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与平底鞋

我只见过她四次，这四次已经勾勒出她的一生。

十八岁那年到越南做慈善义演，老实说那次我真的没有看清楚她的模样，不是不看，是不敢看，她太耀眼、太红了，我眼角的余光只隐隐地扫到她的裙脚，粉蓝雪纺裙摆随着她的移动轻轻地飘出一波一波的浪花，台上有许多明星，汪萍、白嘉莉、汤兰花、陈丽丽……她是台上分量最重的大明星。小时候看过她许多电影，她和凌波主演的《鱼美人》唱做俱佳，古装身段惟妙惟肖，轰动一时。十六岁就得了亚洲影后，媒体给她一个“娃娃影后”的封号。

一九七五年我到香港宣传《八百壮士》。李菁在一个晚宴上翩然而至，一身苹果绿，苹果绿帽子、苹果绿窄裙套装、苹果绿手袋、苹果绿高跟鞋。这次我还是怯生生地没敢望她，同在一个饭桌上我们却没有交谈。这年夏天，我到香港拍摄罗马导演的《幽兰在雨中》，在外景场地见到一部劳斯莱斯车，车牌号码单字“2”，就停在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上，仲夏午后的太阳，照在浅色的车身上，照在车头张开翅膀弯身向前冲的女子小雕塑上，非常耀眼夺目。这车在当时是稀有的，必定是大富大贵人家才能拥有，电影圈中也只有她坐这架车。工作人员见我神情讶异，告诉我那是李菁的车。“李菁怎么会到这儿？”“她找罗马导演，她的电影公司要请罗马导戏。”“噢—原来如此。”那次我没见着她。

自此以后她就销声匿迹了，偶尔听到一些她的消息，“她电影拍垮了”，“她母亲去世了”，“她男朋友去世了”，“她炒期指赔光了”，“她到处借钱”……

记得小时候好看的电影，银幕上一定有“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她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当家花旦，我一个从乡下来的小女生，看她这样闪烁的大明星就像看天一样，所以对她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到一位姓仇的长辈家吃饭，听说他跟李菁很熟悉，我说我想见她，他即刻安排了下次吃大闸蟹的日子，那是八十年代末。这次我认认真真地欣赏了她，她身穿咖啡色直条简简单单的衬衫，下着一条黑色简简单单的窄裙，配黑色简简单单的高跟鞋，微曲过耳的短发，一对咖啡色半圆有条纹的耳环，一如往常单眼皮上一条眼线画出厚厚的双眼皮，整个人素雅得来有种萧条的美感。饭桌上我终于跟她四目交投，我问她会不会出来拍戏，她摇头摆手地说绝对不可能。那年她才四十岁左右。

九〇年后我长期住在香港，在朋友的饭局中也会听到一些有关李菁的消息，香港有些老一辈的上海有钱人，会无条件地定期接济她。

这些年，上一代渐渐地凋零了，接济她的人一个个走了。有一次娱乐周刊登载她的照片，说她因付不出房租被告。照片上服装黑白搭配，戴一副超大太阳眼镜，还是很有样子，只是神情有点落寞。

二〇一八年二月的某一日，我跟汪曼玲通电话，她突然冒出一句“李菁打电话给我”，我连珠炮地问：“她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她最近怎么样？她住哪里？你会跟她见面吗？可不可以约出来见面？”我只听见阿汪喃喃地说：“这次我不会再借钱给她。”我十八岁跟汪曼玲认识，她刀子口豆腐心，在媒体工作了数十年，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平常省吃俭用，之前竟肯拿出六位数的钱借给她。我跟阿汪说我想写李菁的故事，文章登出来稿费给她，书出了，版权费给她，每篇文章她看过才登。

