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变成一匹马大概是在爷爷去世两年后，那是一瞬间的事。

在父亲接班之前，爷爷是小镇唯一的电工。小镇虽然背靠阒寂无声的群山，怀拥澄明如镜的湖泊，但却因地处偏远，加之气候无常，所以时常出现线路中断、电力不足的情况。我还记得，每当乌云压城、山雨欲来，爷爷都会开始着手清点他的工具包，检查电工刀、锣刀以及各类扳手、钳子是否齐全，然后会把安全带绳一圈圈绕好，和脚扣子、登高踏板一起放到脚边。他坐下来，望着窗外卷起的风，静默地抽出一根烟，耐心点上。缭绕的烟雾总是将他环住。等到一根烟抽完，他用脚踩灭，然后披起雨衣，挎起安全带绳准备出发。奶奶在这时会从厨房里边咳边问：

“还是姜汤？”

“姜汤！”

爷爷的回答总是这句，斩钉截铁，意思是他回来时想喝一碗暖身的姜汤。

但在临退休前的一次施工作业中，爷爷冒雨出去后，久久没能归来。奶奶叫上邻居帮忙，打上手电筒，在浓稠如墨的无边黑暗中一遍遍呼喊，一处处搜寻，结果在一根电线杆旁发现了爷爷，可爷爷早已昏睡过去。把爷爷抬回家后，我们发现他身上除了冰凉的雨水和凌乱的淤泥枯叶，没有任何伤口。奶奶给他铺上厚被，让我去叫陈医生。我跟陈医生回来时，发现爷爷早已醒来，正在喝着姜汤。

“瞧你，”爷爷对奶奶略显嗔怪地说道，“还麻烦老陈下雨天的过来跑一趟。”

“怎么了，老周？”陈医生半开玩笑地笑道，“我听说你下雨天的在外面泡澡呢？”

爷爷苦笑一声，给陈医生递过一支烟，“头晕。眼前猛地一黑，啥也看不见。脑子里还热乎乎的，就跟夏天的太阳晒的似的。然后的事就不记得了。再醒来就在床上了，你说奇不奇怪？”

陈医生严肃起来，“突然晕倒可不是一件小事。”他吸了口烟，“平时有没有觉得头疼？”

爷爷说有。每次一转头，就能听到脑子里咣叽一下的声音，还隐隐有些头疼。

“这事可能比你想的麻烦，我觉得你还是去市医院查一查比较好。”

可爷爷不愿去查。

“我这一天天登高摸电的，生死线上的事儿都做过来了，能有什么大事？”

一周之后，爷爷在院子里想给我们那条名叫马驹的狗喂食时，他再一次晕倒了。于是在奶奶的再三劝告下，爷爷终于答应去医院做检查。是脑瘤，有鹅卵石一般大小，压迫着神经。父亲是在奶奶告知他爷爷的检查结果之后，才从市里回来的。父亲与爷爷的关系一直不好。我后来才知道，爷爷一直想让父亲子承父业，就留在小镇上当电工，可父亲志不在此。父亲与爷爷除了脾气执拗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我看来，爷爷十分理性，是个活在现实中的人，他对待工作认真踏实、一丝不苟，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而父亲呢，他务虚，他仿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而是与现实隔着一点距离，像鬼魂一样在世间漂浮。而且，父亲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疯狂，一旦陷入某种执念，就难以自拔，我想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变成一匹马的原因之一吧。

父亲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承担了一部分照顾爷爷的工作，但能看出来，他并不乐意，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父亲并非不善良，只是他对当年爷爷所做的事仍有恨意。这是家里的一个秘密，甚至连母亲也不知道缘起。我是在几年之后，在父亲变成马之前，看了那一封封信才逐渐明白的。

而爷爷在确诊脑瘤之后，每次头疼，都会对我说：

“小原，你知道吗？爷爷脑子里有个鸡蛋，还是没熟的那种，只要我一动，鸡蛋就开始搅来搅去。我都能听到和肉馅的那种水滋滋的声音。”

