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了许多叫我拍照的人，父亲的遗照，情侣的婚照，少女的艺术照，不需要打光，只有路边店铺最拙劣的照相师才会利用静态的强光来突出五官的立体感。我很有名，相片明码标价，五百块十张，包括那些糊掉的废片，价格亲民，态度靠谱。我不接受双免，虽然很多次遇到一些意图明显的姑娘，二十一二，日本制服，暗示自己想用一组相片留住青春但无奈囊中羞涩的那些姑娘，我从不接受。青春是留不住的，更何况区区五百块钱，肉体是天底下最具有构图美感的事物，无论男女，不应该被用来等价交换。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段陈述，除了装逼以外，只为了提醒眼前的女人自己是一个照相师而不是摄影师的这个既定事实。她顶着个爆炸头，怒发冲冠地迈进我的工作室，将一大叠鲜红色的毛主席扔在我狭小的办公桌上，告诉我，她想要我跟拍她五天的时间，就像拍纪录片一样，一百二十个小时，晚上把相机开着放在她房间门口，白天跟在她的身后，一分钟都不能差。

她的年龄介于三十一与三十二之间，也许是为了上镜，化了一个算不上怎么精致的妆，眼角皱纹在煞白灯光下一览无遗。我从业三年以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怪的要求，我拿出身旁的照相机，佳能EOS R5，感动常在，用噼里啪啦按快门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跟电影拍摄花絮里那些扛着巨大镜头的人的差别。她低头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卷百元大钞说，她对画质收音什么的都没有要求，只要我打开录像模式一路尾随就好。

我拥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艺术追求，但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让我情不自禁地要给她一个再次阐明自己来意的机会，我问她，为什么。

她告诉我，她就要去世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靶向治疗失败，今天才出院，不知道还有多少天。

她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中途我发生了什么意外，导致拍摄中止……也给你这么多钱，总之不管怎样，就五天。

青春是留不住的，生命同理，但我最终答应了她诡异的要求，将这部纪录片开机的时间放在了两天之后，地点按照她的提议，三百公里以外她的那个名为“旺苍县”的故乡，环绕着县城最高的一座山头。她说，她打算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初照在这座城市的画面为第一个镜头，她会站在落红的枫叶树下面，我的镜头从上往下划过，用最大的光圈汇聚起靠近我们所有的光，最终定格在飘落在她头顶的一片枫叶上。

客观地来说，她有关于这一画面的浪漫设置，在难得起风的川北秋天很难实现，但我们的运气很好，大风一反常态地翻涌了小半个月的时间，这导致接下来我所拍摄的每一处画面都拥有着一种视距模糊的飘渺感。

她的名字叫卡列，姓卡名列，没有尼娜。

一日：当枫叶掉落在头顶的时候，你无法感受任何的重量，但每一片叶子坠落脸颊，开始变得像眼泪一样沉重。

8点40，我们完成第一个镜头，下山道路跌宕起伏，半人宽的石板台阶连下脚都难，但响应卡列一镜到底的号召，我必须打开镜头，双手举高，这导致整部为期十天的纪录片不得不以上下浮动的颤抖画面来开场。

在我无奈以画外音介入，告诉卡列晃荡的镜头导致了一些碎片性失真的时候，她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偶尔的失真才是生活的真实。

远离现代化进程的十八线小县城拥有2000年先后的质感，没有华晨宇和邓紫棋，美团外卖和京东快递，没有遍地的霓虹所散发出魅惑的光影，一条大马路横穿过整个县城，路边并在一起的服装店敞着喇叭放徐怀钰的《踏浪》。

卡列转过头告诉我，徐怀钰早就过时了，现在流行的都是李玟，《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还有这首歌的那个动画片，《宝莲灯》。

我忍不住吐槽，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人看动画片。她说，都是陪儿子看的。

卡列有一个正上到学前班的儿子，据她说长得肥头大耳，肚子贴到大腿上，胖得跟头猪一样，每次看动画片时还总觉得自己是孙悟空，每次一上学就跟人打架，一打架就召唤金箍棒。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这个小男孩的想法，心智未开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带入每一段故事的主角，要真能五六岁的年纪就认清自己是猪八戒的事实该得有多早熟啊？不过我一开始并没有见到他，我们的第一站在卡列上班的地方，卡列骑摩托车载我过去的，她让我在车上的时候顺便用镜头记录下城市的风景。

闭塞的城市哪有什么风景，冒着热气的早餐馆，很久没见过、还以为被时代所淘汰的台球厅，然后就是人，越来越多的人，一颗脑袋挤着一颗脑袋。这地方我似乎来过，但细想又觉得不是今生。卡列一路哼，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夏雨打湿孤单的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在……接着就唱不上去了，我的镜头记录了她的每一处破音。

从卡列一掷千金雇佣我这样一个人形摄像机的豪爽来看，我误认为她经济实力雄厚，多半拥有相对体面一些的工作。但事实上她工作的地方在城中心稀疏平常的一家商场，墙面上贴着小虎队的海报，张灯结彩地庆祝一个所谓国庆节大酬宾的活动。