阿汪约她见面，但没有说我会出现，我提议文华酒店大堂边的小酒吧，指定一个隐秘的角落。我进去的时候，她们两位已坐定。不知为什么，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桌底下她那双黑漆皮平底鞋，鞋头闪着亮光。她见到我先是一愣，很快就镇定下来，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她穿着黑白相间横条针织上衣，黑色偏分短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仔细端详着，试图找出她以前的影子，她单眼皮上那条黑眼线还是画得那么顺，这是她最大的特色，没有人会这样画眼线的。我坐下之后三人的话匣子打开，一直到她走都没有间断过。阿汪职业本色，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她也毫不介意地一一回答。问：“你现在最想吃什么？”答：“虾子海参！好想念妈妈做的虾子海参！”见她喜悦的神情，仿佛舌尖上已经尝到了海参的美味，让你恨不得马上端一盘到她眼前。她脸上泛着光彩接着说：“最开心是晚上到大家乐吃火锅，一人一个锅，里面有虾有肉和青菜。早、午饭加起来三十块，火锅七十块，一天花一百块很丰盛了。”

阿汪叫我看她的左手臂，我惊见她整条手臂粗肿得把那针织衣袖绷得紧紧的，她说是做完乳腺癌手术，割了乳房和淋巴，因此手无法排水，令手臂水肿。她娓娓道出手术前的心理过程，是在公立医院动的手术，因为医生认识她，对她特别照顾。手术当天，她一个人带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放了些东西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她哥哥在大陆的电话号码，她跟医生说，如果出了状况就请打这个电话给她哥哥。阿汪问：“你有没有想过自杀？”这种问题只有汪曼玲问得出来，她说以前或许有，现在很开心，她笑笑摆摆手，圆圆的眼珠认真地盯着我们二人：“以前演戏的事和开刀动手术的事，我都不去想，都不去想它。”最让我深思的一句话是：“有钱嘛穿高跟鞋，没钱就穿平底鞋啰。”

李菁提到她的经济状况时，说人家以为她买股票把钱都赔光了，其实没有，都是一点一点慢慢花光的，房子和车子卖给了仇先生。汪曼玲曾经去过她山顶白加道的豪华住宅，家具都是连卡佛购买的昂贵欧美货，到处可见名牌Lalique水晶玻璃装饰。提到目前租住的鲗鱼涌寓所，一个房间放衣服，一个房间是卧室，她最担心的是付不出房租，但又不愿意去领救济金。想到王小凤曾经帮她付过一年房租，她说现在活着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报答所有帮助过她的人。

我们从下午聊到黄昏，她说要走了，我想跟她拍张照，她拒绝了。我把事先预备好的，看不出是红包的金色硬纸皮封套交给她，她推让说不好意思，说她从来不收红包的，我执意要她收下，她说那她请客好了，我当然不会让她请。

当她站起来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拄着拐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每走一步全身就像豆腐一样要散了似的，我愣愣地望着阿汪扶着她慢慢地踏入计程车关上车门，内心充满无限的唏嘘和感慨。

见完她第二天，我和上一代红星汪玲去湾仔Dynasty Club做八段锦气功，我比她早到，她推门进来，脸上喜滋滋的，身上的皮草长毛被室内冷气吹得飘啊飘地飘进来。我昨日的震惊还未平息，心里沉甸甸的，这会儿两个大对比。汪玲姊善于理财，日子过得很富裕，每天想的就是吃喝玩乐。这天她非要我请她吃上环尚兴的响螺片，我们一人点了两片，结账加上小费将近三千块，平常也没什么感觉，这天特别难受。我跟汪玲姊说，我们吃这一顿，李菁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是早、午、晚三餐共九十餐呢。汪玲姊跟李菁是认识的，我跟她讲了李菁的近况，汪玲姊回想李菁以前到她家去借钱，她因为前一天打牌，睡到下午三点才起床，李菁十一点就在她家客厅坐着。汪玲姊起床把钱交给她后叫司机送她，李菁说：“不用了，计程车在门口等着我。”汪玲姊诧异地说：“这个时候你还摆什么派头！”从此她们再也没见过面。这让我想起李菁跟汪曼玲借钱发红包的事。也是奇女子一名，日子可以过不下，海派作风不能改。

和李菁见完面，总想着怎么能让她有尊严地接受帮助。她口才好，又有很多故事讲，我喜欢听故事，琢磨着每个月约她出来说故事，每一次给她一个信封。现下最重要的是先带她去吃一顿虾子海参。我跟汪曼玲商量约她出来吃饭，汪说马上过年了，过完年再说吧。

