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奶奶的春节

过春节，就一个字，吃。

男女老少，吃个热热闹闹。松开腰带，吃个痛痛快快。

举起酒杯前：吃菜！吃菜！垫垫胃。放下酒杯后：吃菜！吃菜！压压酒——是彼此间最体恤的告白。而那一大桌子菜，历来是奶奶说了算。仿佛吃菜是我们的春节，而做菜才是奶奶的春节。

备菜从年前就开始了。腰果，花生，要炸。五香爆鱼，虎皮蛋，肉丸子，也要炸。那噼里啪啦的响油，就是她的鞭炮，灶头的火光，就是她的烟花。

奶奶做菜有两个特点。一，菜量大，二，调料少。

菜量大，好理解。年夜饭，年夜饭，光是讲出口，就浩浩荡荡的。在老人眼里，一顿饭只要有个由头，就仿佛获得了铺张的权利。年前那几天，奶奶逛菜市场，像刚拿到压岁钱的小孩儿，手松得很。看这个欢喜，看那个也欢喜。

但调料少，就属于她的个人信仰了。耗油，鸡汁，味极鲜，这类东西只能稍微滴两滴，意思意思。那分量，像给娃娃喂酒，拿筷头沾一沾，在舌尖点一点。多一滴，伤身，少一滴，没气氛。五香八角倒可以随便放，但五香粉嘛，只能意思意思。总之，看不出原貌的东西，通通是妖精变的。而奶奶眼里，最坏的妖精，是味精！

多年以后，我怀疑，每个家族每一代都会出一个“烹饪原教旨主义者”。家的味道，由他们守护。那时候，奶奶就是我们的守“味”人。

“不会做菜的，才拿味精戏弄人。”

“味精的鲜，是假鲜！”

“吃多了，要得癌！”

每个年三十的饭桌上，她都要三令五申。似乎吃含有味精的菜，是一种无比堕落的行为。好在年夜饭里，没泡面。要不然，桌子都得掀翻。在她眼中，世上的食物，数泡面最毒。你每吸溜一口汤，都是在吸毒——“还吃！还吃！瘾大的嘞。”

小时候，一放寒假，我就被爸妈丢奶奶家。为逃避作业，我总跟她到厨房，打下手。所谓打下手，也就是看着她对那些鸡鸭鱼肉下手。我要一上手，她就打一下我的手：“要死了你，刀是你能碰的啊！”我摇摇头，垫着脚，看向蒸锅里的芋头，奶奶便伸出铁掌，不怕烫似的，拨一颗，丢碗里，递给我。我接过，继续往台面上摸，随即又被打一下：“要死了你！那是刀啊！” 

我的脚垫得更高了：“不要刀，要酱油。”

奶奶说：“酱油有什么吃头！”

我摆事实：“爷爷吃芋头，就蘸酱油。”

奶奶往爷爷屋里恨一眼，扭身从灶台角落，拔出一瓶生抽，抠抠搜搜，滴了两滴，到我碗里。

“爷爷说，酱油最鲜。”我垫脚，争辩。

“胡讲！”奶奶一屁股坐下，顿时跟我一般高了。

“吃鲜，要吃大骨头熬出来的鲜......要吃大闸蟹蒸出来的鲜......要吃香菇虾米泡出来的鲜......”她絮叨这些时，屁股总坐在一张包了浆的小板凳上，本就不高的她，这么一坐，脸刚好和灶台齐平。文火之上，是一锅老母鸡汤。这是年夜饭的重头戏。

但其实，年三十，我和哥哥们爱吃炸鸡翅，喝冰可乐，大人们爱吃腰果，爆鱼，下老酒。再加上一整桌八卦阵似的——炒菜，蒸肉，红烧，白切。最后这一整只鸡，往往没人提得起兴致——起身，动筷。

爷爷说，年年炖鸡，年年剩！但奶奶说，炖鸡，炖的不是鸡，是汤。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锅汤，是给大家醒酒，暖胃的。所谓的大家，无非是她的孩子们。我的叔叔，爸爸，伯伯，姑父。其实婶婶，妈妈，伯母，姑妈也喝酒，但她们很少醉，所以这汤，只用来暖胃。

