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豆之年


文/淡豹

 

文字留住味道,循着食材与记忆的线,将当下与逝去的往事串联。


1.蓓蓓

蓓蓓个子高,比我们多数孩子要高半头。上面招我们进这所小学时,年龄限定在五或六岁,不像如今入学,一般认为出生日期需要在前一年的8月31日和次一年的8月31日之间。当时,也不知道是更简易,还是更随意,划那条线使用的是日历年,格里高利公历,1月1日。进来后再观察,筛选,做实验。因此,我们这一个班里,前一年出生,属猪的,后一年出生,属鼠的,都有。也有孩子生在前一年的头儿上,过春节前生的,属狗。这类的少数几个孩子,很快被认为不太聪明,离开了。

外语让人意识到同时存在着两种对于合格时间的限制。像报名、获奖这样的事,如果要加以限制,让一定年龄的、某个阶段上了大学的、特定时期参加工作或者“落户”的,才具备资格,那么,那个“必须在此之前才可以”的日子,叫cut-off date。切断之日,利落、光亮,厨刀落而手起,切下去的就不算数了,案板倾斜,冗余的碎肉、坏肉顺着手掌滑进吊在橱柜边上的垃圾筒里。这规范的是“谁可以”,属于权利的方面,限定“是否属于合格的人”。

此外,还有让审批监管便于运行的方面,限定“是否做了合格的事”。那么,deadline就划出一条过期不候的死线,限制着“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事情万千,有启有停,流程如同流水,水坝一开,奔涌向前,水坝将关,死期将至(当然也可以推迟,可以顺延,可以悄悄开道口子,那是其他的道理)。如此多的生死刀枪、税负苦工日常运行,deadline, abortion, taxing,西人还反而批评当代汉语过于军事化,真让人疑惑。

当时的“deadline”是如何通知的?不清楚。全市通知到的小孩,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都可以报考这所试点小学。哪些小孩会被通知到、通知的具体条文如何,就不易得知了。我们中一些孩子,是由所在幼儿园推荐的,那些好幼儿园,每园可以挑选两个孩子来考试。还有一些孩子是家长在大单位、好单位、国家单位,上面通知下来有这次特殊的报名。这些都属于教育部门去传达的,无形中,或是特意,限制了孩子们的住址、家长的工作性质和归属,也限制了孩子们的来源。学校在市区中心,我们基本住得不算太远,骑自行车四五十分钟能到。有机关的、交通厅的、医院的、电视台的,没有郊县的、远处工厂区的。有的孩子家住工厂,但再上一代在好单位,还没退,就了解到这个消息(入学以后,也就搬到老人家来住了)。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后来我们听说,是家邻近这所小学,或者家长的单位在附近,属于附近那两个主要的、人员素质较高的国家单位,分别是电力系统以及理工大学,或是家长跟这所小学的领导、跟教育口熟悉,偶然知道了这项消息。

我们就纷纷地来报考。经历了智力测试(回顾起来,十分不准,要理解题目才能做题,那么,首先衡量的岂不是识字等等预先学过的知识吗?)、面试(包括自我介绍、看图说话,老师也会问家中有几口人,在哪些单位工作),录取了三十多个孩子,称作“超常一班”。

那是宝塔糖行将消失之年。

那是荷兰豆之年。东北蔬菜的品种不多,冬天吃大白菜积的酸菜,吃土豆。室内的副食商店卖大案板上切成一块块的白豆腐,质地比较硬,近似于现在的老豆腐,没搁好就酸了。天冷,要凑很近去闻味道,有时做熟了才见发酸。冻豆腐就在露天的市场里卖,跟冻鱼一起炖了吃。

进春天,多几种选择,吃发的绿豆芽、黄豆芽,吃拌的豆腐丝,吃黄瓜,吃茄子。茄子都是紫皮长条的。几乎四季都吃豆角(真是“四季豆”!),有紫芸豆,更胖一些,也有绿的,扁得趴下来,焖久了会烂,趴在锅里糊成一团。面的叫面豆角,小孩爱吃。都是一条条摘了线,跟肉一起炖完,夹到热腾腾的大米饭上,饭蒙上汁水,整条豆角咬断了吃的,没见过谁家进锅前把豆角切个丝、切个段的。有疼孩子的家长,拿自己筷子把豆角在盘子里剥开,一粒粒拎出来豆子,专放孩子的米饭碗上。

