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趟十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载我去往山西运城的X县。十四个小时，如果确实没什么必要，我完全可以选择坐飞机。至于去往X县，直到上车之后，我也没想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去。X县是大学隔壁宿舍同学白荣军的家。自大三暑假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不是退学，是压根没回学校。

现在，我读研究生已有半年，没回学校的白荣军始终没回来。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他至少该回学校办个休学手续，或者压根不想继续学业，退学，和我们这些曾在一起聚过餐喝过酒的同学做一次告别。没有，他始终没出现，他的消失如同灵异事件。

起初，白荣军没回学校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接到过他的一条群发短信，他说要晚回校一个月，这种关联性的证据如今已翻到“白垩纪地层”。在学校的那三年里，他其实也不太有存在感。他旷课，自大一下半学期就这样了。也是自这一阶段，他成了我们那一层宿舍楼的“睡神”。床下堆着的大量泡面盒子，盒子里发霉的汤水则被我们认为“在长蘑菇”。当我们都按正常作息休息时，他则溜出学校打通宵去了。

睡在铺上的白荣军长久以来都是鼓起的一个包儿，我们熟视无睹。住在隔壁宿舍的我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确定这个包里睡着的是不是他本人。他蒙着头睡，冬天如此，夏天也如此，只是夏天的时候，能看到裸露的体白，且白得惊人。只与夜晚打交道的人，不能不白。我们很少说话，连擦肩而过的机会都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入学第一天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用浓重的乡音说来自关公故里，样子还带点儿自豪。我有点儿鄙夷这种“自豪”，一个小地方来的，总要扯点儿有的没的以遮掩浅薄和自卑，他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绊绊。

这个人起初消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太大感触。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本科班同学重聚，我们才偶然聊起白荣军。是段科首先提起来的，他和白荣军床对床睡了三年。大四下学期，宿舍失窃，段科的电脑丢了，电脑里保存着开题论文。电脑是老式的联想机，如果不是因为论文，段科就不打算报案了。折腾了很长时间，贼一直没能抓到，论文只好重写。不久前，警察忽然打电话给他，说嫌疑人有了点儿眉目，问他还愿不愿追究。把“孙子”俩字骂透彻的段科早没追究的心思了，但他想知道那“孙子”是谁。警察说，很有可能是你们宿舍那位叫白荣军的同学。

段科这么一说，白荣军这个名字立刻考古般地从我们的脑海深处被挖掘了出来。这个人居然秘密地在我们周围出现过，最离谱的是以“贼”的形态。我们当作娱乐，故事接龙一样推断白荣军的作案动机。但聊着聊着，面色都不那么欢悦了，首先是微醉的段科出现了叹息，叹息很快便传染到了所有人身上。小公务员段科总结说：“这人就是浪费国家教育资源的典型。”他记起了电脑丢失后的那天晚上，烟灰缸里多了一枚七匹狼烟头，当时他还随口对旁人说：“不会是白荣军回来了吧，宿舍就他抽七匹狼。”嘻嘻哈哈就把这事儿忽略了过去。可所有人包括警察都没把嫌疑对象放在压根没回学校的白荣军身上。

但警察明确说，案发前，白荣军是来过北京的。中关村一家收二手电脑的商铺监控捕捉过他可疑的身影，据说电脑卖了不到五百。北京警方原本没打算去折腾这种案值不大的案子，但山西运城X县的警方却发来协查请求，因为现在连他的家人都与他失去了联系，白荣军等于是“失踪人口”。

世界仿佛一瞬间罗织了某种主张，要我们这些人统统把白荣军记起来。这个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他的存在。他失踪了，存在感反而飙升。作为“贼”的白荣军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宿舍，且躲过了所有认识他的眼睛，或者他压根就没被谁熟悉过，睡在宿舍的那几年，他只是床上鼓起的一个包儿。我不清楚别人，至少在我的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研一已过去一个学期。寒假前，原本订了去日本的机票，打算陪留学东京的女友在那里过一个春节。但寒假第二天，我忽然决定先去趟X县。并非想着帮警方找人，这个人在我心里分量不大，我连他的长相都不太能记起来，也不是要去向他的家人释放同情心。我也许败给了我的窥私欲，我有点儿想把白荣军作为特别的样本，如果有可能，或许可以形成一篇论文，探讨“大学之于人生意义”这样的议题，又或者考古一类失踪的人，理解“脱轨于社会”的危险性。其实我在想，白荣军很可能已“死”了，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自伸手做贼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拒绝了秩序。如今，失踪的他恐怕连人伦都丢掉了。

