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

风镇最高的山叫凤凰山，山顶有座木塔，不算高，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提出建塔的是风镇两个大家族实际意义上的族长，一家姓陈，一家姓伍，两家世代农民，家风传统。凤凰山南面是村落和镇子，北面是东流的嘉陵江，那时路已经修到了镇上，乡镇大巴往返于蓬安和风镇，每天两趟，一来一回，没几个人还愿意翻过凤凰山去坐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涌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年轻人纷纷放下锄头，坐上大巴，热切地奔向未来。与此同时，凤凰山里出了几件事，得以使那座塔建成。

1986年夏，伍家某铁匠的女儿进凤凰山砍柴，从此再没走出来，家人苦寻数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87年春，风镇街上卖豆腐的老陈也失去了他年轻的儿子。说是去江里洗澡，人一去就没再回来。

后来一年内，陆续有六人走进凤凰山后消失。就此有了凤凰山吃人的传闻。两家人一合计，请了阴阳先生上山。人们跟着先生转到山顶，目送山下嘉陵江里一艘拉木头的船驶过，先生淡淡道，山下有邪祟。

于是决定建塔。

凤凰山的确有些阴森，山上没有田地，是绵延的森林和竹林，林中四季都有遍地落叶，光透不进去，还藏了数不清的坟墓。即便最热的天，凤凰山里也凉飕飕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当然，真正的邪祟是外面的世界，是新的时代。伍家铁匠家的女儿外出三年后回家，带着陌生男人，挺着大肚子，穿得很洋气。老陈的儿子第二年就突然回来了，说是去了广东，差点死在外面。他们眼里有星辰大海，年轻人总是留不住的。

我父亲也是从凤凰山逃走的。跟父亲一起逃走的，还有我的干爹，但我不叫他干爹，我叫他永叔。永叔不需要逃走。他是彝族人，三岁那年，他跟着母亲从大凉山流浪出来，母亲死在途中，具体是哪儿，没人知道，一个风镇的男人在路上捡到他，带回风镇，没人固定抚养，他从此吃百家饭长大。他比我父亲年长四岁，和我父亲一起长大。离开风镇后，他们在蓬安的码头上谋生，一年后各奔东西，父亲去了佛山，永叔消失了许多年，后来和父亲有过联系，但一直没回过风镇，两兄弟各自在大地上漂泊。

2018年春天，那座木塔仍矗立在凤凰山顶，我父亲去世了。

我并不了解他。他是建筑工人，是社会底层，是劳动者，是不知道内卷是什么意思的中年人，是干完活坐地铁回家时宁愿把脏兮兮的身体放在地上也不想弄脏座位被人骂的男人，是为了生活奔波所以不那么称职的父亲。但这不完全是他。

我和父亲隔阂很深，小时候母亲患癌后他选择放弃治疗，我因此记恨他很多年。母亲去世后，他没再找过女人，变得很沉默。他独自在外漂泊，留我一人在老家，几乎从不打电话，定时转钱到卡上。我猜过他或许在用漂泊给自己赎罪，但我依然恨他，连带着恨起风镇。大学毕业后，我终于逃离，去了成都，写过小说，当过记者，做过生意，总体相对顺利，住体面的小区，穿体面的衣服，过体面的生活，我彻底忘掉了风镇，再也没回去过。直到父亲去世。

我以为我会很平静。可手忙脚乱地忙完一切后事，却感到一阵由衷地悲伤，就像书里写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像风，飘飘荡荡，无所依附。我总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不只是父亲。

永叔第一次回风镇，就在父亲去世后。

父亲漂泊多年，老家没什么朋友，我没办酒席，只是简单下葬。半个月后，我准备回成都。那天夜里正在老屋的后院乘凉，大地深处尽是黑暗，天上也没有星星。我正考虑着是否要卖掉老屋，突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本以为是老鼠，仔细一听，不太像，声音居然有节奏，于是回屋查看，发现声音在前门，过去打开门，看见了永叔。他那时已经病了，瘦得像骷髅，眼神也沧桑。

永叔手里提着红色塑料袋，装了一瓶酒，白牛二。他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你爸爸。那时他们已经很多年没见了，永叔自离开后也从没回过风镇。深夜突然出现在这里，一定不只是为了喝酒。