不对，喝汤的，还有爷爷。喝酒的家风，就是他传下来的。身体好的时候，他喝白酒，说白酒杀菌。身体老了，就喝黄酒，说黄酒养人。这么看来，爷爷也像孩子，奶奶的孩子。

忙了一下午，奶奶的脸，被灶台烘得格外红，是一年里最红的时刻。但红不了多久，她就会把菜板摆到地上，剁鱼肉。台面是叔叔花钱找人新做的，不锈钢，结实得很，但奶奶剁肉时不用。她说，楼房里的东西，都是花架子，弄坏了，划不来。

鱼肉剁碎了，先吃葱姜水，再吃点老酒，仿佛吃饱了好上路。我眼看着，雪白的肉泥，在奶奶粗糙的铁掌之下摸爬滚打。打出了劲道，才有幸在她的虎口处冒头。谁先冒头，谁就先被奶奶的勺子，刮进半锅冷水之中。一下锅，软塌塌的鱼肉，就瞬间出落成雪白的鱼丸。这时，奶奶抢过我吃剩的碗，在水龙头下胡乱一冲，接上半碗水，开始泡香菇。干香菇瘪得像标本，却在水里焕发生机。

等锅里水一滚，奶奶就把鱼丸捞进盛满凉水的铝盆里。此时鱼丸，愈发地白，而香菇水，愈发地黑。再看奶奶，脸红得发亮，背弓得发僵，像只熟虾。人都说，成熟的麦穗总低着头。但没人说，那也许是为孩子累弯了腰。

夜里，春晚开场不久，鱼丸，香菇，还有我吃剩的芋头，会在黄澄澄的鸡汤里汇合。当这锅热汤，在桌上坐稳，奶奶就见缝插针——谁酒碗一空，就帮谁盛上一碗，为的是让大伙儿少喝点。但爷爷会把添了汤的碗，推给我，接着喝他的老酒。于是，我喝的鸡汤，总有股酒香，一开始是白酒，后来是黄酒。

每到这时，奶奶就瞪向爷爷，又缓缓眯起眼，仿佛在用眼皮去夹——爷爷不停抿酒的唇峰。

后来，爷爷不喝酒了。但奶奶会主动买一瓶，给他倒一杯，搁在他的墓碑前。这杯很满，不过，也就这么一杯。剩下的，奶奶要带回去，做菜。

爷爷走后，奶奶爱上了睡觉。年夜饭，也不年年做了。尽管如此，菜单还是她定。鸡汤要有，炸鸡翅要有，腰果也要有。那几年，偶尔叔叔掌勺，偶尔姑妈帮忙。但更多时候，是叔叔在做，婶婶不会做菜，帮不上忙，就叫伯伯来。伯母也要来，但伯伯不让。先说厨房小，转不开，又说油烟大，熏人。叔叔说，熏什么人，就是心疼人。婶婶听完就笑。伯母更不好意思了，扭脸凶我，快，叫你爸来，都在厨房忙，就他个懒胚。

稍后，爸爸也加入了，可厨房倒乱成一锅粥。

“炸丸子，要猛火，外头一酥，就出锅。”

“火不旺，油不烫，丸子就吃油，吃了油，就腻。”

“猛火，外头焦了，里头还不得熟。”

“没事，反正要回锅，烩一遍的。”

奶奶听着子女的吵闹声，在床上笑。我问奶奶笑什么，她就一把勾住我的脖子，用她冰凉的铁掌，插进我的咯吱窝。我伸手去捉，却摸到几张脆生生的钞票。我说，不要。奶奶说，不要白不要。这时，有人路过，奶奶就头一歪，装睡。但嘴巴仍念叨着，大家都有的。

渐渐地，奶奶不但不做菜，连年夜饭也不起床吃了。就一个人靠床头，守春晚。小品一出场，爸爸便叫我拿碗，装点菜，给奶奶端去。但奶奶总摆手：“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说：“我们吃完了，你吃什么。”奶奶说：“吃鸡呀，反正有得剩。”说完，戴起假牙，凭空吃起了一只鸡，边演边问我，像不像王景愚。奶奶的牙掉得早，下排全是假的。假牙，嚼不上劲。吃饭时，得摘下来，丢杯里泡着。白齿红龈，逼真得骇人。

