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晨醒来，我从枕边拿起手机，看到微信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我点开微信，看到微信是很久没有和我联系过的文丽发给我的。

我心情有点激动，赶紧点开。可是信息不是文丽写的。信息是文丽的儿子写的。

信息写道：

小敏阿姨，您好。我是文丽的儿子文远方。我妈妈三个月前诊断出晚期肺癌。她没有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前在家里去世了。

我妈妈临终前叮嘱我，等她去世以后，给还在她微信上的好友发一条告知她已离世的消息。

我妈妈说要我告诉您，她走之前没有痛苦。她想念您。她祝您未来快乐幸福。

文远方，泣上

我顿时翻身坐起，浑身冰凉。时值盛夏，窗外的大树上，知更鸟叫个不停。我用麻木的手指发出一条消息：

“远方，那你现在怎么办？”

马上就收到了回复：

“阿姨，我在外公外婆家。我读大二了，现在放暑假，开学我会返校。外公外婆说会供我继续读书。我课余也在打工挣钱，不会给他们添太多麻烦的。”

我说：

“你真是好孩子。”

我又说：

“你妈妈葬在哪里？”

远方回复说：

“我妈妈三天前火化了。她让我把骨灰带回去，撒在你们厂旁边那条河里。我昨天和外公外婆已经去撒了妈妈的骨灰。”

我半晌无法动弹。最后终于发出一条消息：

“远方，如果你需要帮忙，就和阿姨说，阿姨一定会帮你。”

远方回复我：

“好的，谢谢小敏阿姨。”

我关掉对话框，又在床上坐了半天。太阳出来了，雪白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打在米色的墙上，像一道连接天地的漫长扶梯。

我下床，从床底下拖出行李箱。我打开箱子，从箱底翻出那条裙子。

那条上有蓬蓬纱的无袖掐腰白色纱裙。

我穿上裙子，把头发拢到脑后挽了个发髻，走到镜子面前，看着镜子里的人。

那个人不是我自己，是文丽。

文丽穿着白色纱裙，乳峰高耸，腰肢窈窕，双腿修长。文丽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裙子两边的蓬蓬纱，踮起脚尖，转了一个圈。文丽停下来，正好对着我。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又开始转圈。她边转圈，边咯咯笑了起来。

2

那条白色纱裙是文丽的婚纱。

文丽是1990年结婚的。那是我们从技校毕业进厂工作的第三年。文丽的丈夫叫刘建军。刘建军是我们厂党支部书记的小儿子。文丽和刘建军的婚礼是在厂部的大会议室里举行的。

厂里移风易俗，结婚不兴请客吃饭，新人只需要准备糖果香烟，花生瓜子，布置举行结婚仪式的房间。结婚时，双方家庭和亲戚朋友到场，主持人开场，双方父母发言，新人对双方父母各鞠三个躬，再两人对鞠三个躬，主持人即宣布新人结成夫妻。结婚证当然是先领了的。闹洞房则是晚上回婚房以后的事。

刘建军也是技校毕业的，比文丽高三届。文丽毕业第二年，刘建军开始疯狂追求文丽。在那十来年里，这是我们厂的常态。进厂当工人的都是厂子弟。早几年毕业的学长们等学妹们毕业进厂，挑中心仪的，配对成功，组成厂里的第二代家庭。刘建军看中了文丽。

文丽也看中了刘建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刘建军舞跳得好。霹雳舞、太空步、迪斯科，只要舞曲一响，刘建军全身就像通了电。刘建军的交谊舞也跳得好。慢四，快四，快三，慢三。他一只手一放，把牵着的文丽轻轻送出去，又一收，把文丽旋转着收进自己的怀里，另一只手顺势搂住文丽的腰。这个时刻，仿佛四面八方都燃放起眼花缭乱的烟花。

文丽的父母一开始并不赞成这桩婚事。文丽是独生女，这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所以文丽在家里从来都是掌上明珠，说一不二。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再宠再爱也无非如此。文丽的父母都是厂里的普通工人，能够给文丽提供的，最多是每年多穿两件新衣服，但是爱是无价的。文丽长成了一个抬头挺胸、面带笑容的少女。

文丽的父母不赞成这桩婚事，是怕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文丽嫁到书记家，被公婆看不起，会吃亏受委屈。可是文丽不这样觉得。文丽根本不觉得自己家和刘建军家有什么不同。

至于刘建军家，是无所谓的。刘建军是书记的小儿子。他的哥哥已经在早几年被书记找后门调到了省城的兄弟工厂。刘建军如果不在厂里找对象是最好，但是如果一定要在厂里找，也没有关系。对书记来说，以后的安排不是太大的难题。

