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地铁时接到了母亲电话。现在是下班高峰期，地铁站的人很多，我好不容易等了两趟地铁的时间，才排到可能挤进下一趟地铁的位置。所以我挂断了，想告诉母亲回家再给她回电。没来得及发微信，母亲又重新拨了过来。

手机顽强地一直响，这让我的心一沉。黑暗的隧道里，第三趟地铁正呼啸着减速进站，但我没心思顾它了。从队伍里挤出来，我往公共卫生间走，那里安静一些。

电话那头的母亲说，怡怡，你爸病了，情况不太好。

果然。什么问题？我问母亲，尽可能地希望自己镇定一点。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总之是脑子里长了个东西，母亲说。我还想再问，就隐约听到了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唉，讲了不用说，你告诉她能有什么用？

还好，父亲至少还能说话，神志清醒。

我说，我这两天请假回来。好，母亲没再多说了。今天大寒，北京冷不冷？家里降温了，这几天冷得厉害，回来多穿点，她叮嘱我。

我在北京已经待了十多年。从老家桂东到北京读书，毕业后继续留在这工作。如今我三十出头，这是个分水岭般的年纪。大部分来北京的人到了这个岁数，要么成功留下，或者至少是看到某种留下的希望，于是结婚成家，在北京的某处角落生出根来、不再飘荡；要么转身回家，或是回到离老家更近的大城市找出路。但我偏偏两条路都没走。

桂东是湖南东南山区的一个县，没有高铁站。我回家得在最近的郴州西站下车，去客运站坐大巴。桂东夏天不热，冬天也没那么冷，可毕竟是山里，体感多少更寒凉。大巴到桂东时已经天黑了。听母亲的话，我多加了一件薄羽绒背心，但下车也依旧打了个哆嗦。不光是低温的侵袭，多少也有对未知的隐约惧意。

赶到医院时，父母亲都在，正巧碰到医生查房。父亲一头黑白掺杂的短发，或许是因为住院不便洗头，有些凌乱油腻地伏贴在额上。原本粗壮的臂膀藏在已经穿得宽松的秋衣里，多了几分空荡荡，往常粗重的呼吸也显得单薄了。他坐在病床上，但精神气色都还不错，这让我安心了些。

父亲见我，只是嘟囔，你回来做什么，折腾！

刘国强的女儿？一旁刚查完房的管床医生没走，叫我去办公室。

颅内肿瘤，这个词从医生嘴里说出来，让我坐立不安。肿瘤在脑部占比较大，边缘比较模糊，倾向于恶性，影响了他的视觉和行动能力。但万幸的是，暂时再没有扩散，医生拿着片子指给我看，我看不懂。

他叹气，现在很多人都这样，信自己多过医生。你父亲就是，开始有症状不检查，后来只愿意保守治疗，直到现在这个情况。万幸的是，还有手术的空间。

那是不是做手术切除就能康复了？我问他。他说，要是早手术，更好解决，术后预期也更好。只是你父亲发展到了这个情况，还有基础疾病，手术风险蛮大的，我们做不下来。

做不下来，什么意思？不是说，还有手术空间吗？

要做手术的话，得去省城。医院我们可以帮忙联系，但因为是异地医保，手术与术后的费用，你们的负担会比较大，医生说。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看见母亲在走廊里等我。所以我叫你回来，母亲用浑浊的眼睛望向我。你爸不想告诉你，也不想做手术。

医生刚刚说过，不做手术，父亲的脑子就是一颗炸弹，并且同时存在随机和倒计时两种可能的引爆方式。我知道，家里没什么积蓄，哪怕加上我那点可怜的存款也不够。想了想，我对母亲说，把新房子卖了吧。

父亲干了一辈子林业工人，刚退休没两年。我们一家一直住在不大的职工宿舍里，直到前几年单位分房，给了父亲一套三室两厅的指标。我还记得收房的时候，父亲走在小区里眼睛发亮的样子，他说，这新房子，以后要留给怡怡的。那时我心想，我怎么会回桂东安家呢？但我什么也没说，没必要破坏父亲的好心情。这套房子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一家三口到现在，依旧用“新房子”来指代它。

