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转站


文/短痛

 

只有成长的记忆才能将它填满,可衰老又将它们一夜清空。


这是一个关于捡破烂和丢破烂的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负责丢破烂,姥爷负责捡破烂,而在姥姥眼里,她的家就是一个垃圾中转站。这就像是著名的泳池难题,一头在放水,一头在注水,最后究竟是池子被填满,还是池水被放完,只有一本正经的好学生才知道。我常在想,如果水漏光了,那么泳池就是一个洞,如果水存住了,那么泳池就是一个瓮。人嘛,偶尔是打洞的老鼠,偶尔是瓮中的鳖。

四年前,姥姥因膝盖老化,上下楼不方便,于是搬去和舅舅住,底层,不用爬楼,安全。姥爷也好长一段时间不再沿街捡破烂。姥姥说,他呀,老归老,但识趣,知道那儿不是自己的地盘。

只是人类的识趣,总是有保质期的。2022年中秋,我去看望他们。姥爷不在家,姥姥坐在门口晒太阳,见我来了,也只是一脸平静地笑笑,我进屋转了两圈,瞥见柜子上他俩年轻时的照片又想起近几年姥爷的面孔,没话找话,姥爷越来越像爱因斯坦了。姥姥打趣道,爱因斯坦也爱捡破烂吗?我说,姥爷很久没捡了吧。姥姥说,你瞧。

我往门口一探头,就看见满头白发的姥爷正牵着一只柠檬黄的小鸡仔杵在门边。

我问,这也是捡来的?

姥姥垂下头,都牵回来好几天了,谁知道呢。

 

我24岁那年,收到了一份出版合同,成天泡在图书馆里按要求改稿。父母对此毫不知情,认定我是个游手好闲的迷茫青年,于是派给我一个任务,每天下午去一趟姥爷家——帮忙丢破烂。那时姥爷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中风,阿尔兹海默症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只是总觉得自己弄丢了什么以及酷爱提着拐杖,走街串巷,四处拾荒。据说不少健忘的老人都染上了这个怪习惯。

一个老人到底能捡多少东西?如果你没见过,那么是难以想象的。刀叉棒棍,锅碗瓢盆,破衣烂衫,桌椅板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捡不到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只剩下一间卧室还能下得去脚。阳台更是堆得像囤满年货的冰箱,不拿手硬推两下,根本合不上门。

姥爷每天至少出门两回,上午一回,下午一回,直到饭点才想起回家。准时准点得全然不像个退休老人,更像是被返聘回岗的敬业员工。而姥姥呢,拜姥爷所赐,也在家务之外,获得了一份全年无休的工作。那便是收拾他捡回来的破烂。废纸壳,易拉罐,留下来卖钱。破玩具,脏衣服,打包堆在客厅。等待子女抽空回来,将这些垃圾运走。

颐享天年的小家,活生生被破烂掩埋——是母亲那几年里最闹心的事。母亲叮嘱,丢破烂这件事得趁姥爷不在家时秘密行动。一旦被他撞破,便会收获一顿漫长的数落。但实际操作中,我从未偷摸过。每次我一去,姥爷便像是赠我传家宝一般,郑重其事地把他淘来的宝贝,一样样摆在我的面前,供我挑选。我只需要在废电池和坏手机之间故作为难地犹豫一番。姥爷便会背过身去,慷慨地大手一挥说,既然喜欢就通通拿去吧。只要他一松口,姥姥就立马递来一个购物袋,我顺势蹲下,伸手将地上的破烂,快速扫入其中。我与姥姥的配合一直如此默契。

至此,这项任务里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便是如何将这些破烂丢到姥爷找不到的地方。万一他临时起意,出门遛弯,又恰巧在某个垃圾桶里翻到了刚刚送我的宝贝,我想,他一定会很伤心。舅舅就曾因为这种失误,一度失去了姥爷的信任。好几个月,家中的“宝贝”,他都不肯再让舅舅经手。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图书馆接到姥姥的电话,叫我赶紧回去一趟,今天有大件要丢。我赶到时,只见一辆被塞成购物车的婴儿学步椅停在客厅的正中央。我问,姥爷人呢?姥姥灰心地摇摇头,伸手在空中掸了掸,我便明白,大概是又踏上寻宝之旅了。但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按常理,每回满载而归之后,他都要歇息好久,即便再次踏上征途,也要等晚餐之后。我没多想,扎马步般地弯下膝盖,正要将学步椅抬起,姥姥发了话,不急,你过来看看。我赶忙放下,猫身钻进卧室。姥姥说,这儿有一堆东西,你看,还要不要了。