小时候家里穷，一共有六个姊妹，读完高二就来这个超市打工，接近十五年的时间，中途换了三四个老板，但我一直没走。卡列一面将那些快到保质期的快餐食品放在货架最显眼的位置，一面让我用镜头对准她的手，记录下每一个货物的封面以留作纪念。

我拿起一个已经过期很久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镜头随声音抖动着问她，是不是确定全都要记录下来。她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平凡的人，生活里很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相比于那些用一两个高潮事件就可以概括一生的那种人，她反而有更多值得纪念的事情，因为只有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才能够还原她这么个人。

卡列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某款洗发水的销售，一方面引导每一位路过生活用品区的潜在客户购买该品牌洗发水，一方面引导他们不要购买其他品牌的洗发水，理由是只有这款洗发水不含某种化学致癌成分。在卡列又一次在顾客半信半疑的眼神中说出自己一字不变的台词时，我好奇发问，作为一名正式员工，明目张胆地进行垄断式的销售，难道就不触犯超市其他层面的既得利益吗？卡列“呵”的一声冷笑，说干这一行，主打什么品牌，什么商品摆在人流量最多的位置，都是有一套明文标准的，都是要通过公开竞标的，就好像这洗发水，明明是个三无产品，免费送给我都不想用，但它给的钱多啊，给的钱多你就得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说，那挺考验人的良心的。她说，挣钱嘛，一家三口都要养活，十多年都这样，没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加上我现在生病了，打算做完这两天就辞职。

接着卡列又投入到虚假销售的工作中去了，她的语气愈发高昂，肢体语言极其丰富，努力拦住每一个过路的无辜群众。在这样一个努力工作的三十岁女人身上真是很难看见一个绝症患者的影子，倒不是说她试图以乐观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掩盖自己的种种不适，而是浑身上下都本能地散发出一股旺盛的生命活力，就好像一根长势良好的小草，但并不是长在石缝中或者是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的一根草，她恰好融入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中间，放眼望去就是最平常的一棵，经历着随处可见有关生与死的代谢。

由于她的工作位置大致固定，这让我可以用三脚架代替举起摄像头的手暂时偷懒，我将相机焦距固定，去到这座两层高的巨大商场外部的大马路上抽烟，背后广播反复播放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一位小孩在母亲上厕所的间隙走丢了。路面上淌过清一色的人力三轮车和偶尔几辆桑塔纳2000。

时间仿佛在这座城市凝滞，正对面甚至还能看见一张最早的2G网络的海报，还有一家老式的电影院，上面贴着泰坦尼克号的海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买的第一台VCD，放的第一版光碟就是盗版的泰坦尼克号，每次一到杰克和罗斯钻到车里面的桥段的时候，我的母亲无一例外地就会口渴，接着让我去厨房倒水，这导致长大后我每次看到这里时都要后退、快进、多停留一遍，以弥补自己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缺失。

两根烟的时间，忽然卡列从二楼的窗户边迎风叫我，她好像完全记不住我的名字，草率地用“喂”来代替了：喂，准备一下，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我仰着脑袋问，下一站在哪？她说，去找我的男人。

卡列辞职了，这完全超出了她先前的计划，她本打算多干两天，刚好熬过发工资的时间再提出辞呈的，直到新来的经理以人手不足为由让她帮忙打扫超市的女厕所。

其实要放在以前，别说打扫厕所，连把自己吊在二楼窗台用抹布擦玻璃的事情老娘都做得多了，但我刚才突然想通——我一只脚都埋在土里的人，受了一辈子窝囊气，临走之前还不得抓紧时间展露下自己的骄傲啊。卡列义愤填膺地说，也就是你刚才不在，不然就可以录到我把之前就写好的辞职信一巴掌拍在经理的桌子上，接着头也不回的场面了。我说，要不咱们回去一趟，你当着经理的面再拍一遍，也算是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她说算了，现在去找我的男人。

卡列的男人是个作家，穷作家，全职工作是一所希望小学的语文老师，贫瘠的薪水加上有趣的灵魂，以现代的婚恋眼光来看，算是个吃软饭的倒插门。但卡列提到他时眼睛可以发光，卡列发动了车，一路上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当年他们热恋时候发生的那些戏剧性的情节，五分老土，五分动人。卡列说她的男人是大山里来的，念书的时候读了两本课外书，崇拜卧轨的诗人海子，立志要将生命奉献给诗歌事业，当初追她的时候就一首一首地给她写诗，什么“星星比不上你明亮”、“月光不及你万分之一温柔”之类的。

卡列说，当时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虽然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这个人读书很少，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但一首诗的好坏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写的就是个屁，不止我这么想，我家里人都觉得他写的是个屁，狗屁不通，好像路边的那些大脚医生故弄玄虚、到处骗人。我家里六个姊妹，每一个都觉得他就是个骗子，我弟当时还拦在他学校门口把他揍了一顿，听说两拳砸在他的背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腰都直不起来。