让书记不满的是，小夫妻到省城采购结婚物资时，刘建军用爸爸给的外汇券，在友谊商店给文丽买了一条白色纱裙。文丽一眼看中了这条裙子。文丽要穿这条裙子结婚。

书记不同意，认为结婚应该穿红的。文丽的执拗劲上来了。不穿这条裙子，她就不结婚。她不嫁了。

刘建军当然是听文丽的。书记最后也只有听儿子的。

那场婚礼是我记忆中在厂里参加过的最盛大的婚礼。会议室大门和四面墙上都拉起了彩色纸链，大门窗户上方都装饰了彩色气球。窗户上贴着红色的“双喜”，主席台后面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百年好合”四个大字。主席台上摆了四张椅子。会议室另外三个方向，桌椅围成“凹”字形，上面用红色有喜鹊图案的搪瓷圆盘盛满花生、瓜子、上海奶糖、高粱饴、花生牛轧糖，还有一包又一包红梅和红塔山。

结婚仪式在星期天中午两点举行。主持人是厂办公室主任。双方父母在和教室讲台一样只高出一个台阶的主席台上就座。举行了仪式以后，文丽和刘建军的父母回家了。办公室主任留下来负责接待和登记。

一个下午，会议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书记的儿子结婚，两千多职工的厂里，只要和书记稍微说得上话的人都来打了照面，送上礼物。会议室的角落很快就堆积了好多床红色床单和红色被面，还有数不清的瓷杯、瓷碗、玻璃杯、热水壶。主任叫了人，把这些礼物都送到了刘建军和文丽新分的单间婚房里。

我穿着在县城买的蓝色连衣裙，给文丽当伴娘。“伴娘”是个我们才学到不久的新词。文丽要我当伴娘，就是要我帮她应酬的意思。在不屑应酬这点上文丽和刘建军倒真是很配。父母走了以后，两人坐在桌子后面吃瓜子、剥花生、吃奶糖、说悄悄话，根本不愿和那些来贺礼的人打招呼，就好像这场婚礼不关他俩的事。

我给主任当助手，一个下午口干舌燥，连喝口茶的时间都没有。到了下午四点，婚礼结束。两家人一起到书记家吃饭以后，就该转移场地，到婚房里闹洞房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拨贺喜的客人。是几个五七队的堂客们。她们凑份子送了一床毛毯。

她们离开时，其中一个住在我家隔壁的阿姨拉了我一把。我不明所以，跟着她们走了出去。阿姨拉着我走出了厂部大门，才站住脚。

阿姨对我说，“小敏，文丽怎么穿一条白裙子？不好，不吉利。结婚要穿红才行。”

其他几个堂客纷纷附和 。

阿姨又说，“小敏，你记得一定要提醒文丽，晚上闹洞房要换件红色的。你也是，穿什么蓝裙子。你也换件红色的。”

我起先还没反应过来，等听到阿姨扯到我身上，我心里的逆反情绪上来了。我看着这几个脸上可以犁田，头发可以做鸟窝的堂客们，心里想，关你们什么事？你们知道什么？

可是今天是文丽的大喜日子，我说话太冲也不合适。

我忍了忍，笑笑说，“劳你费心了。不关事的，我们自己喜欢就好。”

说完，我把她们撂在原地，转身回了会议室。

3

我们厂1964年筹建，1994年倒闭，前后不过三十年。刘建军的爸爸是部队转业进厂的，妈妈本来是要随军，也一起进了厂。文丽的爸爸妈妈是县城人，招工进厂的。我的爸爸妈妈是师范毕业分配进厂的。我们的父母是厂一代，我们是厂二代。我们小时候，以为我们厂这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是会一代接一代，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的。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我们厂什么都有。学校、医院、食堂、澡堂、礼堂、灯光球场、商店、菜店、俱乐部、幼儿园、电影院、汽车队，一切生活中需要的，你能想到的，我们厂都有。不但条件好，而且是免费的福利。和我们厂边上那些每天穿着破烂衣服的农村小孩比，我们不骄傲是不可能的。

以后就业也不用愁。我们厂有技校，厂子弟技校毕业，直接进厂当工人。到了我们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听到班主任说，我们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不好，这些学生以后高中都考不起，更不可能读大学。我听到“大学”这个词，想起爸爸妈妈有一天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俩叹着气说我一心爱玩，不认真读书。我隐隐有点走神，但是一转身，也就忘了。