大年夜一过，爸妈放了假，我就回家住了。因此，我很难想象，她摘下假牙，一个人吃完整只鸡的样子。很久以后，我在网上刷到王景愚三个字，点开一看，是个吃鸡的春晚小品——他面前明明没鸡，却吃出一脸狰狞，转念想起奶奶，我的后颈，就钻出一股凉意。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奶奶走了，是睡过去的。大人们说，挺好，梦里走掉，不遭罪。可我觉得，奶奶不是在梦里走了，而是梦——醒了。这长达一生的梦里，装满了我们。但那一夜她终于——想起了自己。

二、伯伯的权杖

奶奶走后，年夜饭，叔叔做过两回，累个半死后，提议去饭店吃。市里有这样想法的家庭，不在少数。于是年夜饭，愈发难订。即使订到，也不舒心，菜是提前配好的，不能添，也不能换。服务员上菜也快，赶客似的。

一顿饭，往往是匆匆举杯，又草草散场。人到得也不齐。堂弟有时在外头跟朋友过。堂哥有了孩子后，常去嫂子家过。他老丈人住乡下，那里孩子多，地方大，还可以放鞭炮。确实比市里年味足。

但他爸，就是我伯伯，不管堂哥在哪儿过，他都不改年三十和兄弟姊妹坐一桌吃饭的习惯。即使后来中了风，腿脚不便，拄着拐杖，也坚持到场。

有一年，堂哥又没来，伯伯独自歪着嘴，抽着烟。见我来了，就举起又黑又亮的拐杖，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拐杖？”伯伯眼里闪过一丝不悦：“不不，不对，是权——杖！”他嘴角打颤，语调走样，提起拐杖，咚咚两下，杵响地面。我愣住，转头眨眼，向伯母求助。伯母笑笑：“你伯伯，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说着，走到伯伯身后，把拐杖往他椅背上一挂，下唇往前一噘：“呐，这就是——权杖。”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伯母又绕到桌前，把伯伯杯里的白酒倒给自己，给他盛了碗鸡汤。伯伯没作声。席间，大家举杯，助兴。伯伯就举碗，抿两口，那沾了汤的唇峰，亮晶晶的，跟爷爷好像。

酒过三巡，伯母小声在我耳边讲：“他呀，中风以后，心眼小了，脾气大了，规矩多，还爱拿乔。”我耸肩笑笑，不好接话。 伯母又说：“你哥没来，他心里不舒泰。”

此时，包厢门一开，外头的熙攘像滚油遇水，噼里啪啦地炸过来。服务员一手托着红红绿绿的船形果盘，一手将几盘吃剩的凉菜，并作一碗。腾出空后，果盘往下一搁：“菜齐了，”随后小声提醒：“这里不好抽烟的。”伯伯装没听清：“大过年，什么不好？”服务员没接话，垒起空盘，扬长而去。伯母掐过伯伯的烟，嗞一声，灭在醋碟里。转头又拉开身后的窗户：“散一散烟味。”伯伯听后，脸立马阴沉下来。

姑父举杯，打圆场：“不散不散。”

叔叔坏笑：“烟味就是年味。”

姑妈给伯伯舀了勺虾仁：“胡讲，烟花味，才是年味。”

伯伯拍下筷子：“年夜饭，就要......有年味，没年味，过......什么年？”说着，又续一根，伯母一急眼，打掉了他手里的烟。伯伯气得要走，可一起身，椅背上的“权杖”倒地。伯母啧了一声，帮他捡起，递到手边，伯伯没接。

后来我常常梦到这个场景。梦里伯伯隐隐地伸了手，只是“中风”让他的动作变了形。我想，中风不只是病，它更像是无情的时间，冲你，飞来一掌，你想躲，却被掌风击中！你无比懊恼，自己怎么不如从前矫健，也无比羞耻，怎么就中了时间的阴招。最后恼羞成怒——但愤怒的人，往往是失语者。于是那根“权杖”成了他想象中的话筒。