他不知道父亲的事，看见我的沉默，目光才搜索到侧屋角落父亲的遗照。我不知说什么，他也沉默着。我陪他喝了几杯，他眼神有了些光亮，说，我那天做了个梦，跟你爸爸去江边钓鱼，太阳很大，我们想躲一躲，一点阴影都没有。你爸爸说，太热了。然后跳到江里去了。我心慌得很，感觉要被太阳烤化了。醒了以后，我还是心慌，觉得肯定有点事，今天就赶回来了。没想到是这么个事。

夜里十一点半，他说，带我去看看。我拗不过，只好拿着手电带他去。一路宁静，唯有江水声。永叔在父亲坟前沉默地伫立许久，又沉默地离开。我让他住一夜再走，他很固执，赶我回家，我往前走了几步，关掉手电，在黑暗中悄悄目送他。他佝偻着，提着装了白酒的红色塑料袋，沿着前几年才修好的公路往山上走，渐渐消失在月光下。

我留了电话，次日拨去，永叔说他已经走了，回了重庆。不知为何，因为永叔的突然造访，我忽然没了卖掉老屋的想法。离开风镇前，我爬上凤凰山，去父亲的坟前上了最后一炷香，看见了树林里的红色塑料袋和空酒瓶。我看着父亲的墓碑，想起许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有种说不清的怅然。关于人，关于我，关于父亲，关于永叔，关于故乡与死亡。心里仿佛堵着什么东西，无法喘息。

回到成都，我辞了职，开着车到处跑，看了不少音乐节，去了不少地方，喝了不少酒。我总想起永叔在夜里远去的背影，想起父亲的墓碑，想起嘉陵江，想起自己假惺惺的日子。它们让我无法心安。我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让自己醒一醒，可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某天我在一个小镇旅馆里喝得半醉，日暮时出门吹吹风，路过小镇的广场，看到一群衣衫污浊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有工人，有摩的司机，有比我还醉的醉汉，他们抽烟，吐痰，沉默，围成半圆。圆心是两个年轻人，像学生，一人怀抱吉他，另一人调着设备。半晌，他们开始唱歌，Beyond的《大地》：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再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地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

那两个年轻人越唱越有力，眼睛亮得像星星。那些中年男人看着他们，眼神复杂，有唏嘘，有平静，或许也有羡慕，他们沉默着，像大地一样沉默，像谜一样沉默。

我被这一幕击中，愣在原地，想起了父亲。那个年轻的父亲，苍老的父亲，沉默的父亲，临终前滚落浑浊眼泪的父亲。

我们生疏了一辈子，可我们都一样，逃离，寻找，幻想，无依无靠。我正年轻，眼里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仿佛生命的某种绽放，我为此感动。可我忘了父亲也曾年轻过，就像广场上的那些中年人，他们在大地上漂泊，衰老，最后回到故乡，变成一个个沉默的人，一座座沉默的墓碑，看着大地上的新的生命像他们曾经一样绽放，而他们已无归途。我长大了，从男孩成了男人。可我从来都不了解他。他为了什么而活呢。他走了，我又该为了什么而活呢。

夕阳极盛，广场的人越来越多。我站在广场一角，父亲的脸、永叔的身影不停在脑海里穿梭，我努力试着捕捉，可他们越来越遥远，像在告诉我，结束了，我们缘尽于此。那段日子看了那么多音乐节，见了那么多乐队，唯独在那个陌生小镇的广场上，听到这首老歌，我藏着声音痛哭流涕。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在父亲的坟前，我难过的是什么。我的父亲正在被我遗忘，而这个世界甚至从未记住过他。我也会如此吗。

我不知道，我无法知道。

半年后，永叔打来电话，让我带他回风镇看看。我已经走不了路了。他在那头说。

2019年春末，我带着永叔和他的小孙女回了风镇。他想去见一些人。我让他先休息两天。那两天里，凤凰山顶那座木塔被拆了，因为有个果园老板把那片地包了下来。我推着永叔去看，围观的还有些老人和中年男人，他们分着烟，喧哗着。过去了近四十年，木塔已经变得很脆弱，几个年轻人牵起绳索，往各自的方向用力一拉，木塔瞬间垮掉，升起浓浓的尘烟。永叔望着远方的天空，什么都没说。