我和母亲回到病房里，我向父亲重复我的意见。他眉头拧得极深，望向我说，不做，我能说能动，现在也还好，不用做。哪里好？一直安静的母亲突然出声。你怎么不跟女儿说，你之前还能走，现在就是只能动了？拖拖拖，一定要把自己拖到眼里去？在这个语境的湖南话里，眼的意思是坟。我有点意外，她很少如此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的，尤其还是否定父亲。

果然，父亲有些挂不住脸。卖新房子？那是刘怡的！我打断他，那我们去找人借？父亲的性格臭得像块旱厕里的石头，从来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找人帮忙。

父亲不说话了。我说，病一定要治，不用借，我们卖房。既然你说房子是留给我的，我就决定卖。

我始终觉得荒唐，恢复健康不好吗？为什么会有人不想活呢？一套房，真的那么重要吗？

气氛不好，终究还是母亲打了圆场。怡怡，你先回家放行李吧，她指着我放在门边的旅行箱说。

我只是逢年过节回桂东的时候，才住这套“新房子”，我对它的情感都比不上我从小住的单位宿舍。我也不理解，父亲也不过只住进来两三年，为何对它有那么强的执念。

父亲精心装修了新房子。比如客厅地板是白色大理石，在父亲眼里就等于漂亮两个字，是他两次三番往市里跑，选了又选，比了又比，才慎重定下的。又比如卧室的实木地板和红木家具，则是父亲作为林业工人的某种执念，从下料，切割，再到拼装，他在熟人的工厂里盯了全过程。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些中式和欧式过时风格的混搭与堆砌。但父亲满意，好像这样的装修就圆满了他对于好房子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母亲经常调侃他，装修钱花得比买房还多。父亲节俭，这是他这辈子最大一笔开销。我把行李箱拖进我的房间，路过厨房门口，想起刚搬进来时，听到做客的姨妈偷偷向母亲揶揄说，花了那么多钱，装修得像农家乐。

父亲住院，母亲陪床，回家也只是做饭换洗。家里不常有人，南方也没有暖气，屋里头的凉意比屋外头更甚。我找了找，拖出来小太阳插上电。那是我小时候家里便有的东西，是父亲单位发的，质量好得很。它逐渐亮起来，缓慢地左右摇头：头朝向哪边，哪块空间就礼貌性地暖上一暖，等它的头转走，又很快重新凉下去。聊胜于无，多少给了这屋子一点温度和生气。

我给母亲打去电话。你赶紧回家休息吧，我今晚陪床。我也跟我爸聊聊，再劝劝他，我说。等我胡乱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出来，母亲已经到家了，在费劲地把一床被子塞进编织袋。我赶紧上去帮忙。

要给你爸多盖一床，你一会带过去，她叮嘱我。忙活完手里的事情，母亲望向我，怡怡，要靠你了。我看着母亲灰暗的眼睛和浮肿的眼袋。我说，我爸生病，我回来照顾，天经地义的事。

还有卖房子的事。

我笑了笑。妈，我一直没结婚生孩子，在外面工作，也不回桂东，你怪我吗？我问她。

母亲李薇的文化程度不高，各种零工和小买卖都做过。这几年，她在县里一所中学食堂帮忙。从我毕业开始，父亲就一直想我回湖南，在桂东或者郴州考个有编制的工作。他更希望我快点成家，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老姑娘，在县城里绝对是大逆不道。但他败在了桂东和北京的距离上，对我始终无可奈何。但母亲与父亲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她也问，也催，也介绍对象，但话总还是落在“你过得好就行，有合适的再结婚”上。她这一点根本不像是县城那种观念传统的妇女。

妈，什么都没有命重要。这房子是你们俩一辈子挣下的，只要能救命，卖就卖了。可能只是你和我爸又要住回去老房子了。我开着玩笑，不习惯这么严肃的话题。

母亲缩在小太阳边，烤着手。你也跟你爸好好讲，她站起来往卧室去。母亲说，我这段时间，累啊，但是睡不着觉。你回来了，我就敢吃药，好点睡一觉了。

我心疼母亲，有那么一瞬间，我为自己始终在外漂泊、没法看顾父母的十多年而感到某种愧疚。

主卧里母亲很快便鼾声大作，她已经累得没有精神洗漱了。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想起母亲叮嘱我给父亲带去的被子忘了，于是又返回去取。一进门，正好听见母亲放在床边的手机铃声大作。她的铃声是那种鸟的叽喳叫声，声音从喇叭里放出来，分贝足够高，燥得那鸟叫都有些失真。

