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彩英
妈妈告诉我，必须好好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我如果不做完作业就跑出去玩，回家后等待我的就是无尽的眼泪，她一直哭，哭得我心里都发毛。
“连你也不听我的话，我真不想活了。”
暗黄的灯光下，妈妈泪眼婆娑。那时爸爸已经搬出去和别人结婚了。
有时候我正在做作业，妈妈会在一边一直看着我。
“要是你爸爸在，他就会让你挺直腰板。”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我没法集中精神做作业了。”
“好好，我出去。”
等妈妈出去，我才感觉轻松。我怕她看着我的眼神随时可能变得悲伤，或者变得愤怒。我不记得那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总之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奇怪。像过山车，情绪不稳定。好的时候很好，但生气起来吓人得很。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没有！”
“我让你不要跟小梅在一起玩，她不是好孩子……”妈妈总是要扯一些不沾边的理由来限制我。
小梅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偷偷地在大院里摘一种不知名的红色的花，挤出红色的汁液染指甲，对着阳光看。小梅的发卡经常变化，只有一根橡皮筋的我好羡慕她。有天她还带来了她妈妈的淡粉色唇膏。
“这个颜色最浅，不会被发现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嘴上抹唇膏，看着彼此的脸哈哈大笑。
“我好看吗？”小梅说。
“好看。”我发自内心地说。她那么自信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能力。而我呢？我甚至不敢开口问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无意在衣柜的深处发现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家里没人，我把门反锁，把连衣裙套在自己身上对着镜子欣赏。
连衣裙很宽松，我抓过妈妈的皮带系在自己腰上，微微隆起的胸部和细腰就这样清楚地显现出来。我试着把头发绑高，露出白白的脖颈。一切都是美好而又安静的。
突然间一阵拍门声，妈妈在外面大叫我的名字，那叫声尖利到可怕。我来不及把连衣裙脱掉就去开门，妈妈的脸色都变了：“你在干什么！”她过来摇我的肩膀，瞪着眼睛确认我的呼吸，好像我是个鬼魂。
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那么怕失去我。一股幸福感围绕了我，我们从没这样交流过感情。但不过几十秒后她就把我放开。
“你穿成这样，以为很好看吗？”她的眉头皱紧，盯着我的身体。
“我告诉你吧，一点都不好看！以后不许锁门！”她好像在后悔刚才给我了那一点点温情，报复性地要从我这里拿走更多。
我哭了。
现在，已经没有事情能让我哭。再难的事情都会过去，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孤独、丈夫出轨。再难的事情，都可以被解决，只要够努力。“接受不能被改变的”，是我常想起的一句话。它教我保持宽容和开放，把自己改变成适应环境的样子。凭着这样的信念我才走到今天，不然我要怎么办？
如果像妈妈一样抱怨、易怒、情绪不稳定，身边的人只会渐渐离她远去。爸爸就离开了她，多年之后，我也离开了她。我尽孝道，花钱送礼，定时回去看她，但事实上我还是离开了她。
“子女本来就应该独立。”渡边说过。我想他说得对。他还说过夫妻也应该独立，所以我们一直在分摊生活开销和房租。
“这个月的水费是三千五百七十日元，你给我一千七百日元就好了。”渡边对数字很擅长，他把这个数字写在玄关的小黑板上以免我忘记。
“为什么你要出一半？”妈妈用中文问我。
“因为我们说好了要分摊……”我知道妈妈很难理解这种相处模式。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泡澡，是他每天在泡澡啊。那个用水最多。”妈妈说。
我这才想起我没有泡澡的习惯，是渡边每天泡澡，这个水费确实应该他多出。
“孩子生下来，尿布又算谁的钱？”妈妈继续问。
“我想应该是分摊吧。”
“你要全天照顾孩子，收入从哪里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妈妈再次戳中我的谎言。我说怀孕时翻译做个纪念其实也是因为需要钱来生活，没有安全感。
“她在说什么？”渡边用日语问我。我只能骗他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那天晚些时候，渡边出了门。妈妈跟我说：“你要提出你的要求。”我立即就明白她指的是我和渡边的生活花销问题。
“我又不是为了钱和他在一起的。”
“你要想想你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尊重，也要想要爱，想被照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口。
“他连张书桌都不买给你。”
我的脸红到耳根。妈妈怎么能把这么大的罪名这么轻易地说出口？“你根本不好看”、“他都不愿意为你学中文”、“他连张书桌都不买给你”，一直以来妈妈眼里的我都是如此，不好，不值得被珍惜。