夜里永叔不听劝，喝了点酒，他递给我一张存折，农信社，里面有十三万存款。他说，我和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就从凤凰山走的。当时我给人种树，好不容易要点烟都给他分了。他想走，你爷爷不准他走，我们就商量偷偷从凤凰山跑。当时那座塔还没修。临走前一天，我们去江里游泳，太阳不烈，水里很舒服，我们躺在水里漂着，我看他怎么一动不动地漂远了，吓得不行，游过去一看，狗日居然睡着了。我也躺在水上，跟着水流漂。我想着，要是就这么漂下去，我们能漂到哪里呢。没想到漂了一辈子，还是回来了。

我死了，这些钱你拿着，把我埋在凤凰山上，碑上不用刻名字，啥子都不用刻。剩下的钱，留着给静静读书用。他说。

永叔身份证上叫唐永，但他本名不叫唐永。他是流浪到风镇的彝族人，他说他没有名字，如果有，也应该是四个字，但他只有两个字，所以他没有名字。静静是他的小孙女，读三年级，永叔独身，静静是他捡的孩子，人如其名，很懂事，很安静。

两个月后，永叔去世。凤凰山顶种起了果树，那座塔就像没有存在过。山里添了一座新坟，离父亲的坟墓不远，没有名字，没有生卒年月，好像大地下的这个人也没有存在过。世界已是另一种样子。

二、往事

母亲在世时，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珠海。有两年，永叔离我们很近，偶尔小聚，我跟他很亲。

那两年永叔身边有个女人，我叫她苏姨，她和母亲关系很好。那时母亲在工厂，父亲在工地，永叔和苏姨在广州，苏姨给人做家政，永叔在工厂送货。苏姨很温柔，每次来珠海都会给我准备几个小玩具，也给母亲买两件衣服。夜里，母亲和苏姨在厨房忙着，父亲和永叔端盘花生米，坐在卧室的小桌上喝酒聊天。父亲那时还很开朗，话很多，还喜欢用筷子沾点白酒喂我。母亲生气，说他，他就笑嘻嘻地，说，男人总要会喝酒，那些开厂的老板，哪个不会喝酒？我这是从小培养。母亲说，你也喝酒，你是不是老板嘛？苏姨也说，他们莫名堂，莫去学。永叔看着他们，乐呵呵地笑着。

他们一来，我们两家人就常去海边。永叔和苏姨牵着我慢慢走，父亲和母亲在前面打闹。有时父亲会把母亲抱起来跑，母亲总是大声地叫，让他放下来。长大后我没再回过珠海，记忆中那里的海很干净，风也很清爽，空气热乎乎的，不黏腻，像冬天的被窝。苏姨很安静，永叔会和我说话，问我幼儿园怎么样，中午吃什么，学没学算数，让我好生读书，说男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成一样，这辈子就够了。我说，那喝酒呢？永叔说，你长大以后，读了万卷书，走了万里路，自然就想喝点酒了。

我读了小学，永叔和苏姨就没在广东了。母亲说苏姨怀了孩子。后来再见永叔，我已经三年级，永叔看起来老了很多，像中年人，也不像从前那么爱讲话，身边已经没有苏姨了。

苏姨和永叔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来自永叔，一个来自父亲。

1988年，永叔和父亲跑出风镇，在蓬安的码头边找了间平房住下，地面铺上谷草、棕垫，再垫上衣服和草席，就算床了。新世界向他们敞开了门。永叔对父亲说，我以后就不回去了。父亲问他，你去哪儿？为啥不回了？他说，我本来也不是风镇的人，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父亲没懂。

