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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杀
游戏、友谊与命运的往事。天赋、责任、选择与无法逃脱的宿命感。
上
2013年初秋,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一宁,在县城网吧。
当时场面极其混乱。起因是两个小混混因占座打起来,胜负未分,便各自打电话,片刻后涌来十几人,围着那个位子谈判,后来不知谁动了手,很快发展成群殴。双方都带了甩棍和刀,网管见已经不好拦架,便喊来老板,老板从隔壁麻将馆赶来后,又立刻报了警。为避免误伤,我跟其他人跑出来,在门口抽烟看热闹,跟着起哄。里面激斗正酣,沙发都掀翻好几个,角落里却独坐一人,似无事发生,仍专心打着游戏。有好心的混混让他滚,他也没开腔,只拎起油污的耳机,准备戴上。这时我才觉出眼熟,摸到门边细看,果然认了出来,是刘一宁,我们镇上的枪王。电脑屏幕上,游戏刚开始不久,地图是运输船,他大概正在单挑。耳机戴好,他左手还没在键盘上落稳,握鼠标的右手便瞬间划动,开镜,瞬掉了那个跳出来的敌人。
涉事人员被带走后,现场仍有警察,依次检查身份证,不少未成年被查出来,站成一排,有些头压得很低,有些仰着脸,满不在乎的烂仔样。网管朝我使个眼神,示意我快走。这时我又想起刘一宁,便看过去。游戏已经结束了,他不知是赢是输,叹出长长一口气,摘下耳机,茫然地看着屏幕。我想了想,还是过去扯扯他衣服,小声说,走。他抬头看我,疑惑地辨认几秒,终于记了起来,嘴张了张,但没发出声音,似乎是想打招呼,我说,查身份证了,快走。他这才注意到远处的警察,连忙起身,假装上厕所,跟我混入人群,溜了出去。
我们跑到街角才停下来。我喘着气,笑着。路灯很暗,像蒙着一层雾,但让人感觉十分舒适,县城就是这点好,灰蒙蒙的世界,沉默的人们,即使深夜坐在街头,盯着空荡的街道,也没人在意你是不是疯子。刘一宁站在路灯下,头发杂乱地贴着头皮,衣袖亮得像是抹了油,散出一股沉闷的复杂气味,眼神依旧茫然,不知是在网吧坐了太久,还是仍在回味刚刚的战斗。我递给他一根烟,他低着头,没看见。我又叫了一声,他这才抬起头,眼睛也是灰蒙蒙的,朝我摆手说,我不吃烟,你是之前在镇上打AK那个?我打趣道,还记得呢?气氛缓下来,他也朝我笑笑说,上次熬了几个通宵,反应跟不上,等警察走了,我们再来一把。我点燃烟,深吸一口,说,警察都来了,耍锤子,你晚上住哪儿?他朝网吧大门努努嘴。我说,我天天在这儿,没见过你。他说,刚来,才上两个通宵,我一个星期换一家,这家还是划算,新会员充好多送好多,可以住久点。我朝他比个大拇指。他笑着挠挠头。我说,还是休息休息嘛,我租了个单间,要不你跟我走?我给网管发个QQ,喊他帮忙下机就是了。他犹豫片刻,还是说,我们换一家,再来一把。此时他眼神已经亮了许多,很扎实地盯着我。我知道拗不过他,心里也来了劲,扔掉烟头,说,走,我请你去腾飞,用好机子打,免得你再给老子找借口。
腾飞是县城装修最好、电脑配置最高的一家网吧,自觉高人一等,给自己取名叫腾飞电竞,但基本只有成年人去玩,生意并不热闹,因其价格超县城均价一倍多,并且白天遵纪守法,不准未成年进入,只有十二点过后才向我们开放包夜。县城很穷,没几个混日子的成年人,但从学校分流出去、在街上游荡的未成年和嘉陵江的鱼一样多。刘一宁显然没来过,开卡时缩在我身后,沉默不语,戳一下动一下。我选了大厅中央,最好的电脑,开机时,刘一宁盯着电脑屏幕,问我,你家做啥的?我说,在外面打工。刘一宁打量一圈环境,感叹道,你真舍得啊,这么贵的地方。我说,我妈给了我两千块补课,我没去,不想读了,暑假在酒店做了两个月服务员,存了点钱。刘一宁叹息似地摇摇头,说,你这种好成绩都能想不读就不读,我这种成绩家里还逼我继续在学校混日子,想不通。我说,啊?我还以为你也没读了。刘一宁说,我不是被分流了吗,去了技校学汽修,水得很,老师根本不管你上不上课,只要不死在学校就行,他妈的,一个学期七千块,够我在网吧耍一年了。我愣住了,问他,你不会是把学费拿来上网吧?他说,我咋舍得,我妈种一年的谷子和麦子,才能卖三四千,白天我都不耍,只睡觉,看别人打,下午三点半吃碗盖饭,多加饭,多喝水,能顶一天,十一点过后包夜只要十块钱。
我在心里惊叹。他转头看我,依旧咧着笑,但声音很淡,说,我们老师抽的烟叫宽窄,好像是三十五块一包,你听过这个烟没?他一包烟,就能买我三晚上了。
