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潭樱花开放的时候，我见到了摆摊的庄舟，他是个野生作家。我见到他时他刚把阵地从北大和清华改到这个春天可以赏樱的公园。他的书摊摆在一棵樱花树下，粉白的樱花尽落到他那些自费出版的书籍上。他撷起一朵花瓣自嘲道：“什么时候我能像这些樱花这么受欢迎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庄舟常流露出一些胆小如鼠的拘谨，可能是经常换地摆摊卖书的缘故。

庄舟卖书很特别，用辆婴儿车做流动摊点，他说他把书籍当成自己的孩子，再三强调把作品看得比生命还重。他是个偏瘫作家，说话口齿不清，要凑近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走路也不便，每次走路都像在画圈，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像儿童在写字。

晚春的樱花还没谢，游人在每棵樱花树下拍照，还有少女穿着与樱花撞色的汉服，拖着长长的裙摆游园。但没有人在庄舟摆摊的这棵樱花树下拍照，哪怕这棵樱花开得最茂盛。他选在这里摆摊，就是看中这棵樱花的美丽，原以为它能带来人流量，没想到那些人一看到他从婴儿车里掏出的书，就兴味索然四散而去。庄舟摆摊与旁人不同，他不会像别人摆摊那样，把货物全部摆出来，而是等有人走近，再悄悄从婴儿车里摸出一本书，环顾下四周问道：“好书，二十一本，买不买？”因偏瘫的缘故，这句话在旁人听来就有些滑稽，也有些害怕，来不及摆手就匆匆离去。他说这种地下接头一样的叫卖方式保留住了他最后的自尊。

来玉渊潭游玩的人没有心事，他觉得自己选错了地方，他应该再去火车站试试。自从北大和清华管理严格以后，他也就失去了这两处固定摊点。他曾一度去火车站摆过摊，不过那里人流量就算也多，可都是匆匆忙忙的赶路人，很少有人会停下来买他的书。唯一的一本还是卖给了一个心事重重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背着被褥，提着锅碗瓢盆，刚要踏上离开北京的火车，没来得及拍照留念，就买了一本他的书权当来过北京的证明。这件事对庄舟意义重大，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价值远远大过了长城、颐和园等北京各大标志性建筑。可是，后面火车站就没有人再买他的书了，倒是多了几个负责抓小偷的警察。那几个警察没有盘问他，虽然他早把身份证攥在手上准备好了。他离开火车站是受不了广场上那座北极星大钟，他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了。

每个人流量大的地方他都摆过摊。离开火车站后，他还去过地铁上摆摊。推着婴儿车，经常被挤地铁的上班族当成奶爸，纷纷给他让座，可他坐下后却从婴儿车里摸出一本书，跟刚给他让座的小伙子奋力售书。这名小伙子没有让他起来，因为他虽然是伪装的奶爸，但身上的残疾总归是真的。有两名游客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好不容易排队坐上地铁又被挤散，一个被挤到扶手环下，握不住任何一个扶手环，因为所有扶手环都被其他人紧紧握住了；另一个被挤到了车门边，外面一闪而过的广告看着有些眼花。两人中间塞着几十号人。扶手环下的那名游客眼睛盯着到站就会变红的站名，离到站还有五六站就在提醒同伴到时别忘了挤下去，见同伴没听到，就去拍前面那个人的胳膊，让其代自己传话。这个人也这样让前面的人传话。等话最终传到时，没想到却坐过了站。

庄舟说这一幕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他天生偏瘫，小时候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出去玩，而且待在房间没有电话，喊饿父母也听不见。那个时候他偏瘫不好说比现在严重还是轻微，因为那时他虽然无法走路，口齿却很清晰，不像现在能走路了，话又说不利索了。他怀疑是手代替了嘴，让他把想说的话都写进了书里。眼见于此，父母就用两个纸杯一里一外做了两个传声筒，当他尿急或者肚饥的时候，就拿起房间里的纸杯把自己的需求告诉给客厅的父母。他说他在那趟地铁里看到了自己呼啸而去的童年，后来他就没再坐过地铁，害怕在地铁上再看到有关童年的点滴。

