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参加春节的婚礼时，我还是个异乡人。

小时候，回老家过年是最难的事。我老家在川北大山深处，离大连两千五百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通常的路线是先坐火车到沈阳，再转车去成都，再回老家县城，然后坐两个半小时乡镇巴士，三天两夜，格外漫长。打工的钱不好挣，差旅费，误工费，回乡的花销，来回奔波的疲倦，都是不回去的理由。好在老人也算开明，电话里说，节约点钱，过个节而已，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了，等你们能扎下根了，我们就到你们那里过年。于是我们一家人守在电话边，轮流跟他们说说话，讲自己的生活，讲明年的计划，算是拜了年。

在外扎下根，逃离贫瘠的故土，似乎是他们对父亲母亲最大的期望。

挂断电话后，父亲和母亲总是眼神空空地坐在床边沉默，像是虚脱。我少小离家，对我来说，故乡只是故乡，一个遥远的、并不具象的概念，一个可以用来造句的词语。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除了我们家，同在大连谋生的同乡还有三家人，一家做五金生意，大小算是老板，稍稍体面些，另两家跟我家一样，也是普通民工。我们几家人每年都聚。异乡人的春节，有几个能走动的故人是幸事。飘飘荡荡地活过一年，几家人围坐在出租屋里，尝尝老家的腊肠，聊着熟悉的方言，能让人踏实。

做五金生意那家，有个女儿，大我十三岁，没考上大学，辍学后一直在家里帮忙，我叫她蓉姐姐。大人们喝酒聊天时，她会带我出去玩。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堆出巨大的雪人，插上树枝和塑料红花，然后对着雪人许愿。她从不把愿望说出来，平时话也不多，像是藏着什么心事，我悄悄问过她是不是在谈恋爱，她只是笑着摇头。

有一年，堆好雪人，她问我想许什么愿，我说，想回老家，都快忘了我爷爷长什么样了，我还存了两百块压岁钱在他那儿呢。她愣愣，然后说，我也忘了。我很疑惑，因为她家每隔一年都会回去一趟，怎么会忘呢？她没再开口。许完愿，她带我买烟花，买完回去找大人要火机，他们正在屋里喝酒。她父亲醉醺醺地开玩笑，问我，你是哪儿的人？我想了想，说，大连人。他们都笑，只有蓉姐姐没笑。

我们去放烟花。烟花在雪地上绽开，她站在原地，盯着火焰，久久地出神，不知在想什么。

几年后的春节前，这个安静的女孩穿上婚纱，嫁给了一个大连本地人。

彼时她父亲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婚礼的宾朋大都是当地人，老家人只有我们几家。我因为头一回参加婚礼，很兴奋，拖着收集的一大捆气球跑来跑去，直到响起音乐，注意力才被台上走出的人吸引。

新郎很普通，就像她一样普通，反而显得般配。她有些紧张，但仍落落大方，在接下来的流程里尽可能维持着从容。到敬茶时，一个衣着朴素、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在司仪的搀扶下上了台，小心翼翼地在茶桌前坐下。茶桌另一边的椅子是空的。我正疑惑，她轻轻喊了一声，奶奶。声音里的从容消失了。老人答应，声音像枯萎的叶子，然后接过茶，从口袋里掏出红包递给她和新郎，不经意看向台下的人群时，眼神里分明是怯怯的躲闪。

我才忽然想起，她说过记不得她爷爷长什么样了。

司仪让老人讲两句，老人摆手拒绝，话筒还是递到了嘴边。大厅安静下来，老人嗫嚅许久，什么都没说出口。老人静静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默默下台，消失在人群里。她望向老人的背影，司仪提醒双方父母上台，她只好又回过头，继续流程。改口时，她已经明显有了哭腔，司仪对台下说，新娘子太激动了，再来一遍好不好？台下人跟着起哄。顿了顿，她对着新郎父母喊，爸，妈。台下鼓掌。她开始流泪。新郎抱住她。台下掌声更大。像一场热闹的表演。