警务网上有失踪人口名录，一张人脸并列在一系列脸庞中，冷冷清清、普普通通。

2

X县白庄三组四号，大学辅导员给了我一个住址，来自白荣军的学生档案。我一踏进通往村子的公路，就轻易感受到了这里的灰败气息，是与死亡强烈相连。我并不具备通灵的能力，但有些死亡的发生是与环境的更替密切连接在一起。这是个靠山的小山村，山十分秃，周边是石灰厂，一个个白色凹坑。村子离凹坑较远，印在千疮百孔的背景上，一目了然。进入村子，一重又一重死亡场景扑来，老掉的死树，树边有孤坟，坟上有新鲜的花圈；麦场上矗立着杀猪架，一个大锅撑在下边，新鲜的猪毛、猪血展览在那里，围墙内的猪叫预示着又有第二头来领刑；光秃秃的鸡和剖开的鱼悬挂一起，是村民才制作不久的腊味。

三组四号的巷子里，一排年久失修的房子。白荣军家是其中一座，结冰的积雪从门口延伸到房前。院子中央燃烧着枯叶，空气里是败掉的烟火气。他父亲穿一身土灰迷彩服，发如杂草一样乱，干枯的眼睛里朦胧着隔绝和排斥，他颔着头，目光低垂，短烟头垂在身下，时不时提起来在嘴巴上过一下，扑出软塌塌的烟雾。他母亲则缩在门框背后，两只瘦手撑着簸箕，颠着小米之类的谷物，头上盖一块白毛巾。二人像是和破房子长在了一起。这对儿夫妻并没表现出多少待客的热情，连身体都几乎没挪动。他们的方言我也不太能听得懂，我们很快便陷入了交流障碍。

尴尬随白荣军弟弟的回归打破。弟弟高大粗壮，脸色是暴晒后的黝黑，看起来比白荣军年岁要大。他也抽烟，抽烟的姿势和他爸很像。他用生硬的普通话问：“你没听说我哥的事儿？”

“听说了。”

“那你来干啥嘛？”他仍然生硬，并非不友好，他还帮我倒了水，塞了很多黑茶叶。

“我想了解了解你哥。”

“你不会了解他的，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一张脸上是惊人的冷酷。

“警察是怎么说的？”

“等。”他指了指桌上一沓寻人启事，劣质的印刷效果突出了白荣军的圆眼睛。我想象着，街面上有一群白荣军在瞪着这个世界。

“你觉得你哥会去哪里？”

“死外头最好，永远别回来。可他是我哥，又有什么办法？猫狗丢了，还要找一找呢。你进村子里就没听说点儿啥？”

“没。打听到你家，直接就过来了。”我控制不住内心忐忑。

“他在你们学校是不是已经算个笑话？”

“也没……”

“我知道他做贼的事儿。我看到了监控照片，别人认不出来，我能认出来。”

“你哥在学校其实过得挺苦闷的。”我只能这么猜测，我对那个人实在缺乏了解。但白荣军是个笑话，这一点确定无疑。

“比种地下煤窑苦吗?”白荣军弟弟错误地理解了“苦闷”，“算了，还是别说了。”他捏起寻人启事摔了一下，收住了说下去的冲动。

“同学们都挺关心你哥的。”我硬挤出这么一句，除了我，没谁“关心”。我无法亮出我的目的。

“他生病了，很重的病。”

“哦……”

“你说是我哥的同学，我信，但我希望你别来看笑话。”这个人的目光里挂起怀疑。

“同学们都挺关心你哥的。”我硬挤出这么一句，“他至少该回学校办个休学手续。”

“有些事儿在他那儿没意义。”他灭掉烟头，又续了一根，“在学校，他应该没啥朋友吧?”