“你只是想要我跟你一起骂人而已！只想说自己被人怠慢、被人伤害，只想自怜而已！”我的声音颤抖，自己听起来都很陌生。这的确是很久以来我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我第一次把它说了出来。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你必须提出你的要求。”妈妈说完轻轻摇摇头：“你想要静静，对吧？我去超市逛逛，过会回来。”
我曾经跟妈妈说我不喜欢争执，和渡边偶尔吵架的时候只希望两个人在空间上暂时分开，彼此冷静一下。没想到妈妈记得。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考虑我在怀孕，这次她来东京，对我明显变得宽容了很多，很容易就会被我说服，还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比如我跟她说我晚饭不要吃白米饭了，因为容易胖，而婴儿的营养主要来自蛋白质，我晚饭只吃青菜和肉类，对此她没有追问就答应了。再比如她最近不再去超市立即回家，而是“在附近转转”。据她说她发现了几个小公园，乘凉很舒服。
妈妈走后，客厅里只留我一个人，我又想起来那些小时候的日子，害怕、孤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这样的人，不好看，小地方出身，只会学习的书呆子，也可以跟男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吗？如果我连提出自己的要求都不敢，或者甚至我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我还能保护我的孩子吗？
天要黑了，渡边发来信息，说晚上会工作到很晚。我习惯性地回复了个“好”之后，突然发觉距离妈妈出去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往常她多则一个多小时就会回来的。我有种不好的感觉，拿了外套和钱包就出去找她。
在家附近的超市找了一圈，没有她的影子。我心里焦急，表面镇定地捂着肚子在周围的几个小公园继续找。在离家走路大概十五分钟的一个小公园，我远远就看到了她。天已经黑了大半，她坐在路灯下的长凳上，背对着我，但我一眼就看出是她，因为她穿着“中国人会穿的那种衣服”，和我在日本买的都不一样的那种。我看到她的双手抱着额头，像是一场消除头痛的仪式似的。我想起她曾经在我小时候给我说的那些风水故事，被下咒语的老婆婆，奇怪的房子，但只有零星碎片，想不起内容了。当我自己可以看懂文学名著后，我早把那些扔到破角落里了。
我想过去，质问她怎么还不回家，但我始终迈不出那一步。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直到我发现天完全黑了，她的身影轮廓在光影中清晰可见，我这才注意到她在哭。她的肩膀在抽动。她的双手捂着自己的双眼。
我感到一阵难过，因为我和她血肉相连。随即，我想起一件关于自己的事。
那是十年前，我刚到东京没几天。说是东京，其实房子租在东京都之外的琦玉县，那里相对房租便宜，交通也算方便。我在一个中国人房屋中介那里找的房子，因为我那时我几乎不会任何日语。我还在中介那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我兴奋地骑着自行车在家附近探险，哪里有便利店，哪里有公车站，我都想搞清楚。骑车在附近转了几天后，那天我又骑车出去，只不过出门时已经是傍晚。我顺着已经熟悉的小路骑，但十分钟后我傻眼了，天黑了，我记得的路标都不见了。硬着头皮继续骑，却感觉越来越陌生，我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骑到了一条从没来过的路。
那时我的手机还没办好，没有网络，查不了地图。
我不敢停下来，怕别人像看可疑分子一样看我，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再骑到下个路口看看，说不定就认识了。但理智告诉我，这样只会离家越来越远。
那里不是繁华的东京，住宅区里没有亮灯的店铺。我昂着头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眼泪迎风从嘴边滑落。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想要生活下去注定要吃很多苦。
最后我骑到了一个警察岗，把我的住址写在纸上给他看——我不会说日语，就像个哑巴。
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因为迷路了才在小公园里哭的。而如果我错过了现在，就代表我们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谈起这件事了。
明明有太多事情我们应该谈，但我们都在回避。
比如她给我的伤害，她知道吗？因为她在我的印象里总是挑剔、总是消极、总是抱怨，所以我不擅长和人相处，也害怕和人亲密。正是在我怀孕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孕育一个生命之后，我才开始想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也想问问她，如果我的丈夫在我怀孕时再次出轨，我该怎么办。
“都七点了。”我尽量表现得不动声色，出现在妈妈面前。路灯下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在乘凉呢，这儿真舒服。”
“渡边说他有案子，要很晚回来。”我在她身边坐下了。妈妈没来照顾我时，我也经常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想着我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哦。”