我插嘴说，那后来肯定是他连续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给你写诗，你坚如磐石的硬心肠最后还是被他感动，所以就和他在一起了。

她扭着龙头拐了个弯，摩托车到了一个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上，大笑说不是，我弟当时给他干到医院去了，医生检查说伤到了整个人的上运动神经元径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一直记得这几个字，一字不差——后面说有瘫痪的可能性，弄不好要赔个小几十万，我一寻思完了，自己一个月工资就小一千，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还得读书，这把自己卖了都不够。后面想想算了，还真得把自己卖了，顺理成章两个人就结婚了，婚后一个月去复查，医生说抱歉，当时把片子认错了，当天问诊的人太多，拿成了一个残疾人的病例。可笑吧，哈哈，不过我们也还是挺幸福的，嫁狗随狗，后来我也看了一些大诗人的作品，发现也全是他写的那个样，可能也怪不得他，干这一行的本来都是骗子。

我特别想为艺术抱以不平，至少要说服卡列审美是需要门槛的，但她突如其来擦着一块大石头的一个甩尾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小学门前停了车，我重新将相机举在了巴掌上，她奔跑起来跳在了一个穿着夹克衫的男人怀里。

男人冲着我憨厚地笑，嘴里念着两句不知道是诗还是什么玩意儿，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卡列大声嚷嚷着，拍到了吗，刚才我们热烈相拥的画面拍到了吗，我们平时不经常抱在一起的，一切都是为了录像。

一日晚：生命就是在一张白纸写上自己的笔画，死亡不过是将一张被涂满的纸翻篇。

卡列将我安排在诗人分配的单位房里，狭小的两居室，二十平的主客厅，我将相机放在玄关入口处的一个大摆钟上，足以捕捉室内每一处的动静。卡列系上围裙为我们做饭，酸菜面，本地特产，糊上一颗满满溢着蛋黄的荷包蛋，以一种典型的女性思维向诗人讲述主动请辞的事情，跳跃没有逻辑，感情色彩强烈，一会说到五年前超市让她进购货物到现在都没有给她报账，一会说到今天经理命令她打扫厕所的时候正好有两名保洁阿姨在场。

诗人倒是在一种艺术家底蕴的支配下表现得相当淡定，他对许多事情都很淡定，贫穷、疾病、道德、人伦，甚至是接下来他们很快就要面临的生死的问题。诗人说，生命就好像一页空白的纸，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在上面画上简单的一笔，等到纸被涂满的那天总会翻篇，没什么幸运或不幸，那些先我们一步离开的人只是更快地收获了更多的笔画，如果把这个看作一场集成的游戏，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才是更受善待的人。我告诉诗人，他说话的方式真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曾经也喜欢写诗，后来出于生活所迫去到了远洋的渔船上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船员。

诗人“哧”的一声嗦完了大半碗面，抬起头问，哦？那他现在还写诗吗？我说，也去世了，在日本遇到一场大地震没能回来。诗人说，地震是挺可怕的，日本也挺可怕的。

我睡在卡列为大胖小子安排的儿童房里，我没能见到这个在她口中一口气能吃三大碗酸菜面的熊孩子，卡列说，他组团去参加幼儿园举办的秋游活动，要五天之后才能回来。

二日：绿皮火车，八百里路。

这是今年卡列的第一次祭祖，也是最后一次。

卡列的原意是等到病情稳定下来后，在下一个清明节前回一趟她的北方老家，事已至此，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到明年春天，只能赶在北方降温之前，去她父母的坟上烧香。

卡列以一种类似于置身事外的平淡语气向我解释她突然要求我们登上火车的决定，尤其是说到“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到明年春天”时尤为平淡，我们总是在矫情地讨论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真谛、如何面对死亡、是否真有来生这样高高在上的命题，但在卡列的身上，在她苦难的生命历程背后，在她云淡风轻地将侧脸划过窗外街景的那一瞬间，我才感受到一种被赋予了坚不可摧的民族与土地的烙印，同时无可匹敌的生命原动力。看得出来卡列平时很少有坐火车走出这座闭塞县城的机会，面对脚下的突然提速，她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一双大手像铁夹般焊在诗人的小臂上。

她突然转头告诉诗人，等到她离开的时候，也把她葬在北方，她父母最终回到的家乡的位置，趁着这个机会最好能把她的坟址确定下来，到时候大家不用刻意再多跑一趟。

六个小时的车程，我将镜头对准在飞速行驶的旅程里突变的每一处风景，卡列趴在狭小的扶手上睡觉，诗人埋头写诗。不幸还是遇上了北方的大降温，窗外大雪，列车由绿色驶向一片灿烂的白。到达目的地名为“禹城”的北方小镇的时候，我摇醒了身旁的卡列，等到她梳理好自己的妆容后，将相机重新聚焦。