“……比较少。”

“那你算吗？”他如同质问。

“我和你哥床对床睡了三年。”我套用段科的身份说起谎话，如果我否认，他一定觉得我的到来更可疑。

“拿走的就是你的电脑，对吧？”

我点点头，“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他如果缺钱，完全可以找我借，没必要走这一步……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破底线干这事儿……”我发现我自己在哽咽。为了将这份“悲伤”伪装得更加充分，我从白荣军弟弟手中要了根烟，做消解愁绪的努力。

“谁不想呢？”白荣军弟弟眼中也泛起了泪水，他狠狠抽着烟，掩饰着嘴角的抽搐。

我和这个青年瞬间有了相同的灰暗处境，我们仿佛都是白荣军制造的共同受害者。我被迫在这个情景下进行“表演”。

“他就是个不争气的窝囊废！”白荣军弟弟忽然爆发，“我下煤窑赚的钱还要帮他交学费，结果他还骂我是就会甩膀子干活的笨蛋！现在还要到处找他，车站、山沟子……我把运城跑了个遍。警察说，说不定人已经死了。他不如死了的好……”

白荣军弟弟回忆起去年暑假之后。那天，是他亲自送他哥去运城坐的车，他送他进站，送上月台，看火车开走。在候车室，兄弟俩还说了很多话。

“他正常得很，一点儿看不出有啥问题。他还跟我说，毕业要考公务员，回运城。他指着车站外最好的楼盘说，以后咱住那儿……”一个月之后，他却听学校辅导员说，人压根没回学校。

“他其实就住在运城。那天，他下在了石家庄站，转头就坐上了回运城的车。他住火车站附近，花三百块租了一个油毡房。也打过几次电话，他后来承认人在运城，骗我们说回家是为了实习。要不是有个高中同学在街上看见他，我们还得找他一阵子。他把家里的人的脸都丢尽了。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寒冬腊月，人猫在油毡房里，看起来很可怜，穿着单衣，凉鞋还在脚上，头也没怎么剪，盖了一脸。暑假走之前，我拿了五千块给他，四千用来交学费，一千是生活费。没去学校，学费也不用交了，他就靠这点儿钱活了几个月。他只吃方便面，说把钱省着花，能撑一年。”

“撑一年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他脑子里想啥。找到他以后，他还很生气，说我们打扰到了他。他跟我们说，他在干一件大事儿。他一本正经，好像真在干事儿。他一直在写东西，可不知道都写了些啥……后来，看到这个……”白荣军弟弟取出来一卷用皮筋捆起来的薄皮本。

我翻开了其中一本，看到本子上是工工整整的小楷，书写得极度认真。起始的数十页里，是用蓝色水笔抄写的卡夫卡小说，题目叫做《地洞》，数十页之后，是用红色水笔抄写，还是这篇《地洞》。很快，我就看出了异常，薄皮本页数过半的时候，本子上只剩下“地洞”两个，分别用红蓝笔迹书写，密密匝匝排布，直到最末一页。我一连翻了三本，上面几乎都是《地洞》的段落以及“地洞”两个字。我不读卡夫卡，我只知道高中语文选读读本上有篇《变形记》的片段，如果不是在白荣军的薄皮本上看到，我压根不知道卡夫卡还有《地洞》这篇小说。

“我觉得他想拯救世界。”白荣军弟忽然说。

我从困惑中回过神来，“拯救世界？”

“他让算命的写了四个字，贴在运城出租房的墙上，那四个字就是‘拯救世界’。”

“他跟你说过什么？”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个世界坏透了，必须颠覆掉。”

“什么时候说的？”

“就在车站那次。我说，哥，你说啥呢？我不理解他说的话，他骂我笨。我说，只要你聪明就成。后来我哥病了，我爸特别后悔，后悔他看太多书，把脑袋看坏了。”

在我的认知里，白荣军是从来不看书、不学习、游戏人生的堕落者。这顿时颠覆了我的看法。

“从运城回来以后，我爸把家里所有书都给了收破烂的，好叫他别再看些五迷三道的东西。我爸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他读高中，回家种地就老实安分了。”

“你哥高中也读很多书吗？”

“读。县城里那几个书店，他把书都翻遍了。他很会写作文，还去县委当学生代表发言。县长还和他合了照。连老师都说，他以后是县长秘书的料……我爸一直指着他出息……”在这种小地方，“当官”显然是十分坚挺的成功学路径。

