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吴悠都预感，未来不久会有一场特大涝灾，那时我俩正在老卡的大排档吃饭，后来喝多了，记不得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有点痛，吴悠睡在旁边，我喘了口气儿，感觉酒精从鼻孔往外溢，熏得眼睛睁不开，嗓子眼儿干得要冒烟，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猛灌了两口，这才好受些。

刷牙时，孙学兵的电话不期而至，我一嘴的牙膏沫儿，腾出一只手按下接听键，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孙学兵说，红旗河淹死了人。

我对着镜子抓了抓头发，啐了一口，吐掉嘴里的泡沫，迅速洗了把脸，穿着内裤跑到阳台找衣服穿。外面还在下雨，进入梅雨天之后，就一直下个没完，小区外面的野河水位暴涨，快要漫上岸边了，阳台的晾衣架挂着一排衣服，发出阴干的水腥味，闻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从里面选了一件白色的短袖，穿上身发现胳肢窝还是湿的，懒得再换，又随便套了一条裤子，走到玄关换了鞋，下到地库取车。

从地库开上来，雨像帘子似地拍在车窗上，刮也刮不干净，我给吴悠发了条微信，告诉她突然来了事儿，起来后可自便，然后打开收音机，边听早间新闻边往红旗河开。小区门前的路坑坑洼洼，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二期烂尾，内部道路也无人修理，车轮轧进泥坑，溅起浑浊的泥水，远处乌云翻滚，偶尔露出鱼肚白一样的天空，再这么下几天，就要组织排涝了。

赶到红旗河时，岸边已经围了一圈人，穿着红红绿绿的雨衣，如同一个个色彩各异的标点符号，在一张发烂的纸片上跳动着，我将车停在桥上，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标点向我跑来，身形笔挺，一双白鞋虽然沾着泥水，依然抢眼，暂称他为惊叹号吧，惊叹号跑到车边，敲了敲车窗，我摇开大约两公分，看清是孙学兵，问道，啥情况？孙学兵说，淹死个小孩儿，初步判断是失足落水，周围没有其他脚印，有也被雨冲没了。我从副驾下面取出一柄折叠伞，从车上下来，说道，带我去看看。孙学兵说，人就别看了，起码泡了一天，变形了，怪恶心的，我刚刚看吐了。我说，这么多人围着，现场都他妈破坏了，让他们赶紧滚蛋。孙学兵说，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多人围着，估计就是失足，也没什么现场可言。

警车停靠在桥下，闪着灯，像是暗夜里的火光，吸引着趋光动物奔赴而来，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距离尸体一米多的位置，现场拉着警戒线，小李跟钱大炮维持秩序，尸体上盖着一件雨衣，是小李的，此刻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贴着他的胸膛，印出里面的肉，我走过去，他们跟我点了点头，我说，把人先运回去，做个检查，确认一下死因跟死亡时间。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吴悠已经起床，告诉我她没有衣服穿，套了一件我的衬衫，让我回去的路上从她家走一趟，带一件衣服，我没有回复，摸出一支烟，翻遍了口袋，没有找到打火机，孙学兵凑到我的伞下，给我点上火，我吸了一口，说，谁报的警，带回去做个笔录。

孙学兵走过去跟小李钱大炮耳语了几句，小李从人群里领过来一个妇女，她就是第一发现人，显得十分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举手让她打住，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孙学兵把她带上了车，尸体被抬走，围观者如同苍蝇一般，啃食完了腐肉扔不愿离开，绕来绕去，试图发现遗留的残渣。我吸完了一支烟，将烟头扔在泥地里，踩上一脚，留下一个四十一码的鞋印，以及鞋印中的积水。

红旗河边是红旗村的村小，今天周末，学校不上课，大铁门紧紧闭合着，去年有学生闹自杀，来过一趟，我记得从红旗河的桥面向东看，能够看到河心的一座孤岛，像大号的坟包一样，长着一颗柳树，此时向东看，河心岛被水淹了，只有柳树像无助的溺水者般奋力地露出头来，水流湍急，绕着柳树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却打了个嗝儿，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肠胃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据说百分之九十的人肠胃都有问题。一股浊气冲上脑门，哈出来的仍是酒精，孙学兵已经脱掉了雨衣往我车里钻，不忘跟我抱怨，钱大炮车里太臭了，一股死人味，抽再多的烟也盖不下去，反而弄出了焦肉味，像火化一样，瘆人。