原来中国年气氛最好是在拉斯维加斯，许多香港人都到那里过年，那里是出了名的不夜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还有特别为中国人举办的新春晚宴、歌舞表演和抽奖游戏。我在拉斯维加斯，有一天看完表演，回到酒店就接到汪曼玲的电话：“李菁猝死在家中！”我“啊！”的一声：“算算跟她见面也不过十天的光景，怎么就……”我毛骨悚然。“去世多日，邻居闻到异味，报了警才发现的。”汪曼玲那头传来的声音也是惊魂未定。想到她在港无亲无故甚至无朋友来往，提出愿意出资为她安葬。阿汪打听之后告诉我，邵氏电影公司会为李菁办一场追悼会，影星邵音音也挺身而出帮忙处理身后事。最后汪曼玲在台湾中台禅寺的地藏宝塔，安置了一方李菁的牌位，让她时时可以听到诵经的声音，来世能够离苦得乐。

李菁从极度灿烂到极度凄凉的一生，正如天上的流星划过天际隐入黑暗。新闻登了几天，篇幅不是很大，这一代年轻人并不熟悉她，上一代的人也只能叹息，我却伤感得久久不能释怀。汪曼玲说：“她喜欢看书，你送给她的书她肯定还没看完，我们两个人应该是她生前最后见过面的人。”

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我打开手机，上Google按下“李菁鱼美人”，见她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戏里一人分饰两角，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鲤鱼精，时而打斗，时而边做身段边唱黄梅调，和凌波的女扮男装谱出哀怨感人的人鱼恋，简直聪明灵巧招人爱。我独自哀悼，追忆她的似水年华，余音袅袅，无限惋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于澳洲农场

九龄后的年轻汉子

“我有一点好处，不啰嗦，不抢着说话，自觉身处静听的年龄，耳朵是大学嘛。”这是大画家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里面的话。他说的是张乐平和他，张是三十年代大陆出名的漫画家，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是黄永玉老师从小就崇拜的偶像，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找到跟他见面的机会。

一月六日那个下午，我也和黄永玉当年一样，静听大画家大文学家说的每一句话。

二〇一五年年初杨凡送我一本《这些忧郁的碎屑》，那是庆祝黄永玉九十大寿，节录了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精华片段的书。我看了爱不释手。杨凡知道高兴极了，把黄永玉的近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借给我看，有三大本七十万字，且还在继续写。他书看得慢，要我看了跟他说一说。于是我晚晚读到天亮，到了早上六点，兴奋地跟他说里面的精彩句子。

杨凡说他一月六日要到北京探望黄永玉，我就跟了去，我们搭早上八点的班机，六点就得出门，上机前一晚没睡，飞机上的三个半小时谈的都是黄永玉。飞机降落前，机长广播北京温度摄氏零度，我嘀咕着自己睡眠不足、衣服又不够厚，一会儿不冻死才怪。

下了机直奔黄永玉老师家，车上播着古典音乐，公路两旁大片的杨树，司机说这树到六月刮的都是白色的棉絮，就像六月雪。杨凡一到北京说的话也带北京味儿，他问司机：“老爷子怎么样？都好吧？……”左一个老爷子右一个老爷子的，仿佛回到了三十年代。车子很快地转入太阳城小区，一座座巨大的十二生肖雕塑，让这小区充满了艺术气息，这些都是黄永玉的创作。

黄老师的女儿黄黑妮在门口迎接我们，轻声地说：“爸爸睡着了。”我进门经过客厅，见到左侧装着圣诞灯饰的鹿角树前，黄永玉静静地睡在沙发躺椅上，睡得很沉很香，我趁机参观墙上的字画，见到好大一张白描水墨荷花，从来没见人这样画荷花的，那一枝枝生得密密的花茎直立着，几乎比人还高，后来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他小时候生气时坐着澡盆躲进荷花池里，那张画肯定是以小孩子在花丛里的角度见到的荷花。