那座平房附近还有几座平房，住着些妓女，年纪都不大，岸边栓着一排小船，她们白天就钻进船里，等着男人们付钱进去。父亲和永叔在那里住了一年，那几座平房里住进一个小姑娘，十七岁，姓苏，算不上多漂亮，但人温柔，惹人怜爱，还没上过船，对一切都很怕的样子。永叔暗悄悄地对她好，不求回报。父亲说，这种女人要不得，你还天天苏妹苏妹地喊。永叔难得发了火，骂他，你屁话多得很。父亲说，你还能救她？永叔沉默。半晌，永叔说，我肯定见过她。父亲说，哪儿？永叔双手枕着头，望向平房灰扑扑的天花板，说，第一眼我就知道了，这是命。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后来某天，永叔起夜，看见两个男人拉着苏姨往城里方向拽，于是立刻叫醒父亲。两人跟上去，躲在房子后面，父亲说，莫去，要你的命。永叔看着父亲，沉默半晌，下了决定，说，你回去吧，我要带她走。父亲愣住。永叔又说，快走，你莫惹上麻烦。父亲说，走锤子。两人摸上去，被那两个男人发现，永叔没多说，上前扭打在一起，父亲见状也冲了过去。

永叔挨了一刀，手臂一直流血，苏姨看着他，不敢出声，忍着眼泪，不停啜泣。永叔对父亲说，你快回风镇，等会儿人追来了。父亲还没开口，永叔又说，我给你写信。然后拉着苏妹跑了。父亲在原地呆滞许久，看着他们消失在夜里。

那天以后，父亲三年没见过永叔，也没等到过永叔的信。再见永叔时，父亲身边已经有母亲了，可永叔还是一个人。父亲这时才明白，永叔该去的地方其实不是地方，是人。有她的地方，就是该去的地方。有了这个地方，人就有了活头。

苏姨身世蛮凄惨，从小无父无母，长大后被养父母卖去做妓女，幸好遇到了永叔。

在父亲的叙述里，苏姨和永叔跑出蓬安就分了手。他记得苏姨上过船，也许是这个原因，苏姨不愿意跟永叔走下去，所以选择离开。永叔只好祝福她，等苏姨走后，他独自去了好些地方，江边，海边，高原，大漠，都去过，可心里放不下，为此痛苦不堪，于是开始流浪，寻找苏姨。

永叔没否认他那几年的流浪，但他说那是为了走万里路，见见世面。他毕竟不像父亲，他茕茕孑立，没有负担。跟苏姨分手，是两人约定的结果。她的人生已经毁了一次，他希望她能考虑清楚，不要后悔跟了自己，就让她走了。永叔说，两个人只要有缘分，走得再远也能遇上。

总之，他们再次重逢，将两条命运牢牢绑在了一起。

我比较认可父亲的说法，永叔很爱苏姨，爱到无法放手，况且人与人的距离实在太遥远，我宁愿相信他苦苦寻找，也不相信世上真有那样的久别重逢。

我读三年级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几乎一夜间生出白发。拿到母亲的骨灰，父亲沉默地把那间住了许多年的出租屋打扫干净，准备带我回风镇。临走前，永叔来了一趟。我们吃了饭，话不多，照例一起去了海边走走，只是少了那两个女人。苏姨两年前难产，带着孩子一起走了，听说是个女儿，如果没出事，她也许是我的妹妹，也许是我的娃娃亲。我们两家人还会一起吃饭，散步，我和她会慢慢长大，父亲和永叔、母亲和苏姨会慢慢变老，我们会一起送别他们，在我们的时代里。可一切都没了。那天父亲和永叔都没牵着我，我在沙滩上闷闷不乐地玩着沙子，父亲和永叔坐在海边，望着海浪，沉默地抽烟。

分别的时候，永叔说，你以后就是个男人了，要懂事起来。你晓得啥叫男人吗？男人要做两件事，一要对得起自己，二要对得起责任。做成一样，就是成功的男人。我和你爸爸都失败了，你不能像我们。

回到风镇，我独自生活，父亲也不在某处停留，全国各地漂泊，有时春节也不回来，即使回来，家里也冷冷清清，我们无话可谈。我就这样长大了。那十几年里，我再没见过永叔，甚至快要忘了他。直到大学毕业后，某次去重庆出差，看见一个棒棒坐在江边，很眼熟，我想起了永叔，试着喊他，他愣了愣，看向了我。他住的地方很差，还请我吃了顿饭，我很过意不去，但也不好推辞。我们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多话可讲了。苏姨死后，他没再找，各地漂泊，什么工作都做过，有时也不工作，没什么朋友。他问起父亲，我说，我们基本不联系，很多年了。他沉默。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他笑着说，我这个样子，已经没有家了，也不想要了。他用手抹了把嘴，起身，硬要结账，我拦不住。然后说，我要做活路去了。留给我一个背影。