她从床底抽出一只灰蒙蒙的樟木箱子,一开盖,灰尘在午后的光线里,漾出一片微观的银河。我凑到姥姥身边蹲下,这有什么可看的,一块儿丢了吧,留下来能有什么用?姥姥说,舍得丢了?这箱子里装的,可都是你的宝贝。

我将目光投入开了口的樟木箱,手也跟着目光在一件件被码得整整齐齐的老物件里游走。印着十二生肖的蓝色手绢,铅笔长短的铝制宝剑,满是划痕的VCD光盘,还有一盒粉色的大大卷。我拿起那盒大大卷在耳边轻摇,里头就晃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上手一扭,一堆闪着银光的小玩意,散落一地——全是奇形怪状的“碎银子”。

姥姥见我一脸疑惑,便拾起一粒,轻轻剥去它的外衣,“银子”里包着一颗小石子。姥姥又将那“银子”的外衣,缓缓展开,平铺于掌心,这是口香糖的铝箔纸。那一刻我才想起年幼时干的蠢事。

小时候,没朋友,特别是寒暑假,同学大多回了老家,而堂哥表哥,又大我七八岁,仿佛从我懂事起,他们就是大人,无论我如何踊跃,也没法混入他们的团伙。因此每逢假期,我便一个人对着电视机度日。那时我羡慕古装剧中的大侠,总能从袖子里掏出大把银两,给朋友买酒,给歌女赎身。什么是大侠,就是——袖口抖一抖,遍地是朋友。于是我常常翘起鼻子冲着天花板嚷嚷,我也要银子。姥姥问,你要银子做什么?我说,有银子就有朋友。姥姥说,那银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想要银子自己去找!年幼的我当然听不出姥姥话里话外的真意,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电视,寻找大侠赚钱的蛛丝马迹,可大侠的银两总是来得毫无缘由。

某天下午,姥姥买来一条口香糖,抽出一片,剥开糖纸,撕成两半,一半进了她的嘴,一半进了我的嘴。姥姥说,可以嚼,但不能咽,咽进肚子,搅肠子。我点点头。姥姥又说,想要银子不?话音刚落,她就从兜里掏出一颗小石子,包进了铝箔纸,紧接着她将“银子”,朝空中一抛,我便像是小狗扑食般地接住。

姥姥说,天上不会掉银子,想要,自己去找。从那之后,我便迷上了出门捡石子。不能太大,大了,铝箔纸包不住。不能太小,小了,分量不够,掂在手上,不像样子。姥姥说,这糖,一周只能吃一片。我说,太少了。姥姥说,想要银子不?银子就是慢慢攒的,朋友也是一个道理。我说,电视里可不这样。姥姥说,电视里都是骗人的。那些年我究竟捡了多少颗小石子,又动手包了多少假银子,谁也不知道,总之留下来的,就只有这小小的一盒。

那时候,你可比你姥爷能捡多了,姥姥嘴上说着,眼睛仍在樟木箱里摸索,仿佛误入了回忆的迷宫,这些东西你还要不?我说,肯定是不要了,留着能有什么用呢!

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姥姥说罢又从箱子里扽出一只泛黄的小白猴,在我眼前晃了晃。那猴子巴掌大小,却长手长脚。四片透明的吸盘被缝在手掌与脚心,这让它拥有了扒窗的技能。我从未让它使用过吸盘,毕竟夏天窗户太烫,冬天又太凉。有能力,但不用,才是好日子。世上只有讨生活的苦命人才需要使尽浑身解数,而它是我的宝贝,不该如此。当然这都是后来的我编织的漂亮借口,在当时我只是希望它能时时刻刻粘在我的身边。此刻,我一抬眉就看见它皱着一张赭色的猴脸,冲着我怪笑。