我听出他没吃饭,便给他叫了碗炒面,他说不饿,吃得却极快,一根面都没剩,不过我看看装备的功夫,便只剩些油附在盘子上了。吃完,他舔舔嘴唇,眼神彻底恢复神采,甚至有些锐利。他盯着我,似乎又觉得吃人嘴短,用这样有攻击性的目光不太好,但也没装出一副礼貌的样子,只是把目光挪向屏幕,说,来吧。
单挑的地图照例是运输船,打步枪,只能爆头,40个人头,谁先杀够谁赢。我们商议好,都用AK47,这是穿越火线里最考验水平的枪。我也有点私心,刘一宁最擅长用狙,而我只玩AK,因此对他不利。但我的实力全凭状态和手感,打得好赢喝彩,打得不好管他娘,上一次在镇上的黑网吧单挑,状态极好,也只险胜他几个人头,因此难免有些紧张。我悄悄在裤子上揩揩手汗,稳稳心神,端枪出了门。刘一宁在地图对面看到我,开了两枪,没打到头,我忙躲到掩体后,再探出头时,他仍在原地,我立刻找准感觉,开枪,一颗子弹,一个硕大的爆头标志弹了出来。第二次,他换了位置,并且开始躲闪,但还是被我击杀,如此反复,直到战绩成了10比0,我仍是第一条命的残血状态。今晚状态不错,看着他又一次倒下,金色的爆头标志弹出来,我心里渐渐有了底,点根烟,取笑他说,咋还不如上次。谢谢你请的炒面,他说。语气很轻松。我笑道,不用给自己找理由哈,打不过就说让?他没说话。我的注意力也回到游戏里。我看到他端着枪从复活点出来,躲在掩体后,随时准备露头,便架好了枪线,耐心等待。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会偷偷摸过来偷袭的人,所以很大胆地站在高处,很快,他露头了,果然是我预想的位置,我瞬间开枪,并且确信没有打歪。同样一颗子弹。但这次我倒下了。
我转头看他,笑着说,可以啊,反应这么快。他依然笑着,像从前在镇上一样的,即使被混混欺负,也以沉默、不争不抢来回应的那种笑。我没当回事,回到游戏,充满底气地走出复活点,但刚看到他一角衣服,就瞬间被爆头,甚至来不及开枪。这时我才愣愣,重新认真起来,手心贴在裤子上擦擦,继续游戏。但刚走出去,只是一枪,我又倒了。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四次,五次……战绩很快变成10比30,我不仅再没击杀,甚至连他的一滴血都没打到。起初他还不停换位置,后来便站在原地等我出去,我试过换位置对枪,试过躲起来缓缓节奏,也试过摸去找他,均无作用。正急躁起来时,身后传来一个人的笑声,说,不用打了,你们两个没得打头。刘一宁没动。我转头看,是个成年人,皮肤黝黑,一头板寸,眼神明亮,很硬朗的长相,却挂着温和的笑容。他对我说,他在等你上钩,你连人家心理都摸不准,还有啥打头?刘一宁这才转头,眉头微皱,直直地扫了一番,问他,你哪个?成年人依旧笑眯眯地说,你耍哪个区?我们来两把。刘一宁和我都没开腔。成年人又问我,借下机子,方便?我不是很愿意,看向刘一宁,才发现他也看着我。我问,你打不?刘一宁说,你开的机子,你说了算。
他眼神很烫。
我在心里叹口气,还是摘掉耳机,站了起来。
成年人和刘一宁打了三局,一局大胜,一局险败,一局惨败。成年人不时好奇地侧头看他,刘一宁则始终全神贯注,起初绷着脸,第二局拿下最后一个击杀,嘴角便有了笑意,身体也在沙发上松下来。第三局结束后,刘一宁才转头,语气轻松地问他,还打么?成年人招呼网管给我另开一台机子,朝他笑笑说,厉害,继续。说罢,又邀请他进YY语音,打起战队赛。我的新位置就在一旁,依然能看到他们的对局。战队赛挺专业,对手强劲,刘一宁状态很投入,作为补位,战绩不太好,但意识成熟,中途甚至客串起指挥,整夜一路连胜。不知为何,我莫名有些失落,怎么都玩不进去了,总是不自觉往他们那里看。
直到天将亮,他们才结束。成年人伸着懒腰,却目光炯炯,像意犹未尽,语气也更亮了,问,你多大?刘一宁似乎也刚回过神,想起我还在,侧头看了看我,又对成年人说,十八岁,我们都十八岁。成年人笑道,老子不是警察,你老实说行不?刘一宁说,你到底是哪个?成年人说,我平时耍四川一区,大号叫狸猫。他歇了一个气口,像在等待刘一宁的反应。但刘一宁没反应。成年人只好干巴巴地笑笑,又说,这家网吧是我开的,白鲨你晓得?刘一宁说,狙神?成年人说,我认得他,除了他,也认得其他职业选手,你如果还是学生,那你好生读书,不要让我在这儿再看到你,要是社会闲散人员,以后你就来这儿上网,我不收你钱,你跟到我练,我们马上要打百城联赛了,要是表现好,我跟你签合同,送你去青训队,我说清楚了?
