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妈的堂弟，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家人亲戚都叫他“小的”（没错，哥哥就叫“大的”）。小时候我不敢相信有谁的名字会这么随便，写作文就改成“小得舅舅”，他说改得好，“小有所得”，欣然接受，让别人也这么叫他。这个名字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连我妈都想不起他大名叫什么。

小得舅舅到我们那个海边小镇那年，刚满二十一岁，他的未婚妻十九岁，都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小得舅妈已经怀孕五个月。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狼似虎的计生人员会上街抓孕妇强行流产。小得舅妈生下表弟阿海后，他们一家又在我们那里继续躲了半年，说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回去比较安全。听得我战战兢兢，以为那些人还会上街抓宝宝，不满半岁就不算人。

不过那时听说他不走了，大家都高兴坏了。“大家”包括我妈、舅妈、我姐、表弟表妹、我、外婆、姑奶奶，有的是喜欢他织的毛衣、帽子，有的是喜欢他设计的大摆裙，有的是喜欢他做的木头手枪和秋千，有的是单纯喜欢他这么招人喜欢。

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包括我爸、舅舅以及几个做木匠、竹篾匠、渔夫的表舅们。也难怪，说起来他们都被小得舅舅祸害过。比如我爸的渔网每次经他修补之后看起来完美无缺，可就是捕不到鳗鱼苗了，出海一趟又累又贵又危险，把我爸气坏了。舅舅家有钱，桌子柜子用的都是好木材，结果就被小得舅舅看中了，一个个改得奇形怪状，到处都是乱七八糟（舅舅的说法，我们忠实粉丝后援团都觉得很美）的花纹和弧线，找不到一条直线。同理可以想见我的木匠、竹篾匠、渔夫表舅们为什么不高兴。

不只在我们这些亲戚家，小得舅舅在镇上的口碑也是两极分化。粗略划分一下，可以说女的都喜欢他，男的都不喜欢他——考虑到我表弟、堂弟和邻居哥哥弟弟们，只能把未成年男的也算成女的。

刚到镇上那阵子，每次小得舅舅和未婚妻手拉手上街，拥挤的街道都会自动给他们让条路来，连路两边的摊贩们都不做生意了，抻着脖子看他们。待遇堪比早几年回乡探亲、给族人发金戒指的台湾老兵们。不只是因为小得舅舅公然牵着小得舅妈的手，也不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好看——当然，他们俩确实很好看，在我的印象中，小得舅舅年轻时鼻子挺直，嘴唇薄薄的，有点像台湾演员谢祖武；小得舅妈大眼睛，厚嘴唇，笑起来嘴很大，很像香港演员蔡晓仪——更是因为他们俩太鲜艳了。小得舅舅总是穿细格纹西装外套，米色、黄色、褐色的细小格子，配色协调，看着很高级，据说都是他自己改出来的，穿在身上特别贴身，不像我爸、舅舅穿的那种松松垮垮、穿起来披披挂挂的土西装。小得舅妈穿各种色彩缤纷的条纹毛衣，据说是小得舅舅亲手织的，都是镇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配色，深黄配浅紫，水红配墨绿，那么鲜艳，那么耀眼，衬得其他女人都像是从黑白电视机里出来的。

我们温州人又勤快又爱学习，没过多久，每个妈妈都给女儿织了同款条纹毛衣。就连素来对时髦熟视无睹的我妈，也连夜拆了几件旧毛衣，给我姐织了一件红白相间的条纹毛衣。我见了也想要，结果织到第二个袖子没毛线了，我妈拆了另一件毛衣，续了一只翠绿、玫红相间的袖子，我穿上以后看起来就像长了一只耀武扬威的麒麟臂。好在没人嘲笑我，因为别人的妈妈审美水平跟我妈半斤八两，家里的旧毛衣库存也差不多。等大家把旧毛衣都拆过一遍之后，整个镇子的女人、孩子都穿得五彩缤纷的。每次课间去操场上排队做操，我都感觉眼睛快被闪瞎了。因此，长大后在北京看马蒂斯画展，我就觉得平平无奇，如果这叫野兽派，那我家乡镇上的人们就是神兽派。

大概是觉得盗版太泛滥太低劣，优美的原版也被拖下水，显得低劣起来，小得舅舅很快就升级了小得舅妈的条纹毛衣。加上各种复杂的麻花、镂空、浮雕花纹，还把袖子加大，变成蝙蝠袖，妄图用高难度技巧让妈妈们知难而退。但他低估了我们温州人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妈妈们一见时髦转了风向，纷纷连夜拆了旧毛衣。没过几天，大家的条纹毛衣都加了麻花、镂空和浮雕，针脚复杂得就像迷宫，织起毛衣来就像表演杂技。我从小习惯晚上看电视时靠着我妈的胳膊，伴随着棒针有节奏的运针入睡，那阵子也不得不改变习惯。因为每次刚眯上眼睛就快睡着了，忽然就被我妈一把推开：“别靠着我！我挑针呢，被你弄得掉了好几针！”