父亲去世前嘱咐我不要办葬礼。最后那刻，我在床前送他离开，才知道人真有回光返照。他让我把床下的箱子拿给他，我抱起箱子放在床上，他半坐起来，打开箱子，里面东西杂乱，有张我们两家人在海边的合照，母亲年轻时的日记本，还有他年轻时在工地上的照片。他没拿起来看，只是楞楞地盯着木箱，眼睛里的光慢慢消散，然后手臂垂了下去。

木箱里的东西都被我留了下来。父亲去世后的那段日子，我也常翻过凤凰山，到另一边的嘉陵江去。江水沉默地东流。年轻人和有些积蓄的家庭都搬到城里去了，风镇已经只剩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还有被时代折叠的中年人们，许多老房子门庭衰败，杂草丛生，只剩下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大山里草木枯荣，日升月落，流水东去，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小时候看过一句诗，山海万里别，草木十年秋。说的也许就是这个。

离家太久，人会老去，草木也会枯萎。一个人为了生活或者意义，走出大山，时过经年再回故乡，门庭衰败，草木荒芜，什么都失去了，只剩一些回忆，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接永叔回风镇以后，我常常梦见父亲。我们一家人在海边散步，父亲说，咱们是农民，老家在风镇，你要记得。我说，我记得。父亲说，不管你走得再远，再有钱，你也要记得，要劳动，要勤俭，无论你做了多少，只要劳动，人的双手就会改变世界。我说，我记得。他欣慰地摸摸我的头，然后牵起母亲的手，两人依偎着，踩着沙子，一步步往海里走去。

三、人们

父亲这辈子做过什么呢，年轻时他做过水手，修过桥梁，建过房子，我回风镇以后，他好像还下过矿。他没有丰功伟绩，就这样静悄悄地过完一生。永叔也是如此。还有更多人。他们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舍不得拿钱换命，只想着给后人留下些财富，可他们哪儿有财富呢？他们唯一拥有过的财富就是渺渺的一生。

永叔去世前，带着我去见了三个人。一个活人，两座坟墓。是他和父亲的故人。

孙建军，1965——2016，葬于流经风镇的嘉陵江末段的岸边。

清明节过去不久，坟前还有祭品和燃烧完的香蜡，爆炸过的火炮的红纸也散落在坟边。坟后是高山，坟前二十米就是嘉陵江水，夏季涨水时，说不定会淹到坟前。

永叔说这是个了不得的家伙，身材高大，为人处事利落，天生做大事的人。永叔和父亲在蓬安的码头讨生活那年，遇见过坐船出来的孙建军，他无处可去，永叔和父亲收留了他几天。孙建军跟着他们在码头干了一段时间活，决定南下，路费不够，永叔和父亲凑了凑，借给了他。他们一起去火车站送孙建军，那个高大的年轻人掉了眼泪，说我一定记得你们。

2005年，永叔在沈阳遇见孙建军，那时苏姨已经去世了。孙建军混得很好，在五爱市场做批发生意，他们喝了一整夜，孙建军想还钱，永叔拒绝了。当时永叔没有工作，生活落魄，孙建军就让永叔去他那儿，多的没有，生活没问题，没有孩子，养活两个人也不是问题。永叔也没去。那顿酒喝到最后，孙建军又掉了眼泪，说，没有你们，我现在不晓得在哪儿。

孙建军离开蓬安以后，去了广州，混过社会，进过工厂，做过小贩，被其他贩子排挤，被城管撵，最穷的时候，每天只吃一顿饭，掰碎面条熬成糊糊，多放点盐，下午三四点吃，能顶一天饿。后来终于辛辛苦苦挣到了钱，老家的母亲身体又不好了，只好把生意带了回去。小地方，生意难做，垮了以后又去打了几年工，等母亲去世后才重新想办法做生意。好在那几年妻子不离不弃，儿子也懂事，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永叔离开沈阳后，没再见过孙建军。后来的事是偶然听说，孙建军离了婚，生意做大了，染上牌瘾，儿子也学坏了，坐了几年牢，等出狱时，已经家徒四壁。孙建军死前执意要回风镇。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给他下了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再也没回来过。这两年结了婚，才晓得回老家给父亲烧点纸。