我仔细翻看了白荣军所有薄本子，很快在密集的书写中发现一份书单目录，康德、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王小波、易经、金庸、唐家三少列在同一张单子上。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不能简单地把白荣军当成一个简单而又任性的休学生，即便他在大学里那么堕落，那么不合群，我也不能想象他非得把人生改写成这样。我其实注意到白荣军曾带给过这个家的荣耀，堂屋有一面墙壁被小学到高中的奖状占据，一星两花，纸张泛黄，基本是这种荣誉，有一份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装裱在玻璃里，和家庭相框还有祖先牌位放在一起。我们学校还算排得上行的重点名校，这显然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白荣军是被他爸和他弟弟拿绳子从运城捆回家的。在暗黑的夜里，颠簸在一辆小三轮车上带回了家。白荣军弟弟说，他哥每天就吃一盒泡面，人瘦得厉害。他们怕他死在运城，不得已捆了他。我能领会到这其中的意思，正常人是不会被“捆”的。

3

白荣军弟弟带我登上了他家的房顶。他说，他哥住家的那段时间，每天呆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总是仰着头，看着天，保持同一个姿势。偶尔也写点儿东西，就趴在房顶的石凳上写。房下人来人往，都能看得到他。一家人对外瞒着，说白荣军身体不好，休学了。

“他是有病，不是身体，是精神。”

我倒没太惊讶，早猜测到了。

“他失踪前跟我说，他不想做人了，说想当个动物。”

“那你哥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病？”

“去过，我们带他去了Z镇。”Z镇有运城地区最出名的精神病医院，在他们这儿几乎是精神病院的代名词，“都知道去过了那儿，丢人丢大了。”

“医生怎么说？”

“妄想症，精神分裂。谁能想到是这样？去精神病院之前，家里还请了神驱鬼，我哥把神婆打了。办法都用了，没招儿。”

院子的牛棚旁边有口水井，白荣军弟弟说，他爸为了让他大哥把脑子的坏想法丢掉，绑了他的脚，吊到了井里。从前，他们不听话，父亲都这么干。

“我哥二十二了，我爸好多年没这么干了。吊着的时候，他骂我爸是窝囊废，说他活着浪费粮食，骂我妈是生孩子的猪，我气得差点儿把绳子砍断。我知道他有病，我也不可能和精神病较劲。把他拉上来时，我抱了他哭了一顿，说你咋变成这样啊?村子里没谁家上了重点大学，就你一个，亲戚提你脸上都有光，咋非要钻牛角，自己折磨自己？”

我仔细翻看了白荣军的薄皮本，除了“地洞”的书写外，还发现了怪异的记述，他反复提到学校宿舍楼外的塔楼，有五次写到塔楼上表针的逆转，三次提到塔楼的倒塌，每一次记述的最后都标记着两个惊悚的红字：快逃！我无法穿透其动机，但仿佛能看到上面扭曲的焦灼和恐惧。甚至有一次，他试图爬上塔楼，拆掉表针，终于是没成功，他应该是做了缘由的记述，但被红色划线抹除，纸面几乎被划烂。每一次记述下边都标有日期，但同样被抹除，只有残留的字迹边缘。我猜测，白荣军在学校其实就已经发病，他用睡觉掩盖了病症，却在夜晚化成游魂，去和那尊塔楼较劲，释放他越来越严重的幻症。“快逃”，他仿佛是被禁锢在了自我铸造的牢笼中，又像是沦落在可怕的外界威胁下。他逃，必有些方向，可谁又能知道这个脑子里充满幻觉的人到底为自己设置了怎样的角色？“拯救世界”，也许他自顾自地认为自己是个超级英雄。

“去年暑假，你哥是怎么过的？”

“刚开始跟我下了几天煤窑，干了一个礼拜，有块铁板落下来，差点儿捎到他的头，第二天，他就没再去。他是个胆小鬼，第一次下去的时候，腿都在抖。他根本不会干活，连镢头都握不住。下去八个钟头，看几十回表。我知道他撑不了太长。”

“为什么下煤窑？”

“他说想下去看看。”

“回到家以后干些什么？”

“成天睡觉。醒来，看见我们，老皱着眉头，不知道犯啥愁，一天说不上三句话。我爸说，他脑袋让鬼踢了。他那会儿应该已经病了。”

我核实了那列开往北京的列车，在石家庄站的停靠时间是凌晨两点42分。我查询了白荣军曾群发过的那条短信，我注意到发短信的时间，是这天的凌晨零点左右。也就是说，白荣军不回学校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火车上做出的。这个情节足够惊人，也有足够的丰富性。火车上的白荣军不知穿透到了什么人生道理，一定要返回运城，封闭了自我，做孤独的努力。