我很不理解。她明明在哭。可她为什么哭呢？

很多年以后我才了解这段故事。婚礼上的老人，她的奶奶，不是亲生的。她父亲是捡来的孩子，长成少年时，老家兴起打工潮，于是独自走出大山，去寻起出路，寻起自己的命运。她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忙着工作，她就只好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过了一些年，父亲做起了生意，娶了新的妻子，把她接到了大连，一直没再回去过，直到她爷爷去世后，才隔一年回去一趟。

那个老人独自在大山里，目送着少年成家立业，为人夫为人父，又目送着小女孩长大，离开，漂流到陌生的土地上，奔向她自己的人生。等老伴离开了，陪伴她的就只剩下大山、草木、河流与墓碑，她孤独地守望着这一切，守望自己隐没的人生。终于有一天，小女孩也要嫁人了，她七十多岁，还走得动路，也许下一次更大的事就是自己的葬礼。于是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她，独自买了票，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来送小女孩最后一程。

得知这些时，也是春节前，那是许多年后，我在老奶奶的葬礼上最后一次见到了蓉姐姐。彼时她已经离了婚，带着女儿独自在广州生活，中间那些年，没回过老家，也没回过大连。她胖了很多，我没认出她，直到她离开我才知道那是她。她依然沉默。看样子，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这么多年，我依然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

当年的婚礼结束后不久，我们几家人聚过一次，她丈夫没来。她父亲照例喝醉了，对我们讲述那些艰辛的过去，哭着说，终于扎下根了，终于走到今天了。他是个很坚硬的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这个男人掉眼泪。我想象着，那个独自离开家乡的少年郎，为什么会在漫长的岁月里被生活塑造成现在的样子，我以后又会成为怎样的中年呢。我想不出答案。

我和蓉姐姐像往年一样出门买烟花。途中我问她为什么会哭，她说，不知道。我说，你以后是不是不会回四川了？她摇头说，不知道。我说，结婚开心吗？她说，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我说，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家了？她看着我，问，你觉得我有家了吗？她眼神很真诚，这大概是个疑问句，没有其他含义。

我没回答。我不知道。

我说，我们要回四川了，我爸爸说以后不回来了。

她说，真好。

我点燃烟花，无端想起了那个老人。此刻她应该坐在大山角落的老屋里，一个人烤着炉火，望向空空荡荡的院子，她会想些什么呢。

她像从前那样望着燃烧的火焰，我想起了以前堆雪人的时候，今年没有雪，不知道她会怎么许愿。那时候她还是个女孩，今后她会去向何处呢。

烟花升空。她双手紧扣，仰起头，闭上双眼。

3，2，1，新年快乐。

二

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认识父亲时就是。他们在大连相遇，自由恋爱，母亲会买同款的毛衣，织上同款的花朵，有了我以后，毛衣成了三件，花朵也织成三个，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在外漂泊，每逢佳节倍失落，也总是母亲先打起精神，说，来，大扫除！父亲笑着应和。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一家三口挽起袖子，像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搬过几次家，到哪里她都能和邻居打成一片，我因此有了很多阿姨，红包糖果碟片漫画书，从没缺过。

他们离婚后，她留在东北，我跟着父亲回了四川。他们的感情破裂得很难看。那年他们三十岁出头，尚有稚气，一年不到就斗气似的找了下家。我还没从家庭破裂的现实里缓过劲，父亲的婚礼就开始了。

继母也是镇上的人，我叫她阿姨，她也有个孩子，大我几个月。临近春节，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来了，婚礼没大操大办，但也热闹。我和同学在后院玩弹珠，继母的女儿或许不知道能去哪儿，怯怯地走过来，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他们问，这是谁？我愣了半天，说，我姐姐。他们笑，天上掉个姐姐下来，以后娶了做媳妇。我发了火，用手里的弹珠砸去，他们作鸟兽散。

我和她坐在后院，大眼瞪小眼，不知说什么，最后还是她开了口，说，你妈妈呢？我说，在东北，你爸爸呢？她说，在广东。她张张嘴，似乎还想问什么，但没有开口。我们只好望着天空。