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她面对一觉起来突来的大雪表现的格外踊跃，让我多拍点雪，少拍点她，诗人插嘴说，这一路上人家足足拍了小半天，全是雪。

我一直羡慕卡列及其父母这样拥有明确生存信仰的人，他们从不去思考许多事情背后的意义，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来说，来到这世上就好像已经拿到一出写好的剧本，一切的苦难都是必经，只需要面对镜头留下最美的一个笑，接着以落叶归根这种毫无现实价值的理想寄托为自己生命的最终意义。不知他们这样一个数目庞大的家庭为何作出举家南下的决定，北方一直在下雪，诗人奢侈地邀请我们坐上一辆夏利出租车，沿着崎岖的山路盘旋，在半山腰停下，卡列买了六炷手指粗的香，点燃在山顶的两座小坟包前。

卡列跪在冰冷的白土地上许愿，两只手冻成一片暗紫，诗人折下枯萎的橡树藤当扫把，将坟头的雪清理干净，接着在卡列的带路下，我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居民小屋。

卡列父母的坟地买自于当地的一位农民，三万块，十平米，死人住的地方比活人便宜。农民对此表现得有些义愤填膺，说你也知道现在经济什么的都不容易，加上今年全国各地收成普遍不好，粮食的价格一路猛涨，三千块卖给你还不如自己留着种点蔬菜水果，一年到头也能收回这个价。诗人从专程带来的帆布口袋里摸出了一条崭新的软云香烟说，大家都是朋友，行行好。

卡列为自己挑选的归宿正对着她父母的鸳鸯墓，背山向水，坐南朝北，风水一般，风景将就，对于苦难民众来讲总得在理想与适合之间挑选一个适度的平衡。诗人的意思是真等到那一天再做决定也不迟，他们完全可以多看几处合适的位置，在负担得起的价格区间内找到最中意的那一块地。卡列则表示对这里相当满意，甚至不惜以恋爱关系里女性一方常见的诡辩技巧来说服诗人：

你生下来的时候有得选吗，是生在北方还是南方，城市还是农村，没有吧，没有就对了，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命里注定了我今天看到这块地，死了之后就得葬在这里，根本就没得选，生和死全都不由得你选。

诗人空有一腔语言才华，无奈家庭地位低下，被卡列一番歪理训斥得哑口无言。卡列带着我们围着她所选定的这片土地来来回回地走，捡起诗人丢掉的藤枝，谨慎地画了一个大致十平米的长方形，对着诗人指指点点，这里要给我做一个金刚石台阶，那里用大理石刻两只小狮子的雕像，用铁锹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这条小道给铲平，铺上淡茶味的碎木屑，逢年过节放一份鞭炮就好。

等到水涨的季节，山顶的水库就会蓄洪，每一次把闸门打开的时候，水流就会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流过，到时我每天都能和父母一起看见大海，树叶漂在水面上，就变成了船。

二日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这是回来的旅途中诗人写在列车纸质垃圾袋上的一句话，诗人说这是他的偶像之一，顾城写给他们那代人的一首诗。后来这人就疯了，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接着上吊自杀。

我笑着问，你们这些诗人是不是骨子里都挺疯狂的。他说，有出息的才是这样，像我就挺没出息的，偶尔想疯都找不到一个出气口。卡列嗤之以鼻，我看你也快差不多了，平时一下班在家就躺着跟大爷似的，饭也不做，碗也不洗，要不是我生病了谁知道你有一天会不会用斧头砍我呢。

诗人说，那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还是不敢。卡列说，没有你不敢的，得了诗人的病，没有诗人的命。

归程的列车淌过逐渐褪色的黑夜，东方天空泛起一块乳白，路过一片平原，一望无际，其实我一直觉得一望无际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美感的意向，因为四处看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显得人生特别没有方向。

三日：我一直觉得在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能够让你感受到她的体温，无论时空。 

卡列用单子列下了她想去的每个地方，惊险未知的加勒比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姹紫嫣红的吐鲁番盆地，站在秦岭的横断面上看寒流抵达南方的冬天。接着用铅笔将每一行都划去，只留下了位列名单最后的，一家本地的精神病院。

她说，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她在诗人送给她的一幅世界地图上找到的，一旦有那种特别稀奇古怪的名字她都会记录下来，不过现在都没时间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亲弟弟，那个为了她勇敢地向着每一个陌生男人挥拳的弟弟。

弟弟三年前探班超市，正好撞见卡列被一个男顾客骚扰，他一如以往地举起了自己战无不胜的拳头。但对方不是诗人，没有诗人的宽容，也没有诗人的软弱，他被一根铁棍子砸中了后脑勺，回到了六岁的智商。