个又大、吃着又面的芸豆子,好吃,但不拿来炒菜,跟米一起熬八宝粥,叫饭豆。很香,我们总觉得还不如叫肉豆。

没见过南方切段、切丁来吃的那种很瘦长的四季豆,但是有豇豆,剁碎了跟肉末一起蒸发面大包子。做菜没有像南方那样剁细了下锅炒的。那不成饺子馅了?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听到楼上有节奏地飞快地捶着什么东西,那就是早起剁饺子馅呢。劈的声音,经楼板过滤,不显得多么猛烈,是一种北方的晨练。

说了做菜不剁细,不过,经常切丝。白菜切了凉拌,也切土豆丝,这是可以观察刀工和家务活熟练度的。黄瓜如果不是拌凉菜,就不切丝,会切了片炒鸡蛋跟木耳和黄花菜,也有凉拌蓑衣黄瓜的,这是最厉害的刀工,待客、过节,细细拌上两条,宛转相盘。至于片鱼,那不仅家里不会去这样浪费工夫,连菜市场的小贩也不会片。干嘛要片鱼呢?不都是一整条,或者冻好了切块的鱼,炖着吃,下锅前要在油里滑几片肥肉,润了锅再煎,加上好些姜片以免粘锅,再放许多大料跟葱姜去腥,最后加上豆腐吗?或者做带鱼,那是一年四季的好菜,只可惜煎过带鱼的油,味道太腥,不能倒回油壶再利用了。

清蒸鱼是十多岁以后学到的。蒸锅原本是用来蒸馒头、花卷,用来热饼的,从不会用以蒸菜,除非是用来热剩菜。没见谁家吃蒸鱼蒸肉的。清蒸鱼出现在后来,鲜鱼多了以后。在微波炉之年,南方的亲戚教给北京的亲戚,北京的亲戚再教给我们:鱼去鳞,两面划刀,塞姜片,敷上保鲜膜进微波炉蒸。出锅后像以前做鱼那样在鱼身上放大葱的葱白丝、姜丝,烧一勺滚油浇上去,这样葱姜的味道就香飘万里,鱼皮也缩紧了。记得保鲜膜上要用牙签插出几个小孔。对于如何切断保鲜膜,大家普遍很烦恼,包装外的长条锯齿很常划破手,更重要的是容易撕多了,浪费。讲究的人家会反复使用保鲜膜,用过后洗一洗,摊开,夹起来晾干,要很仔细。蒸过鱼的那面保鲜膜会有味道,那么下次就用反面蒙菜。

又过了一些年,有些人家有了餐叉,小孩可以用叉子去戳孔了,一次能戳出一排。

还有了很甜的彩椒,可以在鱼身上放红色、黄色的彩椒丝了。

还有了蒸鱼豉油,不那么咸。

出现不粘锅以后,起初大家都说,还是粘,没用。后来大家说,不如铁锅味道好,平底还不方便颠勺。过了几年,每家都有不粘锅了。

牛奶站消失了。

那年也是咪咪流浪记之年,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到我们通过考试,上学之后,很快过渡到了小龙人之年。头上长犄角,身后有尾巴,我带着不告诉你的秘密,上天入地,纵横四海,去找妈妈。

身边还有个较为切近的父与子的故事。后来我们长大,到上大学的那年,看到了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的消息。这么多年里,张学良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尤其具有着结合了冒险、权谋、浪漫、历史元素的意义,提起名字,会引起对萧瑟的风声、枪声、跳舞的音乐的印象,虽然不知道那些音乐应当是什么样的。如今张作霖、张学良旧居叫“大帅府”,已经是旅游者的打卡地了。在报纸上读到,张家当年喜欢吃小肉丸子和白菜猪肉炖粉条。现在会纳闷,那是捏了直接放进汤里煮的新鲜肉丸子,还是炸过的肉丸子,与南方的酥肉类似,过节前和胡萝卜丝丸子一起炸上好多,经久不坏,也不怕受潮。这种肉丸子起的作用如同干货。家里总是会存许多干货的,不像南方那样晒腊肉、咸肉、火腿,而是存干黄花菜(就叫“黄花”)、干木耳、干蘑菇,尤其是用来炖鸡的野生小榛蘑,被认为味道最好,品相好的,根根完整,相当珍稀。此外还有粉条和粉丝,干豆腐皮和腐竹,以及虾米和虾皮。虾皮可以放在汤里,也可以拌凉菜,黄瓜毛豆,也能当零食吃。大连,或者青岛、烟台来的虾米则拿来炖菜,谁家的孩子如果空口吃了虾米,口渴得很,去讨水喝,那是一种受了娇惯后带着炫耀的时刻。海货少,存在海产的概念,“海鲜”么,则还没出现。冰袋倒是现成的——天冷下来以后,冻鱼冻虾就平放在马路上卖,天然形成冰库。