“在医院的时候，他倒像个好人，还和一个人学了刻章。”白荣军弟弟取出一堆印章，“这都是他刻的。”

刻章印在纸上，是一个个自造的字，扭曲，惊人。

“医院那个精神病就自己造字……我哥脑子很聪明，学习又好，我真想不明白他为啥会得精神病……”白荣军弟弟的脸上布满了羞愧。

我探究的欲望落进院里那口深井，心里流淌出一丝悲伤。深井是个洞，黑不见底。白荣军反复抄写卡夫卡《地洞》，我有点儿恐怖地认为，失踪的白荣军有可能找了个地洞钻了进去。也许他就在不远的地方蛰伏，只是为了不让父亲、弟弟和警察找到。或许这个井口就是他其中一个出入口，他会时不时从里边爬出来探探风声。这个想法是我在看了那篇叫做《地洞》的小说后联想到的。

白荣军弟弟失神看着口井说：“要是我哥沉了河，是不是会从河里游回来，从井里爬出来？”这个粗糙生硬的青年也开始变得神经质。

“他在家打游戏吗？”

“从来不打。”

我向段科做了求证，询问每夜去网吧通宵的白荣军是否真的是去打游戏。在段科的推断里，大半夜出去显然是去包宿儿。我说：“他很有可能是去看书。”段科也惊到了。我们在回忆中逐渐发掘出白荣军看书的证据，确实，他每次出门都背着书包，我们那时都忽略了他的书包，甚至还有人调侃过他，说他带着干粮去打游戏。

这家人的晚餐十分简单。一盆大拌菜，葱、青辣椒、香菜切碎了混在一起，冷馒头掰开，把大拌菜夹进去，就着玉米面汤吃下去。他们敷衍在吃，气氛冰冷。我客气吃了这顿饭。

4

白荣军潜回学校偷电脑那次，是去北京找一个叫林明娟的女孩。女孩是白荣军的高中同学，高考落榜后就去打工了。

白荣军弟弟说：“我哥活得挺别扭的。明知道人家有未婚夫，还去找。上高中时候，林明娟是他同桌，他就追过人家。林明娟十月份结婚，他还去随了份子。”扭曲的信息纠结在一起，让人难过。

“她请他了?”

“可能请吗？可你要看到那会儿的我哥，你一定觉得他病好了，每天早睡早起，还帮我爸去地里干农活。他想出门，我们也不能拦着。去了，还能向人证明一下，人没病。参加完林明娟的婚礼以后，我哥看起来很高兴，他跟我们说，他想好了，等过了年，就回学校上学。我们都觉得他变正常了。可是立冬那天，我们一家人正吃着饺子，他突然说，他不想做人了，做人太累。之后就犯病了。”

村子附近有座山，叫娘娘山，山上有座庙，叫娘娘庙。白荣军偶尔会上山散步。那天的黄昏，白荣军又一次上了山，直到天黑都没下来。白荣军弟弟和他爸上山找寻，忽然在半山腰看到了白荣军，手电照亮了他，也照亮了父子二人的耻辱，白荣军正赤条条坐在光秃的石头上。

“我爸一下冲了过去，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连内裤和鞋都扔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不久，裸奔的事儿再次发生。这一次，白荣军把自己剥光了，在黄昏的村庄里走动，这一举动惊动了村中所有人。在疯子的名声还没扩散之前，他失踪了。

“有天早上起来，他不在了。房门上拴了铁链，铁链根本没打开，他是把窗户上的钢筋掰开爬出去的。不瞒你说，我爸还拿铁链锁过他两天。他躲在床边的样子像条狗。是我和我妈劝我爸，不能这样，他再怎么样也是个人，我爸才把链子取下来，拴在了门上。”

我觉得我有必要和那位沉默的父亲面对面聊一次，也许他能认识到他的一些错误做法，这些做法实在是加重了白荣军的病情。

“我能和你爸聊聊吗？”

“你没看出来吗，他不太会说话。我哥把他的脸丢尽了，他不会和你一个外人说啥。”

“那你妈呢？”

“我妈听我爸的。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哥多半死了，自杀的面儿大。他可能觉得除了拯救世界就找不到别的活着的意义了。所以，我也明白了我哥说不想做人的道理，他不太明白为啥要作为一个人活着了。我说他被链子拴着的时候像条狗，我不是贬低他，他有可能真的学着做狗。我和我妈送饭进去的时候，他还学狗汪汪叫。他叫的时候，我和我妈只能流眼泪。我爸在站门外说，不如一镢头敲死算了。”