当我们从北方回来后，一直在下雨，乌泱泱的雨，水晶大的雨珠将城市染成了一片黑色。卡列骑摩托车，身后是诗人，再身后是我，我矫情地用两层塑料袋将相机镜头严实包裹，道路能见度极低，雨从我们的额头到眼睛、再到脚趾，几乎是通过老司机本能的第六感来判断方位。在一辆大卡车从我们眼前掠过的时候，卡列一脚急刹车，整个车子以前轮离地的方式往前飞了五米，浪漫地找不着北。

经过一片化工厂区的时候，一家水泥厂巨大功率的探照灯将整片天空照得通明，往前几十米明亮就褪去，剩下一如黑夜的寂寥。我们在一个巨大的铁丝网大门前停下，往里走的时候，一个保安拦住了我们，像沿路交警般举起一只手，说了四个字，拒绝拍摄。

诗人说，相机放在这，我们一起进去。我问，那今天的录像怎么办。诗人眨巴着眼睛，抬起根手指说，靠这个。

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人眼是比机器更加坚实可靠的记录方式，我终于丢掉这堆两公斤重的废铁，第一次切身地融入到卡列与诗人的故事当中，因而倍感轻松。我们走进大门沿着医院走廊弯弯绕绕，并没有恐怖电影里的摇摇欲坠的大吊扇、拿着电击棒走来走去的变态医生和走廊两旁大铁门缝中突然伸出来的一双毫无血色的手。和普通的医院没什么不同，更多是稀松平常的人，平常地在煞白的白炽灯下走着，平常地面对我们微笑打招呼，一尘不染的墙壁挂着学生志愿者送过来的一幅幅画，写着“战胜病魔”、“明天会更好”一类励志的话。

卡列走到一楼尽头的118号病房，门口的护士指着房间内示意我们，才睡着。

宽敞的单人间，没有开灯，随着开门窜进来的走廊光线照出了一缕飞扬的灰尘。床头摆着花篮和水果，是卡列上一次带过来的，并没有动过，她拿起了一柄锋利的水果刀坐在床侧的地面上开始削一只苹果。诗人扯了扯我的袖子，低声说让他们单独呆一会。

我们走到了一旁的楼梯间，噼里啪啦的雨就像给窗户加了个盖，往外望什么也看不着。诗人问我，有烟吗。我有些讶异，认识这么多天了，真没见过你抽烟。

诗人说，烟瘾不大，戒成功好几回了，加上自从她得病了抵抗力不好，吸不了二手烟，就背着她抽几口。

“她”当然指的不是别人，我拿出火机给诗人点燃，他眯着眼睛长吸了一口，从鼻子和嘴巴里一起吐出烟气。诗人突然对我说，有好多年了，每个星期再忙我们也要往这里跑一趟，但医生一直说这种外部打击导致的脑部受伤不可逆转，在这一直呆着其实也没用。

我建议，那还不如安置在家里好好休养，这里的住院费看起来也不便宜，医保不知道报不报。

诗人说，报，只报药物费用，大头还得我们自己出，一个月加起来占我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实怎么样最好我们都知道，但他姐这个人重感情，不愿意接受现实，变成这样跟她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合计着再没有希望也让他在医院躺着吧。这里就像个安乐谷一样，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见地的，一辈子活在一个虚伪的牢笼里面，跟死了也没什么差别，但至少用美好的幻觉把他保护在里面，病人都是跟他一样的人，医生护士人也很耐心，不用担心别人欺负。

作诗和做人，其实讲究的都是两个字——诗人走过去将窗户打开，用手把积攒在楼梯间的二手烟卖力地扇向窗外——信念，卡列的信念一直在感染着我，到现在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她才是将现实写成了诗的那个人。

两根烟的时间，由口到肺，没有任何人喜欢烟的味道，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良、价格如何的高昂，烟也是苦的，就好像生活。我第一次从烟里吸到了一种发呕的感觉。忽然隔壁走廊里回荡起卡列的呼叫，诗人一瞬间就窜了出去，我扔掉烟头也跟在了后面，回到病房发现卡列那个受过重伤的弟弟抢过了卡列手里的水果刀，将手举在空气中左右挥舞，卡列蹲在房间门口痛哭。

诗人弯下腰紧紧将卡列抱住，七八个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熟练地用白色被罩套住男人的头，一管镇定剂穿破肌肤，男人身体一阵抽搐，松开了握紧在手里的刀把。

他压抑着一天里最后的躁动，隔着被罩大喊了两声，姐，姐。喊声逐渐淹没在卡列断断续续的啜泣与门外手推车叮叮当当划过的响动里，诗人拍着卡列的肩膀，耳语着安慰她，说今天就到这了，走吧。

医院大门前雨势不停，我从正襟危坐的门卫手里接过受了冷落的相机，才意识到忘记关闭电源，一直处在拍摄的状态。诗人偷偷告诉我，篮子里的苹果一直没有削完，他们每一次来，几乎全都是这样。