可母亲依旧睡着，也许是安眠药效太好，也许是母亲太累，鼾声与手机铃声此起彼伏，不逞多让。

我赶紧进去，把她的手机拿出来，不想把她吵醒。接起电话，电话那头说，刘国强家属？病人有变化，抓紧来。听声音，像是先前见的管床医生。很严重吗医生？我麻起胆子问。医生应该也听出接电话的是我，语气放缓了些说，来个人就行。好，好，我心依旧悬着，答得仓促忙乱。

母亲还在黑暗的卧室里酣睡。放回手机，我一人急急忙忙往医院赶，那床被子终究还是顾不上，忘了带。

父亲夜里指标异常，跟医生说身子没力气。我到医院时，他已经稳定下来，只是半边身子动不了了。医生跟我说，哪怕保守治疗，也随时都可能这样，进一步恶化。

父亲安静地躺着，见我进来，也不做声。性命暂时无虞，我自然升起些恼火来。一定要这样，越拖越严重？我问他，他依旧沉默。他藏在被子里，只露着半只青一块紫一块的手，已经被长时间的输液催得浮肿。以前粗粝又坚硬的父亲，从没在女儿面前显出过如此虚弱的样子，我的郁结最终还是化成一声叹息。父亲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父亲，执拗、急躁、独断，一身毛病。我的学业、工作、生活，裹挟了大量我和父亲的冲突。但他又的的确确是最在乎我的人之一，也是我最在乎的人之一。

为什么不想手术？我在床边坐下，放缓了语气。父亲很久没说话，直到我怀疑父亲是不是睡着了的时候，才听见他低沉的声音。太花钱了，他说，手术之后万一再复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已经无意再去指责父亲什么早发现早治疗，就根本到不了这地步之类。我说，治得好，医生说的。爸，你的退休工资养得了你和我妈，我养得了自己。我也不需要房子养我，但我治不好你。房子能治得好你。

想了想，我又补了一句。而且，我不回桂东生活，回不来了，我说。好久，父亲才说，做，卖。两个字嘶哑得破了音，不知道“卖”字后面是不是还接着的第三个“哎”字的叹气，听上去怪异又滑稽。

早上，母亲带着那床被子匆匆赶来。父亲还睡着，我在病房外说了昨夜父亲的情况，也说了他终于同意卖房手术的决定。母亲像是缓了口气，靠在墙上。我闻着一股淡淡的油烟味，是她身上那件穿了好多年旧棉衣，这几年随着母亲出没在中学食堂，想来那味道沁进了棉花芯里，是洗也洗不去的。好啰，好啰，她说，幸亏你回来了。唉，怎么就把好日子过成这样了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母亲。我不觉得她与父亲之前过了什么好日子，但当然比现在强。妈，你和医生说我爸上长沙手术的事吧，我转移了话题。我去弄卖房的事，要是没那么快，看能不能抵押贷款之类的。

桂东很小。县城随着沤江延伸，又被无处不在的山挤回沤江边上，看上去又细又长，就像砖缝之间艰难长出来的青苔。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县里几家中介之间跑，把房子的信息挂上去。我走在主路上，冬天沤江的水位低，但依旧在我脚边流淌。县城人气不旺，路上的人稀松。我穿着贴身厚实的毛衣，但仍感觉裹紧我的是股寒意。

几乎每个中介都直言，县里的房产流通性没那么好，又是急卖。哪怕能出手，价格肯定也低于均价。所以我这边挂售，那边去银行办抵押贷款。房本最开始父母亲便落的是我名字，我去办抵押手续也没那么复杂。只是年关将近，整个县城都懒散下来，我算是催着请着银行的评估经理帮我走完流程。她跟我看了房，给我报的价只有二十万。这比当年父亲拿了指标之后的买房价，才仅仅高了一点。

父亲的治疗费用应该是够了，可我仍想跟她再磨磨，是怕未来还会有什么意外支出，但或许也有些别的念头作祟。经理说，县里的房价摆在这了，我最多再给您申请两万块，二十二万。我说，我这房子也不是毛坯呀。