初中毕业，我和文丽都进了技校。两年后，我们十七岁，一起回厂当了工人。

第三年文丽结婚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我们这一届的女同学已经基本上都被人追到手了。我没有谈过恋爱，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允许，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人追我。

在技校里，我们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是多年以后，我回望那两年如同枝头青梅般将熟未熟令人生津的时光，才意识到我们俩走在校园里，想必招来过不少人的侧目。

文丽进了技校，就成了技校当之无愧的校花。文丽个子高挑，两腿修长，一头黑发扎成粗马尾，在脑后甩来甩去。文丽长了一张鹅蛋脸，这是所有的脸型里最高级的一种。但是文丽的妩媚和窈窕还不止于此。文丽有一条柳叶腰。有了那条盈盈一握的腰肢，不管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像春风里微微摇摆的花朵，流露万种风情。

但是那仅仅是她的外形，当时整天穿着白衬衣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风情是什么。就性格来说，文丽是我见过最憨直的女孩子，心里一点弯弯道道都没有。这大概和她父母从小把她当男孩对待有关。她妈妈生她时，产后大出血，差点没抢救过来。她爸爸无论如何不肯再要另一个孩子。她爸爸说，这辈子有她妈妈和她，就够了。

我正相反。进入技校，文丽开始抽条，亭亭玉立，我本来就比文丽矮，还长出一身婴儿肥。就算这样，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嘴，下了晚自习，总是到校门口去买麻花、小花片和饼干来充饥。我就是饿。说到这件事，文丽吃的零食一点不比我少，但是她就是不长胖。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

我的外貌虽然不算秀气，性格却比文丽细腻敏感得多。这或者和我爸爸妈妈喜欢看书，家里总是有看不完的书和杂志有关系。所以我和文丽在一起玩，我帮文丽阻挡麻烦，文丽帮我疏解情绪，我们的友情一开始就交心，我们的人生也一开始就不顾忌世人的眼光。

毕业进厂，我们俩一个当了钳工，一个当了车工。厂里业务不饱和，我们乐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快，周围的女孩子一个接一个堕入爱河，包括文丽。我父母却整天忧心忡忡，一到晚上就关起房门窃窃私语。我工作的第三年，爸爸妈妈给先我两年进厂当电工的哥哥办了留职停薪，让他到深圳去找我爸爸的一个同学。爸爸这个同学几年以前去深圳开了一家电子厂，专门生产计算器，产品卖到国外，生意很兴隆。

文丽每天有刘建军接送，我变得形只影单。有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进行了一次严肃谈话。爸爸妈妈对我说，我们厂估计很快就会垮，我肯定不可能在厂里待一辈子。我必须学点真本事，这样以后才有出路。

爸爸妈妈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考会计证，一条路是改行学电工，考电工证。”

“你必须离开这里，到深圳去，到你哥哥那里去。这里没有前途。”

“我们俩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要你们两个出去了，我们就放心了。”

爸爸妈妈的话好像黑夜里一道闪电，突然劈开了我一潭死水的孤单寂寞。我点点头。第二天，我请假去了县城，在新华书店买回来考会计证的全套教材。半年以后，我考下会计证。又过了一个月，我在爸爸同学的电子厂里开始了我的会计生涯。

临去深圳前的那个傍晚，文丽来给我送别。我们俩一起到我们厂旁的河边散步。

我们手挽着手，沿着河边土路，一直走到水泥桥上。

我们站在桥中间，一起望着桥下夕阳映照下玫瑰色的河水。

文丽说，“记得小时候我们天天来游泳，那时候好开心啊。”

和我们厂绝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和文丽都是游泳的一把好手。整个初中，放了学，我们就到河里来游泳，一直游到太阳西沉。我们还比赛，看谁游得更快更远。

我说，“就是。记不记得我们还讨论说，不知道这条河到底流去了哪里。”

河从我们身后远处的山中间流来，又朝我们前方的山中间流去。我们不知道这条河流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文丽说，“真羡慕你。你要去深圳了。和你说，我都有点后悔，是不是我结婚结得太早了。”

文丽说，“你到了深圳，记得马上给我写信。”

文丽说，“我想和你说件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

文丽说，“我也想去深圳。你先去。过几个月，我来找你。”

我转头看文丽。文丽是认真的。

我说，“好。一言为定。你来了就住我那里。”

文丽说，“这件事，你要替我保密。”

我说，“当然，还用说。”