烧完纸，我推着永叔在江边走。永叔很沉默。走了一段路，永叔突然说，我这辈子没当过爸爸。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永叔又说，爸爸不好当。我说，是，不好当。永叔说，你妈得病的时候，你们家拿不出钱，你爸爸那人好强，从不找人借钱，那段时间也到处在想办法求人。你妈是怕拖累了你们。不怪你爸爸。

我停下脚步，眼泪几乎要涌出来。

永叔说，你晓得有个人叫余纯顺不？名人，那会儿徒步中国，报纸上经常看到。九六年，他从上海走，想去徒步横穿罗布泊，没成功，最后死在那里了。他的碑还留在大漠里。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有志向，也想做这样的人，你妈就喜欢他这个。有了你以后，他们都不提了。人啊，难讲。我有时候就想，你说你妈这辈子值，还是你爸爸这辈子值。我这辈子值，还是你苏姨这辈子值。

我沉默。永叔也没再说话。江风吹动岸边的植物，一些老人扛着锄头在地里干活，他们身体瘦弱，高高举起锄头，像举起一面旗帜，又重重落下，像图腾，像时代的坍塌。

第二个人叫付林，五十六岁，如今在风镇的水库里做船夫，水库是片湖，周围是森林，生态很好，他负责管理钓鱼的人，清理水库里的垃圾，偶尔划着小船带人游览，一次五块。

小时候，付林是父亲的同学，跟永叔的关系也好，三人偷鸡摸狗，游山玩水，长大以后，父亲和永叔各奔东西，付林走出大山，去了北方，加上永叔再没回过风镇，三人联系渐少。付林做了一辈子工地，好在儿子很有出息，虽然读书少，但脑子灵光，在广东开了几家玩具厂，生意做得红火。儿子想接他们去广东过过好日子，老婆去了，他没去，他说在外面漂了一辈子，退休了在老家过过清闲日子舒服多了。

永叔和他叙旧，其实也没什么旧可叙，我猜永叔只是想看看他，仅此而已。不过付林讲起我父亲。说曾经在杭州的工地上见过他，父亲是点工，干活卖力，一天比别人多拿五十块。付林在杭州待了许多年，他说杭州那些房子，他参与过的，加在一起，起码有十几个小区那么多。他对此很骄傲。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这事让多少人有了个家。

他坐在小船上，夹着烟给我讲农民。川军抗日，四川农民们都想上战场，老父亲上不了战场，就给儿子送去死字旗，用来“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改革开放，农民去城市，去海边，去工地，去工厂，勤劳踏实，修一些楼，铺一些路，就这么过一辈子，还都很知足。晓得为啥不？因为人要有骨气，要对得起良心，再累，也要站着活。农民不像那些昧良心钻空子的老板。老祖宗种地，靠天过日子，现在神仙也没有了，靠的就是勤劳，骨气，良心。这就是农民。

那天离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一句被用烂的话：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依然热爱它。

孙建军，永叔，父亲，付林，还有那些奔向大地的年轻人们。他们不是浪潮本身，他们是流水，千千万万的流水形成浪潮，将坎坷冲平，让世界改变，然后这片土地上长出花朵，在阳光下绽放，鲜艳美丽，人们把花朵当作英雄，因为它们在绽放。但流水才是那股力量。他们从没想过要绽放，所以他们沉默，他们不可为而为之，明知结局但义无反顾，比起那些绽放的花朵更像英雄。哪有英雄被遗忘的道理呢？可人们崇拜花朵，遗忘流水，最多献上一点可怜的同情心，仿佛流水的命运是应当的，花朵的命运才是奋斗的。

花朵自然该绽放，但怎么能遗忘流水呢。人们在网络上争论各种观点，所谓的艺术家们坐在一起讨论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可有的人甚至从没见过那些灰蒙蒙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站得太高，活得太假。世界也许在走向某种虚无。那些流水用真实的、血肉做成的生命，换来了这种虚无。