我们都愣了半晌。这种事在新闻上都没见过。见刘一宁呆呆地不敢开口,我忙说,他十五岁,才刚初中毕业,我们都是。成年人的目光淡淡地扫过我,却还是只问他,还在读书?刘一宁依旧沉默,手指紧紧攥着鼠标。我虽有些嫉妒,但心里还是止不住地着急,傻逼,去啊,这他妈有啥好犹豫的?可成年人只是直勾勾盯着刘一宁,我不敢再接话。片刻后,刘一宁才抬起头,似乎终于做好了决定,但眼神飘忽着,似乎不敢直视成年人。我心跳快起来。刘一宁看着我们,忽然泄了气似的,又低下头,用细不可闻的声音说,还在读。我愣住了。成年人也沉默,问他,确定?刘一宁没说话。成年人只好叹口气,又切换成起初那种礼貌的温和笑容,起身拍拍他肩膀,说,要得,那你好生读书,走正路。
我们都没讲话。成年人很快走了。网吧里只剩下稀疏的键盘声。刘一宁依然保持目送的姿势,身体颤得很凶。
窗外天色微明,县城外的群山显在淡青色的薄雾中。我和刘一宁的老家就藏在群山之间。我莫名有些心慌,似乎窥见了某些一直恐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和命运有关的事。又忽然想起,他从山里来县城来念技校,是因为被学校分流出来。初中毕业前,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会劝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要参加中考,将他们全部送到技校或流入社会,年年如此。老师也会例行公事地安慰,考不上好学校,读书和打工没什么区别,早点学个立足的本事,反而是好事。意思是,生下来是烂命,到哪儿都是烂命。想着想着,倦意渐浓,只想蒙头睡一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也许等醒过来就好了,日子还是一样,还能继续混下去。
我催促道,走吧,走吧。
刘一宁看着我的眼睛,迟疑着,还是点点头,起来了。
雾气逼近了县城,街边商铺紧闭,路上只有个女环卫工缓慢地扫着落叶,晨跑的中年男人从她身边经过,像经过一座雕塑。我和刘一宁在早餐摊外喝着豆浆,他一直望着那位环卫工。我们都没再提关于游戏的事。我问,你回学校?他捧着碗,脸埋在热气里,沉默。我又问,学汽修,毕业以后安排工作不?依旧沉默。我说,等钱耍完,我就去广东,佛山听过没?我有个表叔在那边当包工头,我爸生前对他好得很,喊我妈去打声招呼,他应该能带我混口饭吃,我听说干工地还很挣钱,小工一天都有两百,够上好多个通宵了。见刘一宁依旧没反应,我只好点了根烟,望着满城雾气,大口抽着,试图让自己清醒,不再去想以后的事。
刘一宁喝完豆浆,端着空碗,忽然问我,你说她舍得在外面吃早饭不?我说,谁?他说,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位环卫工已经扫完落叶和垃圾,蹲在路边,啃塑料袋里的馒头,边嚼,边看着空荡的县城街道。那馒头不是买的,因为没冒热气,表面一层硬皮。我说,不晓得的,早饭也不贵吧,可能只是抠搜。他说,我妈之前送礼找关系,想在县里扫大街,人家没要她,因为她腿脚不好,你晓得为啥不?我踩熄烟头,看着他。他说,我爷爷还在的时候,她跟我爸在广州干工地,一起从脚手架摔下来的,好像是五楼,我爸没得了,她腿瘸了,所以只能在老家种地,我劝你不要去干工地,工钱不好要,包工头赔我爸命的钱,我妈带着我去要了五年才给清,每次去都是一大帮人堵在那儿要钱。
环卫工吃完馒头,起身,推着垃圾车往另一条街道去了。刘一宁始终平静地注视着她,语气淡淡的。我说,怪不得,以前在镇上,他们打你,你也不还手。他沉默几秒,说,挨打又不得死,我要是还手,要赔钱的话,就是大事了,我不像你,你成绩好,老师要管你,我只有我妈,我妈都没人管,这么多年连个残疾证都办不到。我沉默。他收回远看的目光,晃晃头,像是想让自己清醒过来。我起身结了帐。我们走到路口时,天已大亮,但雾依旧没散。我正准备告别,刘一宁踌躇着,忽然说,借我点钱行不,五百就行。我盯着他,不解道,你不回学校?他的眼神忽地软下来,像刚刚拒绝成年人时一样,小声说,我手机卖了,身上只有六十,你回老家了找我妈,她会还给你,你信我。我没开腔。他不停眨着眼,继续说,我不想天天洗车放机油,你信我一次,我妈晓得了也会同意的,我给你算利息,行不?我终于反应过来,问他,你要回去找那个狸猫?他眼睛眨得更频了,我这才看出,他是在忍着眼泪。他说,我从来没得过第一名,你信我,你晓得我家在哪儿,我不得跑,真的不得跑,就五百,可以不?算我求你。
他几乎要哭出来。
我闷闷地点了根烟,晾着他,他也就这么等着,垂着头,眼神局促。我几乎能想象到他们去找那位包工头要钱的样子。烟抽完,我还是答应了。刚说出口,又有点后悔,我也没剩多少钱,不知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或许如他所说,因为我知道他家在哪儿,那里还有一个谨小慎微的独身中年女人,可以放心去要债。好像人就是这样,都挺脏,没什么区别。越想,我越心烦意乱,又茫茫地感到空荡无力。
