品，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因此全程神经紧张。项目不大，甲方是国企，想拍一部关于集团建设的高速路的故事片，片长半小时。那段高速不长，汶川到马尔康，不到两百公里的路，从动工到通车，却用了五年半，其中大半时间用于研究、落地新技术，质量很稳。给我的时间只有七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几乎住在公司，把甲方给的集团员工资料逐字逐句地看遍，有想法就立刻开剧本会，立刻写，立刻改。公司是摄制团队，基本都是八零后，经不住我这么熬，最后只剩下小春。

小春大我两岁，是摄像助理，拍摄时会单独负责一些机位，神经也很紧张，因为她也是头一回参与，既有热情，也怕搞砸。我们因为这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亲近许多。其他人都回家了，我们守在公司，我查资料、写剧本，她打瞌睡、冲咖啡。我让她回去，她说，回去也是睡，这也是睡，我还能跟你讨论，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我乐了，就没再提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写了八版，但甲方第九个领导不太满意，只好继续熬。那种状态很容易卡壳，幸好小春会陪我聊聊天。自然而然地，我们聊到了关于那场地震的事。

我向她讲了北方，讲了欢欢和那群孩子，讲了奥运会，讲了我回南方。她听完却很好奇我后来的生活。于是我又讲了怎么打架，怎么打工，怎么混社会，怎么回学校。她说，离谱，现在看不出来啊。我说，成年人在外面不都一个样。她说，那你其实也算经历过地震。我说，什么意思？她说，你爸妈离婚，就是你的地震。当时不会疼，只是害怕，麻木。但很多年以后，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在某个夜里忽然惊醒，就像余震。然后你可能会消沉，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没有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废墟。真正的废墟不在满目疮痍里，而在岁月深处。是吧？

我听呆了。你学过心理？我问她。她说，没学过。但我是北川人。

北川县，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县城之一，因为离震中不远，人口密集，地质环境脆弱，除强震外，余震、洪水、泥石流，均造成巨大伤亡。整座县城几乎都毁了。

小春说，我爷爷，我妈妈，都死了，我爸爸失踪了，嗯，像你讲的那个小女孩一样。我不知该说什么。小春说，当时我在学校，刚好上完厕所，运气好，没受伤。地震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余震又垮了几栋楼。我看见有人从废墟里爬出来，只剩一条胳膊，另一边冒着血，按不住，像烧开的水，直往外翻，他晃着晃着，想找另一条胳膊，没走几步就倒了。我居然一点都不怕。当时我想着，我妈，我爷爷，都在家，可能完了。我爸当时下乡，不晓得情况。可我一点都不怕。不知道为什么。

我沉默。小春又说，我爸妈关系不怎么好，隔几天就打架，没地震也要离婚。就是我爷爷，过了好几年，反应过来了，想起他心里就难受，总是梦见。但天灾人祸，只能认倒霉，没啥讲的。我问她，那你后来怎么长大的？她说，就这么长大啊。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出来学过插花，学过化妆，后来接触拍摄，就学了摄影，之前一直拍平面。我只好说，挺好的。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有了精神，说，我想到个点，瞎说啊，你看行不行。你看过新闻没有，地震的时候，有个解放军敢死队，五千米高空，往灾区盲跳，跳伞之前都写好了遗书。当时的确这样。公路塌了，又有泥石流，救援队伍进不来。片子是不是可以靠一靠？

我被她点醒了。蜀道难，蜀道难，川西的路，不仅难修，意义也重，除了接西藏和发展经济，保证特殊情况时期的交通也是不能忽视的点。发挥空间很大。她看我的样子，问，有效果？我朝她竖拇指，说，快去睡觉吧。她笑，得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的剧本成了最后的定稿，甲方和导演都满意，离开前，我和小春加了微信，然后回学校睡了一整天。三个月后，片子参赛，拿了奖，彼时我正在另一家公司做另一部片子的剧本，收到消息，我转发给小春，说，都是你的功劳。她回，请我吃饭？带一个坏笑的表情。