三日晚：记忆是相机最精密的底片。  

得了重病的卡列，免疫力不如我和诗人。连日的奔波让她这几天的休息不是很好，加上白天又淋了不少雨，回来的路上她就埋怨着头痛，到晚上出现了一些低烧的症状，我们早早回各自房间睡觉，卡列嘴里咕咕着，明天是她和诗人的结婚纪念日，国庆节。

四日：大海的鲸每时每刻都在发出52赫兹的声音，它们一生都在期待着另一个灵魂的回应。

卡列睡得很好，身体状况恢复往常，一大清早就来到那张窄小只能容纳我半条腿的儿童床把我摇醒，卡列说，让我带上相机跟着她，她要瞒着诗人给他准备纪念日的惊喜。

平凡人的爱情，连每一寸毛孔都填满了小心翼翼的克制。卡列没有骑车，我们沿着中心大街一直走，五米高的电线杆子之间密密麻麻地挂着“热烈庆祝祖国生日”的鲜红色横幅。我们的目的地在县城繁华地带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足足三层，一楼卖步步高学习机和教辅资料，二楼散文，三楼小说，诗歌在二三楼阶梯两旁挂架的位置。

卡列站在第五层台阶上，踮起脚精挑细选一本《海子全集》，对着镜头展示封面，捂住嘴巴以一种见不得人的语气说，诗人一直想要这本书，因为经济窘迫，一直都舍不得买，趁着这个机会买给他。接着就是成吨成吨的学前班早教资料，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必备唐诗三十首》、《幼童逻辑思维训练》，在收银台前我拿起一本拥有着最吊诡名字的《培养下一个马丁路德金——如何锻炼孩子的口才》，半开玩笑说做你儿子得多没劲啊。

卡列一边掏出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一边将书一排排插进自己的双肩背包，愤愤不平地说那有什么办法，时代进步太快了，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容易被人拉开差距，就像我的那些老板，从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舞蹈、学钢琴，我没他们那么多钱，就只能看看书教教孩子怎么讲话，你看就像第一页写的，提高小孩的情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说得多对啊。

接着我们又转道书店旁老式的步行街道，身旁是鳞次栉比的服装店，大多是一些上了年头的品牌，在一二线城市几乎很难见到，茵宝、德尔惠、班尼路什么的，还有一些名字经过了充分本土化改造的国际大牌，比如阿迪搭斯、niker、lu。

卡列这一次不再遮遮掩掩地对着镜头表达内心想法，得意地宣布，她自己也有很多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了，这次要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打扮漂亮一些再赴会。说完就走进了一家飞人林丹，在用一块简陋的窗布围起的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我坐在服装店前台的板凳上，趁着她仔细照镜子的间隙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问她，你儿子长大以后，最想要他干什么。

卡列从货架上拿出一顶帽子戴在头上，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颜色太冷，不够喜庆，她转身就放下了，再正式回答我的问题，说反正不能当诗人，你看他爸那样的，每天沉默寡言得像个透明人一样，见到领导连恭维的话都说不出来一句，能有个什么出息。

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番，也不能当个摄像师，像你这样的，别人给点钱就得陪着客户满世界跑，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活起来太累了，还不如当个专职司机什么的，就是跑也只限于一个地方。

我一头黑线，反驳说我是照相师，平时就待在办公室里，有人来负责拍照就成，这是第一次上门服务。

她找半天又拿起了另一顶帽子，说那也不行，反正扛着相机的都不行，这玩意看起来挣得不少，但风险性还是太大了，你知不知道在我小的时候，外婆给我讲古代的那些画师给皇帝画像，画不好都是要砍头的，这多吓人。我看最好就是等我过去之后，他爸能遇到个什么贵人相助，大赚一笔，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深造，回来就给人演讲，你看电视上不是有很多这种人吗，留美学历，社会精英，就给人讲成功学，教人怎么成功，现在人都可爱听这些了。不过我看以他爸的那个性格，就像我说的面对领导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估计也很难挣到什么大钱，也是当初输在起跑线上了。

卡列在店子里逛了小半天，在花花绿绿的女装中间像只蝴蝶一样穿梭，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件中意的也没挑着，最后摇头扶腰，无奈感慨，人老了，时尚感也退步了。我说，没事，老夫老妻了，结婚纪念日走心就好，没必要太注重形式。她说，多半也就是最后一次，就像这几天的录像一样，还是得给人留个念想。

步行街外一列面包车队缓缓驶过，高音喇叭放着“今晚八点十分，旺苍电影院，风骚女郎勾魂之夜”什么的。卡列站在拿着羽毛球拍的林丹剪影下沉思小半天，最终决定班门弄斧，用信签纸给诗人留下一首情诗。

“……

在每一次我看着黑夜的时候

星空坠落深谷

幻梦跑过白鹭

我的眼里见到了你

……”