以他的身体条件，当作家是最好的选择，既不用风吹日晒，也不用肩扛手提。可他显然低估了写作的难度，很长一段时间不得要领，他觉得是家乡的水土不适合养出一名作家，便在二0一三年的五月份，偷了父母五千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没有钱租好房子，好在那时还有地下室。四百块一个月的地下室足够放得下一个作家梦了。

庄舟见在玉渊潭摆摊没生意，便提前收摊回去，带我去见见他现在住的地下室，离玉渊潭不远，就在四惠百子湾。来北京后情况的确有所好转，起码会有记者去采访他，我也是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报道对他产生了兴趣，想着找他聊聊。他说残疾在别的职业里是拦路虎，但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就是缪斯。

我们打车到了百子湾，我付的车费。他把婴儿车拖下来时，司机以为里面的是婴儿，主动帮忙抬，待发现里面是书后，就把手松了，害得他的作品撒了一地。我帮他把书捡起来，他笑着说这就是现在的人对待文化的态度。这时我才发现，他很健谈，只要有个聊天对象，他估计能连续讲一天一夜，而且话题还不会重样。他说很多来采访他的记者都带有色眼镜看他，就像看一只马戏团里会抽烟的猴子。

“我要像史铁生一样得到尊重，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拖着婴儿车领我进了一个老小区，墙皮像从地下出土的黄纸，书写着这栋五十户人家的喜怒哀乐，“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正常人看待的人。”地下室没有大门，原有的大门也被卸了，因为里面潮湿，需要有风灌进去，“只要把我当正常人就行了，既不用因为我身有残疾拔高我的作品，也不用因此而贬低我的作品。写得好坏跟身体有没有残疾没关系。”

地下室潮湿且寒冷，好像还没来到春末夏初的季节，仍然是霜冷雪寒的凛冬。走廊两边是“非”字型的房间，每扇门都向外开，若是有小孩在这条走廊上奔跑，说不定会撞到突然打开的门。庄舟的房间在最里面，而厕所和洗手池则在地下室的入口，每次去上厕所或者晨起去刷牙洗脸，都要经过这条长长的走廊。房东并没有看在他身体不便的份上把最外面的那间房租给他，因为在地下室每间房的价格不看大小，而是看靠近阳光的距离。庄舟说这里有好几间房住着未来的艺术家，正走过的这扇门里住了一个歌手，每天早晨都能听到他在吊嗓子。我说那不会觉得吵吗？庄舟说外面的汽车鸣笛才吵，外面的街头叫卖才吵，外面的广场舞才吵，而这里的吊嗓子却能使人如听仙乐耳暂明。庄舟利用他的步履缓慢挨个向我介绍这些房里的住户，走过了右边歌手的房间，就来到了左边画家的房间。庄舟说这个画家很神秘，他从来没见过他，有一天从他门口捡到一张废纸，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素描：一个只有轮廓还没血肉的女人。他曾给这张画添加面孔，可是却误把自己的脸画在了上面。庄舟说他渴望爱情就像在渴望灵感，可是灵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肠刮肚迟早会登门，而爱情却始终觅不到踪影。说话的功夫就走到了他的房间门口，他还有几扇门忘了介绍，但他却说那几扇门没什么好介绍，里面住的是一些日夜颠倒的保洁阿姨，每天半夜起来洗洗涮涮，上午回来唉声叹气——这些是真正被物质所累的可怜人。

开门进去，他的房间昏暗无比，开灯后亮度依然不足，不过却能一眼看到天花板上铺设了几条白色巨型管道。他说这些管道就是这栋楼的大动脉，楼上五十户人家的健康与否全系于此。我的眼睛适应不了这种只有白天三分之一的光明，只好把门敞开，利用走廊上的光亮看清屋内陈设。床摆在靠窗的角落，开不了窗，阳光不足，窗上也没有藤蔓缠绕，只有生锈的螺丝像僵死的蜗牛一样趴在上面。床上的被褥很薄，但很干净，一丝异味都没有。庄舟迅速捡起床上一团被揉皱的卫生纸，往垃圾桶里丢去，然后掀开被窝，喊我过去坐。