对于这只小白猴,我完全无需调动记忆的神经便能清晰地复述我与它度过的无数夜晚。那时,姥姥姥爷回了太原工作,只有过年时才回来看我,父母又忙得不见人影,时常将我一人留在家中。每当夜幕降临,我便将小猴子摆在我的枕边,我盖厚厚的被子,它盖薄薄的枕巾。刚睡下时,我一言不发,在脑中幻想一出它调皮捣蛋,惹我生气的戏码,然后故作冷淡地背过身去,不理它。最多忍个三十几秒,心就软了,扭过头,在一片黑暗里向它发难,外头冷吗?知错了吗?想要进被窝吗?几句质问之后,我会伸手摸摸它毛绒绒的小脑瓜,再说一些热乎乎的贴心话,最后一把将它揽入怀中,一起入眠。那些夜晚,我总是热得满头大汗,也绝不踢开被子,生怕被子一掀,小猴子也会着凉。现在想想,它身上那些泛黄的痕迹,大概都来自我的汗液。

此时姥姥漫不经心地从一堆杂物之中抽出一条枣红色的棉绳,在我面前抖开。盛夏的阳光从卧室窗台倾泻进来,我眼前的画面瞬间被那根红绳劈成两半。

还记得这个吗?你为了这事儿记恨了我们好久。姥姥伸出食指和中指,冲我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努努嘴,叫我看墙上的手影——是一只兔子。一团密密麻麻的恐惧再次将我逼回童年。

那是我上托儿所的第一年,每天哄我上学,是全家人的难题。某天下午,姥姥接我放学,正巧碰上兔贩子,我在摊子前看了两眼,心就乱了。姥姥问,想要?我点头。姥姥说,乖乖上学,就买给你。我立誓般地说好。后来无论刮风下雨,头疼脑热,我都准点起床,穿衣上课。而放学的第一件事便是,冲进厨房撕下几片菜叶,送到兔窝边,眼看着它将菜叶一截一截地送进三瓣嘴,时不时侧耳捕捉它啃食菜叶时的脆响。仿佛眼前的兔子不是兔子,而是无需语言便能沟通的密友。虽然它的腿上始终绑着一根限制自由的红绳。那时的我还不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约是半年后的一个傍晚,姥姥站在托儿所门口,面露难色地说,兔子跑了。

我说,不可能,它绑着红绳呢!姥姥沉默地牵起我的小手,往家走。当我迈入家门,冲进阳台当真找不见兔子时,后脑顿时空了一块。而那根限制它自由的红绳犹如一条干枯的小蛇瘫软在地上。正当我急得直跺脚,姥爷突然说,开饭了。我魂不守舍被姥姥抱上高高的方凳,姥爷夹了一筷红彤彤的肉粒放进我的碗里,尝尝,红烧鸡喔,甜津津的。肉刚搁进嘴,又被我吐回碗里,两腿悬在凳脚边,死命地晃荡,边晃边嚷,找兔子。姥爷笑眯眯地说,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此时他拿筷头戳了戳桌上的那盘浓油赤酱的“红烧鸡”说,这就是那只兔子。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姥姥回头冲姥爷骂了一句什么,便将我抱回房。我犹如小鬼上身般地从姥姥的怀里挣脱,冲进阳台,反复搓着那根枣红色的棉绳。

那后来呢?

姥姥说,后来,你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碎银子,小猴子,红绳子,这些童年里的宝贝被我挨个识别,记忆的画面像是一盏盏年久失修的夜灯在脑中一一点亮。只是这些东西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我还理不出头绪。直到姥姥神秘地一笑,三言两句地从时间的缝隙里挑出记忆的线头,我才终于揪着线头串起了失落的童年。

那时每逢过年,母亲都要在家中进行一次大扫除,任何杂物都会成为她的眼中钉。父亲的东西,哪怕只是衣兜里的发票,她也不敢乱动。于是我的房间便成了她大展拳脚的地方。

旧本子,脏玩偶,一切我心头的宝贝,都是母亲眼中无用的零碎。在经历了几回惨无人道的洗劫之后,我也学精了。临近过年就提前打电话,叫姥姥姥爷来看我。他俩一到,我便偷偷将宝贝塞到姥姥手中,叫她替我收好,等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地盘了,再还给我。现在想来,也许从一开始姥姥的家就是我的垃圾中转站。