黑妮说爸爸醒了，我们赶快来到他眼前。他睡眼惺忪地，见了我毫不意外地说：“你来啦。”仿佛见到旧相识。这倒令我小小的意外，因为杨凡事先没跟他说我要来呀。

第一个问题请教他的是，素描该怎么下第一笔，他不假思索地说：“不需要像，你先把形状搞出来，看是椭圆或是圆的或其他形状，对着你要画的东西慢慢地画，要专心画才画得好。”他盛情地拿出一叠画好的荷花让我挑，我受宠若惊，但还是忍不住挑了一张两朵清淡的荷花。

重回到圣诞树前的皮躺椅上，我坐在他身旁，就这样聊了起来。提起他的表叔沈从文，他忆述：“我问他，有没有上馆子吃过饭？”他学着沈从文的语气：“有啊！我结婚那天是在馆子吃的饭……唉！他最后不写文章可惜了。你知道，《边城》改了一百遍。”心想，回去一定要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读。

黄永玉谈起以前在赣南的邻居蒋经国：“那时候他和蒋方良女士的一儿一女都还小，有一次村里的朋友被急流冲走了，蒋经国即刻脱了衣服跳下水救人。”顿了一顿，笑笑地说：“蒋经国很花的，他有很多女朋友。”在《比我老的老头》里有一段说他陪张乐平的太太去托儿所接孩子的事：“办手续的是位中等身材，穿灰色制服的好女子，行止文雅，跟雏音大嫂是熟人，说了几句话。回来的路上雏音嫂告诉我，她名叫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朋友。听了不以为意，几十年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令人感叹。”

聊了一会儿，他请我到餐厅的木桌旁，拿起笔墨，聚精会神地为我画像，我静静地望着窗外，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天井的屋檐下，偶尔见到猫儿狗儿经过。不一会儿就画好了，问我像不像，杨凡说：“啊哟！好有作家的气质哎。”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聊天，他说喜欢许鞍华《黄金时代》里跳跃式的拍法，我俏皮地说，你看我们像不像戏里萧红拜见鲁迅的画面。杨凡在一边一直没开口，这会儿他看不过去地指着我：“你？萧红啊？”好像我高攀了她。

我和永玉老师谈他的诗词、散文、小说，谈他交往认识的人物，谈他书里的句子。通常是我先开个头，他就接着说故事，我像海绵一样吸取他近一世纪的故事，眼睛盯着一双闪着智慧光芒的双眼，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他家有九只猫十五只狗，都是他的最爱，猫儿狗儿出出进进地都不能打断我们的对话。

他写的一首诗《一个人在院中散步》：

我告诉你，

他想哭的时候微笑着，

有的邻居盼望他死，

有的邻居可怜他活。

他是动物却植物似的沉默，

在院子里散步，

别为他的孤独难过，

因为所有的门缝里，

都有无数对眼睛活跃。

奇异的时代培养细腻的感觉。

有的眼光像吮血的臭虫，

有的眼光无声的同情，

无声的拥抱在闪烁。

一个人在院中散步，

寂寞得像一朵红色的宫花。

明知道许多双眼睛在窥探，

他微笑着，

仿佛猜中了一个谜底。

满纸苍凉，我问他谁在院中散步，他说：“是我。”

有一天朋友跟他说，江青要开会批斗黑画，他想自己画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一定不会有事，没想到天公开了他一个大玩笑，把他画的猫头鹰从第七张调到第一张，跟江青挂在一起。

“那天两个人甩着两个皮带头，一鞭鞭打在我的背上，背上的血和衣服都粘在一起，回到家太太高兴地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把衣服脱了：‘给你看一样东西。’太太即刻掉眼泪。”他说他什么事没经历过，这事算什么，司马迁被阉了，并没有因此而颓靡不振！照样写出伟大的《史记》，这才是自由，他知道自己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事后，他怀疑江青读过《诗经·大雅·瞻卬》第三节：