有一回，这段话被父亲听到了，他总是小心监听着这种日常生活中奇怪的比喻，于是当晚他就在他的笔记本上斟词酌句地写下了这么一段：

脑中那颗没熟的鸡蛋

在我弦一样的神经上跳弹

是小丑恶作剧的艺术

困囿在死水般的马戏团

是的，父亲写诗。他有一个16开的军绿色绒面笔记本，平时就锁在他的书桌抽屉里。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支英雄牌钢笔。无论是笔记本还是钢笔，在父亲变成马之前，他从不允许任何人碰。有一回，他忘记把钢笔锁进抽屉，母亲打扫房间时不小心把钢笔摔到了地上，这一幕刚好被父亲看到，他立刻腾起火气，动了雷霆之怒。母亲不明白这种小事有什么必要吼来吼去，心想为什么自己打扫卫生还打扫出错来了，便一改往日忍气吞声的形象，跟父亲吵了起来。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一向顺着父亲的脾气，像照顾一只易惊的流浪猫，耐心地抚着毛发，揉着脖颈，把他的气顺下去。可那一次，母亲也发了脾气，宛如平静的海面骤然卷起几十米高的巨浪，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可父亲像小孩子赌气似的不愿承认自己理亏，又冲母亲吼了两句才罢休，然后在客厅睡了一个月。

我后来从那一封封信中了解到，那支钢笔是一个女人送给父亲的。一个父亲深爱着的女人。一个曾经一度消失后来又突然出现的女人。一个毅然结束自己不幸婚姻的女人。

至于母亲为什么没有发现信中的秘密，我想是因为母亲识字不多。按她自己的话说：

“我一看见字，就犯困，越看越困。那一页页黑不溜秋、密密麻麻的，我一看它们，就觉得被催眠了似的。所以啊，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从你爸的书架上找本书来看，都不用翻到第二页，我就能呼呼大睡了。”

母亲是裁缝的女儿，我外公重男轻女，只让母亲上完了一年级。母亲对此毫无怨言，因为她本身也不喜欢学校，相反，她觉得穿针引线、缝衣纳鞋要比绞尽脑汁、吭哧吭哧地在纸上大做文章要有意思多了。母亲是爷爷那种类型的人，非常务实。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会结合到一起。直到看完那些信，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谎言，父母的婚姻是一系列谎言的结果，我的出生及存在也充满了欺骗。这是爷爷的谎言。父亲从未爱过母亲。

可母亲不在意这些，在她的思维中没有爱这个字。那种感情太过虚无缥缈，比所谓三从四德难以捉摸多了。母亲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所遵循的就是顺从丈夫、孝敬公婆、抚养儿女，仅此而已。

在爷爷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母亲任劳任怨，准备一日三餐，按时地提醒爷爷吃药，还要帮有哮喘的奶奶分担家务，避免她过度劳累。但是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却经常不在家，他会带上那支不准任何人碰的钢笔，还有一本稿纸，一包烟，外出采风。他所谓的采风，就是四处游逛，神游八方。兴之所至，不管天气有多冷，又或者是否下雪，他都会席地而坐，点上一根烟，把稿纸抵在双膝上，涂涂改改地写下一句句诗。镇上嬉戏的孩童都会把他当作一个怪人，一个待在那里像石头一样的人，可是父亲却很喜欢跟孩子交流。他说：

“他们身上的纯真像宇宙一样，使人感动。”

可他却不喜欢我。他说我的脸上透出一股村妇砍柴时的那种笨拙和愚蠢。这一度使我很自卑，我也因此跟父亲并不亲近。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父亲不喜欢的是我身上难以磨灭的、重重的母亲的痕迹。而我同样也因为有这样一位不太正常的父亲感到羞愧。有一次，我和伙伴们相约去湖边钓鱼，却看到父亲蹲坐在湖边，一只鞋半浸在水里，左手掐着烟，右手拿着钢笔在纸上踌躇着想写下点什么。我想立刻转身离开，可伙伴们却饶有兴致地观看起来：

“小原，看，那是你爸，又在那儿写诗咧！”

伙伴们不愿离开，还在那儿继续观察，并打赌我父亲在十分钟之内一个字也不会写。事实的确如此，父亲望着湖面，一根接着一根地不断抽烟，可就是不在纸上写字。整整十五分钟，谁也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些什么。我只感到脸部灼烧如同热铁，极为丢人。