我们跟钱大炮的车一前一后到所里，他们先到，钱大炮跟小李站在屋檐下抽烟，报警的妇女站在他们身后，我跟孙学兵从车上下来，几步路的距离，所以没撑伞，小跑着进屋檐下，裤脚勾了不少水，钱大炮给我们递烟，我说，不抽了，没吃早饭呢，给我买俩包子去，三丁的。

我把妇女带到办公室，我问话，孙学兵做记录，首先问了姓名年纪，然后问她发现尸体的时间 ，她说早上站桥上发现的，夹在两棵水杉树中间，一开始以为是人扔掉的玩具，辨了一阵子才看出来是个人，吓得不轻，当即就瘫在了桥上，想喊人，嗓子眼儿被堵住了，叫不出声音，迷糊了几分钟，才有力气报警。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问到，一大清早，还下着雨，你站桥上干什么？她说，准备跳河自杀。孙学兵说，正经的。妇女说，就是正经的，跟我男人吵架了，他要把家里翻新一遍，没钱，让我出去卖，还说前村的妇女都在三柳路的巷子里卖，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去过，我们就吵起来了，他打了我一巴掌，我气不过，想跳河自杀。我适时打住，说，扯远了，聊聊尸体的事。她说，我没打算跟你们扯，是你们问的，我得把前因后果说清楚，免得以后说我有隐瞒。我说，还有别的吗？她说，就这么多，报完警没十分钟，你们就来了，先是那个钱大炮，我认识，经常去王老发家打麻将，白吃白喝，还睡了王老发的闺女儿。孙学兵咳嗽了两声，说道，没别的事就这样吧。妇女起身准备走，我说，回去还跳河不？她说，不了，泡成那个样子太遭罪。

中午的时候，我跟孙学兵去兰州拉面吃面条，钱大炮来信息，说结果出来了，死因就是溺水，死亡时间是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目前还没有人来认领尸体，有可能不是红旗村人，溺水死亡后被水流冲到了红旗村，卡在了两棵水杉树中间，进退不得。我说，没人认尸吗？钱大炮说，还没。

 回 所里之后，钱大炮跟小李喊我斗地主，我没太大兴趣，主要是没钱，前一段经常到老黑的棋牌室搓麻将，输了几万块，还欠了老黑一万多，老黑虽然乐意借钱给我，但我不愿意跟他扯上什么经济关系，想着尽快把钱给他。钱大炮又叫孙学兵，孙学兵推了两句，也就跟他们玩起来了，我站在钱大炮后面看了几局，这小子手气还不错，把把捏着两三手炸弹，几局下来已经赢了几百块，孙学兵唉声叹气，我回到椅子上，一阵困意卷了上来，趴在桌上睡着了。

没睡多久，被热醒了，浑身的汗，办公室里的空调工作效率不行，噪音却很大，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我们不止一次跟上面提过，把所里的硬件设备都更新迭代一遍，上面没批复，只说等有钱，于是一等就是几年。他们的牌局还在继续，钱大炮赢了一千多，我走到他身边，从他的烟盒里摸出一支香烟，看他捏着一把王炸犹豫着要不要炸孙学兵的一把顺，我多了句嘴，没断张了，炸。钱大炮甩出王炸，孙学兵跟小李开始耍赖皮，说我给提示，钱大炮说，就是不提示，我他妈也能算出来了。俩人不肯，钱大炮说，晚上请你们喝酒。

二

傍晚时候，雨小了一些，天边露出了一点阳光，半隐在乌云中，我去楼下上厕所，准备回家，看到一个男人跟一个妇女往所里走，我立在门前，等他们走近，才看清楚那个男人不过是个男孩儿，只不过长得比较高，皮肤粗糙，穿着一件卡通图案的短袖，一双眼珠子转个不停，妇女可能是他的妈妈，开口就问，你是这儿的领导吗？我没回答，反问她，什么事？她说，认尸。我头皮一麻，尿意衰退，问，认谁的尸？她说，你们早上不是在红旗河捞到个男孩儿吗？我说，是，你是他什么人？她说，他小舅妈。我把他俩请进办公室，孙学兵他们围着牌桌盯着两人看，又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说，认尸的，早上河里那男孩儿的小舅妈。钱大炮搬来椅子，我让他们先了解情况，我得跑趟厕所。

放水的时候给吴悠去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要晚一些回去，她说自己已经回去了，在衣柜的边角里找到了一套张莉莉过去的衣服，虽然款式有点旧，好在还合身。我在脑海里比样了一下，两人身高体重确实差不多，但是吴悠的胸部更加挺拔一些，一想到吴悠的胸部，我的尿液就变得不再迅猛，断断续续，尿得艰难，所以电话结束前我说，晚上去找你。她没应我，算是默认了。