我带他去最近的银行取了钱,卡里还剩一千八,我给了他一千。他似推非推的,像是不敢接,支吾着说,这么多,你都没钱了。我只觉疲倦,甚至想把所有钱都给他。我说,我不耍了,想回老家了。他看我半天,最后挤出一句,谢了,我不得忘了你。我很僵地笑笑,没说话,扬扬头,示意他快走。我们便在银行门口告了别。看着他的背影,我愈发昏沉,不知是因为犯困还是熬夜太多。又忽然想念起老家的床。回去睡一觉就好了,我想着,我妈一定会原谅我,最好做一个安稳的梦,如果一觉醒来,我就已经长大,只需要像那些大人一样,低着头,沉默着,步履匆忙地消失在人海里,不必再做什么选择,那就更好了。
回过神时,刘一宁已经在雾中走远了。背影很淡,薄得像语文书插画上,漂在水面的小船。
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下
2025年深秋,我回到故乡,处理母亲的后事。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成都一所三本院校,贷款读完,四年后来了北京,便很少再回故乡。我在一家小传媒公司做编剧,确切说是枪手,见不到导演和制片人那种。如今市场不好,公司也转行做起短剧,我手里的项目叫《公主你别怕,我有加特林》,穿越题材,背景设定在南北朝期间,据说会由某位过气的男喜剧演员主演。因其不满意,剧本已经改了五版,但开机日在即,我只好夜夜加班,吃住都在公司解决。老板许诺,完稿当天预付一半工资和提成,一共两万五。我本来计划好,到时尽数转给大舅。我妈病后独自在老家疗养,全靠他照顾。实话说,我自觉亏欠,又无可奈何。前几年,我有过一个女友,北京本地人,感情很稳定,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家境过于悬殊,只好分开了。我能料到这个结果,难受几月,也就走出来,继续在北京混着。我妈却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在老家悄悄做了傻事,虽然被救回来,但自那以后,我和她都无颜面对彼此,便渐渐生了一层隔阂,只靠定期的转账和不定期的电话来往,她也并不欢迎我回家。总之这些年我也算“得偿所愿”,终于日复一日地消失在地铁人潮中,老家的人事也早已在心底的纷乱中淡去了。有时想想,真不知道为了什么。
大舅的电话是夜里十一点半打来的。公司只剩我一人,故事已经写到尾声,我眼睛干痛,准备休息一会儿,刚滴完眼药水,手机铃声便响了。那头环境嘈杂,似乎有人在安排工作,声音里又透着一股克制的安静。大舅说,你妈走了,快买票回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回答,我马上写完了。大舅在那头愣愣,又说,你妈不在了,你听清楚没?风水先生我请好了,刚放了鞭炮,等你明天回来了,算算日子,入土为安。我沉默许久,说,嗯,晓得了。他立刻挂掉电话。眼药水刺得眼睛生疼,我放下手机,不停眨着眼,擦擦脸上的泪珠,起身开窗,让风进来,但眼睛还是疼,眼泪一直掉。半夜的写字楼仍亮着许多灯,风很劲,我站了一会儿,想象着远方放完鞭炮后,飘荡在空气里的刺鼻气味。眼睛很快适应了,我用纸擦干湿润的眼眶,回过神,给老板打电话。他似乎刚睡着,语气很不愉快。我说,我妈死了,我要回趟老家。他像大舅那样愣愣,才说,现在写到哪儿了?我说,快写完了。他思索后问,三天假够不够?我说,不知道。他说,不够你就在老家写好发给我,剧本会就不用来了,就这样。
怕他挂了电话,我忙说,钱能提前发一点吗?我怕回去不够用。
他沉默。又嗯了一声。然后挂断电话。
我买了凌晨三点到成都的机票,落地后才收到银行的短信,老板发来一万,卡里还有四万多,应该够了。心里稍稍踏实一些,便打车直奔南充老家。快到镇上时,已经是早晨七点。大地还没醒来。群山隐在大雾中,雾又被风吹动,水一般流淌。路上有早起的农民,扛着锄头,裹着厚厚的棉衣,在雾里慢慢行走。路旁的嘉陵江到了枯水期,水很浅,静静地淌,部分河床裸露着,颜色枯黄,像尚未愈合的疤。我打开车窗,呼吸着冷空气,一瞬间有些恍惚,好像自己正在旅游,正在走向一个从未抵达过的地方。
到家时,堂屋门大开着,里面的灵堂已经搭好,院里也用红砖砌好了办席要用的灶。大舅立在门口抽烟,见我下了车,冷冷看一眼,但还是迎过来,递来一包烟。我摆摆手说,我不吃烟了,舅舅。大舅把烟塞到我手上,像在责怪我这么久不回来,狠狠说,我管你吃不吃,你不给帮忙的人发?说罢,转身就往堂屋走。我便揣好,跟上他。灵堂布置在我以前的课桌上(小学时学校的课桌都是学生自己搬去的),插着几炷香蜡,棺材摆在课桌后面,已经封上了盖子。我在灵堂前跪下磕了几个头,插好香,青烟直往脸上熏,眼睛一疼,眼泪顿时止不住了,我想着我妈的脸,双腿也像没了力气,于是就这样俯着身,跪了很久。直到大舅的手落在我肩上,我才回过神,发现水泥地面浸着一片泪渍,身体也正冷得发抖。