我以为妈妈会说渡边的坏话，没想到她只是轻轻发出了一点声音，表示她听到了。
“渡边太忙了。下个月还要去外地出差，不知道我生那天他能不能到产房陪我。”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事。他出差的日子刚好是我预产期那一周，万一他不在，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要求他不要去出差。”
说实话，我没想过这个可能，因为我默认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虽然他没有说，但我可以理解：不管是跟客户见面还是出庭，时间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更不要说也许那个客户的后半生都掌握在渡边的手里，我怎么忍心去打破他的客户的期待呢？
“出差不是他能决定的。难道他故意要在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出差吗？”
“怎么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当然可以推脱掉。”
“你为什么不能把他往好处想想呢？渡边你不满意，小赵你也不满意。”
“我根本不在乎小赵或者渡边，我在乎的是你满不满意、开不开心。”
我愣住了，原来妈妈看到的小赵和渡边，是透过我的眼睛看到的。不满意、不开心的那个人是我。
“唉，你处处为他着想。”妈妈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这是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了。“你从小就是好孩子，为人着想。你还记得吗？你让我抱你，我说我怀着弟弟呢，抱不动你。你就懂了，很乖地自己走。”
弟弟，像是上辈子的事。我只依稀记得有一阵妈妈和我很开心，准备迎接弟弟到来，那时我们不住楼房，家附近有农田，那到底是哪儿啊？我的弟弟去哪儿了？
“我怕他不在。”我一阵悲伤。
“就算他不在，也不要害怕。”妈妈温柔地说。
“我怕我听不懂日语，生孩子的术语语言学校没教过。”
“你日语已经很好了。你去超市什么都懂。不要害怕。”
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我想我不仅是怕渡边不在，我也害怕渡边这个人。
我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件事。
妈妈来东京照顾我之前，我和渡边吵过一架。吵架内容并不严重，甚至可以说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大概就是谁忘记按日子扔垃圾这种小事。
我记得本来一切都已经平静了，他却突然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道：“你知道吗？夫妻离婚，有一成的孩子会归爸爸抚养。”
我一瞬间没明白他的意思是“只有一成的孩子归爸爸，绝大多数是归妈妈”还是“有一成的孩子都归爸爸，很多吧？”他经常告诉我一些法律小常识和数据，我也都是兴致勃勃地听，但离婚和孩子分给谁这个话题还是让我吓一跳。也许他最近在跟进的是离婚案件吧，我想。
“看来日本也是优先把抚养权给妈妈啊。”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应该也是如此。
“一成。十个爸爸里只有一个爸爸能拿到抚养权。”他骄傲地看着我：“我肯定是那一成。”
我感觉一阵寒气从脚底升上来，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以他的口才和人脉，一定能打赢官司，得到他想要的。我只是没想过有这种离婚的可能，但他想过了。
“为什么呢？我是说，法院判这种事都看什么？”我装作以往那样跟他请教法律小常识。
“日本的法律虽然也是讲究‘以母性为先’，但最终还是要看孩子跟谁生活会比较幸福。”
“经济能力什么的？”
“经济能力当然很重要啦，还有居住环境，父母一方有没有过失等等。”
我想起刚开始约会时渡边跟我说过的一个案子，一个失职的妈妈被判定没有抚养能力，孩子被带到了福利机构。
“她自己没有收入，住福利房、打零工，把女儿锁家里出去陪酒。那个女儿真是太可怜了。
“这些案子太简单了，拍几张那个妈妈和‘男朋友’在一起的照片，水电费欠费证明，就够证明她多荒唐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爸爸愿意抚养，就归爸爸。可惜爸爸也不愿意出面……”
我记得当时我眨巴着贴着假睫毛的眼睛，学着刚从日本杂志上学到的无辜表情看着他滔滔不绝，他西装革履，谈吐非凡，还照顾我这个中国人，隔几句就问我懂不懂他的意思。
我尝试为那个妈妈说话：“她去陪酒可能真是生计问题，毕竟要养孩子……”
“她应该做的是请个好律师，把不付抚养费的孩子爸爸告上法庭。日本法律规定每月要给抚养费的。”
“也许她不想再和那个爸爸有任何牵扯了。”
“也许吧。”
他笑笑地看着我，像是不屑与我争。他对他的专业有绝对的自信，我一直都知道。
如果我们离婚，孩子他一定会得到。渡边清晰地告诉了我这点，听到的时候我虽然怕得要命，但还是佯装镇定和温柔，在心里劝自己，我们是不会离婚的，既然不会离婚就不会发生孩子属于谁的闹剧，我不用瞎担心。