我自然愿意。因为做那部片子，那段日子我看了不少非虚构作品，也包括书写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那句使我触动许久的“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便有了做非虚构的想法。当年那场地震和西部都是很触动我的话题，本就想联系她聊聊。另一个原因是，她的经历总能让我想起那个沉默的欢欢。十二年了，欢欢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呢。

小春选在她家楼下的大排档，离我学校不算远。以前工作时，她像很多摄像一样，穿工装裤和肥大的颜色硬派的衬衫，扎着马尾，干净利落，虽然也漂亮，但有股英气。那次吃饭，她却换了另一种风格，黑框眼镜，披落的黑色长发，不土气的碎花裙，很脱俗，我多看了好几眼，她走近来打招呼，我才认出是她。她租在老小区，独居，一室一厅，小区外很有烟火气。她说这些年一直住这里，她怕冷清，有时心情不好，出来在路边坐坐，看看路人，看看车流，心里会踏实点。我们点了小龙虾和烤鱼，她又要了两瓶啤酒。等菜时，她跳起来，说，等等我。她左顾右盼，横穿马路，像一只森林里的小鹿。我才看到对面有个推着小车卖花的阿姨。她买了一朵向日葵，围了一圈白黄的小花，朝我笑着挥了挥，又横穿回来。

小春把花小心翼翼地立在桌子上，说，很久没看到这个阿姨了，以前我经常买。我说，这不是几天就蔫了吗？她说，那起码也能开心几天。她眼里有由衷的喜悦。我没想到她生活里是这样的。菜上以后，小春似乎饿了，马上动了筷子。她吃鱼和小龙虾吃得很细致，脱刺，剥壳，沾汤汁，一丝不苟，像日本美食剧里的人物。看她认真吃，我也不好讲话，学着她的样子，认真吃起来，有点仪式感，味觉居然真的像灵敏了些。那顿饭吃得很香，吃完，盯着一桌残骸，我们都笑。小春这时才开了啤酒，倒一杯，挤眉弄眼地朝我晃晃。

于是聊到了那场地震。

北川的重建几乎算是那年所有灾区中最难的，因为北川老县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甚至无法在县城旧址重建，只能异地重建县城，旧址则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遗址。家没了，小春父亲也一直没消息，她只好当作孤儿，进了福利院。与此同时，奥运以后，时代加快了脚步，世博会，智能手机，电商平台，直播，短视频，网络的疆域愈发宽广，信息狂潮几乎吞没了所有人，不过十几年，时间却拉长得世纪般遥远。当年的地震，也渐渐成为一串串数字，成为模糊的时代记忆。媒体对灾后重建的追踪几乎集中在每年五月，但这些孩子从没被忘记。小春和她的同学，都是靠着社会资助长大的。她在福利院见过一位资助人，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满头白发。男人在西藏做生意，信教，据说他亲生儿子也死在零八年。他们叫他“陈爸爸”。三年前，陈爸爸死了。听说是自杀。讲到这里，她停顿一下，说，但你知道吗，佛教徒，不能自杀。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他从未真正相信过神灵，或者某种痛苦战胜了信仰。

小春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往前走，另一种边回头边往前走，和我们有关的，都是后者，都是活得艰难的人。除她以外，也有亲人失踪下落不明的。他们有意无意地靠近，结成同盟，却从不提地震，从不提藏在心底的那份让人绝望的希望。有个女生，初中和她同班，有一天忽然失踪了，学校，福利院，公安局，都在找，后来在永安镇乡下找到。带回学校第二天，那女生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谁劝都没用，那女生后来没再上过课。就那么疯了。她说。

我听得心惊，问她，你呢？小春看看我，似乎惊讶我会问这个，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但很快又消失了。她笑笑，说，我啊。她想了想，继续说，我高中毕业以后，谈过三个男朋友，都对我很好，但是都分手了，你晓得为啥吗？我说，为啥？小春说，因为我很懂。我说，懂什么？她说，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我们都快乐，我不想让那种快乐消失，所以每一次快要更深入的时候，我就分手，是不是有点自私？我点点头。她说，分手我也难受啊，但无论是我还是他们，以后回想起来，都只有快乐，多好。我说，不应该想着走下去吗？小春笑。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明白吗？她说，一切都会消逝。