她笑得很委婉。装修了，也没法给您多算，她说。

我自己也不觉得房子的装修多么好，但听到经理的话，仍不免有些苦涩。要是父亲听到他倾注金钱和精力的房子被人如此评价，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心情。正巧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长沙的医院和科室，要是这几天不抓紧转院，手术就只能安排在年后了。

一切事务便以父亲在年前手术为目标了。我将抵押房子的二十二万额度贷满，在大年二十六将父亲转入了长沙的医院。手续，检查，一切顺利，但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法松口气。手术定在了大年二十九，那才是场硬仗。

怡怡，你说没问题吧？我和母亲在医院边的宾馆住下，收拾东西时，她问了又问，显得很不安。房间不太亮，床头的射灯开着，正好斜斜地从母亲头顶穿过。她只是在脑后粗粗扎起干枯的头发，头顶飘了一层碎发，杂乱得张牙舞爪，白发在射灯下反着光。

父亲之前不让母亲告诉我他生病的事。于是她一个文化不高、见识不多的女人，只能独自照看父亲的一切。父亲又根本不听母亲的话，于是她又眼看着丈夫一步一步到了如今的地步。母亲告诉我，她担心父亲的身体，生气他的顽固，还有疲惫到力不从心。所以直到大寒那天，她才决定给我打电话，因为她实在撑不住了。

这让我觉得父亲对母亲很过分。哪怕我明白，他是不想让远在北京的我担心，但我依然生了怨气。怪他的顽固，怪他对母亲的消耗，怪他把母亲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可看着母亲这副焦急的模样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的怨气这时好像又不值一提了。我心想，我们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这几日父亲越发地寡言少语。我只能频频找话安慰他，别紧张，你看检查都顺利，医生说没问题，做完手术就好了。我一说他就点头，是啊是啊，不紧张，向我挤出个笑脸。但我也仍紧张得要死，父亲同样也不会真的被宽慰到，我们只是相互给对方些慰藉罢了。

直到二十八那天晚上，父亲突然心态变得平和起来。我劝母亲早早回宾馆休息，今晚我陪床。父亲平躺在床上，侧着头看着我忙里忙外，突然说，你在外面，该用钱用钱啊，不能过得抠抠搜搜的。我自己过得好呢，我手上的活不停。他突然一笑，也是，你都一个人十几年了。你妈也是个舍不得的人，把自己过得苦，你要多留心照顾她啦。

手上的活顿了一下，我这才听出来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和母亲，都是节俭的人。从前的日子物资匮乏，这是刻进他们那一辈人骨子里的美好品德。后来经济发展了、日子好了，我也长大独立了，他们便不再是节俭了，因为勤俭节约的反义词其实是铺张浪费。有些地方多花点钱，买点东西，让自己的生活更舒服一些，根本都说不上铺张。

于是节俭成了小气。但他们没苦我，只难为自己，成了对自己小气的人。这种小气好像又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刻在他们性格上的某种惯性罢了。父亲也在这种惯性里，把自己拖成了如今的模样。难受忍着，看病费钱。买点药吃，检查费钱。保守治疗，手术费钱。日子蒸蒸日上，是时候享福了，但他们当年这些勒紧裤腰带的人，却还把自己留在原地。

那肯定的，我应着父亲的话，手上继续忙起来，假装没听出来父亲是什么意思。

二十九，我和母亲一起把父亲推去手术室。父亲这时反倒比谁都乐观了，他刮了头，显得年轻了几岁，躺在平车上，仰头看到母亲眉头紧蹙的样子，还安慰她：个把小时就出来了，有什么好急的啰！手术室的铅门把我和母亲拦下，我想扶她去坐下，却拉不动她——她贴着门站着，眨着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铅门，好像眼神能望穿铅门，看见里面的父亲。

直到天黑，我们终于等来医生告知手术顺利结束的消息。我长松一口气，母亲拉着医生的手，一遍一遍感谢。医生说，手术是成功了，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接下来就要看他恢复的情况了。我们只看到一眼父亲。他睡在平车上，被推进ICU。