回办公室后，孙学兵他们已经把情况了解差不多了，妇女姓马，叫马大凤，红旗村人，男孩儿是她儿子，叫刘小猛，在红旗村小学读六年级，死者叫田冬冬，也在红旗村小学，读二年级。根据马大凤的说法，田冬冬周五放学后至今未归，今天早上听说红旗河里淹死了人，从别人对尸体的描述上判断，应该是田冬冬。孙学兵打算多问一些，马大凤显得有些不耐烦，想快点认尸，还要回家烧饭，我坐在一旁抽烟，刘小猛一直晃个不停，最后双手撑到了钱大炮的办公桌上，大家都围着马大凤，没人注意到刘小猛，我看到他偷偷从钱大炮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抬头看了一眼众人，然后迅速将香烟揣进了口袋里，随即跟马大凤说自己要去厕所，便遛了出去。

孙学兵问，田冬冬住你家？

马大凤答，是。

孙学兵又问，他家人呢？

马大凤说，他妈死了，生了他之后喝的甲胺磷自杀，甲胺磷你们知道吧？死的时候嘴里吐沫儿，像螃蟹。还挺有勇气的，不过换做是我也想死，谁能接受自己儿子是个傻子？

孙学兵说，你的意思，田冬冬是个傻子？

马大凤说，是，脑膜炎嘛，快十岁了，穿衣服都不会。

刘小猛回来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仔细嗅了嗅，确实有一股香烟味儿，他没敢靠近马大凤，取了把椅子距离她几米远坐下，眼睛就没老实过，四处提溜。

孙学兵问，他爸呢？

马大凤说，去福建打工了，走前把田冬冬给我们，一个月给点生活费，以前是跟着爷爷奶奶的，前几年也死了。

孙学兵问，人是星期五丢的，你们就没找过？

马大凤说，没，以为他会自己回来，你不知道，傻子一般都认家，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路回来，跟狗一样灵敏。

孙学兵没有再多问，准备让她去认尸，如果确实是田冬冬，签个字就可以领回去了，我去饮水机接了一杯水，捧着茶杯看着这对母子，母亲个头矮小，身材丰腴，像鼓胀的河豚，尤其是她那一对又短又圆的双腿，很像是米其林轮胎的广告形象，不过没有那么白，黝黑的小腿隐约可见一些细密的疤，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劣质的塑料拖鞋，这种塑料似乎在阳光下晒一晒就会变得干脆无比，用手一掰就会折断。目光游移到儿子身上，他像一个巨大的跳蚤，总是让自己陷入一种动态的安静之中——因为他沉默不语，仅仅以肉眼不易察觉或者忽视的幅度动来动去，他的个头很高，却很瘦削，跟他的母亲是两种极端，让我想到拔苗助长一类的词来。总之母子二人的身形发展都很不合理，仿佛造物主把原本应该属于一个人的特征张冠李戴到了两个人身上。

马大凤念叨着还要回去做饭，如果她的男人回家之后看到锅中空无一物就会将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她的身上，孙学兵说，有情况我们再联系你。

临走之前，马大凤又警惕地问我们，这事没我的责任吧？

钱大炮说，这事我们说了不算。他爸知道没？

马大凤说，回来了，最晚明天到家。

马大凤走后几分钟，我们陆续出来，雨已经止住，空气中荡漾着一阵迷蒙潮湿的热浪，在我们周身形成一股气旋，步步紧跟，钱大炮要请我们喝酒，我们跟着他走了。

我没有喝多少，起了两瓶啤的，没喝完，饭馆儿的小包间里弥漫着香烟的雾气，空调出风口送着可视的冷气，很快吹凉了热汤，钱大炮用牙签剔着牙，说到了马大凤，说她有狐臭，站那儿说话的时候差点把他熏晕过去，孙学兵跟小李跟着附和，不仅有狐臭，还有汗臭，混着雨水，像发酵的剩饭剩菜，他们描述地太详实，我盯着满桌子的菜，差点吐出来。

饭后他们几个换了个地方继续未完的牌局，我去找吴悠，吴悠跟人打电话，见我过来，示意我别说话，我坐在沙发上抽了一支烟，吴悠的电话讲完，我问她是谁，她说老赵，她的前夫，暑假要把儿子送过来。我说，那我暑假是不是就不能来了？她说，你来你的，我们都离了，怕什么？我说，我听说，仅仅是听说，你跟你们办公室的方建兴。吴悠骂道，放他妈的屁，哪个孙子说的？我说，你别激动，我骂过他了。吴悠拉上窗帘，其实拉不拉影响都不大，窗户也不正对着马路，拉上踏实一些，就好像就被关进了一个真空的盒子里。天昏地暗，翻云覆雨。她问，上午出什么事了？我说，淹死个小孩儿。她又问，后来呢？我说，傍晚时候被家里人领走了。她说，可怜，我绝对不允许赵星星去河边！我说，那小孩儿脑膜炎，正常人谁会下雨天往河边跑？