4

我去深圳三个月以后，文丽也去了深圳。她到深圳以后，借住在我那里。我打工的电子厂在平湖镇。因为我是会计，老板在厂房的角落给了我一个八平米的单间。文丽每天晚上和我挤在我的单人床上睡觉。白天，她到城里去找工作。

文丽去深圳，刘建军当然是不同意的。那一年是1991年。我们厂去深圳的，除了我哥哥和我，陆陆续续前后有十几个。稍微有些门路的，都吹到了南风，闻到了躁动的气息。刘建军的爸爸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厂马上就要遭遇大变，但是他不担心。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刘建军当然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文丽和他说想到深圳去看看。这件事让他着急上火了。

两人僵了一个星期，刘建军甚至把爸爸在悄悄替两人办调动手续的事都告诉了文丽。接收单位是省城的电视机厂。那家企业的实力和规模比我们厂大多了，不是一般人能调进去的。可是文丽不想去省城，文丽想去南方的深圳。

刘建军不同意，文丽就说，“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刘建军更不同意。刘建军说，“深圳有什么好去的？听说热得要命。四面八方都是农村。我们现在周围不就是农村吗？”

刘建军说，“我们在厂里上班，舒舒服服，想请病假就请病假，想请事假就请事假。到深圳去打工，要低三下四找工作，找不找得到工作都不知道。就算找到了工作，还要拼死拼活地干，不然就被人家炒鱿鱼。有什么好？”

文丽盯着刘建军看了半天。恋爱一年，结婚一年，文丽第一次觉得自己不认识刘建军。

文丽说，“随你去不去，反正我要去。”

这件事终究以刘建军的妥协告终。文丽一个人跑到县城，买好火车票，临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刘建军。

刘建军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说服文丽。他说，“那这样吧。你去个半年，看看热闹，然后就回来。那时候我们的调动手续也该差不多办好了。”

文丽没有搭腔。第二天，刘建军送文丽到县城火车站，坐上了每天一趟开往深圳的过路硬座火车。

文丽的父母第二天去她车间，替她请了半年的事假。文丽去深圳的事，她的父母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们了解自己的女儿。

5

半年以后，我和文丽一起回厂里过年。

回来以后第三天，文丽决定和刘建军离婚。

文丽不是回来和刘建军离婚的。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她会和刘建军离婚。文丽刚刚找到一份还像那么回事的工作，稳定下来，也不再需要隔三岔五到我那里蹭饭或者蹭床。她是回来告诉刘建军这个好消息，想要再次说服他和她一起去深圳的。

文丽没有告诉刘建军她会回来。她在写给刘建军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她刚刚找到工作，不确定过年能不能回来。如果能够，她会打电报告诉他。

实际上，文丽已经决定了要回厂过年。她既想刘建军，更想爸爸妈妈。年假七天，她要回来给他们一个惊喜。

但是在她用钥匙打开自己和刘建军的单间房门的一瞬间，惊喜变成了惊愕。刘建军搂着一个女的，坐在他和文丽的婚床上。刘建军的左手还环抱着那个女的的腰，右手显然刚从那个女的身上不知道哪个部位收回来，悬在空中，无处安放。

文丽在门口站了一分钟，三个人面面相觑，沉默了一分钟。

刘建军终于把两只手收回来，叫了一声，“文丽。”

话音未落，文丽转身回了自己的父母家。

刘建军追过来，但是被文丽锁在父母家门外。文丽还不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开门。第二天，刘建军又来找文丽，从早到晚，找了七八次，还是没能进门。第三天，刘建军一早又来敲门。他一敲门，门就开了。文丽穿得整整齐齐，站在门里面。

文丽说，“你有什么话要说的。”

刘建军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他想伸手抱文丽。文丽后退了一步。

刘建军终于憋出话来。他说，“文丽，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和她没什么。”

“文丽，是她主动的。是她来找我的。”

“文丽，我好想你。我每天都想你想得要命。我好盼你回来。”

“文丽，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知道的。”

“文丽，你一定要原谅我。你原谅我，好不好？求求你，你一定要原谅我。”

“文丽，我爱你。”

文丽站在原地，没有搭腔，脸上无忧无喜。刘建军颠三倒四结结巴巴说了一通，说不下去了。

文丽开口说了一句，“建军，我们离婚吧。”

刘建军无法开口回答，眼泪夺眶而出。门在他面前关上了。

文丽是在回去的第七天和刘建军办完离婚手续的。这次，文丽的父母站在刘建军一边，给文丽反反复复做思想工作。爸爸说，“小丽，建军这么年轻。年轻人难免犯错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妈妈说，“小丽，离婚不是开玩笑的。你真离了婚，以后再找对象就是二婚了。妈妈知道你爱干净，可是二婚更加找不到干净的人了。建军这么爱你。你忍一忍，时间一久就忘了。”