奶奶过来，叫我去帮忙，被爷爷拉住。爷爷吼她，什么场合你让他去？奶奶不甘示弱，就是要让他去。我不明所以，跟着奶奶去了。房前摆了二十几桌，坐满了人，有眼熟的，有不眼熟的。我第一次见父亲穿西装，原来他这么挺拔。他和阿姨正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奶奶推我一把，说，你过去。于是我过去，走到父亲身边，下意识想抓着母亲的手，伸出手时才想起这是另一个女人了，只好缩回来。父亲看见我，给桌上的大人们介绍，我儿子。然后说，喊人啊。于是我跟着父亲说的称呼一一打招呼。大人们笑着，或许是似笑非笑，看着我说，真懂事。

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这种场合被这种词语夸奖。我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要被他们的眼神淹没。

我撒腿就跑，听到父亲在身后喊了一声，也没停。跑到楼上，我用座机拨通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过了几秒钟，电话通了。那头喂了一声。此前那种莫名的情绪才终于成了委屈，涌到眼睛里，我擦擦眼泪，把听筒使劲贴在耳朵上，生怕听不见声音，说，妈妈，爸爸结婚了，你快回来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不回来了，你要听话，快快长大。

她讲了很多，我心里难受，没听进去。挂了电话，我头昏脑涨，身体轻飘飘的，打开门，继母的女儿正站在门外。我朝她吼，你在这儿干啥，滚。她沉默，绕过我，走进房间，在书桌前坐下，说，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有些愧疚，但不知该说什么。她定定地盯着座机，盯了很久，手却一直没按下去。半晌，我说，打啊。她还是愣着，回过头，带着哭腔说，我记不得他的电话号码了。

第二年春节，母亲结婚了。婚礼前她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回大连看看。我说，我住哪儿？她说，给你开个酒店。结婚前，她的婆婆指着她鼻子说，敢带着你那个儿子来，我就自杀。我知道，所以告诉她，我不来。她说，妈妈要结婚了。我说，我知道。她沉默一会儿，说，那你在家好好的。婚礼当天，我用她买给我的诺基亚给她发了条短信，妈，新婚快乐。她没回我。

几天后的除夕，星空璀璨，我爬到楼顶，给她打了通电话。我给继父拜了年，然后和她聊天，说老家的学校，说我的成绩。那天她也讲了很多，关于她，关于从前，没有母亲的姿态，更像在给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诉说。

她小时候喜欢跟在舅舅屁股后面跑，人家问她长大了想嫁哪种人，她说不想嫁人，永远待在家里才好。人家就说，女孩子是别人家的。初中毕业，辍了学，揣着三百块钱和十几个煮鸡蛋坐上火车，看着窗外掠过的大世界，她心潮澎湃。初到大连，她在饭店做服务员，住在油污的阁楼上，一张行军床，一把椅子，一个编织袋。她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哭着给家里写信，却从未寄出去过，因为始终记得那句话，女孩子是别人家的。

后来嫁给父亲，怀孕时听说父亲在外的不检点，又在日记里劝慰自己，日子总会好。有段时间，有个男人追求她，被她拒绝了，但他很执着。后来我得了一场大病，父亲在外面，家里没人管，她拿不出钱，那个男人掏了医药费。去成都看病时，男人一大早在车站接我们，白天跑前跑后，还给我买了身衣服，傍晚又送我们回火车站。母亲抱着我，说声再见，走进人潮里，他们从此再也没见过。回程的火车上，母亲抱着我站在窗前，默默地流泪。

漂泊的十几年，世事变迁，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那个男人后来死在汶川地震里。跟继父结婚前，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从父亲手里牵过她的手，又交到了继父手里，然后朝他们挥挥手，转身离开。

好像从来没真正拥有过什么，她说，明明那么认真地在活。语气很平淡。

在大连时，我们一家人很喜欢看星星。除夕时没有星星，我妈也会在墙上贴满亮片，像简易的星空顶。而那天夜里，我坐在屋顶的瓦片上，头顶的星空如此真实，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真正的她，我和她在同一片星空下。