小春说，小时候我爸最喜欢看世界地图，能说出每一座地标，天安门，外滩，巴黎铁塔，自由女神像，世贸中心。他指着那两座大楼，说，飞机就这样撞上去，楼就断了。当时我不懂，后来看了那段视频，心里一紧，像是丢了什么，心里很空。后来巴黎圣母院起火，我看见新闻，也是那种感觉。北川以前很漂亮。我家楼下的院子，从左向右，能走四十步，花园里种着紫罗兰，我妈摘几朵，编好，给我戴，我拿去给我爷爷戴。小时候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院子了。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呢？明明是那么宏伟的事物。命运的一击，一切就化为烟尘。那我们该怎么办？一个个渺小的人，该怎么活呢？

所以要快乐啊。她说。快乐是此刻。

她喝酒上脸，一瓶啤酒下肚，脸颊通红，但目光仍平静。她忽然问我，你说，之前你讲的那个欢欢，现在会活成什么样呢？我没回答。我问她，你多久没回过北川了？她愣了愣，说，一直没回去过。我说，想过以后吗？明天，后天。明年，后年。她终于也沉默下来。半晌，她说，差不多了，感谢你招待。然后又露出笑容。

吃完饭，我送她到楼下，目送她上去后，没急着走，离开小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抽烟。我想起她说的，许多个夜晚，她也坐在这里，凝视着异乡的夜晚，试图让脑子里那股庞大而锋利的情绪平静下来。她真的快乐吗。

我和小春后来常聚。她参与几部片子后，又回到老本行，拍起平面。我也没再参与影视制作，改行做自媒体。我们约过几次饭，也有了其他活动，比如公园散步，酒吧喝酒。我们再也没聊过关于地震的话题。她没什么变化，努力保持着她的乐观，有时甚至有些亢奋。有次去酒吧时，她跳到台上抢麦，要唱歌，驻唱以为遇到酒鬼，我埋着头，跑去把她拉走。出了门，她弯着腰笑。还有次和她朋友一起看演出，蹦不尽兴，她非要拉着她朋友跳舞，我跟众人一起鼓掌，边鼓边躲进人群里。可次数越多，我越来越觉得她藏着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那家大排档，那已经是2020年，成都经历了第一次疫情和解封。那期间我们一直没联系过。夏天时，她约我吃饭，突然说，她准备离开成都了。我问她，想好去哪儿了？那天她也穿着裙子，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但话少了很多。她摇头说，我不知道，就是想走了。我说，为啥？她说，不知道。我不知道疫情期间她发生了什么，但明显看得出她状态不对，就说，回老家看看吧，散散心。她沉默片刻，像是认真在思考怎么回答，最后说，我能回哪儿啊？

我被她问住了。

我没能回答她。后来几年，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我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和她有着一样的困境，就像当初和欢欢一样。小春以前说的没错，真正的废墟不在那年的满目疮痍里，而在岁月深处。彼时是地震后的第十二年，肺炎疫情爆发，比当初的地震更宏伟的事物轰然倒塌，我们又面临起“该去哪儿”的问题，这一次它架在时代上空，更加庞大。而停在从前的人，如同飘荡在大地上的游魂，前无通路，后无归途，无处可去，也无处可躲。

他们该去哪儿呢。

2023

汶川大地震十五周年。

我和小春这两年几乎失联，但她的问题也像幽灵，一直徘徊在我周围。我想了很多答案，用这些答案写下一些文章，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朋友。但“该去哪儿”，终究没有答案。放在现实中，或许有个不会错的答案：向前走。可没人知道哪里是前，也没人能一路走到终点才回头。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需要妥协的问题：停在原地，就要承受四面八方的虚无。往前走，就要承受旧世界和自我的消失，不是更迭，是消失。而我们不得不选择。