卡列把诗矗在我的眼前，一只手捂住了大半张纸，问我，这句话有没有什么语法错误。我说，还好，但是最好把“看”改成“凝望”。她说嗯，在每一次我凝望着黑夜的时候。

卡列的诗，严谨而肉麻，充斥着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于她所看过的那些伟大诗歌——或者就是诗人本人写给她的那些诗的拙劣模仿。但在对于爱情主观性的还原与解构当中，她无疑找到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表达。我丝毫不怀疑卡列在她的句子里所刻意放大的对于诗人的爱意，对于一个扳着手指倒数过日子的绝症患者来说，命运给过最佳的善待就是她比起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能够一眼看清生命的结尾，将一切放在能够精准预测的范围之内，从而发出最为真挚的一句表白，这表白不只是对于诗人，也对于她自己，对于生命。我们下一站所去到的西餐厅就取名叫“生命”。

水晶吊灯，烛光午餐，打着黑色领带的服务生，唯一不和谐的因素就是小虎队一首名叫《爱》的背景音乐，远离了伪小资情调的气氛，但贴合了诗人与卡列纪念日的主题。

诗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但脚底淤了泥的板鞋还是露了馅。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双方各自交换礼物，卡列掏出了她的《海子全集》，诗人掏出了一个摩托车头盔，掏出了一根大拇指粗的玛瑙项链，隔着正方形的木桌给卡列戴上，再掏出了一朵塑料做的玫瑰花，将花瓣一片一片摘下来塞在卡列的裤兜里。

吃完饭我陪着他们散步，两公里长的滨河路，因为国庆节的到来脑袋挤着脑袋，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我照相师的本能初次作祟，跟在两人的屁股后调整着录制的角度与焦距，我找到了最好的一束太阳光，让他们暂停下来，录下一个两人紧紧相拥的长达十秒钟的画面。卡列问诗人，等到她走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要换一份工作来养活他们的孩子。

诗人斜着脑袋看了我一眼，说有，他听说中欧就要扩大海上贸易，打算上海成为一名光荣的船员，不过他肯定不去日本海，日本确实挺可怕的。

四日晚：在每一次我凝望黑夜的时候，星空坠落深谷，幻梦跑过白鹭，我看见了你。

这是我待在卡列与诗人身旁的最后一个晚上。

面对即将见到那个常在卡列口中所现身的小儿子，我表现得格外兴奋，卡列说，由于他们选定在国庆节当天组成家庭，因此给儿子取名叫做爱国，他爸姓陈，陈爱国。

我说，你们这爱国情绪倒是得到充分表达了，但小孩成长路程上得受到多少来自同龄人异样的眼光啊。

卡列说，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对外就叫儿子告诉那些拿他名字逗乐的小伙伴，他爸姓陈，他妈姓国，合起来就是陈爱国。我说，还是有待考虑，哪有人姓国的。她说，四五岁大的小孩懂什么，没说姓爱都算是高估了他们的发育周期了。我问，真有人姓爱的吗？她说，有啊，艾滋病。

五日：一直飘着的不是天上的花，而是地上的人。  

风很大，为了最后的拍摄，我严阵以待，前一晚就换上了一张全新的储存卡，生怕在故事的最后出些什么岔子。万幸一切顺利，我完成了为期五天的录制。

出于某种特殊的仪式感，我决定在最后一天出门前以本人入镜的方式破例采访卡列一次，我用三脚架将相机在狭小的客厅前安置好，诗人与卡列肩并着肩坐在我的正对面。

我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们的生平、家庭、如何相爱、关于白血病的长期斗争，还有他们的那个长期抚养的失了智的弟弟，当中的很多我都已经听他们说到了，但我仍然无一例外地问了一遍，他们事无巨细地耐心回答，确保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在镜头里重现。

最后一个问题超出了我本人的身份与职能，但我真诚地发问，我问卡列，你害怕吗？

卡列瞪大眼睛反问，害怕什么？我说，去另一个世界。

她用手支棱着下巴，忽然转过头与诗人相视一笑，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不再固执地追问，用右手刀切在左手掌上，模仿着电影拍摄结束时导演叫停的姿势，站起来说四个字，收工，出发。

齐刷刷地往外走。恰好是卡列出院之后原定复查的时间，在医院大门前卡列摘掉了她的假发——是的，卡列来找我的那天头顶的那卷愤怒的爆炸头，是她专程为自己买来的一顶假发，因为靶向治疗，她不得不永久性地失去自己原有的头发。两人高的医院围墙外比潮水还要密集的人，杵着拐杖恳求我们让让路的人，拿着限号的黄牛票四处贩卖的人，以及从救护车上被抬下来半沉睡状态下的人，空气里塞满了劣质尼古丁和泥石马路粉尘的味道。

医院背面是三十亩的油菜花地，一大片秋天的黄，从城南到城北，扛着锄头的人在混乱肮脏的田间道路穿行，大风裹着蒲公英的花絮从云间飘过。忽然觉得一直飘着的不是天上的花，而是地上的人。