这个说法让我感觉白荣军有可能让这家人打死了，报警不过是为了隐瞒事实。白荣军弟弟激动的脸上是痛恨、悲伤和无可奈何。

X县负责失踪案的民警告诉我，自始至终没有找到白荣军的乘车记录。离家前，白荣军穿很薄的秋衣，连现金和手机都没带。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凝重的。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被人收留，躲起来一直没动。一种是人已经死了。他们走遍了X县及其周边。X县有条黄河支流，沿支流的水库，他们也都找了，因为冬天到了，结冰严重，他们只能等待春天冰融的时候，看人能不能浮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对白荣军的感受还像一块硬核桃，如何敲都没办法敲碎。很多疑问需要他本人解答，可他失踪了。我倒愿意时光回溯，回到同住在学生宿舍的时候，我显然有机会叫起睡在床上的白荣军，问一问他，既然从小村庄考到了全国著名的大学，为什么不珍惜求学的时光？显然，我这种想法与大学辅导员近似。

不切实际想要拯救世界的人太多，但大多数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人会付诸行动。白荣军倒是行动了，他发了疯。

白荣军如果是被拿来做社会学样本，他也许只能作为百分比混进统计分类的数据当中。就像他们家院子里那口水井，没人会来关心它的水质、深度以及存在的意义。我之所以会来到白荣军的家，站在他生活过的环境，刻苦调查了一番，只是因为这个人提供了我平淡人生里的一丝趣味。本质上，我的人生足够无聊，我以研究的姿态来挖掘一些笑料或者苦难的泪水。白荣军粗壮的弟弟、木讷的父母，等尸体的警察本质上都构成了我的鉴赏对象。

我忽然为自己感到一丝悲哀。我这一趟恐怕是来做否定的。我需要否定掉一种人生，来确定我人生的绝对正确性。

我失去了把白荣军作为社会学样本分析的欲望，转而对他那段单线条的恋情发生了兴趣。我以为女性的理解能补充我对白荣军的认识。如果白荣军确实死掉了，这段单恋应该算得上他短暂人生里一点幽微的光，但这点光如何也没能撑起他还没来得及展开的人生。我以为的展开人生是指，他会像我一样顺利毕业、顺利考上研究生，之后顺利入职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人世大网里卑微算计不远的将来。

白荣军弟弟送我去县城坐车的时候，指给了我林明娟开的美甲店地址。在等车的时间里，我踅摸到了那里。林明娟穿粉红色风衣，脸上和悦着婚后的新气象。

“白荣军脑子有问题。”林明娟浓重的方言严重破坏了她的美好形象，“那阵儿我在北京学美甲，他明知道我就要结婚了，还非要去北京找我。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让我给他个机会，不然就活不下去了。我说，给你什么机会？他说，想和我谈恋爱，结婚。他还送一个花十块钱从地摊上买的小竹伞，好像儿童玩具一样。我说，你想什么呢？我把伞丢给了他，叫他以后别这么做了。我一转身，他一把从后边抱住了我。他叫我不要学美甲开美甲店，说以后他养我。他说的好像那个周星驰对张柏芝的台词。我骗他说可以。他松开了我。我说，你拿什么养我？他说，他在写网络小说，要当唐家三少。我说，你当你的唐家三少吧，我还是会和魏凯结婚。我趁机跑了。”

“你知道他有病吗？”

“知道，精神病嘛。上高中那会儿他其实就不太正常。”林明娟指了指门外穿城而过的河，“他从那条河里跳下去过。河对面是县里的老城，有一次，我们来新城这边玩，天黑了，白荣军突然脱光，大喊大叫跳进河里，游了过去。老城那边有座山，山上有塔，他光着屁股爬了上去，还在那里朝我们挥手。我们都觉得他脑子有病，但他是年级前三，老师都宠着他，没有人说他什么，高考压力也挺大的。”

“那会儿他喜欢你吗？”