说到她的儿子，吴悠就充满了焦虑，因为他再有半个月就要过来，她并非排斥他的到来，只是许久不见，她担心自己到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也见过她儿子，今年应该七岁了，沉默寡言，有些胆小，总是躲在吴悠的后面，只要他过来，吴悠不管去哪儿都会带着，上班也带着，带去办公室，反正也没人说。

夜里又开始下雨，电闪雷鸣，狂风呼啸，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一阵一阵，闪电将外面照得透亮，然后尖啸的雷声划过，凄厉刺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幕被劈开了一条缝隙。如果我站在这道雷声落下的地方，恐怕立时就会被劈成两半，吴悠睡得很熟，什么都影响不了她，我就不行了，不管是光，还是声，都让我无法入眠，我从床上爬起来，伫立在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一公分左右的缝，看着外面的世界，路灯在风雨飘摇中闪烁着，照着地面，整个地面像是一片汪洋，我们就飘在这片汪洋上，每一栋房子就变成了一艘艘游艇，似乎挺有意境，空调的冷风对着我的后背吹，吹得我浑身冰凉。

马大凤后来去看了溺亡的小孩儿，确认了是田冬冬，当然是通过衣服判断的，那时候田冬冬浑身发绿，身体开始溃烂，如同一根蜡烛在高温下逐渐融化。他开始散发出尸臭，马大凤捂着鼻子干呕，最终也没有把人带回去，说等田冬冬的爸爸回来自己领。钱大炮从烟盒里往外倒烟，倒了一阵儿，没有倒出来，眯着一只眼往里看，空了，将空烟盒捏成一团，砸进了门前的水坑里，烟盒缓慢膨开来，我说，知道最后一支烟去哪儿了吗？他说，去哪儿了？我说，你猜猜看。他当然是没有猜出来。

三

田冬冬的爸爸叫田庆生，星期一一大早就出现在了派出所门前，嘴巴里叼着烟，我把车停好，从车上下来，看见他扔掉烟头，跑过来跟我打招呼，一边伸出一只手，一边点头哈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哪位？他说，我是田庆生。我说，哦，田冬冬的父亲吧。他说，是。简短的对话结束之后，他从烟盒里掏出烟来递给我，我看了一眼，是十四块钱的利群，太辣嗓子，我摆摆手给拒绝了，他有些惶恐不安，我说，最近有点儿感冒，嗓子不舒服。

他说人已经领回去了，这会儿来办个证明，可能火葬场那边要。

我说，到大厅去办就行。

他说，我有几个情况还需要向各位领导反映。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他舅妈有责任不？

我说，这算是意外，你如果想跟她闹一闹我们也能理解。

他略显尴尬地挠了挠头，随即表情严肃起来，字字铿锵地对我说，他身上有伤，我怀疑他在马大凤家被虐待，如果是事实的话，这件事在法律上要怎么界定？

我说，我他妈也不是律师，你问律师去。

他被我呵斥一句，唯唯诺诺地离开。

中午的时候，雨又开始下，派出所旁边的水沟就像一个倒满了水的容器，只要再加一点点就会漫出来，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大半天，哪儿也没去，听外面的雨声，下午三点多，孙学兵他们几个神色匆匆地跑过来说镇上一些地势低洼的街道已经被淹，不少群众开始拿着渔网蹚进水里摸鱼了，钱大炮眉头紧皱，他担心一旦形势严重起来，我们会被派到抗洪的一线。我想了想，我们毕竟警力有限，真要是出现了涝灾，到头来还是得发展动员群众。

临近下班，接到群众报警，红旗村发生械斗，我痛苦地拍了拍脑门儿，暗骂一句，然后带着孙学兵、钱大炮跟小李几人赶往红旗村。路上积水严重，好些路段水深都超过了三公分，我们放慢车速，生怕汽车在水里熄火，然后进退不得。经过镇郊时，果然看到有群众抄着渔网在浑水里捞鱼，钱大炮摇开车窗，问道，有鱼没？那人站直了身子，跟我们点了点头，说道，有个屌。