父亲不仅行为怪异，写诗极慢，而且他写出的诗也从来不会给任何人看。每写好一首诗，他就把它誊写到笔记本上，然后就把稿纸烧掉。

有人曾半带讥笑地对父亲说：“周智，这一天天的光看你写诗，也没见你发表啊？”

父亲面露不屑：“有什么地方配发表我的诗？”

可父亲并不是不愿投稿，而是他害怕去邮局。当年爷爷所做的事，让他感到邮局是一个编织谎言的集散地。他不愿自己费尽心力写下的诗会包裹上一层层谎言的外壳。他用自己的方式执着地对抗着爷爷所代表的现实。

而爷爷在确诊脑瘤之后，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有时甚至会把我误认为小时候的父亲。他夸我聪明又听话，小手十分灵巧，接起的电路就像一件件艺术品一样。从爷爷迷迷糊糊、支离破碎的话语中，我逐渐弄清楚一件事：父亲在上大学之前的十八年里，一直想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电工。多年的观察和学习，加上爷爷的言传身教，使父亲早就具备了成为一名电工的资格，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时候爷爷因为身体不舒服而不能外出施工时，父亲像捡漏一样，代替爷爷出门检视镇上电路的安全。为了更进一步地掌握电路的原理，有更广阔的前景，父亲走出了这片群山，考上了大学，并选了电气专业，立志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可是，大学还没刚上半年，过年回家时，父亲就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他留着及肩的长发，胡子也蓄了起来，而且烟不离手、言必谈诗。爷爷奶奶纳闷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父亲从不解释，即使说话，也是晦涩难懂，从他嘴里经常吐出的是各种流派和理论。父亲深陷在了辞藻的漩涡里。后来我了解到，原来父亲是在大学里误打误撞地参加了一个诗社，里面的人全都特立独行，诗社的聚会也总是烟雾缭绕、觥筹交错。他忽然之间发现诗的世界就好像远方的一个亮点，必须不断地向前奔跑，才能得到更多的光。为此，他从图书馆里借来各种诗集，窝在被里读到深夜；他逃掉了专业课，甚至连自己一学期有多少门考试都险些不记得。半年过后，他写出的诗勉强得到了诗社里的一些认可，但考试却几乎全亮红灯。父亲如此着迷，不仅是因为喜欢诗，更是因为他爱上了诗社里的一个女孩儿。那个送父亲钢笔的女孩儿。

当爷爷的意识已经在混沌的边缘徘徊时，已经到了冬天。我们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建议做开颅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爷爷不同意，他不允许自己的脑袋被打开，他觉得自己哪怕死也要完整地入土。手术到底也没有做成，爷爷挨到了春分时节。小镇下第三场春雨的时候，爷爷正在清点他的工具包，当把安全带绳绕好放到脚边时，爷爷没有再像平时那样抽一根烟，而是挺了挺腰，跺了两下脚，低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来吧。”

奶奶听到爷爷说话，纳闷了一下，问道：“什么来吧？干吗去？”

爷爷似乎没有听到，没有接话，而是径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走到了细雨下的小院中。我从背后看着爷爷，他的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步都在泥地上留下了一个绝不服输的脚印。快走到院门时，刚好父亲从外面推门进来，父子二人迎面相对。有那么几秒钟，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挂着无言的尴尬，可紧接着就变成了惊恐。爷爷静立不动，腰板挺直如椽，可头却一下子垂了下来，刚好抵在父亲的胸口。

谁也不知道父亲在最后一刻从爷爷的表情上究竟看到了什么。

只是在接下来的雨中葬礼上，父亲几乎沉默不言。葬礼过后，谁都能看出来父亲的性情从此大变。他之前说话晦涩难懂，令人琢磨不透，现在他像个正常人一样跟人打招呼，问候些家长里短，一时间倒令人感到有些难以适应，甚至有人问我父亲怎么了。

“我爸现在不是很正常吗？”