鱼虾的来源并不相同。虾从渤海湾来,是海虾,鱼则都从更北方冰冷的江水中来。冬天从北方以北运来冰冻的大马哈鱼,大的有手臂那么宽,横切大块,自松花江一路抵达。冷水鱼无论如何都没有腥气,这也造就了对于虾的印象,冻结实了的虾,大家不以为会腥,没听说谁家去摘虾线的。但凡说到摘线,一定是摘豆角的线,不涉及虾的领域。

而且虾一定是对虾,讲究个头,过年吃,过寿吃。我们以为虾都是从小成双成对长大的,那时,哪里见过如今这样乱作一团、不受约束的虾呢?常常见到新鲜虾,那都是后来粤菜之年的事了(很快被千禧前后的杭帮菜之年取代),活的鱼虾蟹那样上下扑腾于粤菜餐馆的保温箱里,简直是以往在海洋馆才能见到的奇观。三文鱼来的更早一些,和罐装的都乐苹果汁、旺旺大礼包一起降临(取代了小浣熊干脆面的零食,在咸甜之间游移,滋味那样微妙),落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和宴席里(自助等于高级),带着深海五百米、无污染、有利于智力发育等等神话传说。鲍鱼之类还十分遥远,没有量产,大概得是能盘下一条街去开最早的仓储超市、成箱卖可口可乐的黑社会大佬才能吃到。说了海产少,那时吃的还是肉类多一点,炖豆角、酸菜都切几块带肥的肉进去,非得润锅不可,让菜炖出来有油味肉味。炒蒜毫就放瘦肉丝。有时也有野生动物。枪还禁得不干净,在市场上,或者串门送礼,有时就会出来狍子或是一块鹿肉,或者拎到一只飞龙,太瘦了,煮出来并不像鸡汤那样油亮,不过很稀罕,就感觉很香。

存着这许多干货,做菜时炖的多、凉拌的多。也会做熘肝尖和爆腰花,溜肉段和锅包肉、尖椒炒干豆腐这样的热炒,但大多菜是炖,也许是为了不发冷。即便炒菜,也是有汁水的,有些人家勾芡,有些是加一瓢开水进去略煮一下,上桌后总可以保一下温。再综合起一年四季都有的白菜,以及带些肥的猪肉块,就是一道道有滋味的炖菜,成为秋冬以至于春天的主角。

天热以后,进五六月,商店里开始卖铝锅装的五香煮毛豆,家里也煮着吃,没见过剥出来豆子炒的。热天也吃小水萝卜,蘸酱、直接吃都行。到餐馆里有凉拌的菠菜,家里做得少,菠菜这东西不好摘,不易放,爱坏。家里常用来凉拌的是白菜心,切了丝加糖和酱油拌,醋放得多,也要加上油炸的花生米,末了浇香油。讲究些的再把炒好的瘦肉丝拌进去,就馋人了。

热天能存住、能炒着吃的蔬菜,我们叫疙瘩白,也叫圆白菜。在别的地方叫大头菜、甘蓝、卷心菜、包心菜。还有菜花,那是西兰花还没到来之前的事,白的菜花,炒一炒,加酱油焖一下,吃起来是软的,不干爽。