 

很多年以后,我常在想,世上很多东西,乍看各有不同,但斗转星移之后,你便会发现它们对你来说,从来就是同一种东西。于是命运,初见端倪。

哐当一声,门开了,姥爷终于回了家,他两手空空,目光呆滞,像是弄丢了什么。一进屋就黑着一张脸。我问姥姥怎么回事。姥姥说,闹脾气,不理他,一会儿就忘了。我问,什么事?姥姥说,乱说话,你来之前,他跟邻居在楼下胡扯了好久。一上楼,我说他两句,他还不乐意了,摔门跑了。我问,女的?姥姥点点头,又一脸惊奇地问我怎么知道。我不合时宜地笑出声,聊就聊呗,这把年纪你还管他交朋友?姥姥说,不是我要管他,是他记不住事,应了别人的事,又办不到。

姥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告诉我,有回邻居要跟团旅游,问他去不去,他顺嘴应了,又没跟我讲。后来邻居替我们留了名额,垫了押金。临出发前几天,人家找上门来,我才晓得。邻里之间,哪能这样,一来二去的,多难看。姥姥怨着怨着,姥爷的背就塌了下来,整个人缩成了客厅里一团黯淡的光影。

你姥爷,仗着自己不记事儿,什么都敢应。逛个菜市场也是,卖肉的问他要什么,他倒好,什么都要。一摸口袋,又没钱,让人家把肉给他留着,说是回家取了钱再来,一到家,又忘个精光。什么都敢忘,就是捡破烂,忘不了。

 

我有意打断姥姥的抱怨,伸手将一地的宝贝重新码进箱子,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我一块儿带走,说罢站起身走回客厅,在学步椅跟前绕了两圈,冲着姥爷说,东西我都带走了啊。姥爷问,你都要啊?我点点头。姥爷说,这么些,你都喜欢?我嗯了一声,不敢看他的脸。姥爷说,都是好东西,你要不喜欢,也不要丢,帮我存着,我这儿存不住东西,说完瞪着姥姥的背影。我时常怀疑,姥爷并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只是不愿意戳破我们串通一气的卑鄙行径。

我来回跑了两趟,才将东西彻底清空。

第一回,丢的是姥爷的宝贝。

第二回,丢的是我的宝贝。

姥姥说,箱子还能用,记得带回来。

当我把樟木箱在垃圾桶前掏干净时,才回过一点儿味儿来,我丢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些被我丢掉的东西,每一样粘着我的记忆,或许它们都曾是我不具名的朋友,那么姥爷捡回来的破烂呢,是否也是被某个陌生人遗忘的朋友?

如果童年里的宝贝都是关照过我的朋友,那么姥爷的东西呢?是否也是日夜关照着他的朋友。他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只有通过一遍遍地寻找,才能捏住一点确定的内容。捡起来,是一次郑重的选择,装进兜,是带回家做客。那一点点的获得,是他模糊记忆里唯一能握住的锚。他像是个老渔夫,每天都要出海,每晚都要下锚,一遍遍地寻找,一遍遍地遗忘,成为他乏味生活里微弱的秩序,让他脑中松动的岁月,不再风雨飘摇。

或许时间从来就是个黑洞,我们所经历的日子,拥有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滑入其中。只有成长的记忆才能将它填满,可衰老又将它们一夜清空。所以就不要问,一样东西,留着有什么用了吧,当我们的心底都有一个洞。

 

临近年关时,我再次去探望他俩。那只柠檬黄的小鸡已全身白羽,看起来足斤足两。我半开玩笑地问,都长这么大了,您是打算红烧还是煨汤?姥爷说,瞎讲,哪里大了,还要长呢!我问姥爷,那等它真长大了怎么办?姥爷始终没接话,专心地用苹果箱给小鸡搭窝。我想,这只鸡应该永远都不会长大了。就像朋友在朋友的眼中是不会长大的一样。

本来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但昨天母亲突然问我,一只鸡到底能活多久?

我问,怎么了?

母亲说,姥姥成天跟在小鸡屁股后头,扫鸡屎。

我说,看来我姥的腿脚还行嘛!

母亲说,你姥说了,还不如让他出门捡破烂呢!

责任编辑:梅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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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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