父亲仿佛在一瞬间从云丛上跌落到了尘世，倒令我们这些尘世上的人以为世界仿佛翻了个个儿。

更奇怪的是，父亲把钢笔和笔记本也永远地锁在了抽屉里，在最后变成马之前，再也没有打开过。他很少再写诗，即使写了，也会涂抹几遍之后再把稿纸窝成一团扔掉。他也不再外出采风，不再发呆。因为爷爷的去世，他的对抗好像霎时间失去了目标。看来他是打算把体内深藏的某种热情、某种本质、某种青春年少时的记忆一劳永逸地掩盖住。可是，人要压抑自己的本性，是何其困难啊！

多年以后，回看父亲当年的这一转变，我猛然醒悟道：事实上，父亲早就厌倦了这种像疯子一样写诗的生活。他并非没有理智，他之所以一直坚持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习惯了反抗爷爷的意志，习惯了在别人眼中被看成一个诗人一样的存在，也习惯了用这种折磨自己的方式去怀念他的第一段感情。他心里明白，他所作所为早已越界。他是时候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了。更何况，这个道理他早在还未结婚成家时就已明白。他在当年写给那个女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我们是时候回到地面上来了。我的意思并非是说我们不再写诗，而是想说，我们应该先学会生活、理解生活，应该在生活中写诗，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你转过头看看，我们大学这四年生产了多少垃圾啊。诗社里的大部分人在去年就已东奔西散，着手工作的事情。那时我就应该注意到，诗社里有一部分人是不需要考虑工作的，因为他们家里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而我呢，我当时沉迷在茨维塔耶娃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根本没去考虑毕业以后的着落。现在，我即将毕业，却毫无一技之长，我拿什么来养活你呢？又何谈幸福？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我说这些并不为别的，而是有点嘲笑自己悔悟得太晚。但我或许也不该过分担心？虽然我的电气理论不够扎实，但我动手能力还是有的，我想现在努力应该还来得及。请你等我。

我后来四处搜集事实线索，发现当年那个女人的确等了父亲几年，但后来听说父亲结婚了，便没有继续等下去。这其中所谓的阴差阳错实际上是人为所致。是爷爷篡改了信件的内容，目的是想让父亲能够留在小镇接班。爷爷亲眼看着父亲荒废了大学四年，一事无成，而且神经也似乎变得日益不正常，他以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那个女人，所以爷爷耍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手段，使父亲跟那个女人断掉了联系。父亲是在婚后三年才得知事情的真相，但那时那个女人也早已成家，一切已经不可挽回。父亲一怒之下，离开了小镇，跑到市里，花掉了身上所有的钱，就只为开一家普普通通的小书店。

而在爷爷的葬礼过后的第三天，父亲突然宣布决定关掉他在市里经营多年的书店。书店位于一条寂静街道的深处，并不大，顶多二十平。店里并不售卖教辅用书和文具，书架上摆放最多的是诗集，其次是小说，然后才是一些历史、社科和人物传记之类。与其说书店是为了盈利，倒不如说书店是为了满足父亲自己的阅读渴求。家里的经济收入都是来源于母亲的服装店，而父亲的书店则总是亏本。关掉书店之后，父亲托朋友用卡车把书拉回了小镇上的老家，堆在了我的卧室的一角。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母亲问道。母亲的意思是，父亲准备接下来去干什么工作呢？

“电工。”父亲说道，“回来当电工。”

父亲的回答令母亲、奶奶和我都深感意外。我想过父亲可能会专职写作，也有可能会背井离乡出去谋份差事，又或者游手好闲一段时间，但从没幻想过他当电工的那种可能性。可父亲在说出这个回答时，意志是如此坚定，眼神是如此深邃，以至于我甚至怀疑这是他多年以来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父亲的电工技能并没有生疏，毕竟这是他从小就接触的东西，只是理论上差得太多，需要恶补。而且今时不同往日了，父亲需要考取电工资格证才能上岗。为此，父亲买来了一堆教辅书，耐心地窝在家里扎实基础，准备考试。父亲仿佛在重新找回大学时应有的学习状态。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证书，回归到了电工的生活。我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父亲在开书店之前就已经接过爷爷的班，当了三年电工。