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到下一程了。母子一世，走得再远也分不开。你要走好自己的路。

我说，有人在放烟花，你那边有吗？

她说，有，还有星星。

我说，妈，新年快乐。

她说，怎么不叫妈妈了？

冬夜的风吹来，我清醒了些，感觉自己有了力量。我没回答她。新年将至。我想我已经长大了，我再也不会害怕只能独自面对的漫长前路。

三

每年临近春节的日子，我都会想起一个特别喜欢的句子：人们忙着生，忙着死。萧红几个字就把人的命运写透了。这句话有种宏大而平静的悲凉，使人无力，却也因此有力。可惜我始终无法从中感受到具象的事物。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想起它，或许是因为春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匆匆忙忙。

前些日子，大伯家的哥哥结婚，我匆忙上路，赶回阔别许久的老家参加婚礼。我和本家的堂哥同行，他也很久没回去过。久别重逢，又近乡情怯，难免聊起从前。这些年家乡变化很大。乡镇学校的衰败越来越严重，小镇的中学只剩下几十个孩子，小学操场已经成了荒地，杂草丛生，教学楼里桌椅胡乱堆积着，只有几个退休的老教师还住在宿舍里。路好了很多，不用再担心泥泞，但车子却越来越少，因为几乎只剩下老人。往年还有孩子，但现在大家都卷，除非太穷，不然谁都不想自己孩子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长大。

结婚的哥哥是建筑工人，九五年生人，十五岁离开学校，走上父辈的道路。他们远离家乡，在冰冷的人潮里沉默，建造起一座座辉煌的都市，给了无数人一个光鲜的家，唯独遗失了自己的故土。我和堂哥能对着电脑工作，已经算幸运，可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世界或许变了，也或许没变。

聊到最后，话题从游戏、恋爱、玩乐变成了房子、车子、结婚。他说准备回南充买房，再看看工作，在成都一个月挣八千，活不下去，家里帮不上忙，他实在不想下半生像机器一样供一套老破小的贷款。我准备买车，跟他聊品牌和配置，又说起感情，他讲他相了几个亲，对方彩礼要价如何高昂，我讲前些日子遇到的女孩，让我动了结婚的心思。不知何时开始，这些事情忽然出现，像丝线，织成一张细密的网，围起我们的生活。他熟练地开车，像个大人，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抢着骑一辆老二八大杠的样子，才清醒过来，原来已经2023年了。

没有外星人，没有大街上会飞的汽车，没有年少成名的风光，只是长大了，要面对未来，学着父母的样子一样和人交际。仅此而已。

高速上遇见一路婚车，又聊起此行主角。他是个很沉闷的人，逆来顺受。小时候成绩差，无心读书，让他辍学，于是十五岁就辍了学，让他去工厂，于是跟着大哥进了几年工厂。那几年浑浑噩噩，没攒下钱，没学到手艺，每年春节回家都被骂，也从来不反驳，只是沉默地听，然后说，晓得了。后来几年，他漂泊数地，东南西北都去过，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只好随严厉的大伯去了广东，成了城市角落那些年轻的灰扑扑的民工兄弟。

家里倾尽全力，买了车房，剩下的只能靠他自己。他只好像从前那样默默接着，没说想要什么人生，也没说不想要什么人生。现在终于结了婚，对不对得起自己不知道，至少是完成了任务。

婚礼很简单，没请唢呐，没搭舞台，工程重心在婚房布置上。唐家虽然人丁兴旺，奈何全是男丁，手脚不细，一群男人对着绣花活抠脑袋，最后奶奶出面，叫来这些男人的媳妇，忙了一天，才把婚房收拾得像个样子。婚礼当天，他紧张得颤抖，不停喝水，接到新娘时，脊背笔挺，像个木偶。新娘子告别父母时掉了眼泪，他不知所措，只好给她递纸巾，回身到岳父母面前跪谢。终于回了家，他依然紧绷，接着是敬茶和拜堂，最后一步，夫妻对拜，他和新娘对视许久，终于活了过来，缓缓弯腰，从此成了一个丈夫。