我从门边走到床畔，看到床的大半都被衣服所占，正愁该不该坐下时，他把衣服一件件拎起来，挂到了墙上的钉子上。墙上已有许多孔洞，这根钉子曾钉在上面，但都坚持不了多久，有的没有挂重物就松了，有的挂了重物连同钉子一起掉了。只有现在这个地方最适合钉钉子，挂上衣服还是很牢固。

我坐下来后，感觉床板很硬，不过我不在乎，这张床是这间房里目之所及最柔软的地方。庄舟正把婴儿车里的书一本本掏出来，但没有摆进书柜，因为他没有书柜，也没有放到冰冷的地板上，而是放进了一个废弃的浴缸里。庄舟说这个房间除了他和他的书，很多东西都是捡来的，摆摊用的婴儿车是从商场垃圾桶里捡来的，捡来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没被咬过一口的奶瓶，现在这个奶瓶去掉奶嘴后就成了他喝水的杯子。放书用的浴缸是上个住户留下来的，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有人在地下室安浴缸。这间房没有卫生间，浴缸在这里形同摆设，或许有人睡不惯硬木床，喜欢躺在浴缸里睡觉。浴缸满是污垢，他用牙刷刷了好几天才恢复到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白。地下室洗澡不便，加上他洗澡又慢，每次都比正常人花掉更多水费，而且次次厕所门外还有人催他快洗。

有了这个浴缸，他就用浴缸泡澡，用洗脸盆去厕所一趟趟接热水。他上肢无力，不敢每次提满盆水，只敢一次提半盆水。饶是如此，搬运过程中，还是会洒掉很多水，搞得潮湿的走廊更加潮湿，就像回南天里长久不干的地板。此外，还要防止两边住户开门，这要是突然有道门打开，很有可能他会连盆带人撞上去，泼自己一身。浴缸很大，他要接十几趟才能放满半个浴缸，更要命的是，往往水接够了，最开始放进去的热水也凉了，捎带着最后一次滚烫的热水也凉了。不过这可难不倒他，他会用热得快插进浴缸里加热。有几次热得快没拔，他就脱光衣服准备躺进去，差点把自己电死。从那以后，他学聪明了，不再去接热水，而是去接冷水，接满再直接用热得快烧热。

他形容自己的第一次泡澡就像刚出娘胎，尘世犹如一个巨大的胎盘，所有人都泡在贪嗔痴的羊水里，只有出世那天才能迎来新生。他在神采飞扬的讲述中，顺便讲了一篇自己写的《美人出浴图》：她先用指尖试了试水温，假如旁边有花瓣，或许还会往里放几片，不管什么品种的花都行，玫瑰牡丹芍药可以，野菊花桂花牵牛花亦可。然后她就给自己宽衣解带，把自己当成半成品雕塑，投入冒着热气的浴缸里塑形。水温正合适，她躺在浴缸里把脑袋支起来，把浑身泡透了才愿意活动活动身子——泡澡是闹中取静，是大隐隐于市，是一种跟尘世偷来的半寸闲。她把疲乏泡走后，瞌睡就来了，好像缸中热水成了一张柔软的棉被。她盖着水做的被子渐渐睡着了，可是跟保暖的棉被不同，这张水做的被子却越睡越寒。她被冻醒了，醒来发现水早已凉了。她起来穿好衣服，又拿上了脸盆。

“怎么？还没洗够？”我问。

“不是，要把洗澡水一盆盆端出去泼掉。”他说。

每个美好的故事都要有一个滑稽的结尾，就像每个残酷的故事结尾都要有一条光明的尾巴。这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同样也是对自身下的一个注脚。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浴缸用来装书了呢？”我问。

