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哪里工作我倒不怎么在意，反正日子都是一样过，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在哪都没什么不同。问题是，这次要去的是巴基斯坦，南亚的多民族伊斯兰国家。我对那边完全不了解，什么风土人情、民族文化，一概不知。上学时倒是学过相关的知识，只不过工作后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日常生活中也没听说过谁去了巴基斯坦旅游。然而我却要去工作三个月，也就是说，要从2018年的11月待到2019年的2月。

伊斯兰堡的气温还算适宜，不像家乡的冷气直刺脊骨。一年四季绿树长青，由森林开垦而成的城市，不管怎么说，都还残留着自然气息，仿佛是自然界孕育而成的文明。

走出机场后，坐上大巴，抵达一个叫F区的地方，停在一座别墅前。按计划来，是要与同事及老板一起住在里面，日常办公也同样在别墅中进行。这里的劳动力比较便宜，老板聘请来一位管家，与我一起住在二楼，不过跟我不同，管家必须从楼外走上直通管家房的楼梯；也就是说，不允许主人与佣人从一个通道进入各自的房间。

在二楼的露天阳台和管家抽烟时，我聊起了这儿的风土人情，说感觉还不错。他一边用手挠着鼻子，一边说那是因为这里是富人区，住的大多是当地富人和外国工作者。

“你看到的只是好的一面。”他接着说，“有机会带你去外面看看。”

习惯了离群索居的日子，突然要融入集体生活，一时间还有些不太习惯，尤其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更会体现出对孤独的耐力程度。当地人大多说乌尔都语，虽然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但会的人很少，特别是农村地区。而管家恰好精通两种语言，于是又承担起翻译的职位；他不在时，就用手机软件翻译。

我望着满带宗教特色的建筑，觉得本该有所感触才是，可我没有，心里丝毫没有能激起涟漪的情怀。对于这里，我始终是个外来客，一如旅游，只是参观和了解而已，并不能真正融入他们的文明中。孤独还是一样的孤独，不管去哪里都同样，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不过对于一些虚荣的人，去过某个大都市，拍几张照片，吃几顿饭，住上几天，仿佛就变成了其中一分子，成为那座城市的血脉，身上也流淌起高贵血液，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异地风情，故乡人自此不可打扰。

周六这天，因为睡了懒觉，下午两点钟才去餐厅吃午饭，刚好撞见了吃到一半的管家，他正吃着老板做的中餐。几个东北炒菜。我有点吃不惯，管家反而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打了招呼，说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后，他问我想不想出去转转。我听了，生怕他反悔，不假思索地答应，正好顺势去超市买些日用品。从机场乘大巴来别墅的路上，我由于太累，昏昏沉沉睡着了，还没来得及看看这座城市。况且来的这四天里一直忙东忙西，都没出过F区，现在终于睡醒了，恨不得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这么着，吃完饭后，我坐上他的本田，离开富人区。刚驶出一段距离，路两边就渐渐出现了帐篷和难民。那些难民衣衫褴褛，甚至有人赤裸上身，身上沾满黑尘，远远看去，就像一棵棵活着的枯树。管家对我说，等会儿不论如何都不要打开车窗。我应了一声，但没放在心上，注意力都在路边的难民身上。然而当车因红灯而慢慢减速，路边那些孩子也像是发现猎物般向我们群起而攻时，我终于明白了管家的意思。他们聚集在车周围，有用抹布擦挡风玻璃的，有拿着圆珠笔售卖的，五十巴币一根，折合两元人民币上下。还有的，干脆直接敲着窗户，伸手要钱。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让外地人施舍他们什么。他们不是巴基斯坦当地人，是难民，一旦发现可以利用你的善良，就会无底线索取，你明白吧？嗯。”说罢，管家用乌尔都语大声朝车外的孩子喊了一顿，听语气，也能知道是让他们赶快走开。随后，管家大概是怕我被吓到，又切换成英语，告诉我没关系，只是一群要饭的小孩。我没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看上去都在十几、二十岁左右。

绿灯亮起，管家发动起车。那些孩子眼见猎物就要跑了，自己却空手而归，纷纷向车窗上吐口水。说实在话，我有点生气。我让管家停车，然后翻找背包里有什么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他知道我的想法，反而加快了车速。

“他们就是那样，对谁都一样。这还算好的了，有些会直接抢走外国路人的东西，不在乎什么法律问题。”他说，“也有下车找他们理论的，结果呢，那群孩子还不是在这儿蹲着。”