织毛衣容易，做西装却难得多，况且布匹那么贵，没人敢轻易尝试。小得舅舅很庆幸自己还能好好穿着优雅的细格子西装外套。不过，镇上的裁缝店老板嗅觉敏锐，察觉到大家对那身衣服的垂涎，就盛情邀请小得舅舅去店里当客座师傅，尽管他从没正经学过裁缝。小得舅舅本来不愿意，觉得自己只是临时在这里待几个月，何况他那时的梦想是当童安格那样的大歌星，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后来待得久了，发现钱太不经花，孩子又快出生了，他就去了。没做几件西装，他就设计出新的爆款，大摆裙，女人们每天排着长队在裁缝店门口等着量腰围。他还会改衬衫，普普通通的衬衫经他一改就像朽木开花了一样。他给我妈改过一件棕色格纹衬衫，我妈一直穿到薄如蝉翼不得不扔为止。裁缝店生意太好，钱太好赚，我妈劝小得舅舅自己开一家裁缝店，小得舅舅压根不听，那时他已经迷上木匠活，每天跟着木匠表舅刨木板，弄得满身都是刨花和木屑。

在小得舅舅那些变幻莫测的兴趣爱好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木匠活。他会按照我的身高给我做专用的靠背椅，给我做各种木手枪，不是其他人那种光秃秃的白板手枪，而是精心雕刻了手枪构造的每一个细节，握手的位置还有仿橡胶的纹路。还给我做了新秋千，不是我爸做的那种一块木板绑两根绳子的简陋秋千，而是连搭在树上的横梁都经过设计的高阶专业版秋千，绑绳子的圆孔外侧有弧形凹槽，打磨得滑不留手，以免摩擦绳子。他越做，野心越大，很快就盯上家里的桌子、柜子、门窗乃至竹篱笆，先是小修小改，再是大拆大建，再后来干脆砍了院子里一株我外公亲手种的杉树，要不是我妈及时拦住，他还想跟海边的造船厂师傅学造船。

第二年春天，小得舅妈生了一个儿子，小得舅舅那些狂热的兴趣爱好总算暂时偃旗息鼓了。因为难产，加上卫生所的医生经验不足，表弟阿海出生时脑袋被拽得变形，头顶又长又尖，就像独角怪。外婆、姑奶奶就说，都怪小得舅舅手欠，天天刨木头，鼓捣这个鼓捣那个，把儿子的头鼓捣成那样了。这种说法虽然令人费解，却因为混合了传统的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和谐音讳言的原理而颇得人心。为了宝贝儿子，小得舅舅似乎姑且信了，不再刨木头、想着造船出海，而是每天用掌心抚摸阿海表弟的头顶，努力把它压扁再捏圆。

小得舅舅是那年夏天走的。到了秋天，条纹毛衣和大摆裙在镇上已经不再流行。后来，我妈也把条纹毛衣拆了，织成普通的毛衣。大家很快都忘了他，除了我。因为我有木手枪和靠背椅，还有扎在水杉树林里的真正的秋千。再后来，镇上的小孩中间流行滚轴做的木板车，类似现在的滑板，我求我爸给我做一个，他用之前的秋千板钉上三个滚轴就算完事了。那时我就无比想念小得舅舅，就像想念他和他未婚妻穿的那些细格子外套和彩色条纹毛衣。那是一个格子和条纹的世界，一个有颜色、有秩序又变幻莫测、精彩纷呈的世界。

在我心里，小得舅舅只属于那个世界，他们是神仙眷侣，来我们这里就像被贬下凡，地上一年不过是天上一日。

关于小得舅舅的消息都来自我的亲舅舅。听说他回家乡后正式结了婚，开了一家裁缝店，生意很不错。后来听说裁缝店关了，他开了一家馆子，做得一手好菜。再后来又听说他关了馆子，学会酿黄酒。到我上初中时，听说他也不酿酒了，跟着家族兄弟们去新疆当倒爷，把温州小作坊生产的内衣、袜子、皮鞋卖给俄罗斯人。我不知道当倒爷和做裁缝、厨师、酿酒师相比是不是更有前途，更不懂这些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是以一个孩子的心思猜想，跑那么远至少应该更有趣。背着行囊横跨整个中国，想想都觉得豪气万丈，我要是小得舅舅，还想接着横跨整个亚洲。每次遇到舅舅和小得舅舅打电话，我就央求他给我捎一件维族马甲长裙和一顶小圆帽。没想到裙子和帽子还没到我手里，小得舅舅就从新疆回来了。