可那个标准——孩子跟谁会比较幸福的标准——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时不时要问自己：我真的能当一个好妈妈吗？毫无疑问地，渡边摧毁了我的一部分天然的信心。我因为他的坚强独立而爱上他，同时被他骨子里某处的冷漠所伤害。他讲道理，看证据，他善辩，用语言来捍卫自己的论点、抨击别人的弱点，这是他的工作、他的天职。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没有把发现他出轨的事情摊开来，不是因为我想保护这段关系，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把握，而是我知道争论起来我一定会输。
他会说：“你翻我的口袋是不信任我。”
他会说：“你怎么证明那个照片里的手机是我的？”
他会说：“你没有证据。你疯了。”
我听过太多这种话了，虽然不是对我说，而是他对电视里的情节、他接手的案子的评论。对象换成我，他也不会口下留情的。
刚吃过晚饭的孩子们陆陆续续来公园玩，我和妈妈依旧保持着并排坐的姿势，她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
“我怕我还没准备好当妈妈。”我说。
“你已经准备很久了。”
“啊？”
“孩子在你肚子里，和你朝夕相处了那么久了。”
是的，我们相处很久了。我感觉到她在我肚子里的动静，她的小脚会踢我，产检时我还听过她的心跳声，那么强壮。她每天跟着我一起活动，吸收我吃下的营养，如果我剧烈运动她会表示抗议。我所有的内心独白她都听得到，一个身体，两个心跳。
“告诉渡边你需要他在场，告诉他你的要求。能不能办到是他的事，与你无关了。”
我答应了。妈妈说得对，不能因为害怕答案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干脆不去问。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个世界遍地都是危险，她没有任何能力，不怕火不怕水，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完全依赖于你。作为一个妈妈，你不能再把精力放在一些无所谓的事上，不要去争没有意义的输赢，你要承担起责任。会有很多事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干涉你，让你没有办法关注自己的孩子……你要时刻专注，要警惕，要坚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的孩子。”
像是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滑滑梯上你追我赶，哈哈大笑。我转过头看妈妈，路灯下的她比我印象中更瘦小、坚强，像一座小山。
“然后有天她会离开你，你就知道，她长大了。”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泪水闪闪发亮。
任蓉蓉
看到毛毛的厨房时我的心一阵绞痛，简直喘不上气来。一直以来我以为她一定早都忘记的事，看来她还记得。我后悔，我后悔的事太多了。
我和川川在舅舅家的偏房生活了快半年，时间慢得像是在坐牢——说坐牢可能还挺准确的——产后我恢复得不好，很少下床，更少出门。一天舅母高兴地跟我说，她去找熟人打听了，回城的户口就快开放了，最多还要三个月。
我记得舅母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俩一起放声大哭。她还跑去佛像前面磕了几个响头。那真是有了盼头，三个月，有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我就有了盼头。
但是风向在一个月后再次改变，妇联派人来通知我们：把孩子都带到红房子去，统计人数。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统计人数”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被手推车推到红房子的时候是个临盆的孕妇，那时他们也是说“统计人数”，统计什么人数？做什么用？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家？那时候根本没人想到要问这些问题，只能默默地照做，争取“好的表现”。
舅母抱着川川，我跟在后面，我们又来到了红房子。一切都没有变，芬如被刮宫的那个病房早都空了，我还是不敢多看一眼。再往里走，有人声了，有三个和我一样的母亲，都是以前做孕妇时就认识的人，但氛围却很紧张，没人聊闲话，更没人提芬如的事，大家都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皱着眉头。屋里只有一张大床，铺着薄薄的棉被，象征性地放着一个枕头。
舅母陪我等到天黑，主任“去县城开会听报告回不来了”，妇联的人让我们先回去。
我和其他几个母亲准备走的时候，有个人说：“你们大人回去，孩子留下来。”
大家都不愿意。
“怕什么？妇联就是管妇女儿童的。明天要统计人数。”
川川当时才六个月，还没断奶。我跟妇联的人商量能不能明早再送他来，得到的答案是“不搞特殊，必须留下来。”
写下这些，我已经太累了。退休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提笔写字了，更别说是这么长的信，上次写这么长的信还是跟光辉通信的时候吧。
因为生病，我现在左眼视力几乎为零，看不清纸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把两张创可贴交互贴在左眼上——像是给左眼打了个“叉”，全靠右眼才能看清楚，反正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担心会吓到谁。来东京之后我不再看电视了，因为听不懂日语，毛毛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公园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总害怕把这些事忘记，那就彻底没有机会跟毛毛说了。于是我在超市买了这个笔记本，在腿上摊开，开始尝试把还记得的事情写下来。