众人欢笑，鼓掌，大喊，十分快活。

人们忙着生。

远处的奶奶戴着棉帽，望着仪式，轻轻笑着，背后是我家的堂屋，墙上挂着爷爷的遗照。那是另一段故事了。爷爷死后，她没找老伴，独自在老家生活，死活不去城里。这些年大伯家的两个堂哥成了家，大哥有了孩子，父亲事业顺利，我大学毕了业，家族往前迈步，而往事在时间里，被雨打风吹去。

那天山上办着婚礼，山下办着葬礼。葬礼的主角是爷爷的故人，我曾经骑摩托拉过他下山，他讲，你爷爷了不起哟，走得太早了。这些年里，一代人长大，一代人消亡。本来说家里有红事，不能去白事，奶奶坚持要去，说爷爷生前信基督，没这些讲究，老朋友走了不去送一送才是不讲究。于是我陪她下了山。山下的路上也停着许多车，各地牌照，看样子也是匆忙赶回来的。主人家披麻戴孝，地上零落着黄叶，一片萧索，山上山下像两个世界。

挂完礼，我扶着奶奶上山，走到山腰时，白事的唢呐班子猛地吹起哀乐，我随着奶奶回头望去，山间云雾缭绕，深冬的大地正在沉睡，只有人类还醒着。奶奶突然说，你爷爷死了九年了。这些年我们都在外地读书工作，奶奶独自在老家，没说过孤独，但有时会和爷爷的遗像说话。奶奶说，你也要快点成家，不晓得我还看得到不。山下的哀乐在山间回荡，经久不息。

人们忙着死。

婚礼结束，我坐车离开，那些赶回来的车子也一起离开。原本热闹的家门霎时冷清下来。回成都后，我接到奶奶电话，问我是否平安到家。我说，到了，你一个人在家？她说，嗯。我说，他们呢？她说，你爸爸去城里了，大伯和哥哥们都去亲家了。我想起她热闹过后孤零零坐在房前的身影，有些难受，但不知说什么，只好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嘛。她像是怕我挂了电话，急急地问，你今年过年回不回来？

我眼眶一热，几乎没忍住。

我说，回，肯定回，忙完就回。

她满意地说，好，那我睡了。然后挂了电话。

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萧红那句话，接着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总是会在春节想起它。

记忆里的春节，就是吃不完的酒席。春节前后，结婚的人图热闹，濒死的人难熬过寒冬，红白事扎堆，人们团聚在一起，或庆祝，或送别。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生活里抽离出来，造就一场热闹，让平凡的人当一次主角，无数种命运又在这种热闹里交织、膨胀，像一场盛大的舞台剧。繁华落幕后，人们相互告别，返回生活，再次启程，前往下一站。

春节本身也一样。生活漫长而颠簸，像潜在深海，时刻要提心吊胆，春节回了家，就是探出了头，看得见阳光和山脉，终于能大口呼吸，短暂清醒。但毕竟是短暂，眷恋再久，总要收拾好行李出发。

下一站有什么，谁都不知道。而终点是什么，每个人都清楚。

春运的人潮，高速的车流，国道的摩托，穿白纱的新娘，挂挽联的老屋，藏着多少人生呢。

人们忙着生，忙着死。如此具象。

四

但无法停止。

岁月无法抵挡，像逆着洋流游泳，触碰到鲜活事物的每一个瞬间，自然意味着上一个瞬间的消亡。故土的消亡，故人的消亡，情感的消亡，自我的消亡。好在还有此刻。可以选择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往前往后还是往左往右，追逐欲望还是追逐月光，清醒着听听风声还是麻木着继续追赶。在未来面前，哪种选择都会有错，但也意味着，每种选择都是正确的，所以大可勇敢些，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团圆也好，新婚也好，送别也好，都是一次清醒的呼吸。生活也许是洪水，我们一次次倒下，但听听自己的呼吸声，总归还能站起来，再次向它敞开怀抱。我想这也是春节的意义。

新年快乐，朋友们。

愿我们路途漫长，步履不停，有枝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