他显然没有想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们问的都是一些务实的问题，比如吃饭购物租房的钱从哪来？他可以对这些问题顾左右而言他，但我这个问题似乎触及了他的灵魂，使健谈的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此时走廊传来了脚步声，一种由高跟鞋踩出来的踢踏声，在狭长的走廊上清晰可闻，犹如一通准时接到的用稿来电。而庄舟此刻的反应也符合如上所述，只见他慌忙从床上站起，走到门边，立即把门给关上了，但没有最终关上，还留了一道缝隙，他的眼睛像蚊子一样趴在门缝里。

“房东吗？”我压低声音问。

他没有回答，末了招手喊我过去。我起身过去，他拉宽了几公分门缝，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她有一头不像长在地下室，倒像长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的秀发，穿着一件不会使人想入非非的包臀裙，没有穿每个男人都会忍不住偷看一眼的丝袜，红色高跟鞋不高不矮，此时正背对着我们在开门。她住在庄舟对面，有时一开门就能打个照面，当她在家的时候，庄舟不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把门随便敞开——反正我屋里什么也没有，小偷才懒得光顾，而是会把门虚掩。这个举动表明他并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而自己又忍不住想看到她——对方经常不关门。

我决定把门打开。我说只要把这道门打开，你就会知道对面的人并不特别，也是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眼睛，没有三头六臂。庄舟慢慢地坐回到床上，我一时不知道该把门打开还是彻底关上，只好任由门保持原状——光真能从这道五公分的门缝里照进来吗？走到他身边，问他怎么了？

他依旧没有回答，而是从地上捡起一本他的书，让我看第一篇。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把他的书介绍给我，这不禁让我五味杂陈，因为我既害怕看到坏小说——这不正说明了凭借一腔热血是当不了作家的吗？又怕看到好小说——这无疑说明现在还有怀才不遇一说。

我胆战心惊地翻开了这本庄舟的书，看到第一篇叫《可拆卸钢琴》，大意是：钢琴完整时无人问津，无屋放得下，但拆解后每间屋都放得下，也方便拿。每次要弹时，就将摆放房屋各处的琴零件还原成一架钢琴，就像一张折叠床一样。

庄舟待我看完，告诉我说这是他来北京写的第一篇小说，接着努努嘴强调道这是专门为对门那个女人写的小说。我看到这篇小说开篇有句献给X的题献。

“你不知道她的名字？”我问。

“我没跟她说过话。”他说。

“要我帮你把这本书送给她吗？”我问。

“不要。”他说。

我把书放回浴缸。庄舟起身把我刚放下去的书摆正，好像这样一来浴缸里漂满的文字就不会再溺水了。

“你听。”他停下摆书的动作。

我没有听见什么，我现在成了一个聋子，需要靠庄舟讲给我听，我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对门那个女人又脱下高跟鞋在弹钢琴了，弹的是李斯特的著名钢琴曲《爱之梦》。我是时候该走了，我怕我在这里待久了，不仅会耳聋，还会失明。

“你不觉得书比我更适合躺在浴缸里吗？”他没有叫我留下，依旧在摆弄浴缸里摞得齐整的书籍，就像在砌墙一样。我走出庄舟的房间，不忘转身把他的房门留出一道缝。我看到对门关上了，关得很紧，门缝甚至没有光溢出。也没有听见里面的声音，好像这是一块被单独切割出去的空间，还缠了好几圈搬家用的透明胶带。

我从走廊上出去，沿途经过的黑白琴键般的房门（庄舟语），全都没有开启，这个地下室的作息与外面的完全颠倒。走到出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扇酷似智齿般凸起的房门，然后头也不回地往阳光倾泻的地面走去。我知道这颗智齿不可能取得与正常牙齿同等的地位，迟早有一天它会被彻底拔掉。

外面阳光正浓，空气中还漂浮有专门往人口鼻处钻的柳絮。北京好就好在春冬都会下雪，冬天是水做的雪，春天是种子做的雪。阳光是前种雪的天敌，是后种雪的温床。我看到晴好天里的雪花长久不融，像放大无数倍的尘埃游荡在人们的头上。