不妨承认，和很多无病呻吟的文艺青年一样，我因为这个宏大的命题抑郁过，可我又觉得它并不飘渺，反而无比真实。怎么也没想到，去年冬天，是小春拉了我一把。

去年十月，我也离开了成都，在一座小县城做一份闲适工作，当作休息，那里质朴得就像十五年的城市，让我感到安稳。十一月的一个凌晨，我接到小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啜泣。我问她怎么了，在哪儿，她不说，只是哭，气息越来越强烈。于是我安静地陪着。那天月光明朗，出租屋的阳台染成银白，冬夜的成都很冷冽，我听着风声，听着哭声，莫名地宁静。哭了一会儿，她的声音渐弱，我问，好点没有？她轻轻嗯了一声。

她说，我回北川了。

十二月，我有时会收到她发来的视频。与她同行的还有几个青年，有男有女。他们在山区的课堂里给学生送衣服和图书，小春还上了一堂课，不是考试科目，黑板上只写了两个字，勇气。那段视频只有半分钟，她讲得很认真，眼神发亮，很有教师范。之后再往西，进阿坝、甘孜，再去凉山、雅安。川西风景很好，他们一路游玩过去，更像旅行，我猜大概不是正规福利机构。除了山区的教室，还有那些老人。他们啃着土豆，和彝族奶奶唱歌，肢体僵硬地舞着，小春一直笑，可我看得感动，我想她现在一定是真正的开心。后来小春告诉我，他们都是那场地震的孤儿。命中注定似的，他们偶然相遇，也都面对着相似的困境。于是决定上路。小春说，如果既不能困在原地，也不能茫然向前，就转身，走回去。

小春没告诉我失联的这两年她都在做什么。但她一定想通了一些事。一场灾难里，逝者往往会被铭记，而他们是被遗忘的人。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停在那年的自己、灾难里逝去的人，都已经十五岁。她说她不会忘。她希望他们能看到。她在好好活下去。

今年春天，我回到成都。四月，我去了北川。

北川老县城保护得很好，楼屋地废墟，残破的山体，损坏的车辆，除了鲜血、肢体和恐慌，一切都停留在十五年前。遗址里寂静无声，十五年前的颤抖、毁灭、哭喊、大雨、嘈杂，全都已经被岁月淹没。眼前只有死寂。车棚里放着地震中毁坏的车辆，已经结了蛛网。倾倒的楼房依然是倾倒的姿态，只是不再有灰尘扬起。山体滑坡时冲垮的房屋和泥土堆成小山，小山下挂着牌子，写着，缓步行，低声语。公安局旧址外，有两排孤单的名字，没有照片，因为他们的家人也许都遇难了。小学的废墟下挂着横幅，“儿子，六一快乐”，材质不旧，大概每年都会来。路边数不清的废墟里，横亘着石板、砂土、砖块，讲解员讲，石板压石板，地已经陷下去了，说不清这些房子下面还有多少没挖出来的遗骸。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亡，在这里重建，用废墟给2008年立下一块碑。从此以后，每一个从地震中走出去的孩子，都有家可回。

新闻里那些抖动的画面，震撼不及眼前安宁的废墟的万分之一。

我有些后悔晚了这么多年才来祭奠。

公墓外的白花十五元一支。人们安静地买了花，安静地放下，安静地鞠躬。到我时，山间忽然起了风，公墓外的树林哗哗作响。那是纪念逝者的树林。我想这很好。一片叶子，就是一个人，依附在树上，不至于像生者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做个游魂，风一吹，叶子碰叶子，也不孤单。我放下白花，鞠躬。废墟里开着野花，也被风扬起。风掠过温暖的树林，掠过寂静的废墟，掠过远处的山岗，它不会带走任何故事，但我想起了欢欢，想起那些孩子，想起落寞的小春和一路西行的青年，我想总有一天，它还会给这里带回年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