黄永玉的现代版：

他这样形容年届七旬已独居多年的林风眠：“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照顾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林不问政事，画了一辈子画，到了生命的终结，黄永玉如是描述：“九十二岁的林风眠，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时，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答。”很欣赏他这种写法，幽默、无奈和沧桑，黄老师得意地说：“是啊！如果写‘去世’就太普通了。”

提起杨绛：“那个时候我跟钱锺书、杨绛住一个院子，知道他们怕被打扰，我也很识趣，从来不主动找他们，到了过年送东西给他们，也是挂在门外把手上。”听他这么说，我望了望墙上的大圆挂钟，时钟指着五字，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聊了五个钟头。可他依然声音嘹亮，目光如炬。

我们坐到六点，黑妮和杨凡说要出去吃饭了，他起身带着我们走下楼梯，见他步履轻快，不但不需要人扶，连自己都不扶楼梯扶手。他从卧房的台子上抱着一个大方盒，打开来看，是一匹两只前蹄向上跃起的铜雕马，这马栩栩如生，是他的创作。他知道我属马所以送给我，杨凡整个箱子都已经满载了他送我的书，只好下次再拿。

一月六日下午和黄永玉老师交谈的六个钟头，令我回味无穷，回港兴奋地跟金圣华分享北京之行的丰收，金笑说：“这就叫做倾囊相授。”

黄老师今年九十一岁，还不断地创作和继续他的巨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是我见过九龄后最年轻的汉子。

二〇一五年一月

走近张爱玲

张爱玲写的《小团圆》一出版我就买了，每次看看就放下，在床头一放就是十一年。正如宋淇说的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可能吸引不住读者“追”读下去，我记人名最差，经常看着看着就走神。年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许多时间待在房里，靠在床上看书，不时扫到床头小桌上的《小团圆》，仿佛它在向我招手，于是我下定决心仔仔细细从头读到尾，读到一半男主角邵之雍出现我就放不下了，惊心动魄地吸引着我看完。有些画面非常熟悉，仿佛在《滚滚红尘》里出现过，心中纳闷，我拍的时候《小团圆》还没出版，三毛编剧时怎么就知道剧情的？虽然之前大家都说我演的是张爱玲，我也没去证实，那时候我没接触过张爱玲的书。看完《小团圆》我再拿出《滚滚红尘》DVD仔细看一遍，发现剧情其实并没有完全复制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只是女主角沈韶华的身份是作家、男主角章能才是汉奸，戏的开场沈韶华被父亲关起来，中场男主角避难期间女主角到乡下去找他，发现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从此分手，这一小部分像而已，其他全是三毛的精心创作。我估计三毛是从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三毛必定是非常欣赏张爱玲，她是在向张爱玲致敬。我倒真希望我演的是张爱玲，就算沾到一点边也够我沾沾自喜的了，尤其是现在自己也喜欢写写文章。

开始全面走进张爱玲的世界，是在一个多月前，新加坡朋友余云传来三十四集的许子东《细读张爱玲》音频节目，因为打不开，我第二天即刻买了几本许子东的同名著作，自己留一本，其他分送给朋友，以便交流心得。在读书之前，先把他要讨论的文章看了，把平鑫涛送给我的整套张爱玲找出来，还有胡兰成全集和一些有关张爱玲的书籍，一本一本看，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么有系统地读书。

胡兰成写的“民国女子”真是把我迷醉了。他躺在院子草地上的藤椅晒太阳，看苏青寄给他的《天地》月刊杂志，翻到张爱玲写的《封锁》，不觉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他觉得大家跟他一样面对着张爱玲的美好，只有他惊动得要闻鸡起舞。他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号上海《杂志》写一篇《评张爱玲》：

—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最是豪华的人也会受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这样的知音难怪张爱玲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聊了五个小时，送她回家到巷堂口时，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原来胡兰成并不高，还以为他高大、帅气、有书卷味，如《滚滚红尘》里的章能才。但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胡兰成的语言和文字既感性又性感，让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卸了甲缴了械。据胡兰成的回忆，张爱玲送给他的照片后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明知道他有两个老婆五个孩子，还是跟他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张爱玲爱得真惨烈。