从那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庄舟，也没看到过他的新闻。我们拥有彼此的联络方式，但谁都不愿做第一个主动联系的人。我住得离他不远，甚至很近，就在他住的那个地下室楼上。这栋楼有二十九层，我住在顶层，他住在负一层，中间隔着三十层的锅碗瓢盆和茶米油盐。每次睡觉的时候，我都会侧耳倾听一会儿，以为能听到他在地下室里的奋笔疾书声。他是个左撇子，不是天生左撇子，而是右半边身体偏瘫，导致他只能用左手写作，不过即使是左撇子，他使筷子和握笔仍然很标准，不会把饭粒扒到地上，也不会把文字的偏旁写错位置。最终我没听到他的圆珠笔划破稿纸的声音，倒又听到了隔壁轰鸣的装修声。

楼里的电梯无法抵达地下室。我坐电梯来到一楼后，还得走出单元门，从另一侧放满了旧沙发的矮门走进去。原有的铁门被卸了，随意丢到一旁，上面还挂了一串虚设的防盗链，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防盗锁吊在上面，像一只被蛛网困住的黄色甲壳虫。

地下室的走廊没有什么变化，倒是在尽头多了一架不会摇头的电风扇。也是，只有空间足够，电风扇摇头才有意义，在这个狭长的地下室，电风扇永远只能往同一个地方吹。有了电风扇，地板没那么潮湿了，不过走在上面，脚底却很黏，好像踩到了胶水。沿途的房门依旧没有开，我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哪一扇门贴了对联，这是一个喜庆不合时宜的地方。距上次去看庄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当时玉渊潭还有樱花盛开，潭中还有荷花与凫水的鸳鸯，现在那里只剩樱花树的枯枝，只待把降下的雪当成又一场在春天里开放的樱花。大年三十，地下室却丝毫没有年味，住在这里的人甚至舍不得在门上贴“福”字，半年前这里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庄舟在走廊尽头的房间仍旧没有上锁，我甚至能通过门缝看到里面有没有开灯。我轻轻把门推开，但门还是发出一声剁饺子馅的声响。我坐在庄舟的床上，准备等他回来，带他去吃年夜饭。开灯后，天花板上的白色管道有些发黄，还有蜘蛛在上面结了一个指纹状的蛛网。在这样的地方织网真能捕到猎物吗？浴缸里的书所剩无几，不知是卖出去了，还是拉出去摆摊了。除了昼伏夜出的劳力者会闹出动静，这里其实非常安静，很宜居。就在我进来的这会儿功夫，吵了我大半年的装修声已经完全没有了。在此之前，哪怕我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耳朵里也还会传来电钻的嗡鸣。

我已说不上来自己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清静了，我高兴地躺在了庄舟的床上，双脚垫在他叠好的被子上，脑袋枕在自己的双臂上。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时，我都会认床，在陌生的城市睡不着，但现在我却在一张仅有一面之缘的床上发出了鼾声。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把我推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窄窗外的光线还是晦暗不明，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庄舟站在我面前，倒像个不知所措的闯入者。我起身把床让出来，让他坐下来歇一歇。

“你回来了？”我问。

“嗯，你怎么来了？”他说。

“快过年了，来看看你。书卖得咋样了？”我问。

他蹲下来把婴儿车里的书放回到浴缸里，摞起来的书跟我半年前看到的还是一样高。我们坐在床上聊天，聊的是彼此这半年的生活现状。他还是老样子，小说仍然发表不了，依旧“自产自销”。

“你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问。

“别提了，新媒体编辑，每天追逐所谓的热点。”我说。

“新媒体好，新媒体赚钱。”他说。

我跟他不是同类人，他是捕捉生活碎片的艺术家，我是追逐热闹的暴发户，如果有可能，我倒很愿意跟他交换。生活对他是匀速运动，对我却是加速运动。

“对不起，你的报道我没写出来。”我说。

“是想再深入了解我吗？”他问。

“不是，老板说没热度。”我说。

“哦。”他说。

生活就像他这声“哦”，充满了失望与沮丧。我不敢看他的脸，半年前，他以为我会跟别的采访者不一样，不会把他当成那只会抽烟的猴子，而会完全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事实证明，我的确和别人不一样，可是不一样代表着难产，代表着跟不上潮流。之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他从床上起身，过去打开房门，蹲下来整理浴缸里的书籍，把垫在最下面的书摆到最上面，又把中间的书垫到下面，最上面的书则插进中间。他用拧魔方的方式整理书籍。