他是躺在担架上回来的。据说他先是在俄罗斯挨了冻，连续发烧一个星期，扛不住了才回到乌鲁木齐，终于查出脑膜炎的时候，已经半身瘫痪了。

小得舅舅在县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会跟着我妈去看他。他晒黑了，长胖了，剃了光头。因为一直躺在床上，看起来还变矮了。他笑着跟我说对不起，走的时候太忙太赶，没来得及给我带裙子和帽子，等他好了再给我带。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真的相信瘫痪只是暂时的。小得舅妈似乎也相信。尽管住在闹哄哄的多人病房里，每天只能挤在折叠床上睡几个小时，她仍然像以前一样穿着颜色鲜艳的毛衣，认真地画眉毛、涂口红，像一只花蝴蝶一样在病房和走廊里飞进飞出。

不过，在小得舅舅住院的最后那段日子，我已经看到一些变化。比如小得舅妈不再涂口红，头发随便扎成了马尾，乱糟糟油腻腻的。比如小得舅舅越来越胖，脾气也越来越坏。有一次，我和我妈在走廊听见小得舅舅在骂舅妈，说她太懒太冷漠，不给他翻身，害他背上烂了个疮。小得舅妈哭着回骂，说日子过得这么惨，他还长那么胖，她根本翻不动他。

之后没多久，小得舅舅就出院回家乡小镇了。那是我外公的祖居地，一个古老的水乡，在另一个县，那时的交通依然靠铁皮船，出入不便，我好几年没见过小得舅舅。后来听说他离了婚，阿海表弟归他，小得舅妈改嫁镇上一户不错的人家，又生了儿子。又听说她经常回来看小得舅舅，给他带些吃的穿的，还会偷偷给他塞点钱，小得舅舅都收下了，一点没生她的气，也不在乎别人笑他戴绿帽子都戴得那么开心。

上大学前，我陪我妈回那个水乡小镇探亲，相隔五六年终于再度见到小得舅舅。他变得更胖了，可能是长期瘫痪在家的缘故，还变得很白，躺在厨房旁边的阴暗角落里，白得像一只幽灵。大概是老远就听见我们来了，他很端正地坐在轮椅上，外套扣得整整齐齐，只是腿不方便，下半身穿的还是棉毛睡裤，看得出外套里面也是棉毛睡衣。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如果你也曾看过谢祖武演的言情剧，见过他年少佻达、鲜衣怒马的模样，就会明白我是什么心情。在我心里，小得舅舅是人间谪仙客，早该回他的云霄宝殿去，没想到反被贬到阴曹地府里了。

我妈坐在床沿跟小得舅舅闲聊，问他腿怎样了，同时尽量不去看床上乱糟糟的被子和衣服。小得舅舅说他一直在做康复训练，再过两年肯定能恢复，说着说着还拿出针线开始织毛衣。婶奶奶在一旁说，小得舅舅闲着没事就帮人织毛衣，因为手工好，工钱比别人高很多。我妈讷讷地夸毛衣好看，趁小得舅舅低头织毛衣，飞快抹了一把眼泪。

我默默坐在旁边，看小得舅舅织毛衣。那是江南水乡常见的那种狭长形房子，前门是沿河走廊街道，门口映着河水的波光，亮得刺眼，衬得屋里特别暗，越往里越暗，到了厨房那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小得舅舅就坐在那片黑暗中，低头织一件彩色毛衣。

上大学后，听我妈说，小得舅舅攒了些钱开始放债吃点利钱，织毛衣之外也帮人拆借，赚点利差。后来，我妈也偶尔从小得舅舅那里借钱，有时还能听见她打完电话抱怨小得舅舅太无情，“催债就像催投胎，一厘一毫都不通融”。气劲过了，她又反过来帮小得舅舅说话，说他一个人瘫在轮椅上，只有老娘不嫌弃他，还要操心以后给儿子盖房子的钱，难免把钱看得比别人更重。只要有机会，我妈总会帮小得舅舅介绍一些生意，有时他周转不开，我妈还会垫钱帮他过个桥。

没过几年，小得舅舅几乎成了那个纺织业发达的水乡小镇的地下钱庄。说来好笑的是，他凭借的不只是灵活的脑子，更是瘫痪的双腿——就因为他瘫了，出钱的和借钱的都不怕他跑了。据说有不少残疾的人听了都跃跃欲试。对此，小得舅舅笑着对亲戚们夸耀，别人瘫了是行动不便，他瘫了是稳重可靠。那副得意的样子就像当初看见别人模仿他织的彩色条纹毛衣。只不过，当初那个可供马蒂斯追随的艺术天才，已经转行，成了一个天才掮客。

如今，小得舅舅已经年近六十，满头白发，不做掮客很多年了。听说他又织起了毛衣，做起裁缝和木匠活，大概过不了多久就会进展到砍树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