说再多也没有用。文丽打定了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办完手续的第二天，文丽准备回深圳。我本来还可以在家多住一个星期，我爸妈催我和文丽一起回去。爸爸妈妈对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去，可以有个照应。不要让文丽一个人落单。

我们去了县城，在县城汽车站买了夕发朝至的长途客车票。

我让文丽坐靠窗位，我坐走廊位。我一路攥着文丽的手。夜越来越深，我迷迷糊糊睡去，又迷迷糊糊醒来。每次醒来，我都看到文丽睁着眼睛看着窗外。客车无声无息，从田野和村庄间穿过。车里昏黄的顶灯把文丽的脸倒映在黝黑的车窗上。文丽的脸没有表情，纹丝不动，和她的脸叠加在一起的是窗外不断朝后飞逝的景物。那些景物从黑到深灰，再到浅灰，那些边界模糊的树木、房屋、山丘、河流，像一卷快速倒带的底片，没完没了地从她的脸上碾压过去。

车快到深圳时文丽叫了我一声。

文丽说，“小敏，我就是想不通。刘建军为什么会看上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也是我们厂的厂二代，和刘建军一届的。他们一起从技校毕业进的厂。那个女的家里是半边户，爸爸在厂里当锻工，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在农村种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女的喜欢刘建军。刘建军追文丽之前，她给刘建军打过毛衣。她打毛衣的手艺非常出色。刘建军收了毛衣，给她回了从县城买回来的苹果香蕉之类的礼品。但是和她谈恋爱，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女的肤色暗黑，长了一张大脸，她的过于主动也让刘建军望而生畏。这些，刘建军结婚以后都在和文丽闲聊时说起过。文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刘建军会把那个女的搂在怀里。

我也想不到。我也想不通。我只好说，“文丽，别想了。我们快到了。”

6 

文丽在深圳的前半年，其实过得非常艰难。

我打工的电子厂所在的平湖镇，离深圳市区有30分钟的车程，出入需要通行证。文丽初到深圳就到华强北的人才市场去找工。早上一早进城，晚上很晚才回到我那里。她先找了一份业务员的工作，搬过去，和另外八个人一起挤住在一个城中村的民房套间里。文丽跑了三个月没有底薪的业务，没有跑到一个单，没有赚到一分钱，就不再干了。接着文丽进了一个服装厂，专门踩锁边机。又搬过去，住进大学宿舍一样八人一间的单间，踩了一个月，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又辞了。这期间文丽断断续续到我那里去休养喘息，有一天被我老板看到了。

我老板是我爸爸的师范同学。我叫他刘叔叔。刘叔叔问我，“我有个开酒楼的朋友，大堂里有卡拉OK，需要一个人打碟。你这个朋友爱不爱唱歌？对流行歌曲熟不熟？熟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我连连点头：“熟。熟。文丽最喜欢唱歌了！”

于是文丽成为了金泰大酒楼的打碟员。酒楼地下一层角落里那个五平米的打碟房也成了文丽的宿舍。这是我们回厂过年以前两个月的事情。

现在轮到我进城找文丽蹭饭了。文丽工作上手非常快。我待在她那个小到转不开身的房间一角，看她眼明手快，找碟，换碟，看得我眼花缭乱。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打碟不是后来酒吧里的打碟。那时金泰大酒楼还没有可以唱K的包厢，想唱歌的客人需要在大堂的一台小机器上翻阅歌单，依次点好自己想唱的歌，轮到时就到大堂前面的小舞台上去唱。这个歌单会显示在文丽桌上的一个小屏幕上。而伴奏带就是一盘一盘的CD，按顺序排放在桌子旁边的一个大抽屉柜里。文丽看到歌名，就要知道是哪个歌手的歌，在这个歌手的哪张CD里。文丽的工作就是把客人所点歌曲的歌碟找出来，放进CD机里，再跳到那首曲目，按下播放键。楼上的客人就可以拿着话筒，看着机器上的歌词，就着伴奏高歌一曲。

这个工作需要日夜颠倒，但是对文丽的口味。还有一点，酒楼是包饭的。员工餐厅也在地下一层，就在文丽的打碟房旁边。员工宿舍也在地下一层。不同的是，文丽一个人住在打碟房里。其他的员工，譬如服务员、厨师、清洁工等，住在餐厅旁边四人一间的房间里。房间左右对开，中间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厕所和淋浴房。