“你怎么把门打开了？”我在打开的门里能直接看到对门，但现在对门却关上了，他还是看不到住在对面的她，“你后来有跟她说过话吗？”

“没有。”他随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炽热的眼神却被一堵无情之门拒绝了，只好把铩羽而归的眼神继续放在“旋转”了几遍的书上，“她好像搬走了。”

“好像？”我问。

“我也无法确定到底搬没搬。”他说。

我叫他跟我一起去吃年夜饭。他犹豫了会儿，慢慢地从婴儿车里掏出一袋馒头，还有一包榨菜，“不用麻烦了，我的年夜饭准备好了。”

“丢了，年夜饭要吃点好的。”我说。

他还在磨蹭，我在门口等得不耐烦，走过去拉他，却误把他的钱包弄到了地上——他正背对着我数钱包里还剩多少钱。我看到满地犀牛灰的零钱犹如没资格长在公园里的野花野草。他赶紧蹲下来把零钱一张张捡起来，叠好放回到钱包里。钱包有一个破洞，我看到了苗族阿哥王德安脸上那抹浅笑。

在金钱面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像谈论小说时那样充满自信。小说对他而言，就像一副崭新的眼镜，使他的双眼放光，可提起金钱，却像摘了眼镜的近视眼，双目无神，估计连视力表上那个4·0的“E”都看不清。他很清楚出去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

“就当我给你的采访费了。”我说。

“采访还有钱收吗？”他问。

“有，一般会给受访者一笔费用。”我说。

“那我请你。”他从被窝里掏出一件羽绒服穿上，袖子上有羽绒在拉丝。穿上羽绒服，他走路更慢了，“你猜我的身体接触过最多的两样的东西是什么？”得知不用吃人嘴短，自己还能难得做回东，他恢复了往日乐观，“你肯定猜不出来。”

“拥抱和亲吻。”我说。

“你在拿我打镲吧。”他走在我前面，还一个劲地回头催我走快点，“是空气和衣服。”

假如一个人的身体从出生那天起，只接触过空气和衣服，从未接触过拥抱与亲吻，这应该是一件悲伤的事，可在此刻的庄舟嘴里，却像一桩美事。生活中任何一点好事，哪怕再微小，都会让他暂时忘记生之苦，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夸克甜”。

我在“伯伦不归酒店”订了一桌年夜饭，我不知道庄舟是哪里人，加了一盘既能让北方人宾至如归，又不会让南方人挑理的饺子。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到商场电子屏幕里的烟花竞相开放。庄舟很少下过馆子，落座了这么久还是有些拘谨，每次服务员过来帮他倒水，他都要站起来表达一声谢意。

“喝酒吗？”我问。

“只能喝一点点。”他说。

半口酒下肚，他的脸红润了不少，坐姿也自在起来，话也变多了。酒就像他的小说，都能让他壮胆，可是生活中酒能常与人共饮，小说却无法常与人分享，他的寂寞就像午夜过后就会停电的电子屏幕，没有人知道里面曾有过的盛景。出乎预料，桌上的饺子他一口都没动，反而是那碟鲈鱼吃了不少。他还告诉我鲈鱼腮盖肉最好吃，最有嚼劲，因为这里是呼吸的地方，而呼吸总要最用力。

他把鲈鱼的腮盖肉留给我，夹了一块鱼腩肉——据我所知，鱼腩可比腮盖肉好吃，送进嘴里后，没有直接咽下去，而是轻轻抿着，好像里面有根鱼刺。

“我想求你件事。”我说。

“好啊，我就知道这顿饭是吕太后的宴席，没那么好吃。”他放下了筷子，抱着胳膊看着我，偏瘫的右手向外曲张，像只对危险举钳的螃蟹，“终于像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露出原形了吧。”