起身后,腿已经麻了,我扶着墙,盯着灵堂和棺材,依然很冷。我记得,上一次这样跪着还是在读高中前。我坦白说不想读书,我妈便带我上山,给我爸上坟。那天我在坟前跪到半夜,她也陪到半夜,像是一大一小的两棵树。跪到后来,我终于哭着认错,可她很平静,问我错在哪儿。我哭着说,我不该骗你,不该拿钱去上网。她摇头。我哭着说,我对不起你们。她还是沉默。我不知所措。她看着墓碑,缓缓说,是对不起我,你们两个都是,晓得吗。月光淌在她脸上,我看不清她有没有泪水,可心忽然紧了。
那天以后,那种紧再没放松过,直到跪下之前。但此刻好像突然松掉了。像一个饱满的气球被人解开皮筋,没有产生爆炸,但迅速干瘪了下去。
我转头看大舅,想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是看出我的无措,大舅消了些气,叹口气说,先去睡一觉吧,你也帮不上忙,主要是回来送一送。我点点头,又回头看灵堂,香已燃尽了,青烟也随风飘散,融进外面的雾里。
醒来已经傍晚,我头昏脑胀,在窗边吹吹风,醒了醒神。小镇上空正飘着缕缕炊烟。白天似乎下过雨,公路湿漉漉的,落叶烂在地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荒凉的气味。院里的锅灶和办席的桌椅已经摆好,灶边堆着一山肉,地上还剩四分之一扇猪。效率很高。大舅说近年老人走了很多,这套流程,他们也许早像吃饭睡觉一样熟悉。下楼后,我才发现帮忙的邻居都走了,只剩大舅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灵堂前抽烟。见我下来,大舅招呼我过去,介绍说这是梁先生,远近闻名的风水大师,母亲的后事全权由他处理,按关系算,我该叫一声表叔。梁先生一身宽松的袍子,茂密的山羊胡,确有大师风范。我拘束地喊了表叔,给他散烟。他摇摇手里的烟,用一种江湖大哥的语气说,还有。又打量我一番,跟大舅说,这么大了。大舅笑道,在北京做编剧,文化人呢。梁先生说,走得远,有出息啊。我忙说,没有没有,就是打工。梁先生说,我和你舅舅说好了,明早卯时出殡,卯时就是……你五点钟起来准备就是了,跟在棺材后面抬灵位。我愣愣地点头,看向大舅。但他们继续聊着,已经不看我了。
梁先生说,明天有两家白事。大舅问,还有哪家?他说,镇上公社那边姓刘那家嘛,那个娃儿还多年轻的。他想想,转头看我,又说,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哦?也还没结婚,说是在上海打工,突然就出事了。大舅说,刘建国的那个儿子嘛,叫刘一宁,他爸以前跟我们一起去的广东,在工地出的事,死了好多年了,他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还是辛苦。我凝住了。刘一宁?我问。梁先生喷了口烟,说,好像是这个名字,那个娃儿还是比不得你们哦,以前不出去打工,天天在家打游戏的嘛,把他妈愁得莫奈何,是你同学啊?我脑中忽地浮起那个清晨里遥远的背影。梁先生喷出最后一口烟,自顾自感叹道,人少了,地荒了,兴是百姓苦,亡是百姓苦啊。大舅应和着点头。梁先生踩熄烟头,起身说道,那我就先走了,你们把闹钟定好,早点起来。大舅一面应着,一面起身去送,又拍拍我,使个眼神。我这才醒过来,从身上摸出烟和红包,双手递去。梁先生很自然地接下,朝我们摆摆手,出了门。
出殡人员比我想象中简单,四个抬棺人,梁先生,我和大舅,还有一支唢呐队。我起床时,他们已经全部就位了。梁先生穿着一身灰色长袍,将母亲的灵位递给我。我有些糊涂,问,我还应该做啥?是不是要哭?梁先生笑笑说,跟着就行了。唢呐队有四个人,为首的是个老者,也看着我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啥都不懂了。墓地选在山顶的一棵树旁,我家的地,视野辽阔,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我妈去,她干活,我就爬上树,躺在树干上睡觉。上山要走小路,我有些担忧这么大的棺材怎么过去。队伍的安排是梁先生走在最前方,后面四人抬棺,我和大舅跟在棺材后,唢呐队走在最后面。众人都站好位置了,大舅便提起花圈,跟梁先生说,走吧。梁先生点点头,站在棺前,闭着眼,念了一通听不懂的话,语调更像唱歌,时而蜿蜒,时而悠扬,最后落成一声长长的叹息,像雾气一样在山间飘散。念完,梁先生睁开眼,向空中挥洒纸钱,在四野的寂静中大喊道,上路喽!身后的鞭炮猛地炸响,唢呐声穿透厚重的浓雾,向群山刺去,抬棺人齐喝一声,我看见母亲就这样被抬起来,队伍缓缓开动了。这时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却被大舅推了一把,只好跟着往前走去。