“那不一样。”我说。我的意思是，“难民”这一身份却成为他们用来掠夺的武器，无论怎么想都让人气愤。

“怎么不一样，这附近每个街口都有一群人，总不能挨个下车吧？”

我回头看向刚才的那群孩子，他们又扑向了下一辆等红灯的车。那车主被烦得连连鸣笛。不过，随着车窗闪过一个又一个街区，那些孩子的身影也逐渐被我抛置脑后了。没过多久，抵达麦德龙超市，据说这是伊斯兰堡最大的综合性超市。很幸运，逛超市的过程中没再遇到刚才的情况，一切都相当顺利。这里的物价不高，尤其是水果，味美价廉。至于日用品，我不知道哪些比较好用，也懒得再去问管家，便随手拿了几样，又买了一把折叠刀以备不测。

逛完超市，我原本还想叫上管家一起吃顿晚餐，无奈老板发来短信，要求全体人员一小时后准备去一楼大厅开会。我们只好再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原途返回。自然，我们又撞见了“难民区”那群强盗般的孩子，坐在十字路口边等待。依然是相同的花样，擦车的擦车，卖笔的卖笔，又或者敲敲车窗，然后两手一摊，好像不给点什么就有悖良心。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难民区，不论哪个马路边上都会有扎堆的难民，住在搭的帐篷里。

早在上一次经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小男孩，个头不高，皮肤脏得黝黑，却有着一头金发，具体的我没仔细留意。现在回来的路上，我特意扫视了一番，发现他独自一人远远坐在绿化带上，身后是一顶破旧帐蓬。他低垂着头，显露出无所适从的样子，既不找人说话，也不上前问路人索要什么。之所以对他格外注意，是因为他似乎没了右臂。我有些近视，实在看不太清，只好拜托管家帮忙。

“怎么了？”他有些不解，“那应该是黎巴嫩难民。”

“是不是少了只胳膊？”我问。

“啊……是少了只。应该是难民，逃出来的难民。”适时，绿灯亮起，管家回问道：“走吧？”

“走吧。”我说。

车慢慢开远。我转过身，透过后车窗眺望着男孩，直到他消失在视线之外为止。

2

回到酒店，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了当天的所见所闻。用具体文字表达抽象内心实属不易，无论如何，就算文字是最直接、简明的方式，也永远都有一部分无法用任何方式表达出来的情感藏在心底。

身在异国他乡，生活中的许多小事也仍然同中国联系在一起。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悄悄隐藏在生活中，稍微用心寻找，很快就会发现——是常挂在嘴边的民族感。现在，我躺在伊斯兰堡富人区一栋别墅的软床上，漫不经心回忆起在国内时的生活，蓦然觉得它们离我相当遥远。倒不是记忆变得不再清晰，而是仿佛它们属于另一个人，那人拒绝了外派到巴基斯坦的苦差，生活像往常一样规律进行着。我看了眼手机，早上六点四十二分，在国内的我大概还在熟睡，十八分钟后，闹钟会叮叮响起，我会准备起床洗漱，乘地铁上班。

同样的，身在陌生异地，却每天待在封闭室内重复工作，难免有些憋闷。在间歇休息时，除了跟同事谈论周末去哪转转以外，我还会想起难民区的那群孩子，尤其是那一只胳膊的黎巴嫩金发男孩。我和他毫不相干，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关联尚未被命运截断。具体会是怎样的发展，我不知道，但又能怎样呢，我们踩在同一片土地，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一想到这些，那所谓的同理心就开始蠢蠢欲动。

与管家住在同一楼层，且相隔不远，也就难免会走得近些，尤其是晚上准备去阳台抽烟时，碰巧发现他也在那，会让我觉得格外想要聊些什么。他穿着青色巴服，上衣较长，差不多遮住膝盖，裤子也是青色的，刚好没过脚踝，如果衣服变为黑色，就有十足的修道士感觉了。他正仰靠在栏杆上，上身后倾，嘴上叼着一根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根，头发依旧乱蓬蓬的，像是刚睡醒的样子，胡子也没刮。

我向他打了招呼，站在他身旁。他递来耳朵上的香烟，说试试这个。我点燃吸了口，没什么特别之处，倒是有一股干柴味道。抽完烟，肚子也就跟着饿了。我问他吃晚饭了没。他摇摇头，说吃了点面包，就去忙了，现在刚空闲下来。

“出去吃点好了。”我说，“你熟悉，找家特色餐厅，价格合适就好。怎么样？”

他思忖了少顷，说带我去尝尝“Habibi”如何。

“啥比比？”