我没料到他的反应这么大，看他席不暇暖就要走，立马起身留住他，“你知道我要求你的是什么事吗？看你这样子好像美军对日军下了哀的美敦书，尊严受到了挑战似的。”

“肯定没好事。”他停下了脚步，但仍没坐下来，“你是不是早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此话怎讲？”我问。

“我这个人虽身有疾，”好像真有鱼刺卡住了他的喉咙，他拿起杯子一连喝了好几口水，服务员见状，又过来给他倒满，但这回他却没有道谢，“但我的小说却写得比任何人的都好，你肯定是看我的小说属我名难发表，就想用这顿鸿门宴鸠占鹊巢，让我把小说送给你，你好用自己的名义拿去发表。枉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成了枪手。”

“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肘子，这都哪跟哪啊？”我没想到庄舟不在住处上锁，却在自己的心里上了一把重锁，“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我是问你能不能跟我换一下住所？”

“没骗我？”他慢慢坐了下来，但还没拿起筷子，因为他还没确定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我住的那个地下室狗都嫌，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换房子？”

“我图清净。”我看到他手离筷子很近，却迟迟不敢重新握起筷子去夹菜，把自己半饱的胃填饱，“当然你要不愿意我也不强求，因为我住的地方条件虽然好一点，但却很吵。”

“你是合租的房子？”他问。

“不是，整租的一室一厅。”我说。

“墙壁不隔音？”他问。

“也可以这么说，隔壁经常装修，你能忍受吗？”我说。

“换，干嘛不换？不就吵嘛，我连闭门羹都吃了不知道有多少，这点吵算什么？”他握起了筷子，夹起了碟子里剩下的最后一块鱼腩，这次他没有放进嘴里轻抿，也没有直接嚼，而是像吃果冻一样直接吸进了喉咙里，“我们什么时候换？”

“吃完这顿饭就换。”我把装鱼的碟子推开，把那盘饺子推到他面前，碟中只剩一具鱼骨架，有点像庄舟曾捡过的那张没有骨肉的美人素描，“我那里有一台电脑，你可以随便拿去用，有了电脑，你就不用在纸上写作了，这会让你写得快一点。

“写作可不能贪快，不然思考就会像现在的预制菜那样显得粗糙和套路。”他显然没怎么吃饱，眼睛一直盯着那盘凉透了的饺子，“不用，我不会用电脑，用手机发微信都困难。我还是喜欢用笔写。”

我们吃完年夜饭从酒店出来，此刻万籁俱寂，大年三十的热闹犹如昙花一现，需要等到天明才能看到人群涌动，出门拜年，不过大城市里的年味终归会淡一点，拜年需要乘地铁坐公交穿过中轴线，去到城市另一端，完全不像庄舟老家直接开门就能说上那句“恭喜发财”。

庄舟以为这次换房需要打车，没想到我就住在他楼上。当我带他乘坐电梯来到位于二十九层的住所时，他仍无法相信我们之间竟离得这么近。我打开门迎他进去，可他的脚却不敢踩到地板上。“从今天起，你就把这当自己的家，进来吧。”我把玄关处的鞋柜打开，拿出拖鞋给他换上，“热水器只要保持78度就行，已经供暖了，你摸摸暖气管，热对吧。厨房还有米面，你可以自己做饭，冰箱里的东西也可以随便吃。”

给他逐个介绍完，我拿起自己的随身用品，把钥匙交给他。他随我到地下室搬书，把浴缸里的书放进婴儿车里。我送他上去坐电梯，“你知道门牌号吧？”

“知道，2902，不用送了。”他说。

我回到地下室，躺在现在暂时属于我的床上，一股失重感像青春痘一样遍布全身，犹如被遗忘在太空的一艘飞船。四周非常安静，不用担心再有昼伏夜出的劳力者扰我清梦，他们都逾山越海回乡过年了。我把叠好的被子铺开，拿起庄舟留给我的脸盆穿过走廊去厕所接热水。