员工餐厅开的是流水餐，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打到饭。周末我进城去找文丽。文丽上班，我就待在她的打碟房里听歌。文丽知道餐厅员工的换班时间。她趁着换班的时候，先去打一份饭，等餐厅换了班，再去打一份饭。员工食堂的饭菜分量够，油水重。我俩吃得十分满足。

文丽去打饭时，我就从门缝里悄悄看着门外走廊里熙熙攘攘的酒楼员工。酒楼楼面员工也在换班。走廊里来来去去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这里是没有窗户的地下一层，天花板上的橘黄灯光从不熄灭，但是无法消除从四面八方包围压缩，密不透风，无所不在的昏暗。虽然昏暗，但是那些十八九岁的，二十出头的员工们脸上却自带光芒。那些稚嫩、光滑、水灵、正当时的面孔，欣欣然、无畏无惧、无牵无挂，吃饭、谈笑、睡觉、上工，不管前路，只管生活。

我看着他们，心里油然升起钦慕和怜惜，几乎忘了我自己实质上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个时刻，门后的我好像早已饱经沧桑，正在疲惫和厌倦中回首过往。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几天前在新华书店翻阅的一本诗集里读到的一句诗：

7 

我在电子厂当了五年会计以后，遇到一个机会，办了美国工签，飞去了美国，从此开始我在老人院当护工的生涯。

文丽在金泰酒楼干了两年，酒楼设备更新换代，客人唱歌可以开小包厢，不再需要专人打碟。文丽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打工，只不过换到了楼面当服务员。服务员当了两年，文丽升了楼面经理。吃住还是在酒楼地下一层，但是薪水比原来翻了一倍。在深圳仍然是低收入，但是前景显得稍微光明了些。

但是文丽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楼面经理，就辞工了。文丽怀孕了。

那天是圣诞节。金泰酒楼破天荒关了半天门，开了个员工派对。员工们第一次在酒楼的大厅里开席就餐，吃的是自己每天端送给客人，但是从来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山珍海味，喝的是自己每天开瓶，可是从来没有品尝过的红酒白酒。晚宴以后是舞会。大圆桌都被搬到墙边，员工们脱掉制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唱歌、跳舞，玩了整个通宵。

舞会开了一半，文丽和在楼面当服务员的李强一起失踪了一个小时。

李强我认识。李强比文丽小两岁，四川人，两年前进金泰酒楼当服务员。他很喜欢文丽，平时总是在文丽面前献殷勤，满嘴甜言蜜语。文丽把这件事当成玩笑说给我听，毕竟李强比她小，又没结过婚。但是我看得出，她并不反感李强话里话外的奉承和赞美。

我去美国前，文丽来给我送别。我们找了家小餐馆吃了顿饭。文丽告诉了我她怀孕的事。

我吃了一惊，问文丽打算怎么办。

文丽说，“我本来准备到医院去打掉的。可是在医院下楼梯时，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差点摔了一跤。那一下，我心里突然好害怕，担心伤到我的孩子。”

“我就从医院走了。这是我的孩子，我不能把我的孩子打掉。我要生下来。”

李强表面嬉皮笑脸，但是没想到还是个有真情实意的人。文丽和李强没过多久就去领了结婚证。李强的家在乐山郊区，父母是菜农，和很多去深圳打工的青年相比，家境不算太坏。文丽楼面经理的工作每天要站足十个小时，她肯定是不能做了。李强要文丽去他老家养胎。文丽同意了。两人坐火车回四川的路上，中途下车去我们厂里，看望了文丽的父母。

那时我们厂已经倒闭。李建军一家早就离开我们厂，去了省城。后来听说李建军开了一家自行车公司，专门生产山地车。厂里的技工很多都是我们厂原来的工人。李建军赶上了自行车从交通工具转变成运动工具的时机，发了大财，身家千万。文丽的父母五十岁就办了退休，仍然住在住了几十年的破旧宿舍楼里，靠每个月一千多块的退休金过日子。

从那以后，我十年没有见过文丽。我到美国的第三年，和我服务的一个老太太的儿子结了婚。这个比我大十五岁的意裔男人每个星期来看他的母亲时，都对我彬彬有礼，特别友善。两个月以后他约我出去吃饭，半年以后，我和他结婚，搬进了他的公寓。