其实蔬菜大都不怎么炒着吃,很少见到深绿颜色的菜。不是热天菜容易蔫,不新鲜,是天冷,菜存不住。也因为冷,不可能天天去买新鲜菜,都是常年囤在阳台上、窗边。少见谁用蔬菜这个词,说“菜”,肉也算菜,鱼也算菜,土豆也是菜,酸菜也是菜。多吃点菜,就是别光吃饭的意思;素的菜,就是没放整肉的意思。炒土豆丝当然是素菜。单炒一个深绿色的青菜,这么既奢侈又俭省,仿佛家里没有肉丝可吃的怪事,都是后来建多了大棚,尤其是有了生鲜物流以后的事了。

在炖菜与凉拌菜以外,咸菜占的分量也重,夏天一个一个小车推着,许多饭盒排成几列,卖朝鲜咸菜。爱吃辣白菜的人不多,白菜偏要洒辣椒粉开胃,那为何不腌成酸菜呢?大家都爱买的是狗宝咸菜,就是拌桔梗,吃起来有韧劲,拿回家自己洒白芝麻。夏天推车卖的还有冷面,塑料袋拎着走,自家拿铝饭盒、饭盆装走也行,汁配好了,面从镇着冰的冷水桶里现捞,放两片苹果梨。走不了几条街,就有冷面车,有的兼卖果啤。

有豌豆,不过很甜的那种小个子豌豆——甜豆——还没来。豌豆都是剥出来豆子,炒几下加水焖,类似于南方人说的“烧”或“烩”着吃的。没人吃豆荚。到豆荚也能吃,又嫩又脆,足以炒食,以吃肉肉的豆荚为主,而其中的豌豆粒退化得很小,就是荷兰豆之年的事了。

汪曾祺写,“全国兴起了吃荷兰豌豆也就近几年的事。我吃过的荷兰豆以厦门为最好,宽大而嫩。厦门的汤米粉中都要加几片荷兰豆,可以解海鲜的腥味。北京吃的荷兰豆都是从南方运来的。我在厦门郊区的田里看到正在生长着的荷兰豆,搭小架,水红色的小花,嫩绿的叶子,嫣然可爱。”

他这样写,是1992年5月10日。就在那“近几年”,我们进了这所小学,到那时,在相当北的北方城市也能吃到荷兰豆了。不过,它的兴起还是在饭店里,属于高级的餐馆菜,从菜单上选配腊肠或是蒜蓉清炒,一般的菜市场少见,家里也不常买、不太会炒的。

那也是腮腺炎之年。入学安排在9月,和其他正常孩子同时。招考、筛选、准备耗时太久,到真正开学,已经进11月,天冷了,放学后进家脱下棉裤或者毛裤,如此之紧,要靠大人拽下来,小孩伸起双腿,躺在床上,不免滚来滚去地玩,遭一番呵斥。褪下毛裤,里面的衬裤(那时没听说过“秋裤”,多么文雅的南方新词汇)在腿上勒出了凹痕,两条腿上布着四道长长的竖线。

当月,班级内起了腮腺炎,最初有几个孩子请假,两三周内流行起来,腮帮子肿得通红,硬得不能碰,耳朵下面像贴着个硬邦邦的、还没成熟的那种泛红的南果梨。“一动换就难受,”我们在教室里嚷嚷。12月就停课了,一直到春节后,我们几乎都得了一遍,假期比学期还要长,春季再返回来上学。婴儿能普遍接种腮腺炎疫苗,是十多年后的事了。

在一年级的腮腺炎后,我们迎来了第二年,那是红眼病之年。

然后是立体铅笔盒和香橡皮之年。

后来是电子表之年。

继以牙医之年。我们将前仆后继,戴起钢丝牙套,吃完食堂免不了挂上肉丝。每次换上新一副牙套,尚不服帖的钢丝划得口腔内部鲜血淋漓。用一小管一小管的美白敷料涂抹在牙齿上,再戴上透明牙套睡觉,第二天早晨摘下,连续一个月,牙齿始终酸溜溜的,就是大学之后的事了。

那是电子表和香橡皮之年。

很快就到了浑南新城之年(小城镇之年没有真正来到这里),李金羽和张玉宁之年。

多么奇怪,写起吃,就像在模仿一种讲述,带着爱意的回忆,温柔,经过滤镜的熨烫。那是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的一种,强调身体总能够保有潜力、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本身就意味着抗争,但那潜力与抗争低垂着头。选择将视线放在一部分上,而不是另一部分,这似乎已经改变了讲述方式本身。到目前为止,写作还没有开始。(写作要到许多年以后再开始。在这个时期,文艺带给人的印象是老干部书法展和摄影展,素质较高的闲情逸致)。