一共有三间厕所，大小和形状都酷似街头的公共厕所，每间厕所都有一个热水器，但需要插卡莲蓬头才会出热水。我把庄舟给我的水卡插进去，用盆去接从莲蓬头里流出的热水。

房间里的浴缸空了，我把逐盆接来的热水倒进去，想学庄舟一样在地下室泡个热水澡。今天是旧岁的最后一天，明天起就是新的一年了，庄舟说他在老家除夕要洗一个隆重的澡，要在洗澡水里放花瓣，如此才能驱除一年来的晦气。

我把浴缸接满热水后，把手探进去，发现果真如庄舟所言半冷半热，我脱光衣服把身体搓热，再大喊着躺进去，就像北海的冬泳爱好者那样。我知道冷与热不同，前者能使人保持清醒，后者却能让人昏睡。我没在浴缸里睡着，反而刚下去就起来了。我起来穿好衣服，再次穿过那条狭长的走廊，走进居中那间厕所，插上水卡，脱光衣服，让从莲蓬头里流出的热水从我头顶像块石头一样砸下来。水温很高，厕所逐渐变得一片模糊，等我洗完，仍然氤氲着一团雾气。

我洗完澡躺在庄舟的床上，却由于安静迟迟无法入睡。这时我才想到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过年装修师傅应该也回家过年了，我的隔壁不会再有持久的电钻嗡鸣声，而我却把好不容易从新年手里争取到的清静拱手送给了庄舟。我不好意思再和他换回来，起码春节过完之前我都要暂居这个地下室。

过年期间我在北京没处可去，整座北京城一下子变得像个群蜂逃逸的蜂巢，轻轻敲击一下这个蜂巢，似乎还能听到千万人的叹息，我一时竟无法习惯人少的北京。不过即使在北京需要替一千万外来者忍受一千万份的孤独，我也不愿意回家。回家意味着需要让人从里到外审视一番，回家意味着在重温童年时还必须做好时过境迁的觉悟，回家意味着你已过了收红包而到了要给别人红包的年纪。

我没有坐公交和乘地铁，只是沿着附近闲逛。许多商铺都关门了，街上最多的是那些同样没有回家过年的外卖小哥。他们穿着蓝色和红色的衣服，忙着给留在北京的人送餐。

我走到了四惠河畔，河岸上春天会吐丝的柳树都枯萎了。今年是个暖冬，四惠河没有结冰，有许多冬泳的大爷正把自己浑身搓得发红，然后大叫着投入水中。他们在冰冷的水中冒出脑袋，哈气成冰，上岸后赤膊接受着那些路人的注目。

我在岸边看到了庄舟，他过年也不放假，仍在岸上摆摊售书。但没有人愿意在他的书摊前停下来，他们更愿意把目光放到冬泳者身上。庄舟看到了我，招手喊我过去，我看到他没再用婴儿车装书，而是用了一个浴缸装书。

“从哪捡的浴缸？”我问。

“地下室。”他说。

“你怎么不经我同意，就私自闯进去拿东西？”我问。

“我敲门了，你不在。”他说。

“你一个人怎么拿得动浴缸？”我问。

“塑料的，很轻。用绳子就能拖过来。”他说。

庄舟说完看了一眼那些冬泳者，然后把书从浴缸里拿出来，用绳子拖着浴缸往河堤走去，那个样子像极了拉船的纤夫。我看到他把浴缸沿着石阶拖下去，把浴缸放到水中，然后自己也跳了上去。河面荡起了一阵回旋涟漪。

“快上来，危险。”我喊道。

“再见了，我的朋友。”他朝我招手。

“你的书不要啦？”我问。

“不要了，反正也没人看，就让它们被当成垃圾收走吧。”他说。

“我家的钥匙呢？”我问。

他没再回答，坐在浴缸里径直往南漂流，冬泳者纷纷把河面给他让出来，浴缸像条白鲸划破了水面。我看到河面的雾气越来越重，渐渐无法再看清那个浴缸和坐在浴缸里的庄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