我也在走向虚无，甚至有些不可逆，这让人悲哀。

永叔带我见的最后一个人，在凤凰山后，嘉陵江边。

墓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已经模糊了，不是新坟，只有几块石头，上面有些斑驳的红色笔迹。永叔说这是当年在路上捡到他的人。

那年永叔才三岁，但他还记得一些片段。有一天母亲忽然不见了，他哭喊，无人答应，于是往前走，越走越远，最后肚子很饿，睡着了。被捡到风镇，他在这家住过，那家住过，也在我家住过。后来长大些，他住进镇子外面一间茅屋里。有时候会梦到母亲忽然消失的那天，他在路上茫然地走着，然后忽然惊醒。确切地说，不只是惊醒，也是饿醒。无论吃得多饱，只要做了这个梦，就会感到饥饿，骨子里的饥饿。

捡到他的那个人是个瘸子，心善，但永叔没把他当作过父亲。他是救命恩人，永叔说，我从没把自己当过风镇人。我不晓得我是哪儿的人，后来遇见苏妹，晓得了，我们在哪儿，我就是哪儿的人，但是她又不在了，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我是哪儿的人。

我们给坟墓上了香，烧了纸，火灰满天飞扬，我和永叔都沉默着。过了好久，所有的火灰都落了下来，永叔盯着墓碑看了一会儿，说，走吧。

后来的一个月里，我每天推着永叔去看嘉陵江。他很少说话。有时他的小孙女静静也跟着，在田野里跑来跑去，这里摘朵花，那里拔根草。嘉陵江沉默地、平静地流淌，永叔也沉默地、平静地等待死亡。

永叔去世那天，精神已经恍惚了。他拉着我，喊我父亲的名字，说，水往哪儿流啊。静静大声哭着。我无法回答，只能紧紧握着他的手。过了一会儿，永叔闭上了眼睛。

水往哪儿流啊。

往海边，往城市，往心安处，往你们年轻的岁月，那里有四川人，湖南人，贵州人，云南人，湖北人，那里有好多好多人，那里是新的世界。

漂来漂去，就这么漂来漂去。

四、碑

永叔去世后，我依照遗愿，请镇上修墓碑的人订了一座大理石的碑，一个字都没刻。

下葬时，我拉着静静，她身体轻轻颤抖着，很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天下着小雨。碑落成时，风卷林动，水声涛涛。我想起在风镇读书时学到的古文。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那时我还是个少年，但这刻看见那座无名碑落进泥土，一切都清晰了。

我给静静办了张存折，把永叔的钱存了进去。在风镇小学给静静办了入学，期间认识了一个外地来风镇的年轻女老师，姓陈。陈老师重庆人，师范毕业，父母亲都是工人，大学时她就利用假期支教，毕业后考了乡镇学校的编制，来了风镇。风镇的条件并不好，但她也从小地方出来，当老师是从小的梦想，因此很享受这种生活。我和她见了几次面，聊了很久，其实也没怎么费劲，说服了她帮着照顾静静，她很乐意。学校的宿舍太小，我家离学校不远，于是我花了半个月把老屋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焕然一新，让陈老师搬了进来。我承诺每月给她转来生活费。

临走前，我带着静静去给永叔烧纸。我问静静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儿。她说不记得了。我说，你还记得爷爷带你回家的时候吗？她说，记得，我在路边看见一只老鼠，特别怕，还很饿，就哭了，爷爷挑着东西，过来问我，我说我饿，他就把我带到家里吃饭了。我说，想爷爷吗？她说，想。我说，你要听陈老师的话，好好读书，爷爷看得到你的。她说，你还会回来看我吗？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会的，我一定会回来，我再也不会走远了。

那天夜里失了眠，半梦半醒间有些恍惚，听见一种奇怪的遥远的声音，又似乎很近。我下了床，去洗了把脸，走到后院，看见黑暗中的凤凰山。那座塔已经没有了。我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传闻，说凤凰山下埋了几代人，坟墓太多，所以有点邪。因此，这座山也不仅仅是山，还是巨大的坟冢，流水滋养着它。夜里睡不着，有时会听见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在哭泣，哭的是人怎么都不在了。因为人没了，山本身也就成了孤魂野鬼。