很快病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阴性，说明肿瘤细胞被彻底切除了。

ICU通常不允许探视，只能通过责任医生和病人视频。父亲没醒，医生只是拿手机拍了拍父亲插着鼻管沉睡的样子，我和母亲恨不得把手机屏幕上每一个低清晰度的马赛克都看清。

大年三十，我和母亲是在ICU外面度过的。ICU外不止我们，我看着ICU外三三两两的病人家属，甚至还有独自一人的，昨天手术成功的欣喜都好像淡了几分。医院的这一层都属于ICU，电梯出来便只有一条走廊，没有房间，没有窗子。常闭的铅门在走廊尽头。铅门里庞大的ICU病区是生人勿进的，成为生死之间、普通人不可视的那片混沌。家属们在走廊里或站或立，我切实地感觉到肉体和灵魂都在此处历劫，身上莫名多了些冬天之外的寒冷。

空气中的消毒水味儿和不锈钢味儿在弥漫、升腾。我视线里几乎只有白色和灰色，唯一不同的颜色，是重症监护科铁招牌上贴的红色福字。这里的一切都光秃秃的，不知为何，让我想到父亲收房时那套差不多光秃秃的毛坯房。

接到医生电话是初四。她说，病人清醒些了，你们今天可以进来看一下。母亲一见睁着眼睛的父亲，便哭得说不出话，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只好先上前去问父亲，你认得到我是哪个？也许是我带着口罩和无尘帽，他眯着眼睛费力辨认了一会，才艰难地说，婆婆子。方言里，那是老婆的意思，父亲把我认成了母亲。医生开玩笑，这是你女，不是你婆婆子啦！父亲嘟哝着，听不清说些什么。我扶起母亲，她没说话，却只摸摸他的手背。父亲皮肤现在皱得像张牛皮纸，包裹着下面青色的血管，起起伏伏；母亲的指尖同样粗糙。两者碰到一起，那微小的摩擦声却让我心安。

父亲始终恢复得不算快，达不到出ICU的标准。重症监护的费用每天一万一万地跑，我在自动缴费终端上打印费用明细，每天的费用都会吐出长长一条小票一样的详单，这头还没吐完，那头就已经自然地卷了起来。在我眼里，那就是水龙头放水时一圈一圈旋转的水表。但幸运的是，水龙头终究在花光水费之前被拧紧了。父亲转入住院部，我和母亲都松了一口气，不仅为父亲的康复，也是庆幸现实不再考验我们更多了。

接到中介电话是初八。他说，有人想买这套房子，我初步谈了谈，二十六万。有买家当然是好事，早一天卖，早一天还贷，少一天利息。我转头和母亲说，要回趟桂东处理卖房的事，有什么要带的。母亲正在给父亲剥橘子，扒了皮，细细地把白色橘络撕去。她说，要不然把家里的毛毯带来？黄色的，上面画了老鼠的那床。医院里蛮热，你爸盖两床被子发毛毛汗。我知道母亲说的毛毯，画的是皮卡丘。

父亲听到了，砸吧着嘴，把母亲塞给他的那瓣橘子吞下去。他现在意识基本清醒了，只是反应和说话有点慢。没几天我就转回去了，怡怡你带，麻烦。回头，超市里买一床吧，他说。母亲想想，居然也同意了。

我一人回了桂东。十几天过去，这里还是那种沁凉的温度。买家已经跟中介看了房，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也在外地工作，打算买给老家的父母住。果然，房子的装修对他来说也是累赘，都是要敲掉重做的。我们俩聊了聊，最终在二十八万谈妥。签完合同，他听了我卖房的缘由，不知是不是联想到同样在外工作的自己，显得很客气。我倒是不急，你们慢慢搬就是，他说。

回到了新房子里，那台小太阳还摆在客厅中间，没来得及收起。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这套商品房，作为父亲这个老工人心里，他辛苦一辈子得到的“福利”与“馈赠”，如同他脑子里的肿瘤一样，被割干净了。

回到北京那天是春分。温度升起来了，但北京温差大，早晚还是挺冷。短短两个月，好像变了很多，好像什么都没变。我在地铁排队，看着密集的人群恍神。想起我今天离家之前，母亲一反以前地问我，怡怡，你考不考虑回来？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给了她否定的答案。母亲有些失望，但也没多说，只是又关心起我来。春捂秋冻，小心倒春寒啊，别那么着急减衣，她说。

地铁呼啸进站，我拉上外套拉链，挤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