“Habibi，”他说，“你要的特色餐馆。”

他又指出人均消费范围大概在一百五十人民币上下，我觉得没问题后，两人便再次坐上本田，往餐馆驶去。其实去哪里吃饭都无所谓，哪怕煮个泡面，也不会有任何受委屈之感。之所以提议出去，是想再见一次那独臂男孩。距离上次在车窗看过他以来，我已经四天没离开F区了。不过这次难民区却出奇的安静，仿佛经历过军队洗劫一般荒无人烟，见不到成群蹲在十字路口等待游人的孩子。

“那些孩子呢？”我问管家。

“不知道，谁会关心这些。”

车子一路畅行，就这么驶过十字路口，甚至都没亮起红灯。我摇下车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望着车外的建筑，回想起那男孩坐在绿化带上的场景。不知过了多久，管家说了句“前面就是了”后，把车停在停车场，带我走进餐馆。也许是过量吸入尼古丁的缘故导致了醉烟，一下车，我就有些头晕目眩，甚至连连干呕，喝下两大杯凉水才有所缓和。管家问我想吃什么，我浑浑噩噩，随便选了几样，服务员端上来，才发现要的是羊排和手抓饭。味道的确不错，我凭着莫名其妙的食欲一扫而光，又要了份咖喱饭打包带走。

又要路过那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为了能提前看到前方的情况，我从后座换到了副驾驶座。首先，我把视线锁定在车子前方的十字路口，依然没有成群结队的身影，偶尔几个看不出多大的孩子坐在地上。其中一个见到有车驶来，站起身子，往路口走来，另外一人拉着他的衣襟，开口说了些什么，那起身的孩子又回去坐下了。几人一同望着我们的车子。我转头，往另一个方向望去，仿佛是往昔重复了一遍，黎巴嫩男孩坐在绿化带上，低垂着头，用仅有的右手挠着脑袋。看样子像在静静地思考，静静地困惑。

我让管家靠绿化带边停车。他难掩诧异，回问了一次，确认是否听错。

“靠边停一下车，我去看看那个男孩。”我说。

他照做了。看见两个陌生人下车向自己走来，男孩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地与我们对视。走近了看，才知道他不是少了一整根胳膊，他的大臂尚在，缺少的是小臂，也就是手肘的下半部分，取而代之的是骨叉般的突起形状。然而那伤口并未愈合，满满的血印，甚至已经化脓溃烂，看样子似乎是厌氧菌感染。我让管家翻译，问男孩的手臂怎么了。他皱起眉头，闭口不答。我又问他住在哪里，怎么不回去休息。男孩听了，回头觑了眼身后的帐篷，随后看向我，表情仿佛是在说我问了个很傻的问题。

“那你吃饭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看向我的双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便迅速收回目光，垂下眼帘，继续低头沉思。我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他都以摇头作为答复，即便问到他是哪里的人时也是同样地摇头。我想起吃饭时打包了一份咖喱饭，于是回车上拿来，放在他面前。过程中管家试图拦住我，我没理会。咖喱饭尚且温热，没有凉透，还能嗅到饭香味。放到男孩面前，他没有任何表态，眼睛盯着包装袋，咬着下唇，撕下一块干皮，舔进嘴里嚼了几下，喉咙起伏，咽了下去。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让管家告诉他，这饭是餐馆里买来的，可以放心吃。见他还是迟迟不肯给予信任，我便向他道了别，主动后退到车里，用手机给男孩拍了张照后，让管家开回别墅。路上，我再次询问男孩是哪里人。管家却显得有些不耐烦，“应该是黎巴嫩人，你之前问过了。”最后，他又补上一句：“你真不该那么做的。”

回到房间，我简单洗漱一番，躺回床上，拿出手机，放大再缩小——如此反复地看来看去，直到在某一时刻，不知觉睡着。

3

接下来的几天，事务出乎意料的繁多，且要随时随地与中国的同事保持联系，每天累得手忙脚乱。忙完一个项目后，恨不得原地打个地铺当下呼呼大睡，把所有事情都抛置脑后。如此一来，更谈不上去哪个名胜古迹满带诗意地游览了。就这样持续了半个多月，终于暂且告一段落。傍晚，为了庆祝顺利结尾，主管亲自下厨，请大家吃了顿中餐，几个同事更是醉得不省人事，一个在楼梯连滚带爬地上上下下，一个倒在自己的呕吐物里鼾声起伏。见这副光景，我不禁喟叹，不管做着何种事情，高尚或尊贵，人也还是一样的人。