路程走到一半,天上落起小雨。小路尽是泥土,很快湿滑起来,我们每一脚都踩得很用力。抵达墓地后,我的眼泪已经干了,只感觉大脑空空。大舅又放了一串鞭炮,梁先生又念了一段经。落下棺,众人似乎都松了口气。我听梁先生的话,往坑里填了第一铲土,跪下磕头,再起身时,脑子依旧是空的。他们开始往坑里填土。梁先生看着我说,你先回去,路上不要回头。我茫然地点点头,转身离开,可走到小路尽头时,仍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被雨水浸湿的泥土,一点点在坑中满起来,大舅和梁先生点着烟,站在一旁,静默不语。泥土越来越满,我却心头一酸,感到越来越空。我想不起我妈的脸了。她似乎也成了泥土,或者一棵树,一座山。于是不敢再想,回过头,快步离开。
我知道,现在是她在送我了。
回到家时,院里的厨师正忙碌,烟囱已经冒起浓烟。到场的宾客们围坐在火堆旁烤手,静静等待开席。我准备去给他们倒茶,一阵刺耳的鞭炮声,突然从小镇另一头响起。我想起梁先生和大舅昨晚的话,望过去,脑海里再次浮起那个背影。宾客小声议论起张桂芬这个名字。是他母亲。很奇怪,我都记不清刘一宁的脸了,但那个女人的模样却忽然清晰起来。
为了要回那一千块钱,我去找过刘一宁母亲。他家是座很旧的平房,夹在两栋小楼之间,大门紧闭着。他家邻居说她在山上挖地,又给我指了方向,我便往山上去了。我腿脚快,跑了几步就看到她,一个极瘦小的妇人,身上套着刘一宁的初中校服,因为过于宽松而飘飘荡荡,像裹着国旗的旗杆,她在地里高高举起锄头,用力保持着姿势,又狠狠发力,让锄头重重落下,溅起飞扬的泥土。看到脸时,我还很惊讶。四川的冬天冷在骨头里,冬季时,镇上总有个胖女人,用廉价的不保暖的单衣把自己裹成厚厚一团,背着背篓,蹒跚着走路,从前我和同学们在背后笑过她,像个畸形的企鹅。我从没想到她原来这么瘦。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她不停劳作,中途停下时,也看到我,枯叶一样的脸上,顶着黑白交杂的头发,眼睛像森林一样幽深。我被那种眼神吓到,连忙走开,躲在山坡下,犹豫很久,最后还是离开了。
正想着,大舅也回来了,见我眼里没活,责怪道,还不去倒茶。我便不再想,应了一声,端着水壶出去,却还是忍不住望向小镇另一头。鞭炮响完,那边又重归寂静,没有唢呐,没有念经,也没有另一声鞭炮,不知是不是没人操办。雨势渐大,雾还很浓,冷气从四面浮来,我添完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捧在手里,看着热气,想象着那场安静的葬礼。以前的同学也许没人知道刘一宁死了,也许根本没几个人还记得他,连我们都很久没有联系。我不知他为何走到这一步。也不知那位母亲跟在棺材后面,是否仍裹得像企鹅一样厚。帮厨搭好了雨棚,酒席很快开始走菜,众人喧闹起来。没人看见我。也没人招呼我做事。我在角落静坐着,思绪渐渐芜杂,许多早已忘记的人事涌出来,却纷纷乱乱,不成画面。片刻后,大舅跟宾客们敬起酒。每个人都笑着。我这才恍惚地感到,好像失去了什么。
但只有萦绕的不安。想来想去,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酒席办了两顿,吃掉一头半的猪,次日梁先生做了场法事,落好了墓碑,后事便结束了。大舅算了账,一共花掉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块。又说,无论如何,等过了头七再走。我答应了。落碑这天夜里,老板发微信问我,第三天了,东西写好没有?什么时候回北京?我几乎忘了这回事,如梦初醒似的,赶紧回他,后天一定发来。他没再回复。因为没签劳动合同,我有些担心工作,片刻后又发去一条,明天。他还是没回。于是后来两天便窝在卧室里写剧本。主角最后靠那把加特林当上皇帝,娶了一个老婆,四个小妾,最后大梦醒来,擦擦嘴角的口水,继续送外卖。我检查一遍,将文件发过去,老板立刻回复收到,三个小时后将剩下的费用转来,附一句,最近也没什么项目了,你没事的话就在老家呆着吧。我回,什么意思?但他不再回我。过了很久,又给他打去电话,响了两声,忽然断掉,一个女声跳出来,说对方正在通话中。
头七过后,我跟大舅告别,准备去北京当面找老板。离家前夜,大舅独自在空荡的客厅喝酒,脖颈都已通红。我也坐下,说了要走的事。他侧着眼,似乎瞧不上我的样子,说,随你。我把银行卡推过去,语气尽可能诚恳地说,卡里还有四万,这几年家里麻烦你了,舅舅。他没看我,很冷地笑一声,又喝口酒。我说,等过年,我再回来看你。他摸起卡,捏在手里说,就你这样子,混到美国去都没得球用。我低着头沉默。他把卡揣进衣服口袋,又说,你妈留了十二万,给你存成定期的,你想咋个安排?他直勾勾地看我,挑着眉毛,像在审判。我想了想,只好说,舅舅,钱就留在你手里吧,平时帮我照看下房子,可以不?他喝下杯里最后一口酒,望着堂屋里挂起来的遗像,半晌后才说,钱我给你存起,你结婚了再给你,回不回来看我都随便你。我低着头说,我肯定会回来的,肯定会的。
他依旧很冷地笑笑,没再说话。