最近一个月把能找到的有关张爱玲的著作、信件、访问稿和学者的评论，统统放在床头从晚上看到天亮，跟朋友聊张爱玲一聊两三个钟头，朋友说我都变成张迷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张迷我是胡迷。胡兰成的文字让我陶醉，张爱玲让我想一步一步地走近她，在文字的世界中与她相知。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引用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尔努的一句话，“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并说恐怕有些人不同意，不过事实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向来喜欢看真人真事的书，总认为人家用真实的生命谱写他们的故事是再珍贵不过了。张爱玲一生的传奇和强烈的戏剧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父亲、母亲和继母都出身官宦之家，她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只稍微提一提就被同期的女作家潘柳黛嘲讽“黄浦江淹死一只鸡就说成是鸡汤”。张爱玲在九十年代出的《对照记》里有一段，跟祖父母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看似无用、无效，却是她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最后一段只有四个字：“我爱他们。”这么庄严的四个字出自她的笔下让我非常惊讶，她是如此孤傲，看她的文章似乎从来没有写过她爱谁的，可见她是多么需要爱人和被爱，我看不出她父母爱她，也看不出她家人爱她。

都说张爱玲对人情世故十分冷漠，读完《张爱玲私语录》才知道她情感之丰沛。宋淇、邝文美夫妇对张的才华极度地欣赏，以至于在精神上和生活细节上无条件地付出。在他们四十年的书信往来中，充分感觉到张爱玲的温暖和柔情的一面。一九五五年张搭船赴美国纽约，送船的只有宋淇夫妇，船一离港她就痛哭不已，她母亲黄逸梵自她四岁起就经常理箱子远赴重洋，她也只是淡淡的，并没有哭。在美期间张一天总要想起邝文美两次，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她已先在脑子里跟邝说了一遍，看到善良优雅的好女子也总要拿邝比一比，结果还是感觉邝胜于她们。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三人都患有重病，信里互相慰问和勉励对方，即使病体欠安，宋氏夫妇还是为张爱玲奔波张罗，邝文美经常为她跑邮局，张爱玲寄了三百块美金给她，让她付些杂费和计程车费。我又一次惊讶，邝的付出岂是三百美金了得的，邝也感尴尬，但为了避免张尴尬只好收下。张事后还解释这是跟她姑姑学的，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她母亲黄逸梵在英国去世前曾写信给她想见她最后一面，张也只在回信中寄了一百块美金，但她却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著作权、遗产全都给了宋氏夫妇。他们三人之间的信任和深厚的情感人间少有。

一九三九年，张爱玲十九岁时写的《天才梦》，最后两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仿佛她一早就预知自己的未来，或是她一早就设定一个无形的牢笼，自己一步步地走进去。在《小团圆》里，做母亲的蕊秋对女儿九莉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张爱玲真实的人生里，生命最后十几年被虱子所困，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见。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在旧金山，独家出版张爱玲书的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打电话给我，他在加州，想跟张见一面，她都不肯见他。那段期间她几乎每个星期搬一次家，住过许多汽车旅馆，因为皮肤病的关系一天要照十三个小时的日光灯，每半个小时要用水把眼睛的虫洗掉，脸上的药膏被冲掉又要补擦，这样一天共花二十三个小时在日光灯下。我直觉认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病症，照理说不可能换那么多地方还有虱子，眼睛也不可能会生虫。于是我打电话请教精神科医生李诚，李诚怀疑是惊恐症和身体上的幻觉，严重了会感觉虫在身上爬。我说，其实是不是并没有虫？他说是的，但他说这是可以医治的。

我认为张爱玲是生命的斗士，她在一九六八年接受殷允芃的访问时说：“人生的结局总有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想想她一个人在加州，自己不开车，要看牙医、要看皮肤科医生，还要不停地搬家，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地活着。最终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被发现在洛杉矶Westwood家里静静地离开人世。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去接收遗体时记载当时的场景，他说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她的遗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她七十五岁生日那天，林式同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上，灰白的骨灰衬着深蓝的海水向下飘落，被风吹得一朵朵，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灰落海里，上面覆盖着一片片红玫瑰与白玫瑰花瓣。张爱玲的一生，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富有深沉的戏剧性。