为什么要这样汇集一些孩子呢?超常儿童需要经考核,做试验,搞实践。各省有自己的试点,小学有,中学也有,一枚枚小乌托邦散落在经挑选出的学校里。我们没和其他孩子共享教学楼,单独放置在一栋办公楼的顶层,激发潜能。老师也是自己的,不兼班。老师承担的任务如同试飞,是相当关键的。四年读完小学,到九岁或十岁时,优秀者应当继续考入本地中学设置的超常儿童实验班,再以四年读完中学。考试结束后要测骨龄,为避免大孩子冒充智力超常的小孩子。如果毫无浪费,不遇阻碍,14岁有可能进入大学。很早来了外教。不需要把手放在背后坐得那么板正,毕竟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经常向外界来参观的教师演示公开课。作业有限,放学后从事剪纸、书法、拼贴画等开发智力的活动。选拔去少年宫学习编程。

在香功之年后,经过了许多重的记忆宝法与特异功能后,能够不看图而知内容后,能够三分钟背诵一本书后,见过了南来北往的大师摩顶做讲座,听过“病是身体里的脏东西”,要抓起来扔出去后,带着能够造出原子弹的心境,我们的父母都为能来到这里而欣喜。谁能说我们中不会有天才,真正的那种?例如中国的居里夫人。学过围棋或国际象棋,能玩魔方,是很重要的标志。有一些孩子对数字表现出深刻的理解。有一些过目不忘。有一些在对答中颖慧。

那年之后的许多年,我去爬山,走错了路线,下山上了网约车,天已经很黑。这是郊区,我担心司机在高速公路上打瞌睡,就不断地与他说话。自己也困得很,在手机上划。看到一个智商测试的广告,点进去做了,前后半个多小时,末了按“完成”键后,要付25元看结果(这个行为是否已经表现出了智力的局限),得到110分。据说影星莎朗·丝通是一百五十几分,那是长大过程中多次读到的神话。110分表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像高速公路两侧不断出现、被甩在身后的路桩。但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测试来打发时间 ,相信它可以让自己保持清醒呢?不知是否过程的错置、组织的天真、全民的幻想留下了某些浪漫的印记,情愿受考核,不知疲倦地经受着测评与考验,不以自己的“认知”为隐私,清楚凡有不足,都会公然、客观地显示,自觉吞下羞耻。

再回到1990年。到了下学期,便是1991年。有一个下午,蓓蓓和柳鑫成为了我们的主人。

蓓蓓是班长,前面说过,她年纪稍大一点,比多数孩子早出生一年。个子也高,处事沉稳(刚上学时,我们中有孩子还要喂饭,或者虽然握笔写字能握得很好,却抓不好勺子。也有孩子带的饭盒吃了一半,就跑走了去玩,大家很宽容,认为好奇是超常的一部分)。入学之后很快,蓓蓓担任班长。

柳鑫不同,年纪也稍大一点,个子小小的,衣裙精致,一头卷发,像硬质的那种脸蛋描画过的娃娃。她口齿很伶俐,是副班长。我们还有学习委员,在国际象棋幼儿赛中获奖,很快积攒了较多的小红花。逐渐也设了文艺委员和体育委员,引大家唱着歌跳大绳。

那次,两位班主任都不在。走前说放学前会回来,下午由蓓蓓和柳鑫管理班级。蓓蓓和柳鑫站到讲台上,看着大家。短暂的喧闹后(她们喊了几声,镇压下来了),她们拿了两根白粉笔,找了几根彩色粉笔(实际是粉笔头,长短不一),蓓蓓在左边(靠窗户的这一侧),柳鑫在右侧(靠门),一人掌管了一块黑板。