我们在车里点了一支烟，将车窗捱一条缝。红旗村地势相对高一些，所以积水不算严重，但是红旗河也快要装不下了，杨柳树被淹得更深了一些，浪打着浪，滚滚向前，驶过红旗河不久，看到了红旗村的碑石，血红的大字，还是繁体。

穿过麦地中间的水泥路，再经过几棵大槐树，我们就进村了，远远看见一户人家前面围着不少人，等我们靠近一些，看到为首的正是田庆生，手里舞着镐头，两米之内没人敢接近，敌对阵营里赫然站着马大凤跟她的儿子，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无力地拿着一柄钢叉，不停用袖子去擦拭血迹。我们将车开过去，骚动平息了一些，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按照惯例，先去搞协调，协调不来就带几个主要人物回去。

田庆生说就是来找马大凤要说法的，马大凤说不关她的事，田庆生又说田冬冬被马大凤虐待，马大凤说放他妈的屁，田庆生说身上的伤要怎么解释？马大凤说你别搞诬陷，什么伤？不知道。田庆生说那就让你知道知道。说完就要动手，有人上前阻拦，被敲了一棍子，砸破了脑袋，于是两边的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田庆生拉着我们，要跟他回去看一看，田冬冬还没烧呢，我们当然没有跟他去，转头就去询问马大凤，马大凤说自己绝对没有虐待田冬冬，如果虐待了就死全家。每个人都在大声地说话，但又都不约而同地被雨声淹没一部分，所以整个对话过程十分艰难，为方便了解情况，我们把两人分别请上车，单独询问，田庆生在我们车上，马大凤在孙学兵车上。田庆生情绪激动，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马大凤虐待田冬冬，而且既然人寄宿在马大凤家，她就要负责，现在人死了，她要给个说法。

我问，你要什么说法？

他说，田冬冬在马大凤家两年，我每个月给五百，你们给算算，我不信这五百都用在了田冬冬身上，她养得跟猪似的，没克扣我的钱，谁信呐？

我说，我早上跟你说了，这事你得找律师，现在你把人打了，你认不认？

他说，我认。

我说，如果他找你要说法，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啥的，你认不认？

他说，我认。

我说，那就好办，马大凤那边我们去做工作，如果你想要说法，就去找律师，再闹事就拘你。

我们把田庆生送下车，来到孙学兵他们车上，马大凤像个疯子一样又哭又闹，让我们评理，孙学兵正在劝解她，但是收效甚微，她说早知道田庆生回来要闹，自己好心没好报，供田冬冬吃喝，养着他，田庆生平时不闻不问，人死了来找她，无非就要跟她要钱，她没钱，大不了跟他老婆一样，喝甲胺磷死了拉倒。孙学兵说，首先，田冬冬吃喝都是田庆生给的钱，钱在你手里，你一个月有没有给田冬冬花到五百块钱你自己清楚，第二，田庆生说田冬冬身上有伤，这是怎么回事？

马大凤没有就第一个问题展开回答，但是她坚称从没有虐待过田冬冬，至于身上的伤，或许是在学校被人打的，他是低能儿，在学校受歧视也很正常，这事可以问问他们班主任，他有发言权。我说，我们已经跟田庆生达成了一致，如果他要说法，就让律师来解决，所以你也不要跟我们说这么多，你觉得不服也可以找律师。

两人暂时止住了纷争，田庆生扛着镐头，领着几个人离去，雨水逐渐模糊了他们的身形，马大凤站在自家门前，对着雨中的背影又怒骂了几句，但是谁也没有听见，我们四个人躺在一辆车上，纷纷叼起了香烟，吴悠在微信上告诉我，镇上已经开始漫水了，我们的预感即将成真。我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他妈的。

钱大炮问，骂谁呢？

我说，骂这天，天天下雨，下一次淹一次，我他妈来这儿当警察十年了，没有一年夏天不淹，有时候想想，不如来一场大洪水，把这鬼地方冲掉算了。

车里陷入一片沉寂，只有香烟燃烧的声音和雨水拍在窗户上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躺了多久，我往前盘算着来这里的十年光景，那时候他们三个都不在，后来几年陆续过来，第一个是钱大炮，第二个是小李，最后是孙学兵。钱大炮来的时候，全镇正在招商引资，因为这里临长江，有地理优势，镇领导第一次开动员大会的时候我也在，就记得他说了一句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小李过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全市最大规模的造船厂，经济增长了好几倍，从镇委书记到基层干部，每个人都喜不自胜。孙学兵来的时候，镇上已经有了肯德基、耐克，镇委书记也进去了，没说什么问题，只说牵涉一笔巨额资金，到底有多巨，吴悠讲，两个亿，我们几个当时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乖乖，狗日的贪了两个亿。吴悠说，那倒不至于，上下其手一共弄了两个亿吧。我们粗略算了一下，那他也至少弄了大几千万，狗日的，这辈子算是值了。