从那之后，年三十，大家就聚得少了，通常是，初五再碰头。这样一来，年夜饭就成了各自小家的任务。

三、鸡要有鸡味

大年夜，在小家过，也要有老母鸡，爸爸说，是规矩。但妈妈不爱吃鸡，隔夜回锅的鸡汤，叫她喝一口，堪比酷刑。黄澄澄的鸡汤，在她眼里是油腻腻的泔水。

好在爸爸会把吃剩的鸡，撕成筷头粗细的小条，加入咸肉丝，冬笋丝，香菇泡发后，切薄片，最后，加上铺上葱段，姜末，再淋入两调羹黄酒，大半碗鸡汤。抖几下胡椒粉，入蒸锅，不加一点味精，但蒸出来的汤汁，奇鲜无比，鸡肉更是软烂入味。我问他，这什么菜？爸爸说，不知道，当年奶奶牙不好，就是这么吃的。我摸摸后颈，原来，奶奶并不会像王景愚那样吃鸡啊。

长大后，我也学了做菜，偶尔技痒，想显摆。但一山不容二虎，一屋不容二厨。妈妈就很少做菜。她说，世上两件事，最考验关系。一是长途旅游，二是厨房打下手。长途旅游像过日子，厨房打下手就是过日子。前者看性格，后者看配合。我不信！妈妈笑，不要紧，虎毒不食子。

爸爸退休那年，妈妈命我去做年夜饭，表表孝心。我索性把销路不好的整鸡，大卸八块，按需分配。鸡腿鸡翅，斩小块，腌制，进烤箱，当小食。鸡头鸡爪鸡架，过麻油煸炒，淋米酒，做汤。剩下的鸡胸肉，剁碎，做丸子，下汤里。我做菜，调料下得狠。还好，对爸爸来说，味精不是妖精，五香粉，也能容忍。这大大减少了我俩在厨房里的摩擦。

可我说过，一个家里，总有一个“烹饪原教旨主义者”。如今，爸爸就是！用嫩肉粉是他的大忌。那是厨房里的违禁品。我说，用了嫩肉粉，肉又嫩又滑。爸爸说，那是偷奸耍滑。是饭店图省事，才用的伎俩。

说来也巧，我每回“偷奸耍滑”都被他捉到。一捉到，他就用食指关节，敲两下菜板，作为警告。于是在那束“老大哥”的目光下，我抛弃了嫩肉粉，将小苏打领进门。虽然小苏打，食用碱与嫩肉粉发挥着相同作用，但因名字纯洁，被爸爸勉强接受。不过若他亲自下厨，这些白色粉末，仍上不得台面。

腌肉，必须黄酒作底，铺葱姜丝，上手抓，抓出葱姜水。此时，肉丢进去，撒盐，调底味，手虚握，在碗里，顺时针画圈：“鸡精，味精再鲜，都是虚的。跟糖，醋一样，只能提鲜。”此时，手上画圈，配着嘴上的讲解，叫他像极了一位敲木鱼，念心经的老和尚，“这盐，是鲜的底，有了它，鲜味才有根，菜出锅，才有了鲜的理由。”期间，还不忘少量多次，淋入清水。

这一套无限接近于信仰的动作下来，肉嫩没嫩，是次要的。手法的娴熟、配料的干净，才是他的追求。

忙完一阵，必须要点上一根烟，在吞吐烟雾里回回神，也让那块肉，好好回味刚刚那番——纯洁的洗礼。但他手中的肉，往往吃水量不够，可以说是——远不如我使用苏打粉的情况。但那又怎样，对他来说，那些白色粉末，就是奶奶眼中的味精，通通是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糟粕。

可当我说，那烟算不算糟粕时，爸爸会说，那是传统，中国人抽烟是很早的。我说，你听说过虎门吗？说完，顿感不妙，虎门离他太远，而他的食指关节，离我的脑门太近。

夜里，年夜饭上桌。

妈妈从汤里夹起一颗鸡肉丸子，投到爸爸碗里：“点评一下！”

爸爸看都不看：“蛮好。”

我正要举杯，却被妈妈摁下：“说说，哪里好？”

爸爸舀了口汤，喝完“哼”一声：“自我感觉良好。”

我举杯的手，悬在空中，盯着爸爸，亮晶晶的唇峰。

爸爸放下筷子：“鸡要有鸡味，吃不出鸡味，干嘛要吃鸡？”

我顺口说道：“我妈不爱吃鸡。”

妈妈顺势举杯，跟我碰了下。叮啷一响，仿佛好戏收场。

爸爸看向妈妈，缓缓眯起眼，轻声说道“下次，汤出锅前，记得加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