张爱玲的名气没有因为她离开人间而降低，她的文字留下了数不清的经典句子，她说：“成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相信张爱玲一生最快乐最痛快的日子是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那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多产而佳作连连，就像她形容曹雪芹的《红楼梦》是现代小说一样，她即使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作品，现在看起来亦是非常当代。《红楼梦》有红学，张爱玲也有张学。她在二十三岁已经大大享受到成名的快乐了。

张爱玲是在成名初期认识胡兰成的，在胡兰成眼里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说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那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你看要不要命。一个作家能够得到如此懂得她的知音，怎么都值了。他们精神上吃得饱饱的，胃口倒无所谓。据胡兰成最亲密的侄女胡青芸的口述回忆录《往事历历》中描绘：“他们家里只有两个碗，一个大碗一个小碗，大碗是胡兰成用，小碗是张爱玲用，小菜只有一只罐头，油焖笋。从厨房里开好拿出来，也没倒出来，直接吃，别的菜一点也没有。”

三毛生前曾经跟我约定一起去旅行，带着我流浪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我也曾想过如果在张爱玲面前，肯定无地自容，她的眼睛像X光，里里外外穿透人，在她文章里，对人的长相、穿着、动作都有详尽的描绘，连人家心里想什么她都揣测得很深，正如胡兰成说她聪明得似“水晶心肝玻璃人”。张爱玲在文字里提到过我的朋友江青，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江青那么丑怎么能演西施，将来电影一定不卖座。”江青跟我聊起一点也不介意，我们两个还笑得不得了，我跟她说，被张爱玲点到名是你的荣幸。在纽约张爱玲去按李丽华的门铃，她写道：“李丽华正在午睡，半裸来开门。”我问金圣华，难道李丽华上面不穿衣服就来开门？金圣华笑说那表示衣冠不整。

张爱玲的文字像是会发光似的，每颗字都是一颗钻石，闪闪发亮地串成好句子就像一条钻石项链，让你忍不住一看再看，有时会默念几遍。她笔下的人物都像是活着的，让你爱、恨、情、仇跟着她转。《小团圆》里九莉爱邵之雍我跟着爱，九莉后来鄙夷邵之雍那句“亦是好的”，让我本来觉得心动的话刹那间也可笑起来。她痛苦的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我心绞痛，因为她把那痛彻心扉的感受透过笔尖真实地呈现在你心上。她那特有的张氏幽默，看得真过瘾。在散文《私语》里，她形容她从被关了半年的父亲大宅里逃出，“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紧要关头叫了黄包车竟然还要讲价，并且高兴着没忘了怎样还价。在《第二炉香》那二十一岁的英国女孩愫细，纯洁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她和四十岁大学教授的新婚之夜，穿着睡衣蹬着拖鞋狂奔地逃出夫家，拖鞋比人去得快，人赶上了鞋，给鞋子一绊。这样生动的电影画面随处可见，让你难以忘怀。

短篇小说《年轻的时候》第一段：“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地，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我看了心里一惊，那不就是我吗？我读初中时一样喜欢在课堂上用单线画女孩的侧面，也是脸向左方，我立刻拿出铅笔在书上画出我当时画的侧面女子，发觉嘴巴那块不成比例，又画另一个，灵光一闪在额前一勾，代表覆额头发。我拍过的一百部戏唯一一次演作家，角色竟然以张爱玲为原型。这千丝万缕，到底还是与张爱玲有一线牵。

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拎着两盒凤梨酥，爬上三毛在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听她读《滚滚红尘》剧本。三毛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读到兴起她播着四十年代的音乐，站起来一边踩着舞步一边演给我看，我陶醉在她忘我的演绎中。现在想起，原来当时她的身体里住着三个女作家，一个三毛自己、一个张爱玲、一个剧中的女作家沈韶华，她万万没想到在她眼前看得目瞪口呆的林青霞，将来有一天会把张爱玲和她的故事写进自己的文章里。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刊登于《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