这几年又开始搞房地产，来来去去，经济搞得扶摇直上，我们办公室一个空调说了几年，年年跟我们哭穷，全镇最破的就是派出所，从派出所出来，就好像从旧社会跨进了新时代。两世为人，让我们几个都大为感慨，钱大炮每次提起这事就忍不住懊悔，不应该来这破地方，也不应该考进派出所。我从来不去想这种事情，我也懒得跟自己的命运较真，较不得，你不较真，日子就这么过，没什么好坏可言，一旦开始较真了，或者一旦起了这个念头，那就完了，寻不到个好结果就停不下来，这辈子就折腾吧。

车子开过镇中心，路上行人稀少，几辆车熄火停在路中间，我跟钱大炮说，开慢点儿。

路过超市的时候，我让钱大炮把我放下来，我要去买包烟，他把车停在路边等我，我去超市买了两包软中华，出来时碰到了认识的人，追在我屁股后面问我，听说红旗河淹死了人，什么情况？

我说，是淹死个人，没啥情况，失足落水了，没上得来，这也要打听，你闲得没事干了。

他说，听说是个小孩儿。

我说，是，你消息倒是灵通。

他说，信息化时代了嘛，不出十分钟就传开了，有人发朋友圈了，但是照片太模糊，看不清，也不知道凑近点儿拍。

我说，得亏没拍清楚，不然我就得把他拘起来，判他个侮辱尸体罪。

四

田冬冬的班主任叫马元浩，是个不超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戴个黑色边框的眼镜，个头不大，开始时说话轻声细语，一个问题经常要重复几遍，我说，你上课时声音就这么大吗？

他说，比这稍微大一点。

那时候我们坐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除了马元浩之外，还有田庆生，他在马大凤那儿没找到说法，就把枪口转向了红旗村小学，带着几个人把学校大门给堵了，校长知道是来闹事的，没敢出去，报了警，让门卫把学校大门拉上，最后又给马元浩打了电话，让他出面跟死者家属先接触一下。

马元浩就去了，刚出门就被田庆生揪着衣领拽到了一边。我看到马元浩的衣领确实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他们后来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他们也没有细讲，反正我们赶到红旗村小的时候，他们几个人还在外面，我看到是田庆生就头疼，懒得跟他说太多，让孙学兵把主要人物带上车，有什么话到所里再说。

到了所里，我就开始质问田庆生，田庆生，你不长记性？

田庆生说，我没闹，就是去找他们要个说法，这事学校有责任不？

马元浩一直低着头，抓着手机，不吭声，默默听着，后来田庆生说完了，瞪了马元浩一眼，马元浩也没注意到，依旧低着头，手指头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点击着，神情懊丧。孙学兵把田庆生带到了外面，办公室里就剩下我和马元浩，他还在盘弄着手机，我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他才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着疑惑，我说，这事你们学校打算怎么处理？

马元浩说，我不知道。

我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出了事，你们内部没有商量过？

他说，可能他们商量了，我不知道商量出什么结果了。

正说话间，马元浩的手机来了电话，他指了指手机，用目光询问我是否可以接听，我做了个自便的手势，他便走了出去。我从钱大炮桌上的烟盒里抖出一支烟，衔着去了厕所，路过外面时，看到马元浩正面色通红地对着电话那头说些什么，尽管他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可以看出，他此刻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温和。不禁使我对电话那头的人多了些好奇，他看到了我，又走远了一些，充满警惕。

后来，他重新回到办公室，跟我说了一句抱歉，我表示没有关系，毕竟带他回来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他的情绪还被刚才那通电话左右着，说话间带有略微的颤抖，我给了他一支烟，替他点上，他吸了一口，平复了一些，跟我随便聊了聊，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吸完一支烟，他又主动跟我要了一支，两支烟吸完，他的声音大了起来，不知道是积攒够了勇气还是刚刚那通电话的余怒未消。他首先爆了一句粗口，对象是校长，操他妈的，出了事当乌龟。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他看着窗外，思绪好像飞到了很远的地方，似是对我，又似是自说自话，本来我应该去中心小学的，考编制的时候，我是第一名，可以随便挑学校，但是排在我后面的狗日的，找关系走后门，把中心小学的名额给占了。我在红旗村小四年了，之前上面发文，凡是工作满三年，可以申请上调，都是屁话，没有十万块钱都办不成。