有时候我想象着舅母的脑子里长的那个瘤子，越来越大，先是压迫视神经，再压迫脑子——就像那些回忆，压迫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挤得乱七八糟，没法再喘一口气。我知道它有天会大到变形，挤爆所有东西，从我的一部分变成超越我的存在，但目前我依然和它和平共处着。
我把川川留在了红房子，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选择。
还有其他三个孩子也留在了红房子，并排被放在屋里的大床中央，枕头没用处，被扔在一边。
我们每个母亲出去没有不掉眼泪的，但掉眼泪在当时实在是太平常了，自己抬起衣袖擦擦就行了，不值一提。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去红房子了，其他几个母亲也一样。孩子们饿了一夜，哭得响，但各自的母亲一来，喂上奶，全都安静地睡着了。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妇联的人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香菇包子当早饭：“大家配合工作，工作就顺利，大家都能早回家。”
我注意到妇联的人说“早回家”，我想她应该说的是回城里自己的家，这也正好印证了舅母的消息：快了，快到回家的日子了。离舅母说的话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回家只剩两个月了。我想想毛毛，光辉，我们在城里的家，再看看川川，真是感觉好运要来了。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只后悔我那么蠢。就因为一点点希望，就因为一个香菇包子，我就忘记把牙关咬紧，要是把嘴咬出血来我就不会掉以轻心了。我真是该死，怎么能像个橡皮筋一样反反复复呢？我忘了我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随时都在等着路过的风来决定我的命运啊。
妇联主任虽然回村了，但据说政策还没有定，“在等上头通知。”她说。
“我们稍安毋躁，再等一等。”她说。
“母亲们回家睡觉，早上来看孩子，喂奶，都是可以的。白天可以在红房子里跟孩子玩。”她说。
妇联的老张负责夜里看孩子，说是看孩子，也就是把他们放在床上不管不问，任凭他们哭。
“孩子一整夜没有奶喝，是真的饿。”
“还那么小呢。”
我们几个母亲都觉得孩子可怜，跟妇联主任商量能不能夜里留宿。
“就一张床，哪能睡下大人？你们多配合吧！难道我想干这个？夜里四个孩子一起哭，脑子都要炸了，一夜合不了眼。”老张埋怨道。大家都不吭声了。
“后天就能接通知。”妇联主任信誓旦旦地说，她跟我们挤眉弄眼，言下之意就是通知一下，我们就能回城了。
“大家都辛苦了，配合我们工作，感谢。”她说。
川川在红房子一个人过了三个夜晚，没有一个母亲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做了。
第四天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天没亮就出门了，一看到红房子，就听到婴儿们此起彼伏的哭声，但我知道出事了，哭声里没有川川的声音。做妈妈的怎么会分不清自己的孩子的声音？我跑起来，身体在哆嗦，我感觉要摔跤，但奇迹似的没有。
我疯了一样跑到最里面那个屋子，放着婴儿们的大床上躺着我的川川，但他是脸朝下趴着的，他的脸埋在那个多余的枕头里。我把他抱起来，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在那个时候也死了，后面的事情只记得一些碎片。我的身体还在，但我的心漏了一个孔，风从那里来去自如。
他们给我的解释不过是川川自己脸朝下睡着了，没人注意到他悄悄地不再呼吸。老张没有义务半夜去一个个检查婴儿们，他听到婴儿们的哭声，不可能知道少了一个婴儿。他们义正辞严，就像在杀死芬如肚子里的孩子时说的那样有理有据，好像接受这些随机的灾难就是我们的命运。
他们说可惜，就要回城了，出了这种事。他们说，不要声张，说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其他三个婴儿也难回城了。他们说，任蓉蓉你想开一点。甚至有个妇联的人跟我说：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候说不定就没名额限制了，你也不用躲来躲去。
“说不定”。他是让我再把自己的脖子伸长，感受那种彻骨的恐惧吗？我想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神经质的。他们描述我的那个词，就是神经质吧？我想要一个肯定的结果，而不是“可能”、“也许”、“说不定”。这样的词我已经听得太多，也信得太多了，如果我心地坚硬地抱紧川川，不配合妇联的工作，不让川川一个人呆在红房子里，我就不会失去他，不会有一个母亲会注意不到孩子翻身朝下睡着。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我不是那么心存希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是我的错啊。