人都去了哪儿呢？我想起他们的脸。

如果大地是坟墓，埋葬着岁月，那他们就是墓碑。

我点了根烟，月光明朗，在二十一世纪，在我还如此年轻的岁月里，我忽然有了一种笃定。

我或许应该做点事，至少应该写下他们，或者，至少该写下他。墓碑上没有名字，但在空荡荡的人间，总该留下点什么，哪怕当作他们的墓志铭。

该怎么写呢。

我回房间拿出父亲的木盒，翻着他年轻时的照片，在最底下找到一本杂志，用牛皮纸装着，一尘不染。那是另一段故事。

1989年。蓬安县汽车客运站。

阿建的母亲背着背篓，装满野菜，野菜上有双新的解放鞋。阿建买票去了，她弯下腰，拿起鞋子，左右警惕着路人，往鞋底塞了几张钱，规整好，塞进阿建的背包里。

鞋子里放了三十块钱，母亲说，还有鸡蛋，裹在衣服里了，路上小心点。

阿建接过包说，晓得，你快回吧。

母亲说，莫记恨你爸爸。

阿建说，晓得。

母亲沉默。

车子要走了。阿建朝母亲挥挥手，回吧。

母亲说，我把菜卖了再回去，到了记得写信回来。

阿建说，晓得了。说完又挥挥手，转身上了大巴。

这是阿建倒数第二次看见母亲。最后一次，是在杂志上。那时阿建的儿子已经三岁了。他陪着儿子去图书馆，翻到一本从前的杂志，有张照片。车站里人潮汹涌，年轻人穿着干净的衣服，笑着，哭着，抽烟，告别，奔跑，往车上挤。画面远处，一个背着背篓的农妇站在大巴外，在涌动的人潮中静止，望着一辆已经快驶离车站的车，眼神茫然。

照片下是行小字：年轻的四川农民们。1989年3月。

阿建是我父亲，他离家的第二年，那个送别他的母亲不慎坠江溺亡，他从此成了一个男人。

我把杂志放在胸口上，感到一种安宁，像是飘在水面上，那个遥远的声音渐渐淡去，我什么都没想，什么梦都没做，沉沉睡去了。

回到成都后，我没急着工作，每天在城市里晃荡，白天坐公交车，晚上自己开车。我思索着，应该怎么写下他们，怎么写下他们的墓志铭。那段日子，我看见凌晨的环卫工们，看见穿着汉服玩滑板的年轻人们，看见深夜坐末班车的白领们，世界已经大不同了。我看了很多书，查了不少资料，有时也去小酒馆喝点酒，几乎每时每刻都想着他们的脸，但实在不知该如何下笔。

某天深夜，我走进一家livehouse，人很少，乐队是几个年轻的男孩，比我还年轻，唱着原创。我要了杯威士忌，安静地听着，可心思不在上面，因此喝得有点快，又叫了几杯，渐渐地醉了。恍惚间想起父亲去世以后，那个陌生小镇的傍晚，那两个像学生的人唱的那首歌，是什么呢，Beyond，粤语，还是国语。没想起来。我揉揉脸，看着台上的乐队，清醒了些，才发现刚刚不是梦，耳边的旋律很熟悉。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听完，我结账出门，夜风吹过，清醒了些。我想着这首歌。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唱得真好。

街头的人不多，夏天快来了，一切都要盛放。城市里灯红酒绿，高楼林立，每天都上演着爱情和梦想，每天都有新生命的降临，人们不远万里奔赴异乡，流着汗水浇灌土地，土地上的风也会吹干他们的汗水和眼泪，这是个多么精彩的世界。

我想起凤凰山，想起他们，想起那些墓碑，酒精仍然使我眩晕，但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些事情。该如何写他们的墓志铭呢。我想他们的墓志铭早已经写好了，不需要笔墨，甚至也不需要人。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就是他们的墓志铭。

我往前走着，走向尽头，凉风迎面，一个新的世界就在那里，那里有土壤、血液、悲鸣与赤诚的爱，那是人们必须要抵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