次日清晨,我收拾好行李,早早出了家门。回来这几天还没好好在镇上逛逛,便走得很慢。小镇依旧被薄雾笼罩着,几乎看不见人影。经过以前的学校时,我拖着箱子停住了。镇上只有一所学校,从幼儿园教到初三。前几年,乡镇学校陆续被撤并,学校便关停了,如果想读书,老家的孩子需要坐两个小时大巴到县城去。少了人气,学校似乎也瞬间破败。大铁门生了重锈,在风里轻轻摇晃着,我沿缝隙走进去,又看到更破败的景象:校内堆满了农民摆放的干柴,教学楼的墙掉了一地白皮,楼下杂乱地堆着废弃桌椅;水泥操场生满杂草,也在雾里飘摇着,篮球架很脏,球筐被人拉了下来,像个垂头丧气的人,乒乓球台全部垮掉了,只剩下一地砖块。
我在杂草里站了很久,拍了些照片,顿时生出一股丧气。离开时,又莫名想起刘一宁。回头看着被遗忘的学校,不知为何,突然很想去送送他。
刘一宁家依然是那座小平房,大门半掩着,缝隙里的院子一片狼藉,满地杂草与鸡屎,墙角堆着很高的干柴。我心跳极快,犹豫片刻,推开了门。院里无人,但堂屋门开着,我避开鸡屎,往门口走去。刘一宁的母亲似乎听到声音,也从门口走出来。我吓了一跳。上次见她,虽然憔悴,但看得出是个中年人,但眼前的她完全是个老妇,白发,皱纹,枯瘦,像死去的小树。她捧着一只掉漆的碗,眼里也没了那种幽深,只剩下空。她问,你是哪个?我有些不忍,几乎想退出去,但还是说,我是刘一宁以前的同学。她张着嘴,像是很惊讶,说,同学?哪个同学啊?他都好多年没读书了。我说,初中同学。又给她报了我妈的名字。她醒悟似的,说,哦!我认得你妈,你妈苦啊。我一时无言。她也不再说话,只空空地看我。我说,我以前和刘一宁关系好,要走了,就想着来看看你。她说,哦!那进来坐,进来坐。
她将我带到客厅,要给我盛饭,我忙拦着她说,阿姨我吃过了。她便不再盛。这时我才看到,桌上居然还放着一碗稀饭。我坐立难安,只好找话问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她说,好得很啊,政府每个月给我发三百多块钱低保,又不买肥料了,用不完啊!她说话倒像是生命力十足。我说,我和刘一宁也好久没联系,回来才晓得……她打断我说,他在上海打工的嘛,还莫瞧不起他哟,他没读过书,一个月还要挣八千多呢!她昂着头,一副骄傲的样子。我说,他这些年……她又打断道,他那会儿技校没读完嘛,说要去打游戏,打了两年也没打出名堂,又跑到广东去打工,混了好几年,婆娘也不找,上前年回来的,天天躲到屋里,边打游戏边对到电脑自己说话,也不晓得在做啥,后头就去上海了嘛。我愣了半晌,问她,他在上海做啥?她说,做工地噻!啥子事情有做工地挣钱?他去捞钻头,下一回泥浆就是两万,你说挣不挣钱?他能干哦,这两年他给我拿了十几万,你想想!她依旧捧着碗,昂着头。
我沉默许久,不知还能聊些什么。正准备开口道别,她又说,他前两天刚走哎,又去上海了。我顿时怔住,鸡皮疙瘩冒出来。她推开侧屋的门,说,宁娃就住在这间屋的。我也起身,缓缓走了进去。屋内收拾得很干净,床上还叠着被子,的确像还有人在住。书桌上摆着一套新电脑,键盘鼠标也很新,还有一个补光灯,走近看,才发现是一整套直播设备。刘一宁的脸忽然清晰了。我能想象到,那些走投无路的夜晚,他坐在这里沉默地操作游戏,观众寥寥无几,他只好生硬地憋出一些不好笑的笑话,然后又恢复沉默。我拉开书桌,里面仍放着初三的课本,课本下露出一角相框,我抽出来,是刘一宁的黑白照。依旧干瘦,寸头,眼神黯淡。我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向站在门口的张桂芬。
刘一宁已经老去的母亲,正笑着看我。菩萨一样幸福的笑容。
我想起最后一次和刘一宁联系,还是念大学时,那也是我们自那天分别后,唯一一次联系。时隔几年,他终于将那一千块还给我,又约我打游戏。我很久不玩穿越火线,电脑里没有,便离开宿舍,去了网吧。那时网吧已经叫网咖了,随意一家都比当年的腾飞更豪华。我们开了几局,他依旧很强,我毫无还手之力,但也不再计较胜负,我们通着语音,都笑着。我想问问他的近况,他闭口不提,只说一般。我又问他,你妈妈怎么样?他沉默片刻,在那头笑笑说,有钱就有妈,没钱就没家。我听出他过得不太好,知趣地不再追问。我们打了一会儿排位赛,我已经完全跟不上对局的强度,觉得无聊,便邀请他玩英雄联盟。他笑着问,你晓得你为啥越来越菜不?我说,为啥?他说,你没看到过那句话吗?现在杀死你的子弹,就是以前的你打出来的。我也干巴巴地笑笑,说,你是哲学家嗦,搞快上号,艾欧尼亚。他说,算了,打不来其它游戏,你去耍吧,我自己打。我说好。然后下线。挂掉语音。我们再没联系过。
我给刘一宁母亲留下一千块钱,她坚持不要,说刘一宁还会给她转钱回来。我说,这是我还给刘一宁的钱。她便很高兴地收下了。人心里有个念总是好的,我想。可我已经没有了。他或许也早就没有了。
告别后,我坐上离开小镇的大巴。恰逢周天,车里有许多赶去县城读书的学生,却无人说话,都沉默地盯着手机,短视频的声音纷乱地交杂着。偶尔有人抬起头,眼神与我相交,都铺着一层淡淡的灰,全然不像稚嫩的少年。天已大亮,雾仍未散去,小镇与村落,群山与嘉陵江,都隐在白茫茫的天地间。我恍惚间好像看到刘一宁站在路边目送,又似乎不只是他,雾里还藏着许多看不清的身影。大巴颠簸着,载着我们,继续向眼前那个辽阔的美好世界驶去了。
为什么有些人对动物的共情力大于对人的?