我说，扯远了，谈谈田冬冬吧。

他说，我没前途了，红旗村小明年要被砍掉，像我们这些没关系的以后去哪儿都不知道。

我又给了他一支烟，再次提醒道，谈谈田冬冬吧，既然田庆生去闹了，我们就尽量协调。

他说，没什么可谈的，都知道他是个傻子，田庆生就是个混蛋，生了不养，生了干什么？马大凤也是混蛋，对这个外甥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田庆生说田冬冬在学校被人欺负，但是你知道谁欺负他吗？

我说，谁？

他说，刘小猛，马大凤的儿子，把他当畜生一样打，有一次我看他浑身是尿，问他是谁干的，他说是刘小猛，我就告诉了刘小猛的班主任，结果第二天，田冬冬被打得更惨，后背都是瘀青，手臂上还有被烟头烫伤的水泡，妈的，我要是他班主任，我都不让他来上学。

我说，田庆生知道这事吗？

他说，不知道，我没说，刘小猛也不在我班上，不操那份闲心。

我说，还有其他什么情况没？

马元浩想了想，其他也没什么，傻子嘛，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本来也挺正常，孩子都不懂事，觉得好玩儿，一般也不会欺负太狠，像刘小猛那样下死手的真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傻子也确实是招人烦，总喜欢做些出格的事，往别人饭菜里吐口水、把别人订的牛奶扔掉等等，每天都有学生来打他的小报告，听得头大，真想抽他。

我们一共也就聊了这么些，马元浩又来了电话，这一次他没有避开我，直接按了接听，但是有足足一分钟时间，他都没讲一句话，我听到那头连珠炮般的发问，听声音是个女的，只是没能听到一句完整的话，等到那边沉默之后，马元浩说，是不是不买房，就没什么好谈了？你得理……话没说完，那头似乎挂了。我没有问题要向他了解，于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先回去，他礼貌性地伸出手来，我愣了一下，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但是他的手掌温度要比我低一些。

送走马元浩之后，孙学兵那边也结束了，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心烦意乱地抽着烟，看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远处有人涉水而过，漾起水波，钱大炮从外面跑进来，抖了抖雨伞上面的水，地上湿了一片，又走到桌子前面，抽了一团纸，在身上胡乱擦拭着，然后捧起茶杯，猛喝了两口，咽下去之后，对我们说，镇中心已经淹了。

下班之后，我去了吴悠家，吴悠在做饭，我站在窗前往下看，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有的撑着雨伞，有的穿着雨披，马路对面的日杂点前，站着一个男人，他摘掉雨披的帽子，我看见一张几个小时前刚刚见过的脸。这张脸的主人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如果他抬头的话，一定可以看到站在窗边的我，但是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面前的这场雨中。

大约几分钟后，他戴上帽子，冲进了雨中，一路向前狂奔着，很快跟人群混在了一起。我坐到了沙发上，脑海中仍然浮现着他的那张脸庞。一个年轻的老师，在红旗村小这个垂垂老矣的地方待了四年，无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衰老的气息，所以在分别之际，他才会本能地伸出手来，这是一个属于老者的动作。我想他应该不常抽烟，因为他拿烟的姿势不像一个老手，但是一个下午的时间，他抽了三四支香烟，而且几乎是不间断。

马元浩离开办公室之前，平静地对我说，见笑了，我女朋友。

我说，理解。

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走出两步远，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他只是拿出来看了一眼，但是并没有接听，我不能断定仍然是他的女朋友，也许是校长，想问他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也许是要债的，催他还钱——如果他在外面欠别人钱的话。不管是谁，他掐掉了这通电话，于是就掐掉了所有的可能。

吴悠做好了饭，隔着厨房的门喊我吃饭，吃饭的时候，我问她，红旗村小要被砍了，这事你知道不？她说，知道，不光红旗村小，所有村小都要砍掉。没生源，光化村小去年一共招了二十几个新生，一个学校就五个老师。知道学校要被撤掉，都开始活动了，没心思上课。

所以马元浩倒是没有瞎说，听他那话，挺怀才不遇的，就像我当年来这儿的派出所，自己跟自己怄了一年气，想着碰上个大案，我就不要命地往里扎，最后来个因公殉职。后来这想法就淡了，反正都是混着呗，混出惯性来了，真碰到事情了反而嫌麻烦，马元浩心态太差，估计换个地方也难，不会自己给自己解压，都混这么多年了，还没混明白呢，总想着以前那档子的事。