“喜欢我的人很多，也不止他吧。只是老师嫌我学习不好，安排我和他同桌。有一次我生日，他送我一片树叶，树叶很脏，干巴巴，还有虫洞，我觉得他在开玩笑。我把树叶扔了，他很生气，较真说那片树叶是他花心思捡到的，没有哪片树叶像这片这么有特点。我理解不了他，我就是觉得他挺笨的，连个生日礼物都不会送。毕业送礼物的时候更夸张，他说把河对面山上那座塔送我了，第二天，他让派出所给带走了，他在塔墩子上刻了我的名字还有他自己的名字，祝我毕业快乐。全县人都知道了，我觉得挺丢人的，可人家是县文科第二名。但在我眼里，他是个根本不会追女孩的笨蛋。你知道我们同学说他长得像什么吗？说他长得像只老鼠。”林明娟说完，竟古怪地笑了一下。

我有点觉得白荣军女同学的可恶，他根本当白荣军是笑料。猛然，我察觉出了白荣军发疯的原因，曾经的这个环境除了让他上了一所重点高校以外，没有给予他的缺陷人格任何进化的机会。这个人格一直被白荣军带进大学，在失去了上大学的阶段性目标后，没人再宠着他了，于是他沦落了。他努力想要自救，却发出了“拯救世界”的感叹。也许在白荣军看来，他就是全世界，“拯救世界”就等于拯救他自己。

5

我买了张汽车票，等着去运城坐火车。我在想象这个汽车站点曾也是白荣军外出经历上的一个重要地点。候车大厅墙面上有些岁月的斑驳。乘客稀稀落落在各自的点上找寻各自的人生，最狡诈的脸上也有亲密送行的牵绊，最善良的脸上也有陌生狡诈的观望。在车站公厕的墙上，我看到了多张叠加的寻人启事，非是白荣军的，是他人的，上面飘散着寻找的丝丝焦虑，且穿插旁观者莫名的恐惧。

我亦狡诈，同时恐惧。我“算计”地认为不能白来一趟，我努力研究我所看到的一切。从县城开往运城的车上，更清晰的证据在主动做着展示，那些冒着黑烟的高耸烟囱、挖得千疮百孔的矿山、灰突突的大片空房子，车流不息的崎岖公路，都显现出某些病理特征。白荣军很像这地方释放出的一丝哀怨气息，这丝气息飘荡到北京的时候，忽然被一些僵硬的壁垒阻隔，要他沦落为宿舍床上一个凸起的包儿。

为了将这次调查进行得充分，我坐上了曾转折白荣军人生轨迹的那趟列车。这仍然是趟晃晃荡荡的绿皮车，车速极慢，车座极硬，空气质量极差。我在这列车上能够感受到一些特别的熟悉感，这源自我两天的调查。我把捕获到的感受发散出去，贴到车厢里每个乘客的脸上，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在上面晃动。转而，我又从这些乘客的脸上收集到一些陌生的素材，我认为，如果可以剪裁拼贴，一定可以拼凑出一个白荣军，他很可能就消融在那一张张旅途疲惫的脸上。我有点儿恍惚感觉到，白荣军自去年登上这列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下去，或许有另一个他代替他下了车，回到了家，帮他发了一场疯，搅动了一家人的悲情，惹出了一些是非，最后又被召唤到了这辆车上。

这种极不真实感让我觉得我被折叠在了一种可怕的时空当中，要我洞悉一些关于人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个失踪者，我失踪在了白荣军们的世界，我必然要依靠这毫无力量的叙述来获取存在感，然后试图切出极小的口子，哪怕能伸进一根手指，触摸到属于白荣军的那具肉体，感受上面的温度。

我切断了这种可怕的联想。我的不切实际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白荣军并不存在，我努力这样说服自己，从前不记得，以后也不要记得。从这趟缓慢行驶的列车上下去，我甚至觉得应该忘记这次经历。我根本不具备社会学分析的能力，也许社会学压根是个骗局，什么工具理性、价值理性都是骗局，无非是文字游戏。但这骗局最好能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效更聪明的人，辗转在人生大网里坐稳一个节点。无论如何，我不想失踪，乃至死亡。

回到学校时，已是凌晨五点。我注意到了白荣军所提到的塔楼，上面指针发亮。尖顶上，红色亮点闪烁，微弱的光芒里，有些细的雪花飘落。出租车后视镜自路灯下转移时，我看到塔楼上的时间之逆。

“下车吗？”司机问。

“下。”

一张模糊的脸自塔楼上坠落了下去。我被弃在了孤立的黑色建筑下，等待旅途颠簸掉的神魂回归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