按照计划，一周后就要打道回府了。坦白说，居住在伊斯兰堡的这段日子，让我几乎快要忘记了国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忘记朝九晚七的挤地铁，还有凌乱不堪的旧公寓。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态过着那种生活，我竟然一时间说不出来，甚至只有从中摆脱而出后，才有稍微的感触。说得直白些，是麻木——与独臂男孩一样，对一种生活的麻木。他习惯了逃亡般的生活，我习惯了牢狱般的生活，说到底，性质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回去后，差不多就要准备过春节了，可我没多少喜悦。去年除夕的时候，离异分居的父母分别要求我去奶奶和姥姥家过，且各执一词，父亲说几十年来都是除夕夜在爷爷奶奶家过，母亲说几十年来每次都是陪爷爷奶奶，以后该去陪姥爷姥姥了。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纷纷劝我要懂事一点。最后我别无他法，关闭手机，跑到租的公寓里，独自看着春晚节目。连同后面的几天也都一样，我哪家都没去，白天自己做了点饭，然后去影院挨个看贺岁片。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也是一样。所以比起回家过年，我更愿意留在伊斯兰堡。

登上二楼，敲响管家房间的门，问能否载我出去兜兜风。事实上，是想去看望独臂男孩。我的床头柜抽屉里还放着给他买来的消炎药和碘伏，但由于工作太过繁忙，一再推迟，最后竟然干脆利落地忘记了。等管家换好衣服，我抓起药品，下楼跟老板打了招呼，坐入车中。

“想去哪？”管家问。

“去找那个黄头发的黎巴嫩孩子。”

这次的情况与上一次相反。我们在十字路口边停下，顿时围来四个孩子，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打开车门，推开一涌而来的孩子，往绿化带方向看去。那边空无一人，连帐篷也没有。不出意外的话，这次见不到他，此后就没机会了。我让司机帮我翻译，问孩子谁知道那金头发、少了一只手的男孩去哪了，并用一百巴币作为答谢。其中一个孩子用乌尔都语说了一句话，管家接着用同样的语言回问了一句。几个来回后，管家看向我。

“怎么了？”我问，“他说的什么？”

“他说那男孩已经死了。”管家说。

“什么时候？”

“三四天前。”

“怎么死的？”

“说是病死的。”管家说，“你也知道，他的胳膊被感染了。”

还没等我整理思绪，孩子就伸出手来要钱。我从钱包里掏出纸币递上去，随后坐进车里。管家也跟着上车，开往Habibi餐馆。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咖喱饭。饭菜上桌，我狼吞虎咽吃了半盘，又喝了两杯饮料，味道不敢恭维，但当下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选咖喱饭更合适的。

直到回国的几天里，我一直浑浑噩噩的，仿佛脑袋里有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但仔细想想，也无非就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死去了，仅此而已。客舱里，我望着舷窗外的夜色，横竖睡不着，想找同事聊聊天，但都睡得如死去一样。想抽烟，又明令禁止，只好从背包里翻出笔记本，翻过写满工作内容的几十页，在空白处写下了一段话，旋即合上本子，戴上耳机，沉沉睡去。

除夕夜，两家人再次各不相让，把向对方的谩骂和嘲讽统统撒在我身上，好像我去了其中一家，对另一家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于是，像去年一样，我独自跑到公寓里待着，翻看在伊斯兰堡拍的照片，尤其是黎巴嫩男孩坐在绿化带的那张。

伴着两罐啤酒吃下晚餐，披上外套，打算去河边散散步。

天上烟火四绽，地上却格外寂寥，百米内不见人影。一片昏暗中，草丛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定睛细看，发现是只野猫。我学着它叫了两声，它也跟着回应了两声，随即蹿出来，在我面前徘徊。乍一看去，总觉得它的姿势有些别扭，观察了片刻，才知道它的一只前腿瘸了，走起路来一歪一扭，相当滑稽。我告诉它在这儿等着，随后跑回公寓，拿了四根火腿肠。来回的时间也不过五分钟，猫却杳无踪迹，不论如何呼唤都不见回应。

5月上旬，影院上映了电影《何以为家》，讲述的是一位黎巴嫩男孩的故事。那段时间，我总共去影院看了三遍，每看一遍，关于独臂男孩的记忆就加深一次。回家后，我翻箱倒柜，拼命寻找当初在飞机上拿出的笔记本，却始终不见踪影。幸运的是，最后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层抽屉里发现了它，我翻到最后一页，找到了当时写下的那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