起初她们让大家安静。坐好,手背在身后坐直。几秒钟就坐不住了,有男孩子趴在桌子上。她们把触犯了纪律的人的名字写在右侧黑板上,大家肃静了。静过以后又开始动,并没那么害怕。蓓蓓抓起粉笔擦,摔在讲台前方老师平时放粉笔、板擦的高桌子上。有人吓了一跳,又哄然笑了。蓓蓓和柳鑫严肃起来,她们说,触犯纪律,她们都会告诉老师的,别以为能逃脱。名单变长了,现在列出了一整列。其中有个孩子此刻表现好了,她们擦去了右侧黑板上那个名字,改写到左侧黑板上。很奇怪地,有了奖后,惩的效力也更惊人,更真,我们安静下来。

我还不会看钟表,不知道这个下午会有多长。我们安静着,蓓蓓或柳鑫说,你们犯错误的,老师不会饶过你们。你们知道老师会怎么对待你们吗?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派我们管着你们。今天在教室里犯错误,说话,不坐直,跟平时不一样。今天如果名字留在这块黑板上(指一指),你就完了。

我是完全相信的。否则怎么会安排这样一天?为什么两位老师齐刷刷离开?一定也属于某种测验,非同一般。我们惯于受测验了,这次,后果深不可知。“惩罚”这个东西,说起来无非那样几种,人世间不涉及生死的只有打与骂,冷漠与羞辱这几样而已,但统为一类后就像马路上井盖被偷走的水井,不知道会有多深。一定是哪种不可承受的、没见过的惩罚。多么可怕。也许老师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我们安静着,手背在身后。蓓蓓笑一笑。不能动,也不能发出声音,什么声音都不能发出。后排一个孩子打了个喷嚏,名字写到了黑板上。那么这确实是真的。又安静了一会儿——也许“一会儿”只是5秒。害怕时,时间总过得很慢。后来的人生里我逐渐有点恐高,今年有一次陪客坐摩天轮,总觉得在晃,升到一半就藏到了客舱中的小茶几下面,以为绕一圈要半辈子,实际也才十多分钟而已。那么,又安静了一会儿之后,蓓蓓学了一声狗叫。汪汪,她叫。孩子们愣着,过了几秒钟,开始有人笑了,笑声一起就无法停息,更多孩子笑了起来,具有传染性,我们都在笑。蓓蓓和柳鑫没有动,像两具伟大的雕像,看着我们。笑声停下后——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停息——她们把笑出声的人的名字写到了黑板右侧。

之前我不知道不应该笑。也不知道有可能会笑。也不知道蓓蓓是在表演还是有其他的寓意。现在我有点知道了,但还不清楚。无论如何,我的名字也在那里了。现在我们不笑了,相当后悔,有些恐惧。确实不应该笑,但是她为什么会模仿狗?还没有来得及想,在一种惊骇中,蓓蓓做了个鬼脸。她一只手把鼻尖推上去,另一只手蒙在脸上,把两只眼角拉下来。这样就很像小丑,有点吓人,但非常好笑。我们又笑开了。她怎么可能是在惩罚我们或者想要惩罚我们呢?她在开玩笑。

下一个鬼脸是狐狸。一只手将鼻子向下拽,另一只手从脑袋上面岔过来,把两只眼角向上提,提出两只细细长长的丹凤眼。

我们笑了,又止住了,这次比先前快一些。忍住没笑的,得到了奖赏,名字从右侧擦掉,写在左侧。

我不明白柳鑫是怎么做到的。她一点也不笑。难道蓓蓓和柳鑫商量过,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做好了准备?或者,是否柳鑫比我们其他人更害怕。她是共谋,还是她也可能出现在黑板上?最后出现最可怕,最后出现最难擦掉。

蓓蓓和柳鑫轮流各自讲了个笑话。模仿了后排笑得东倒西歪的那个男生的动作,夸张得让人笑得像痉挛一样,止不住。我屏住呼吸,这样笑不会发出声音。但身体忍不住,前仰后合地在动。而且脸上忍得真痒,想上手去挠几下,可那样就违背了手应当背在身后的纪律。我忍得肩膀都紧了,抖个不停。

名字越写越多,又抹掉了几个。右侧还剩余六七个,其中只有两个是女孩子的名字,让人羞耻,女孩子理应纪律更好。不想笑,害怕笑,又不知为什么像生理反应一样笑了出来也让人羞耻。像上了发条,被操纵,脸上动,身体也动个不停,前仰后合。这不应该,坐在那里就丢脸。在等老师回来拯救,也丢脸,尤其还难说老师是敌是友。老师也许是这一切背后的总统领。那可就太可怕了。老师真的知道在发生这些吗?如果不知道,回来以后,老师是否会相信我们,是否会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明白我们并没那么坏(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没想笑,而她们硬让我们笑。我们原本不会违反纪律的),明白她们有多坏?这坏是老师安排的吗?谁在测验我们?