在父亲重新当起电工前的那些日子里，奶奶因为爷爷的去世，曾经饱满的精神一下子涣散下来，整日整日地提不起精神，而且经常会在院子里喊爷爷出来帮忙。有时候一连喊了两三声，她才意识到爷爷早已不在人世的这一事实，于是会怅然地在院子里待一下午，甚至忘记手头正准备要做的事。不仅如此，奶奶的哮喘也日益严重，经常弓着背按着胸口咳个不止。仅在半年内，奶奶那一头乌黑光泽的齐耳短发就苍白了一半，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多岁。

而在父亲拿到电工资格证、正式上岗之后，奶奶的状态也稳定下来，家里的生活也日趋安定。可那时，我刚好进入青春期，心底总是痒痒的，好像百爪挠心一般，对家里规律得如同挂钟一般的生活感到难以适应。同时，我发现转变后的父亲总有哪里不对劲，但究竟是哪儿不对劲，我又说不清楚。有一天，很多人聚在我家门前闲聊，有个人讲了个笑话，大家全都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有人笑得蹲了下来。这时我注意到父亲虽然也在笑，但那笑容却很僵硬、很死板，就好像是为了想笑而挤出了笑的表情，总之，父亲的笑还不如不笑。从那一天起，我时常注意观察父亲的表情，发现父亲的确不再会笑了。以前他写诗的那段日子里，他笑得很爽朗、很放肆，经常旁若无人地莫名其妙笑起来。可现在，他虽然在笑，但我却看出那不是他发自内心的笑。

为了弄清在父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先是询问了奶奶，父亲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谁身上还没有什么秘密呢？”奶奶慈眉善目地笑道。

我跟奶奶解释说，我问的不是一般的秘密。我想知道为什么父亲跟爷爷关系不好，为什么父亲不再爱笑了。

可奶奶缄口不言。

我又问母亲，母亲摇摇头，说从她嫁进来之前，父亲跟爷爷的关系就已经很紧张。至于父亲为什么不爱笑，她倒是没注意，她倒觉得父亲现在比以前笑得正常多了。

为此，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寻那个秘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的笔记本。我趁父亲外出施工的时候，偷偷撬开了他的抽屉，翻出了笔记本。看过之后，我才发现笔记本上不仅有父亲写的诗，还有记录的往事和心路。也是从笔记本上那一行行文字中我才知道父亲还藏有一个铁盒，铁盒里放着往日的一封封信件。可那个铁盒被父亲藏在哪儿了呢？我在家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有一天，我正在发呆，目光刚好落在父亲堆在我卧室的那些书上。我不放过每一本书，仔细地检查着，终于找到了那个铅灰色的、已经上锈的铁盒。这个铁盒想必以前是放在父亲的书店里的。我把铁盒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摞发黄的信封，信封的边缘起了毛边，破损的地方还用透明胶带粘了起来，想来父亲应该经常翻阅这些信件吧。

读罢那一封封信和那个笔记本，我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父亲与他的初恋感情甚笃，他本意是要在大学毕业后与那个女人去另外一个城市相守终身。可是苦于没有一技傍身，父亲决定还是先从电工做起。可那时爷爷并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以为父亲仍要啃着诗集像个疯子一样过活，所以想方设法地让父亲与那个女人断绝联系。在父亲投出之前提到的那封信后，那个女人很快就回了信，说答应等父亲。可是事有凑巧，女人的回信到达邮局的那天，邮局刚好停电，爷爷被叫去修理电路。电路恢复以后，邮局的工作人员把父亲的信交给了爷爷让帮忙带回去。爷爷想知道信里的内容，便提前拆开了信，读了一遍。爷爷虽识字不多，但也读懂那个女人答应等父亲。但女人的回信中可能并未提及父亲要做电工的打算，而是鼓励父亲出去闯一闯，爷爷因此有了误会。他从邮局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陈医生，把信又给医生看了一遍，并询问医生的看法。医生对爷爷说，年轻人是该出去闯一闯。可爷爷并不同意，他已经铁了心想让儿子留下来。医生于是对爷爷说：

