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付佳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她说：“希望以后的日子永远快乐。”

我想告诉她再好的事情带上永远两个字都会变成一种诅咒，你懂不懂？但是想了想，没有说。

付佳扭头问我，你怎么不点赞？

我说不行，你这种行为我忍住不矫正就已经是极限了，还让我助长，不可能。

付佳白我一眼，说我根本就不浪漫。

给一条逻辑崩坏的朋友圈点个赞就是浪漫了？

我又忍了一嘴。

付佳又问，你能不能保证以后永远喜欢我？

我很认真地盯住她，说，你要是再说这么脑残的句子，我就立马跟你分手。

对座的女生突然笑起来，我们看过去，发现她只是在戴着耳机用手机看东西。谈话由此终止，我们又无趣地低下头各自玩手机。列车行驶过漆黑的隧道，多数面孔被屏幕的微光打亮，像一尊尊陈列在博物馆里等待展览的冷色调雕塑。

2

离开这里的想法，曾经无数次从我的脑海里浮现。

县城封闭，落后，交通不便，我认为它限制了我的想象，蒙蔽了我的眼界，县城中心近百米长的商业街，实则是管理混乱的农贸集市，肉贩赤裸上身持刀剁骨，身上的肉和砧板上的肉一起颤动，有人责问他烟灰怎么都掉到肉上去了，他就把嘴上的香烟拿下来，说抽烟是为了驱赶苍蝇，然后继续刚才的活计，烟灰仍是簌簌地落下去。

青春期的时候，我曾经无限渴望走出这个破败的县城，我看着三四十岁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人和街边商贩急赤白脸地讲价；台球室门口一群头发乱七八糟的男女聚在一起抽烟打诨；苍老瘦弱的老人缩在板凳边缘，像动物一样低垂着眼睛打量行人。

当时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途径一片矮小的屋子，屋内的窗户总是散出粉红色的光，冬天天色暗得快，有次我走过，竟然被人扯住，那女人看见了我背上的书包，才大惊失色地松开手跑回屋子，嘴里还喊着，夭寿哦，是学生。屋里爆发出一阵明媚的哄笑，全是女人的声音，我头也不回地逃掉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好像都患上了一种瘟疫，正在逐渐地将我侵染，我看见那些人，就好像看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自己，我走过县城的街道，从头走到尾，如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它将我们变得相似，心安理得地依靠经验去生活，不思进取。就像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方言，它最终会生长成为我血脉中无法抹除的一条劣根，进而继续向外扩散，传染给我的后代。

当时的我内心躁动如火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制定了许多周密的逃跑计划，多数流产，最成功的一次跑到了十多公里外某地级市的外环路，因为我听说那条公路连接国道，可以直接抵达我们的省会，一个绝对的大城市。然而站在路边，我截停不了任何一辆飞驰的汽车。我懊恼地走回家时已经接近凌晨，被急得几乎要报警的父亲连扇了三巴掌。

我当时的行为，已经完全超越了小孩子的冒险游戏，我也想不通自己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也许青春的血液中，对叛逆的欲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叛逆本身，做什么并不重要，而是有的去做才重要。

这样的经历好像给我留下了某种症结，后来在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外地上学时，我心里仍是突兀地冒出一个念头，我终于彻底离开这里了。

3

在车站时，付佳问我，咱们这样算私奔吗？我说应该算吧。小县城的车站，现在只剩两种票，一辆去邻县，一辆去外省，我们买过了票，随即上车，列车焦急地启动，好像不想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时间。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和付佳的计划，就在昨天，我们还在和付佳的父母商谈婚礼的事宜，谈话进行期间，付佳十六岁的弟弟目中无人地在客厅走动，上厕所，给自己倒水，拿走茶几上我刚刚送来的水果，然后走回卧室打游戏，全程没有叫过我一声。我不知道他是木讷还是受到了付佳父母的指使，但我不会跟孩子计较。