那是记忆中一个很长的下午,也可能,觉得长,是因为不会看表。兴许才半小时、一小时,后来想起来总是一个长久到没有尽头的下午,很害怕地锁在那儿,上上下下的差异阶梯让人发笑。不过左侧有阳光自窗户透进来。而且是一年级下学期,春天快来了。

高考时我偶然碰见了柳鑫,我们在同一个考点。我们打了招呼。

中学时蓓蓓去新加坡留学。我再听到她的消息是十多年后,同学说,蓓蓓和男友一起去新加坡,她先毕业工作,男友去读了医学院,朝成为牙医而努力。这些年间他们结婚了,蓓蓓的工资负担二人的生活费以及丈夫的学费。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如果是真的,又是以怎样的勤奋做到的。最终丈夫毕业,顺利成为牙医,迎接生育。两个人过着和美富足的生活。

这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很像一位好母亲,传统故事中不时能读到的那种,谦逊、坚忍、怀着盼望又不因盼望太烈而动摇,不计回报,而且恰恰似乎是因为不计回报而充分收到了回报。一个美德的故事,只有工作、婚姻、健康都获得好结果,才是正义的。但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时——可能因为它确实不是关于母亲的故事,而是关于情人的故事——会有一丝怜惜,甚至有幸灾乐祸的味道。幸而,幸而灾祸没有发生。而且人们似乎在看这段婚姻将如何继续下去。它的运行会带着美德的负担吗?我们这代人逐渐喜欢考察的那些评价“fair”与“unfair”的要素,会如何发挥作用呢?老母亲会获得美妙的来世,或者道德的嘉奖,而妻子还额外要求此世的幸福。美德是否会代替爱呢,是否能够代替?想象轻易地进入情节剧的范畴。我无数次走过墓园,墓碑上刻着“Linda, devoted mother”“faithful husband”这样的人生总结。认真的母亲、忠诚的丈夫、深爱家庭的人,这时爱确实是一种忠诚——对社会角色的忠诚。墓碑不细说生平,省略一片混沌。对于奉献一切的母亲,人们是否乐见其失败或者不幸,就像对暴君?是因为那能够豁免我们道德的负担,还是因为那更靠近人世间的理性,能让我们不去沉湎于幻想,因幻想而陷入不幸?

不知道蓓蓓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些叙述里不提这点。只说,他是牙医。那么笃定,让我觉得他死后也仍是牙医。


2.贝贝

我带贝贝去上学。她说她不喜欢上学。你喜欢上学吗?她问。

我不太喜欢。

对此我提供过许多种理由。取决于所在的地区、对话的人,我在以下理由中选择一项,作为回答:

我视力好,听就听不太清楚。对了,你有没有发现在阶梯教室里,如果坐在后面就感觉听不明白?好像我得能看清楚说话的人的脸,才能听明白。我听课吸收不了太多东西,真的,线上课对我就只有更难。这是不是属于MBTI中的某种类型?你了解MBTI吗?

我喜欢睡懒觉。

最近我发现我好像有点ADHD。可能上学时就有,没诊断出来。要是有15分钟一节的课程,也许我会喜欢上学!

上学得上那么多年,是为了关住男孩子。不是为了我,我对社会没有攻击性。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今天我讲了蓓蓓的故事。十五年前,心理医生问我,你为什么在笑。你为什么说不出你的感觉?你为什么在分析?