“你编一封假信不就成了吗？就写那个女孩儿不愿意等。”

爷爷想了一下，说自己的字太难看，儿子肯定一眼就能看穿，写信的事还是得请老陈帮忙。

陈医生平时就会写写小说投在一些地方报刊上，镇上的人有时也称他陈大作家。一想到可以展示自己的文采，又能帮上爷爷的忙，陈医生便爽快地应承下来，并让爷爷把那个女人之前的信带过来，他需要揣摩一下遣词造句的方式。爷爷于是照做。

陈医生的回信在第二天就到了爷爷手里。爷爷没有当面交给父亲，而是直接留在了客厅的桌上，并让奶奶告诉父亲说有信到了。父亲怀揣激动的心情打开了信，却没料到信中的内容让他大感意外。那封信火药味十足，语气强烈地指责父亲胸无大志，并说父亲背叛了他们相约坚守一生的诗歌事业。不仅如此，信里还说父亲与她已经两月未见，感情或许已经淡了，如果父亲已经另有新欢，请来信明白告知，但说无妨，还请不要再拐弯抹角。为了避免让父亲看出这封信的字迹与之前不同，陈医生还特别谎称那个女人最近右手不小心划伤，无法动笔回信，这封信是请堂哥代笔的。

父亲读罢信后，脑中恍若海搅天翻，他万万没想到恋人会如此回复。他也压根没想到信有被掉包的可能。静下心来后，他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语言，说明自己别无二心，并仔细解释自己想找一份工作的心情，希望恋人能够理解。在信的最后，父亲表明了自己想见一面的想法。信送到邮局后，并没有立刻被投出，而是被爷爷私下拦了下来。之前陈医生在给爷爷交付回信的时候，顺带说了父亲万一回信的事。他建议爷爷把父亲的信扣下来，再见机行事。恰巧陈医生的侄子就在邮局工作，事情操作起来很方便。

就这么一来二去，父亲实际上一直在与陈医生通信，发出去的信也都被爷爷截留了下来。父亲虽然能够感觉到信纸后面恋人的性情似乎有所变化，但他却把这归因于两人分居异地、时空相隔，恋人对他的感情逐渐淡薄，两人对于诗歌与生活的想法也逐渐分道扬镳。最后，陈医生终于厌倦了这种杜撰年轻女孩信件的事情，于是在最后一封信中谎称那个女人最近遇上了一个开书店的男生，两人情投意合，无话不谈，所以对于与父亲的这段青葱年少、荒诞不经的恋情想来还是告一段落为好。父亲对此惶恐不安，急忙回信说想再见最后一面，但在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信。那个女人就此从父亲的生活中消失了。

父亲在一连串的谎言中失去了自己的初恋。在伤心了一段时日之后，安安心心地接了爷爷的班，在小镇上当起了电工，最后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大他三岁的母亲，成家立业，生下了我。

但是事实上，女人的信还是常常到达邮局的，只不过每一封都被截留了下来。所有的信都放在了陈医生家里，一来是因为爷爷怕信放在自己家中迟早会被父亲发现，二来陈医生也可借此机会更好地揣摩那个女人的思维方式，方便给父亲回信。

谎言的败露发生在父亲婚后的第三年，有一次父亲去市里给奶奶拿治哮喘的药，竟然碰到了来此地出差的大学同学。两人互递一支烟，叙起旧来，一来二去，就说到了父亲大学时期的那段恋情。

“听说是你甩了人家？”那位同学调侃道。

父亲只当这是句玩笑话，准备敷衍过去。结果那位同学又继续说道：“听说她一直给你写信，但你一直不回。她就一直等一直等，最后也没等到你的回信啊。今年上半年才刚刚结婚。”

听到这里，父亲开始纳闷起来：“怎么可能？她每一封信我都回。她最后结婚的对象是开书店的吗？”

“什么开书店的啊？她老公是国家电网的。”

“她信里跟我说她遇到一个开书店的男生挺不错的，两人挺聊得来，之后就再没给我写过信。”

“我是听说她一直给你写信，但没见你回过。她还说，你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里，还拜托她等你。她等了你两年，最后架不住家里催婚，相亲认识了这个国家电网的家伙。”