我回到城里的家，大家都帮我撒谎，说我得了一场大病，变得“神经质”。我想自己应该在那时就放弃一切，但光辉劝我：“都会好起来的。”
我只能对他笑笑。光辉是没有吃过苦的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家庭，他作为唯一的儿子从小用的吃的都是家里最好的。他的大度和乐观曾经是我向往的，去萧岗村之前，我们在一起总是欢声笑语。
“我们就当川川是流产了，日子还要过。”在我闭门不出的日子里他这样劝我。
“是的。”我知道他说得对，只要我还活着，就有我的责任。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是指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工作和家务都放置一边，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是的。”
“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一开始，我感觉到他在支持我。但后来我意识到他想摆脱我，当我偶尔提到萧岗村的事他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他希望我别提，别去影响他的心情，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他的言语之中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指责我：对于毛毛而言，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他说得很隐晦，因为他知道指责一个濒死的人为什么不干活是不道德的。但他还是说了，“你还是毛毛的妈妈，毛毛怎么办？”
其实不用他说，对于毛毛，我已经很自责了。有次我蓬头垢面去学校接她，看她远远跑开了，像个受了惊吓的小鸟，我不敢去追，怕别人看到了笑话她。
有时候我费劲力气坐在镜子前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但因为一点点小事又会低落万分，卧床不起。
光辉不会懂我的感受，他已经当川川是流产了，积极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也许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但他至少表面上做到了。
我呢？川川在我的肚子里呆了十个月，出生后和我寸步不离地生活了半年，我记得关于他的一切生动的细节、触感、气味，我怎么能当他是流产了呢？
除了我，没人记得川川短短地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我不想连这个痕迹也抹去了。我如何带着这样的悲伤做一个好老婆、另一个孩子的好妈妈？
好几次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拉扯，想死。
最严重的那次，我被拉到医院洗胃。从医院回来，光辉收拾了行李，说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要开始新生活。我这才意识到我的眼泪有毒，让人害怕。我哭着求他，我不会再发脾气了，不会再哭了。他却说：“你现在不就是在哭吗？”
也许是毛毛和我一起哭让他心软了，那次他没有真的走。“为了毛毛，我们再努力努力吧。”他说。
我理应把握好机会的，但我只是一再挥霍它。我无法形容那种快感，把珍贵的东西一再打破的快感，事后我会因为自己又发了莫名其妙的脾气而感到羞愧和后悔，但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因为我恨他那么积极地生活，川川死了，他怎么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出去应酬，看电视还笑出声？当我无意中说到川川的某个习惯时，他怎么能露出那样冷酷的神情？
我们曾经无话不谈，他在外地进修，我们坚持通信，事无巨细地汇报彼此的生活，新看的书。我怀孕孕吐很严重，他把攒下来的钞票夹在厚厚的信里寄给我，让我买吃的，我舍不得，等他回家时把满满一信封零散的钞票再递给他。他哭了，把我抱得紧紧的。“我会让咱们过上好日子的。”他说。更不用说在萧岗村我们之间的通信曾是我的心灵寄托，陪我度过最孤独的日子。
他为人正直，天资聪颖，通过进修和考级在三十岁就成了市重点中学的年级主任，他给我们买了新的楼房，新家电家具，他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川川死后，我仍希望他和我共享一份记忆，他说做不到，让我也别那样，这一直让我发狂。有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妈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爸爸是一夜成为爸爸的，而妈妈要花更久时间才能成为妈妈。”当时我完全不懂她的意思，以为她在说绕口令。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她的意思：孩子出生的那个瞬间，男人随即成为爸爸。而女人要在肚子里孕育许久、经历分娩阵痛之后才可能成为妈妈。失去一个孩子，爸爸的痛苦一定很深，但妈妈的痛苦只会更深。对光辉而言川川是个包袱，会威胁到日常生活秩序，而我永远不可能放弃川川，我会一再想起来他，并且因为想起他而感到幸福。
想明白这点后，我认清了我和光辉已经走散的事实，我再哭喊发疯也没用。就像那个年代的其他夫妻一样，我和光辉害羞到从没有说过“爱”这个字，分开也应该和“恨”无关，我们是因为一些比“爱恨”更大的东西而分开的。