如果我在美国的生活照此发展下去，也算幸运。男人在母亲进老人院以前，一直和母亲一起居住，从未结过婚。我和他结婚以后，他对我细心体贴，呵护有加，让我甚至感到幸运女神过于眷顾我。或许这就是我的预感。一年以后，我仍然没有怀孕。男人却开始夜夜混迹酒吧。又过了半年，男人半夜回来，在冰箱里没有找到吃的，把我从床上揪了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踢了我的头。

我什么也没说，当即收拾行李，离开了那套公寓。这时候男人清醒过来，跟在我后面道歉，求我不要走。怎么可能不走。我找了一个汽车旅馆过了一晚，随后自己租了一套公寓。我还在那间老人院上班，他的母亲再三请求我给他儿子一个机会。可是，这不是给不给机会的问题，这是我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事。一次就足够了。半年以后，我们正式离婚。

离婚以后，我买了辆旧吉普，开始了打工一年，旅行两个月，停停走走的行游生活。

这期间我拿到了绿卡。绿卡拿到以后的五年间，我回国了三次，去看望我逐渐老去的父母。我父母的境况比文丽的父母稍好一点。子弟学校教师的编制从企业转入地方，又是干部编制，所以他们的退休金要比文丽的父母高出一倍。第一次回去，他们还住在厂里。第二次回去，他们已经搬到了深圳我哥哥家，我也就不再有机会回到我和文丽长大的那个曾经有如天堂的山沟沟里去。

这期间文丽的情况我都只是听我父母的转述。一直到第三次，也就是十年前，我才见到了文丽和她的儿子。

8

如果文丽怀孕以后生活按部就班过下去，也算幸运。李强爱她，李强的父母也对文丽很好，在文丽怀孕期间对她照顾得非常周到。孩子出生以后，文丽在乐山和我们厂交替着住了两年，这期间，李强继续在深圳打工。只有在过年时才回来看望父母和文丽母子俩。

孩子满了两岁，文丽待不住了。李强早在一年以前换到东莞一家公司，给一个老板当司机。李强对文丽说，“不如我们在东莞租个一楼的房子，开个棋牌室吧。你只需要每天开门，泡泡茶，中午晚上给客人泡个方便面，做个炒饭炒面就行。你还可以一边带着方方。”

方方是远方的小名。那时候远方还叫李远方。

文丽觉得这是个办法。在厂里，文丽的父母每天也是用打牌来消磨时间。于是文丽带着远方回了深圳。

可是谁也预料不到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或者转折。棋牌室开张了，李强的老板经常带牌友来光顾。这个老板在当地有点来头，也就没有人来找这个小小棋牌室的麻烦。一天天过去，文丽的生意逐渐稳定，收入好过了原来打工的时候。远方也一天天长大了。

棋牌室里，小赌是肯定有的。文丽有些担心，但是也不过是一闪念。直到有一天中午，文丽接到李强的电话。

李强说，“我跑了，三年五年不会回来。你好好带着方方。衣柜最下层有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你尽快签字，复印几份。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拿这份离婚协议给他们看。”

文丽这才知道，李强欠了十万块钱赌债，又借了高利贷，利滚利，欠款金额滚到了一百万。李强只有跑路了。这一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不知道文丽是怎样度过那个阶段的，我只知道，尽管李强不再回来，棋牌室一直在开下去。这是文丽的生活来源，文丽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李强的老板不再来棋牌室，但是文丽慢慢也认识了人。不管用什么方式，文丽撑了下来。

第二次回国我带父母去北京旅游，没有在深圳停留。第三次回国，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看文丽。

文丽的棋牌室不在东莞市内，而是在茶山镇一个二十年的老旧小区里。出租车东拐西拐，经过一排又一排鸽笼门面，超市，菜市场，终于拐进一个大门口岗亭里坐着两个六十多岁保安的小区。再往里开，经过十来栋七层楼高，挂满空调外挂、防盗网和晾晒衣服的居民楼，终于在文丽的楼号前停下来。

铁门打开，文丽站在我面前，我几乎没有认出来。文丽胖了很多，脸都变圆了。文丽的头发在脑后用发夹随随便便挽了一个发髻，脚上穿了一双夹板拖鞋，身上穿了一套老红色睡衣，就是那种上身是圆领套头衫，下身是阔脚裤，裤腰是松紧带，上下都是同款印花布的睡衣。文丽的身子裹在这身宽大睡衣里，好像充了气，又好像空空荡荡。

文丽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了一根点燃的烟。

我说，“文丽，你抽烟了。”

文丽没搭腔。她翘起右手手腕子，让烟避开我，两只胳膊把我紧紧抱住了。抱了好一阵，她松开胳膊，退后一步，仍然翘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其他的手指拉住我的双手，把我上上下下看了好一阵。