父亲开始意识到事情有哪里不对劲，但又有点说不上来，彻夜未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去邮局问问可能比较好。于是巧遇大学同学的第二天，父亲去了镇上的邮局。到了邮局，他并没有直接问，而是假装寄了个东西，然后又找了个理由说想喝酒了，把陈医生的侄子约了出来。酒过三巡，陈医生的侄子已经显出醉态，变得兴奋起来，话也开始变多。父亲趁机把话头引向自己当年的恋爱，说起了信的事。

“周哥，”陈医生的侄子欲言又止，“咳，我直说了吧，我对不起你啊。这几年我一直瞒着你。那些信都收到了，你的那些信都没寄出去过啊。”

父亲听到这里，心下一惊，但表情没有起伏，任由陈医生的侄子把话说完。事情完全弄清楚后，父亲感到大地好像在他脚下裂开，站都站不稳。他很难相信爷爷会做出这种事来，也很难相信陈医生也掺和在其中。当晚回到家中（母亲那晚刚好回了娘家），父亲被酒意和怒气支配着，逮到什么就砸什么，家里顿时一片狼藉，碎玻璃片还把他的手给割伤了，血流个不停。他大声怒骂着爷爷，发誓要跟他断绝关系。爷爷在盛气之下打了父亲一巴掌，父亲于是跟爷爷扭打在了一起。虽然父亲年轻，但毕竟喝了酒，脚跟不稳，最终被爷爷推搡到了院子里。

我还记得那一晚，父亲在空旷的院子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呕吐物和酒水、泪水、血水混到一起流在湿湿的泥地上。父亲的这个样子把家里那条叫马驹的狗也吓得一个劲儿嗞呀乱叫。在此之后，父亲就与家里彻底闹翻，搬了出去，开他的书店去了。爷爷又成了镇上唯一的电工。

把这一切都弄明白之后，我忽然开始同情起父亲来。再看他笑时，我明白他那种不自在的笑中夹杂了几分悲剧色彩，他的妥协也充满了人生再无退路的辛酸与无奈。而在笔记本中，我也得知父亲在开书店前去了那个女人的城市，跟她见了最后一面，说明了当年的情形。对方当然还喜欢着父亲，父亲也一样。两人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聊起了母亲和我，还有那个国家电网的家伙。父亲觉得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不忍心伤害她，而我呢，他觉得我还小，不愿让我度过没有父亲的童年。那个女人也说，国家电网的家伙对她很不错，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只是没什么诗意。

父亲在笔记本的此处这样写道：人生就好像在向模具里浇灌水泥，一切都在不断地凝固。

是的，可是凝固的不止有无可更改的过往，还有一个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结局：死亡。

爷爷的去世就好像让桌子缺失了一条腿，而仅仅一年之后，奶奶也跟随爷爷而去了，桌子又失去了一条腿，险些无法再立起来。父亲再也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仅仅一年间，脸上的皱纹就增添了许多，面上沟壑纵横，胡子也经常忘记刮。他的工友（是的，父亲不再是镇上唯一的电工了，他有了一个帮手）跟母亲说过，父亲在电线杆上作业的时候，有时会走神，要叫两三遍才会回到现实中来，而且时常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高空中。

“他这样太危险了，我都不敢让他再上去了。”那个工友说。

我很难想象这种样子的父亲在年轻时居然也留过长发、蓄过胡须，打扮成披头士的模样。一个人竟然可以这么快就衰老下去，看着父亲，我总觉得他再无心力去做冒险的事。可也许正因为已经这么老了，有些事再不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父亲最终竟然还是重新攒足了勇气，抛下了一切，变成了一匹马，一匹年轻而又活力焕发的马。