我梦到我一个人在海中央，用力地按着一个树桩，树桩因为反作用力一直浮起来，我却吃力地想把它抱在怀里。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我感觉精疲力尽，睡魔向我袭来，只轻轻一抬手，树桩就漂远了。我看着它自由了，竟然没有生气，甚至没有意外，反而松了一口气，咬紧的后槽牙放松了。我任凭四肢舒展开来，漂在海面摆成一个大字型。
那个梦的第二天，我跟光辉说：你走吧。
毛毛和川川有一样的眼睛，一样的轮廓。有时候我把毛毛看成川川，然后我会回想起川川在我怀里已经停止呼吸的样子，像一幅画，冷冰冰。毛毛笑的时候，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要很费力才能让自己不要去想川川永远没有这个机会，毛毛就是我的全部。
无论什么样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但在一些奇妙的瞬间它会展现它的威力，挑衅似的宣战：不要以为我会消失。
我发现工作时我会很少想起过去的事。集中精力面对眼前的问题让我好受很多，我总是办公室里最后一个走的人。相反，当学校放寒暑假时我会很恐慌，因为这代表有大把时间我要独处，过去的事又会一点点复苏，我就那么一个人坐着，忘记了给毛毛做饭。
那一次我真的决定和毛毛同归于尽。她在看电视，说饿了，我这才意识到她的存在。我把毛毛拉到厨房里，因为那是家最里面的屋子，不会那么快被人听见。她坐在灶台前的地上，我蹲在她面前，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一只手把一把尖利的水果刀架在她的脖子上，我看到她的皮肤薄得近乎透明，她却完全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还在跟我笑。她咯咯笑的时候，皮肤蹭到刀刃，如果她动作再大一点，或者我手一挥，我就能彻底去死。
“妈妈，我吃饭。”毛毛突然说。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想到这不就是我自己吗？我天真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等着命运给我致命的一刀，我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发呆的同时她突然乱动，脖颈立即出了一点血。她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哇哇大哭。我回过神来，把刀子扔一边，把她抱起来。她一直哭，怎么哄都不停，我反复检查那个伤口，没什么事，她为什么会一直哭？是我的表情吓到她了吗？她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觉得她肯定不会记得，毕竟从头到尾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她也没有受任何伤。
后来偶然一次，我让她帮我端个菜出去，她却停在厨房门口，瞪着眼睛看着我，充满戒备。我突然想起厨房里发生的那件事，也突然想到她从那天之后一次都没有进过厨房，但那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这个共同的秘密总会被她忘掉，当时她才那么小，但看到她东京的家之后我才知道她一直都记得，她会一生害怕厨房，一生恨我。
我不会为自己辩解，因为我是那么失败的、无能的妈妈。
我对我的女儿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她能开心。为了这个，我逼她读书，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我自己不开心，又如何能教她开心。
我哭了太多，眼睛都要瞎掉了。毛毛从日本给我带来了眼药水，说滴在眼睛里很舒服。她以为是我工作改卷子太疲劳了，她怎么能懂那是因为我哭到心碎了呢？多少次，几百次？几千次？我想跟她说以前的事，但从哪说起呢？你曾经有过一个弟弟？还是，我真的绝望了？直到最近，我才尝试把那些事写下来。
也许她会说：“不要抱怨那些无力改变的事。”“人必须首先对自己好。”“那不是你的错，你要放过自己。”她读书多，见识多，经常用这些话来劝我想开点。
她说得都对。可对于我来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而最痛苦的时候已经改变了我，我已经被折磨成了一个怪样子——这么多年我一直这样想。
直到毛毛告诉我她怀孕了，是个女儿。我立即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熨得服服帖帖，做好了去找她的准备。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坐飞机，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我从没这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要好起来了。
王彩英
提着待产包入院的时候，我在前台一笔一画写下我原本的名字：王彩英。