而对于付佳父母不时投射过来冷箭一般的目光，我也只能回避，我很清楚地知道假如自己是一个外地人的话情况就会有所缓和，因为这样付佳的父母就很有理由大幅抬高礼金的数目，并且不用退还。付佳的弟弟成年在即，正在念着高中，成绩尚可，以后是必然留到大城市的，各个方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花钱如流水，到了年纪，也要买房结婚。仍然挤在两居室老楼里的付佳父母看着日渐长成的女儿，内心中的期待大于关切，而当同县的我和付佳牵手走到他们面前时，这种期待就像付佳父亲在错愕中无意掉落的杯子一样，碎得七零八落。

同县的婚嫁从风俗上来说是喜事，付佳也可以常回家打理，礼金如若订得太高，会遭到亲戚朋友耻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就算定得高，我和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他们就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出现一些问题，我和付佳无疾而终，就皆大欢喜。于是就有了诸多见面时的冷处理，让我知难而退，而付佳对这样的情形也毫无办法，不停地给我道歉，心理负担比我更重，总是失眠，一次一次起夜。

昨天她好像突然下定决心似的，凌晨从卫生间回来之后匆忙地把我叫醒，对我说，不然咱们走吧。

好啊。我惺忪着眼答复她。

4

付佳玩了一会手机，然后疲惫地趴在我肩头睡着。父亲此时发微信来问我文化馆的事情进展如何，之前他曾托关系替我争取到了一个文化馆临时工的资格，合同期内表现好就可以转正。他对我说，要结婚的人了，你靠写东西赚钱终究不安稳，不如有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而我到文化馆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转正资格都已经公布，临时工只是走一个手续，也不再招收更多。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是否付出了什么代价，当时没有立即告诉他。现在他来问，我也只是说，名单出来了，只招收了两个高学历的，我落选了。

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向我询问婚礼的筹备情况，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省略掉付佳父母的部分，他的回应越来越简短，最后说了一句，如果有需要随时找我。

两年前我面临着选择，因为工作性质，我既可以留在外面也可以回到家乡，最后的结果当然明了。我痛恨县城的破败与荒凉，结果发现再大的城市也有不堪的角落，从光鲜亮丽处转角，就是逼仄灰暗的危房，鲜明而赤裸地对比着，这种对比将我刺痛，也让我失望地离开。

其实我一直都能理解付佳父母的做法，我想假如是我的父亲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似乎也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沟通匮乏的家庭关系中，好像只有依靠牺牲才能将伦理升华。脸面，积蓄，尊严，半生劳苦，牺牲掉可以牺牲的一切，在悲壮中寻求久违的亲密。这种牺牲让彼此靠近，虽不得已但仍然温馨，有人将其理解为牢笼，而凑近去看，伦理是一张网，它在束缚的同时，也在支撑。现在我站在网的另一面，看见它羸弱不堪的现状，我想将它修补。

5

这根本不是一次私奔。我和付佳都知道的。

我们只是买了两张邻县的票，暂时的待在这里，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连假装私奔的勇气都没有，不然会给两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休息一下，尽快想出解决目前这一切的办法。而暂时是多久呢，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也许半月，我们终究会回去的，接受早晚应该承担的责任，成为一张全新的网。我之前不知道付佳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也有些明白了。

我给付佳的朋友圈点了赞，在下面评论说，我会永远让你快乐。

到站的时候，我推醒了付佳，看着她迷迷糊糊地走出车厢，走出站台，站在路边打车。

我这时问她，你是不是怀孕了？

付佳瞪我一眼，骂我是神经病，然后把手里的包丢给我，麻利地钻进了出租车后座。

我没有立即上车，而是站在全新的公路上，观望着这个经济和家乡基本持平的另一座小县城，它们固然同时凋敝着，但亦是不同的样子。我幻想这座城池中是否也关押着一位渴望出逃的少年，他急切地想甩脱与这里的关系，时常抬头看向一片虚无，对未知的世界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望。也许我有些经验可以与他交流，可是我什么也不会说，我会观望着他，如何选择，其实一切早有定数。

“快上来呀！”付佳在车里不耐烦地喊。“我们可私奔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