“分析是我的工作,”他说。“你付钱给我,由我分析。”

取决于所在的地区,对话的人,我可以给出一个短回答,也可以给出一个长回答。简短的回答是,我喜欢拉开距离,分析让我拉开距离。长回答是包括蓓蓓在内的无数的经验中难以总结的片段,它们没有寓意,只是一个个片段——处境。至今是谜。我持续议论,无法叙说,想不出动机,给不出结束。分析和议论如同梦呓,延续到小说之中。

贝贝有由逻辑系统带来的平静,她的平静不靠压抑感情,也不依赖于忘记。她父亲说我应当学习她这一点。今天,在校门口,一位老师告诉我,她昨天夸奖了贝贝的柠檬黄外套。

“真好看,”老师这样说,“我好喜欢你的外套。”

“你想要吗?”贝贝回答。

老师和我一起笑。老师说,“她这样问我——就好像她有链接!”贝贝遇到事总会想怎么去解决,她不觉得一个表述只是夸奖,夸奖只是聊天,我们处在没头没脑的生活中。她要去解决问题,给一个更像结尾的下文。

我们的故事如何结尾?在一篇叫《说出即是惨败》的文章中,作家李翊云写,“故事不由我们让它开始之处开始,也不在我们希望它结束之处结束。”

但故事的开始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是我们作为读者与作者订下的契约。

故事的结尾呢?你是否能记住它?

我逐渐理解李翊云讲到的“故事”与“处境”的差别,那是虚构和生活的差别,或者这就是人们需要故事的原因。我试着描写生活,作家友人问,“这个故事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不出。在故事中,人有能动性,也就是清醒,并去行动,并为行动承担后果的可能性。结合起偶然(在生活中是运气,在故事中是设计),处境能够改变,也就形成了故事。一个孩子挠了脸,一个孩子把讲台上的人拽了下来,讲台上的人陷入思考,一个孩子对父母说了什么,突然响起门把手嘎吱嘎吱的扭动声,老师走了进来。猎枪射出子弹,否则为什么要把它挂在那里?那是神安排的世界,故事等于逻辑,故事是神,处境是人。在生活中,我们坐在椅子里。迷迷糊糊,有时人被操纵一样走上讲台,想看看有什么后果,有时人特意走出去,为了让人走上讲台,想看看有什么后果。有时候人被操纵一般冻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不行动,只猜测,甚至不是为了猜对。在海上生明月,在万里边塞,在桃花潭水边,在大江大河畔,坐在椅子里。在生活中什么能够改变人的处境呢?时间,回忆,讲述,以及人可能有后代的这项事实,最后这一项确是神对人间的安排。

我去开贝贝的家长会,老师讲中英双语学习的道理,以孩子掌握两种语言为例,一种掌握过程是“同步学习”,另一种是“持续学习”。我最初有点不懂后者,不是指先学母语、后学外语吗,为什么叫“持续”?

后来意识到它是对successive的翻译。前后学习,相继学习,有先后顺序的学习,也可以理解为某一种“持续”。有时,所谓改变,是不断去重复类似的处境。时间让处境成为回忆,即使讲述如同呓语。

十多年前,一位教授在课上说,Now是个重要的词,论文中看到它,你要停留一下。它以紧迫性唤起你的注意。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在那个阶段,我上的一门写作课上,老师说,你们需要学会写作,因为未来不再会有人因为看你写的东西而收到钱——收钱,不是付钱。我读你们写的东西,因为这是我工资的前提。未来你遇到的所有人都不需要读完你写的东西,即使你的东西是免费的,读者也会丧失时间和注意力。

他还多次强调story arc。黑板上画出曲线图。多年后,我看喜剧节目中评委的点评,才知道这叫“人物弧光”。他说,故事的结尾不是最重要的,而且结尾从来都不是高潮。结尾是高潮延伸出的那一点点,毕竟,高潮意味着人物发生了真真正正的转变,或者是核心启迪。在那之后,可能人物会看到天边的一道彩虹,可能会转身从湖边返回,可能送流浪汉一杯可乐,可能心甘情愿上了一辆陌生人的车。这个,那个,是光留下的余温。他还说了其他一些重要或是有意思的事,例如,不要在结尾让你的人物发现自己是在做梦并从梦中醒来,不要因为无法给故事结尾而杀死你的人物。梦和死是过于简单的处理。

是吗?也许,作为“处理”而言过于简单。人很难从梦中醒来。那么,我们的生活该如何继续,我们的故事该如何结束?告诉我。

责任编辑:舟自横

本文选载自公众号“先生制造”。

作者


淡豹
淡豹  @淡豹
淡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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