父亲变成马的事要从爷爷去世两年后的那个秋天说起。秋高气爽的一个星期天，一个同班同学从校外回来后跟我说，他好像在肯德基看到我父亲了。父亲当时跟一个年纪相当的妇女对面而坐，桌上的薯条已经所剩不多，番茄酱包也已挤瘪，但两人都没有要站起来再点些什么吃的意思。两个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看起来是老相识了。不过那个同学前不久才跟我打过一次架，所以他说的话我半信半疑，没有放在心上。可当晚回到家中，看到父亲，我又想起了这回事。因为在晚饭桌上，父亲罕见地对母亲和我表现出热情来。但父亲的表情却很难形容，像是很高兴，又像是很犹豫。平时，父亲在家中话并不多，一是因为他跟母亲本就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二是因为我正值逆反期，也不爱搭理他。但那晚他却跟我们说了很多话，话说到最后，父亲变得沮丧异常。他的这一怪异举动倒让我真的相信他在肯德基和一个旧相识见过面了。只是，这个旧相识是谁呢？我一时想不出来，也没有细想下去，因为父亲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异常。很快，我就又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变成马的那天是周五下午，因为那个周五上午刚刚考过试，所以下午全是自习课。而且那天雾气特别大，整整一天，雾浓得就好像化不开的炼乳一样。我跟几个同学翘掉了下午的自习，翻墙爬出去上网。在从网吧里出来时，我看到雾中的一个身影有些像父亲，便跟同学分开，悄悄地跟在了那个身影后面。说那个身影像父亲，只是一种直觉。实际上，那个身影似乎要比父亲更年轻些，走起路来也更充满激情，腰挺得也比父亲要直。我心里没有什么把握，但还是百无聊赖地跟着。那个背影穿过一条条街巷，脚步变得越来越轻盈，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更神奇的是，经过雾气的折射，那个背影渐渐地开始扭曲变形了：头和脖颈不再是竖直着，而是好像朝前方斜探了出去；身体两侧摆动的双手缓缓垂下，开始与地面接触；为了配合手的动作，双腿也稍有些变化，变短了一些，而且小腿变得很细，脚踝处大概只有人的手腕般粗细，而大腿则慢慢变粗，也变得更加健壮有力。与此同时，我开始听到一些清脆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就好像皮鞋踏在瓷砖上发出的那种响声。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变形后的身影是一条狗，就是我们家那条叫马驹的那种狗，但后来，那个身影又渐渐膨胀起来，尾巴也时不时地扬起来，好像一把拂尘。这时，我才看出，那是一匹马，千真万确是一匹马，无可置疑。紧接着，那匹马就在街巷中奔跑起来，马蹄声十分悦耳，宛如在奏响一曲生命悸动的赞歌。我不知不觉也跟着跑了起来，越跑越觉得脚步轻盈，甚至感到这整个世界都因为此刻雾气小巷中的马蹄声而变得年轻起来。我甚至能听到前面那匹马的响鼻声，能感受到它在冷冷的雾气中喷出的热息。

那一天的最后，等到雾气慢慢散去，我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市里的大巴车站。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对此竟然毫不意外。随着大巴车一辆辆向外驶出，我也恢复了平常的呼吸，慢慢地走了回去。我一直从学校走到了家中。屋子里，母亲正在给父亲旧日的羽绒服换上新的拉链，毕竟要过冬了，母亲怕父亲冬天在外施工的时候会冷。我跟母亲打了招呼，母亲让我去给马驹喂食。她说父亲今天给马驹松了链子，马驹已经在外面跑了一天，刚刚回来，肯定饿了。马驹是爷爷曾经养的一条狗在父亲婚礼那天下的幼崽。父亲把它养得稍大一点后，就把它锁在了家中的院子里，十几年了也没再放开过一次。我从厨房端出饭菜，来到马驹的窝前。我唤着马驹，可它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把饭菜放到地上，蹲下身来，看着马驹，抚摸着它。马驹已经很老了，毛发很长，胡须也已发白，但身上却还有刚刚奔跑过后留下的热气。我静静地盯着马驹，脑中什么也思考不了。可马驹确实一动也不动了，连呼吸都已经没了。我唯一知道的是，马驹已经离开了。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镇上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说他疯了的也有，说他跑了的也有。但只有我——父亲唯一的儿子——才知道，父亲只是变成了一匹马，一匹向着年轻奔跑的马，说不定还是一匹皮毛发亮的枣红马呢。要知道，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犹豫和懊悔中度过，而决定变成马却只需要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