五

全镇被淹了，从时间上来看，这一天是田冬冬死后的整整第十天，上面发出通知，让我们配合排涝工作。

学校停课了，因为连地势最高的红旗村也没能躲过这次的涝灾，红旗河的水冲破了河堤，涌进了田地。去红旗村排涝的那天下午，在路上碰到了田庆生，穿着一件黑色的雨披，雨水漫过了他的脚踝，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我停住车，摇下车窗，叫住他，田庆生。

他明显被我吓了一跳，身体怔了一下，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连忙打着笑脸，把手伸进雨披里，从里面摸出一包中华香烟，给我递过来一支，我一边接下，一边说，挺舍得啊。

他用小拇指挠了挠太阳穴，尴尬地笑着，我说，哪儿去啊？

他说，回家。

我说，最近闹没闹事？

他说，哪能啊？差不多都解决了，校长后来主动联系我了，他说他们有一定的责任，答应给我一定的赔偿，我这人就这样，谁跟我好好的，我就跟他好好的，他明事理，那我就明事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了两个多小时，就把这事给谈妥了。

我给自己把烟点上，他站在雨中，也叼起一支烟，但是翻了好一阵，没有找到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借个火，我将手伸出窗外，替他点上，他抽得很仔细，一支烟几乎没有离开他嘴巴的时候，我说，所以闹解决不了问题。那边准备赔偿多少？

他环顾了一眼四周，好像生怕被人偷听去，确认没人之后才凑近 我的跟前，伸出了五根手指，我说，可以啊。

他说，一方面当然是他明事理，另一方面他也怕我天天去闹，说句得罪你的话，我就是天天去闹，你们也不能天天把我带回来不是。

抽完一支烟，我们将烟头丢进水中，他最后表了个态，跟马大凤还不算完，但自己得回福建了，过年回来算账。我摇上车窗，继续向前，路过了大槐树，转了个弯，看到了马大凤的家。汽车缓缓移动，突然间，我看到马大凤从家里跑了出来，径直朝我的方向跑来，面色惊恐，好像见了鬼，我再往她家看去，刘小猛也追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条长板凳，他看到了我的警车，又迅速跑回了家，我看着失魂落魄的马大凤，她跑过了我的车，仍然向前跑着，裤子湿了一大片，也不知道她究竟要跑到什么地方去。

傍晚回去时，又一次路过马大凤家，我特意瞧了一眼，看到马大凤正站在里屋，卷着裤脚，用一个红色的塑料盆，一盆一盆地从屋里舀水，然后泼到外面去，汽车一闪而过，她似乎抬头看了一眼，旋即又低下头去继续舀水。

暑假来临前，雨终于止住，那天太阳格外毒辣，晒得人每一寸皮肤都要裂开，我开车带着吴悠去了客运站，在那里等待赵星星的到来，并且最后一次碰到了马元浩，他拎着巨大的行李包，安静地站在车站外面，无措地张望着，我从车上下来，喊道，马元浩。

他看到了我，对我笑了笑。

我们并肩站在一起，抽着烟，我问他要去什么地方，他说已经辞了职，准备回老家，十点半的车，我看了一眼手表，还有二十分钟发车，我们抽完一支烟，随便聊了几句，关于未来的打算之类的，他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计划，反正不会再去村小了。一直到第二支烟抽完，他跟我告别，我们之间并无深厚的情谊，他的举动再一次使我意识到了他所沾染的衰老的气息。

转身踏进车站前，他说，我们分手了。

我说，没什么的，你还年轻。

他说，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准备去市里找她，路过红旗河时，隐约觉得河边有个人影，不是很确定，一来下着雨，视线模糊，二来我着急去镇上坐车，就没再多看一眼。直到星期一过来，听到田冬冬在红旗河淹死了。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呢？去红旗河边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对不对？谁也说不准那个人影就是田冬冬，他似乎比田冬冬要更高大一些，完全像个大人的模样。

车站的广播通知马元浩的车已经到站，五分钟后发车，请旅客尽快检票上车，他说，我得走了，再见。

车站里飘出的空调风像是一条蛇一样盘绕在我的脚底，我倒吸了一口气，打了个哆嗦，看到赵星星从车站里跑出来，后面跟着他的爸爸，吴悠走过去迎接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在阳光底下难得团聚，然而这个交接的过程很快结束，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吴悠牵着赵星星的手，躲进了车里，老赵临走前跟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进了车站，我迎着太阳的方向往车边走，车站旁的一条大河，河水正在慢慢衰退，静待下一个暴涨的日子。一列朝着南方的火车从我的头顶驶过，发出坚硬的声响，裹挟着那些远行的人们，一去不返，就像汹涌翻滚的浪潮，带着它唯一的收获，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