不止一次刷到小狗莱卡,文字和视频都看过,不同的解说和版本也都看过,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在午夜。莫斯科街头的流浪小狗,被科学家看上,进行了一系列严苛的试验后于1957年11月3日乘坐斯普特尼克2号航天器进入太空,前苏联科学家宣称它在太空中存活了四天,在氧气耗尽前进行了安乐死,实际上在2002年,俄罗斯才透露真相,可爱的莱卡在进入太空后数小时内就因中暑死亡。但莱卡成为所谓的英雄,是史上最早进入太空的动物之一,它被选中的理由看上去很简单,科学家说它“安静而有魅力”。它被视为某种先驱,被海报宣扬,被矗立雕像纪念,而我每次看完事件的来龙去脉后都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情绪,这种情绪里掺杂了绝对的共情、无奈、愤怒,我看到的是一种粉饰、欺骗、霸权主义、一种你凌驾于我之上的极限恐惧。我被安置在实验台上动弹不得,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远离地表,而我仍旧以为安静可以获得奖励,可以拥有人类虚伪的拥抱,可以有一种不再流浪的家的错觉,而永远不会知道,灼热的死亡是永远上升的单向航道。
想起和同学的闲谈,有关动物,他说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很好玩,因为可以拽着它的后腿转圈,转累了就把小狗扔下,它会迷失方向,而他会哈哈大笑。我哑口无言。其他同学附和着,像谈论玩具一样谈论动物。那时候我就想过,是否我过于特殊,对于动物的共情能力太大了,大过了人,但凡可怜的动物都会令我揪心,而又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麻木,当时的场景下除了想尽快地逃跑,还想拿起茶杯挨个砸他们的头。又记起小学时的冬天,雪下得很大,家属院的花园里积起厚雪,我跟着高年级的几个邻居小孩在雪地里玩。有人拿来一只黄色的小鸡,用一根木棍从其肛门穿肠破肚,又在其挣扎的同时将其埋进挖好的雪坑里,踩上坚实的脚印,过了一会儿再把它挖出来。整个过程像一场恶毒的谋杀,而我在多个作品里也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件事,也许它已经成了我的童年阴影,总是被我从潜在的记忆中打捞出来,一次次重播。孩童的恶也是人性的恶,这种对待弱小的肆无忌惮和胡作非为可能是对动物共情的根源。
人类过于强大,膨胀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屡屡让动物为之让步,我们恨不得向所有物种宣称,我们是绝对的老大,试验品,皮、血、毛、奶、蛋、肉,所有这些,一旦细想起来,全是利益的链条。无数只鸡在经历着我小时候看到的那只小鸡的残忍,本质上并无区别,无数条鱼也在我小时候看到的母亲将其活着摔死在地上时的场景里重复,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也在遵循着这一严苛的准则罢了,我们生来强大,所以残酷,我们生来聪慧,所以残酷,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残酷。这些可以拿来反驳的观点从来都不新鲜,甚至有人问过我,你为何不去关心那些贫穷,那些流浪汉,那些残疾,那些可怜的同胞。我可以大方承认我的虚伪,我从不关心人类,也许正是一种弱小的境遇构建了一只共情动物的大脑,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只可怜的动物,完全被人类把玩、掌控,无力反抗,给饭吃饭,不给饭只能饿死,这种情绪状态和直接命运天然地躲避人类,也不会因为对同类的漠然受到指责而惭愧。也许你也一样,往往会对动物过于共情而陷入困惑,是否过于夸张,心理状态已经跳脱善良的范畴,不是一种常规的同情,甚至饱含极端的厌恶,或许人类的猛然灭绝会让地球重新生长。记得疫情中期,居家隔离的我们会看到小动物重新活跃在社区里,它们也许纳闷人类的退让是不是文明的进步,殊不知人类也有无法对抗的残忍,变相成为一种不得不的进步。
解决极度共情的办法好像不在个人,如果人类哪一天真的可以看见这些共同生活的动物,并为之想办法共存,而不是驱逐和利用,那么尊重是会放在共情的前面,平等不仅仅在人类之间,应该在所有物种之间。每一场的动物表演,猴子跳舞,熊踩铁环,大象抬起前腿,老虎钻入火圈,每一次拍照打卡,入侵领地,总有机会遭到反噬,是警告也是抗议。
去年上班路上遇到一只被车蹍死的猫,腹部露出肠子,眼球爆裂在外,被当作垃圾丢在路旁。我停下车,用塑料袋把它装进纸箱,找到一处远离马路的树林,用石头和木棍挖出土坑,将它埋了进去,又撒上落叶掩盖。之后我便从网上买了把工兵铲,放在后备箱,随时准备应对类似的时刻。那时想起那只在马赛马拉死去的当地最年长的知名猎豹Nora,因为人类越野车的极端靠近而丧失机警的观察,被一只花豹轻松地捕获,这期间仅距离几米的车上游客只是拍照,记录一场“自然”猎杀,他们随后给出一种不干预的说辞,而其实大规模频繁毫无边界的游览行为已经完全侵扰了其自然的栖息。
共情也像是一次次为人类愚蠢行为后果的买单,精神痛楚的无能为力,也算是一种微乎其微的灵魂救赎,工兵铲会一直在,埋上的每一层土也都是自我与动物的简单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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