原以为复查时间会很久，不成想整个过程出奇的快，在卡列走出医院大门的瞬间，我和诗人就齐刷刷地拥了上去，问结果怎么样。卡列摇头。

卡列安抚我们说，总会有这么一天的。诗人嘴里重复着，是啊，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们去接爱国。

幼儿园刚好就在医院正对面的位置，挨得很近，只需要通过二十米的斑马线。一条双向车道所构成的狭小马路精准地将医院与幼儿园隔开，童年与衰老，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泾渭分明，就像本初子午线切割地球的两天时间。漫天的竹蜻蜓飞在幼儿园的上空，随着蒲公英与太阳光一起。

第三辆校车停在校徽下，卡列宛如拥有提前感知的嗅觉，向着长方形的车头直奔过去，我用镜头对准她的背影，一道光一样的人形物体从刚停稳的校车上直跃而下，重重地砸在了卡列的怀抱里。

比起不善言辞的诗人，陈爱国像是继承了他母亲夸夸其谈的能力，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也毫不怯场，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丰厚的秋游成果：一颗圆润的大理石块，说是在县城周边最高的一处山峰上找到的。卡列将陈爱国扛在了自己瘦弱的肩膀上，两只腿从脖子后伸到胸口上，我们往一个未知的方向走，陈爱国说，在山顶上搭帐篷的那个晚上，他们所有的小伙伴都看见了一整片天空的星星，就像宇宙飞船那样，“唰”的一声就从山顶跑到了山脚下，钻进地里面看不见了。

卡列说，那是流星雨。陈爱国问，外星人是不是就坐着流星雨来到地球上的，我在星星上明明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在跳舞、唱歌、庆祝，但差不多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就看不见了，他们翻过了一座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师说我在讲鬼故事带坏小朋友。

卡列笑着用手搭住陈爱国的脚，说你没有看错，很多人老了就要住在星星上面去，所有人老了都会这样。陈爱国问，那爷爷奶奶是不是就住在上面。卡列说是，我们以后都会住在上面。

最后一张合照，卡列搀扶着腰将陈爱国从肩膀上放了下来，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几步。背景是看不见杂质的天和一块建筑工地，视线尽头是几处施工中的高架桥墩，三十米的高空不知道在修些高速路还是铁轨一类的玩意。

在我调试镜头时，卡列有些感慨万千，站上工地上一座小土包，伸出手指在城市的版图间划过，不远处一条河流被一个巨大的分叉给截流，再上游是一个新建的水库。卡列说，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了，一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土，什么也没有，一年的时间城市就发展到了这里，那里是直通成都市的高速公路，五个小时就能到达四川省的正中心，脚下要建一个周边县市最大的博物馆，带动旅游和当地农业发展，北方本来也是个堰塞湖，专家说到了水涨的季节弄不好把县城淹了都有可能，现在建好水库之后在河里洗澡都没问题。

陈爱国问，什么是堰塞湖？我专心地切换相机的快门和光圈，拍照模式，五天内的第一次，换上合适的镜头，装下高速路与水库在内的一个大全景，我让卡列一家站在我双眼的正前方，卡列将陈爱国又一次抱起，我用尽全力地按下了快门键。

空气尘埃中漫反射而来的光，在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下，一粒一粒地汇聚在相机的感光元件上，随着熟悉的“咔嚓”一声，我留下了关于卡列的唯一一张相片。

第五千九百三十二天：我总是在无意识之间想起卡列，想起夏天晶莹的河水里那些透明的虾，低头俯瞰的时候仿佛能够看见这世界所有的爱和生命。

我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里醒来，头脑昏沉，分不清是清晨或黄昏。腊月的风，从梦里蔓延到现实，空气冷得像一层冰。

厚重的棉衣外套与密不透风的手套围巾让我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老去，骑在摩托车上所迎面而来的风加重了这样的感知。卡列离开之后，我也习惯了骑车去一个地方，但她是为了生活，我是为了速度。

工作室的大门好像很久没被人开过了，遍地的灰，从书架到打光板，我花了小半天时间将一切打扫一遍，时隔久远，又一次开启营业招牌的光，“爱国照相馆”，起名之老土和随意仿佛是一位千万富翁的玩票行为。

没有客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会将自己的消费欲寄托在一家半年不开业的照相馆上，我在乱糟糟的房间内寻找被我冷落了很久的那张合照，我记得自己把它放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一时记不起具体的位置，最后在一本吃灰很久的《海子全集》上找到了它，相片与相框中间夹着卡列离世前写下的那首情诗，“在每一次我凝望黑夜的时候……”

我单膝跪地，久久凝望，梦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抱着我的人不是卡列，而是年轻时候风度翩翩、穿着蹩脚西装的那个诗人。

我是个照相师，但从没有给任何人录过像。

卡列是我的母亲，在我五岁那年因为白血病去世，2005年10月3日。

诗人是我的父亲，死在大地震之后的日本海啸上。

我的名字叫做陈爱国，但我的母亲不姓国，也不姓爱，她拥有一个罕见的姓氏，姓卡名列，没有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