文丽开口说，“小敏，你看你，还是小太妹的样子。我好喜欢。”

那天我其实只是上身穿了一件白色小背心，下身穿了一条牛仔短裤，脚上穿了一双迷彩凉鞋。不上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日常穿着。

我只在文丽的棋牌室里待了三个小时。我本来想在文丽那里过夜，两人好好叙叙旧，可是文丽太忙。客人不断招呼她端茶倒水，泡面开烟，文丽根本没有时间。房里烟雾缭绕，我也待不下去。那三个小时，我基本都待在关了门的卧室里，和远方在一起。

我第一眼看到远方时恍惚了一下。十岁的远方和妈妈年轻时长得很像，是个非常俊秀的男孩子。我进去时，他坐在床边的书桌前看书。外面人声喧哗，可是他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我要远方给我看了一下书名，是路遥的《人生》。

我说，“远方，你喜欢看书？”

远方说，“是的，小敏阿姨。我喜欢看小说。我也喜欢上学。我学习任务完成了才看小说的，不然妈妈会不高兴的。”

“小敏阿姨，你住在美国吗？美国好吗？”

我父母经常和我念叨说文丽的孩子懂事，上进，学习好。李强失踪的第二年，李强的父母双双得癌症，半年里先后离世。那一年，文丽给远方从姓李改成了姓文。每年暑假，文丽都让文远方回我们厂陪外公外婆。

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孩子穿着一套蓝色校服，干净斯文，和近在咫尺的棋牌室好像来自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

我回答说，“美国还好吧。挺好的。”

“小敏阿姨， 我听说美国很自由。是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说，“也算是吧。在美国，如果你肯工作，能赚钱养活自己，那你业余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你。”

“可能有点孤单，不过确实蛮自由的。”

远方说，“我不怕孤单。我习惯了。”

“小敏阿姨，我想以后到美国去读书，工作，把妈妈接到美国去。我妈妈就不用开棋牌室，不用每天和这些人打交道了。”

我摸了一下远方的头。我说，“远方，好好读书。”

“阿姨等你来美国。”

9

我把身上的白色纱裙脱下来，仔仔细细叠好，放回箱底。

婚纱是我离开棋牌室的时候文丽给我的。我说要走，文丽没有留我。她要我等一下，转身去了卧室，从床下拖出那个还是当年她第一次去深圳时带的皮箱，拿出白色纱裙。

文丽说，“小敏，你帮我带到美国去保存吧。以后远方要是有出息，说不定还能到美国去找你呢。”

我说，“文丽，你有个好儿子。远方以后肯定有出息。”

文丽笑了。那个烟雾里舒畅明朗的笑容就是文丽留给我的最后一面。

我换上工装，开车出门。今天是我打工的老人院一名女士的百岁生日。这是我们院里第一次有老人满百。院里准备给她开一个隆重的生日派对。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院里的所有员工和所有老人都在一楼大厅里聚齐。大厅里到处装饰了彩带彩灯。正面墙上拉起了巨大的“生日快乐”条幅。

我推着轮椅，把身如山丘，面如梯田的百岁寿星推到大厅的正中间。我们员工站在四周，坐椅上和轮椅里的老人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我们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的寿星笑得合不拢嘴。

我退到大厅角落，脸上挂着笑容，轻轻合着众人的歌声。唱着唱着，两行眼泪从我的脸颊上止不住滚落下来。

我们在开百岁生日派对，可是文丽已经不在了。文丽的父母和儿子还住在我们厂，可是文丽已经不在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和文丽叙旧，可是文丽已经不在了。窗外的向日葵开得生机勃发，可是文丽已经不在了。

可是文丽怎么可能不在呢？

那个梳着马尾辫走在技校校园里的文丽怎么可能不在呢？那个穿着白色纱裙出嫁的文丽怎么可能不在呢？那个从酒楼的地下餐厅里帮我偷偷打饭回来的文丽怎么可能不在呢？那个说“我不能把我的孩子打掉”的文丽怎么可能不在呢？

听说我们厂旁边的那条河浊了，又清了。听说我们厂旁边的那条河枯了，又满了。那条河从山中间流出去，兜兜转转总会流到大海里。我们厂在大海的那一边，我在大海的这一边。文丽也来了。她在每一滴海水里，她在每一朵白云里，她在每一个雨珠里，她在每一片雪花里，她在每一条河流里，她在每一面湖泊里。

她在我的眼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