渡边曾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在外面报日本名字会比较好。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指不会被人特殊对待。他太希望我融入日本社会了，就像希望我融入他的家庭，变成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妈妈。这当然没有错，但我始终无法发出像日本人一样纯正的音调，在外面报出“渡边彩英”的名字之后不出三句话对方就会察觉我不是日本人，我没有得到特殊对待，但有时候我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多为我解释几遍我才听得懂，比如我的思维方式一直很中国，需要时间来转换到日本思维，如果有特殊对待我会比较容易生活。
妈妈紧紧跟在我身后，离我一步远的位置。这样她既不会撞到我，也可以随时扶住我。她穿着来的时候那件淡黄色毛衣，毛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弱的身体上。黑色宽松裤子，红色运动鞋。她的全身上下包括那个棕色斜挎包都是我给她买的，大概五年前回中国的时候。
她的眉头皱得很紧，嘴角又绷直了。我甚至感觉她的头皮都绷紧了，在这种陌生又安静的环境里她一定很紧张。她看着我一笔一画填写个人信息。
“我知道，这是住址的意思。”她指着表格上的日语“住所”一词，就像一个热衷于猜谜的孩子一样笑了。
“没错！那这个呢？”我指着日语“名字”那栏。
“名字！”
“这你都知道？”
“因为你在后面写了王彩英嘛。”妈妈简直笑成一朵花。
我也笑了。护士微笑着看着我们，我知道那代表让我们小点声。但这时候就是该使用我中国人特权的时候，妈妈笑的时候，天塌下来我都不会打断她。
“陪产家属……只有外婆一个人吗？”护士用日语问我，她一定是想问孩子爸爸会不会来，但又觉得直接问的话太冒犯了吧。
“是的。”我自然用日语回答。妈妈的目光紧紧盯住我的嘴，好像是能破译我们的语言一样。没几秒后她还是忍不住问我，护士说了什么？现在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护士想知道孩子爸爸会不会来。”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会。”
“她肯定以为你是单亲妈妈了。”
“我才不在乎她怎么想。”
“我也不在乎。”
“那你就不要问我们在说什么了，为什么什么事你都想知道？”
“我听不懂当然想知道，如果我能听懂我当然不会问你了。”
妈妈的答案无懈可击。
当晚，我生下了女儿小花。阵痛断断续续有三个小时，妈妈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我抓着妈妈的手，生完才发现她的手都被我捏青了。
小花被塞在我怀里，那么小，那么软，她完全依赖于我，我要保持专注、警惕、坚强……
我嚎啕大哭。花田助产士问我要不要照个合影。我抹把眼泪，请她给我们照相。
“很好，请再笑一笑……”
她连续咔嚓了很多声快门。
妈妈说：“这个护士人真好。给我们照相，刚才还给了我一瓶矿泉水。”
我也觉得花田助产士人真好。在我分娩的时候，她一直用最简单的日语告诉我如何用力和呼吸，因为她知道我是外国人。
产院推崇母子同室，所以当我被推回病房后小花立即被送了进来。妈妈忙前忙后，把小花捧在手心，我的恢复情况良好，不出几天就能顺利出院，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家。
家，是两周前搬好的新家。离最近的车站要走路二十分钟，但沿途有两个大公园，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儿童乐园。我和妈妈一起去看房，对那儿一见钟情，觉得是适合育儿的好地方。
离开渡边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激动的样子，也许他知道这场重要官司他已经不占上风了。他站在厨房，压低声音用日语问我：“是因为你妈妈不喜欢我？”
我摇头。
“你自己说过中国人的亲情太粘稠，父母和子女不独立的！你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看来他坚信是妈妈煽动了我，即便我否认。
“我不想跟你吵架。”
“是因为古井纯子？我立即就跟她断掉，保证再不联系。如果再联系……”他搜索着合适的惩罚，“再联系我就净身出户。”他一定认为自己说出了重量级的承诺，脸上甚至露出了一点得意。
“我已经找好房子了，还有工作。”
“怎么可能？你还要工作？”
“我要把博士学位修完，在这之前在大学做教授的助手。”
“你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好吗？”他已经筹码将尽，我知道。
“正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我才想这样做。”
“你不热爱生活，总是不开心，你以为除了我，还有谁能忍得了你？”渡边终于暴露出可怕的一面，我隐隐约约意识到，但一直在回避面对的那一面。
“也许就是因为住在这里我才会不热爱生活，不开心。”在这一场短暂的辩论里，我的手一直放在肚子上，感受着随着我的情绪起伏而胎动的小花。我要坚强，因为我要保护你，我在心里默默说。
“你是孩子的爸爸，我不会拦你和孩子见面，你愿意的话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慢慢商量。我只是不再爱你了。现在我要走了。”
渡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像受到了重击的伤患。
曾经，他认识的我是一片羽毛，美丽而软弱，随风吹动。而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我和妈妈一样，也成了一座不起眼的、坚强的小山。
全文完
本文为「故事大爆炸2022」中短篇入围作品4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