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成都的春天来得有些迟。惊蛰过去，接连几天小雨，我盼着天气变好，但雨停以后，天空仍旧灰白。二环路边冒出齐齐的花骨朵，颜色尚不浓郁，大概也在等待一场阳光。季节的变化总会影响我的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似乎又会影响人的气运。闷闷地忙了几天，好不容易轻松下来，又突然收到小雨要离开的消息。春天这时才不应景地来了。今早拉开窗帘，厚重的云层散开了，城市里明晃晃一片，吹进屋里的风有了新鲜的植物气息，出门，再经过二环，那些花骨朵也终于瀑布一样地涌出许多色彩。我想藏在我们生活背后的那双冷静的眼，大概也有一颗温柔的心，它总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天团聚，又在温暖的春天告别——或许只有这样，旅途的荒凉才不会那么明显吧。

我记忆最深刻的春天，是十年前。那个春天和一种味道有关。四川农家有种很香的粥，叫罐儿饭，通常用来喂宝宝。做法是用陶罐煮饭，除生米和清水外，罐中再放入适量食盐、细碎的菜叶、荤油、鸡蛋或碎肉，埋进柴灶里，慢煨至浓稠。开盖后，米香，油香，柴火香，混成勾人的热气，升腾而出。爷爷病情严重后，每餐只能吃流食，这是那时他吃得最多的食物。

患病的人，好像就应该乖乖听话，因为“正常人”才能做出“正确选择”。但最后一餐，爷爷还是固执地为自己做了决定。他提出想尝尝红苕稀饭。这也是四川农家有名的食物。红苕就是红薯。煮稀饭时，在锅里扔几块切好洗净的红薯，稀饭会变得香甜，也更有饱腹感。这种饭几乎养活了这里几代人。对农民而言，营养是其次，填饱肚子，有足够的气力去经营生活，已经能够知足。我爷爷是很懂得知足的人。年轻时家里兄弟太多，不好养活，便早早被迫分家，他父亲只给了锅碗瓢盆，但他没有抱怨，发自内心感谢，又尽心尽力地生活，一步一个脚印地扎下一个家庭的根：为妻子修了房子打了井，给两个儿子办了风风光光的婚礼，又早早给我和堂哥们备好踏入社会的启动资金。刚结婚时，生活过不下去，学了木匠手艺，就守着这行当干了一辈子。有人上门找他做家具、打棺材，送烟送酒，喊他“唐师傅”，他都会偷偷跟我炫耀，像得到表扬的孩子。我爸妈离婚前，家里境况好时，他也总是敲打，钱是挣不完的，要晓得什么东西最重要。那时他们实在太年轻，有太多要追逐的欲望，从没想过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但这样懂得知足的人，最后一餐却“不满足”了。红苕稀饭，那是他童年时吃不上的东西。

那天爷爷被搀扶起床，一家人围坐在大圆桌上，一起喝着稀饭。我头一天夜里去网吧上通宵，醒来后已经是下午，去外面偷吃了泡面，看见稀饭，就没有胃口，于是只喝了两口。所有人都在讲着玩笑，但席间氛围却很低沉。父亲不在，我就放肆些，想下桌，平日和善的伯父却让我再盛一碗，我不同意，没想到他发了火。爷爷没讲话。所有人都没讲话。我看看他们，又看看爷爷，感到不对劲，又去盛了一碗，上桌后，心里却委屈，一口也不再吃。我听见爷爷叹了口气。等爷爷吃完，我们扶着他回屋，上床，给他掖好被角。他们走后，他才用虚浮的声音问我，吃饱没？我说，吃饱了，爷爷。他似乎笑了笑，又说，要好好吃饭。我说，知道了。这天凌晨两点，爷爷去世。自他患病后，全家人小心翼翼，辛勤照料，只求一场平静圆满的告别，谁想到最后他身边竟没有一个人送终。

爷爷去世后，老家的油菜花开了，我离开学校，晃荡了一段日子，决定南下打工。离家前的一天，我骑车去朋友家道别。他父亲也在广东的工厂里，母亲则留守老家照顾他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去时正好赶上饭点，我便留下了。阿姨小心地抱着孩子，似乎有些抱歉，说下午没活，午饭比较简单。我忙说，没事没事。又去厨房帮忙。果然很简单。一锅淡黄色的粥，里面的红苕已经煮烂了，能闻到淡淡的甜。一碗缸里新腌的冬萝卜，色泽鲜亮，红得像水果。阿姨不方便，我就盛好端出去，喊朋友吃饭。又喊阿姨，她却说你们先吃。朋友说，她要喂我妹妹。我坐下，看见她从灶里夹出一个铁罐，打开盖子，涌出云一样的热气。她用湿毛巾隔着，把铁罐端上桌，吹着气，催我们先吃。我们便吃。闲聊时，我讲到罐儿饭做法，说陶罐可能更好些。说到这里，小孩子哭闹起来，她连忙哼着歌哄，又朝我笑道，你还懂做饭啊。我也跟着笑，却忽然想到爷爷，想到家里那个不会再用的陶罐。它被我们扔在房屋一角，积灰，结网，直到某天彻底被遗忘。就像人一样。那天的红苕稀饭应该焖了很久，米的香，红苕的甜，在嘴里久久荡漾。但我渐渐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了。于是便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吃了很多碗，吃到再也吃不下。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菜。

第一次见到小雨似乎也是春天。那年我十七岁，最后一次主动离开学校。十七岁，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心里就有用不完的勇敢、幻想和爱，好像费尽力气终于走到新手村边缘，只要踏出一步，就能立刻闯进那个光怪陆离的大人世界。记忆里，县城的油菜花那时已经开了，嘉陵江边的田野里，铺着大片大片的鲜黄，可气温还是很冷，比冬天更冷。我既没在学校，也不想在家，每天无所事事，穿着厚厚的棉衣出门，骑车穿过田野，停在某处，发呆，听歌，睡觉。那个春天格外漫长。时间像火焰上空悬浮的空气，扭曲，交融，变幻，一切事物都很朦胧。只有那件厚厚的棉衣在记忆里有真切的触感。站在江边，冷风吹来时，我紧紧缩在衣服里，望着对岸的县城，好像看见了很多故事，可一切都与我无关。那是生活轨道里的风，而我站在旷野上，沉沦又清醒——那时我显然还不懂，十七岁到十八岁的距离，比二十岁到三十岁更遥远，中间不是一堵墙，而是一片海，踏入其中，并没有一条笔直的路等着你。你只能在浮沉里不停地游，直到游出足够距离，时间才会将起伏的海浪，拉伸成平静的线条。

小雨那时高三，喜欢写诗。我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但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四处联络喜欢写作的中学生，选好作品，托朋友做排版设计，用打工赚的钱印成报纸，送进各个学校里传阅。他们惊讶于校外的混混做这事，可我很有成就感：当不了作家，当能帮助作家的人也好。当然，后来开始写作，才知道那是条更难的路，作家只需要和自己对抗，而作家背后的人却必须要和更庞大的现实对抗。总之，那个春天，小雨联系了我，并送来一首长诗，有两句很击中我：

……

只是生命的朝瞬吗

只是没有尽头的漫漫扬尘吗

这些地名，每个地名

都试图烧掉我们的灵魂

我们在奶茶店见面。她和我想象中一样，是个很干净的女孩，长裙，帆布包，几本旧书——好像中学时喜欢文字的女孩都长这样。我呢，叼着烟，嚼着口香糖，身上是刚打完球汗湿的卫衣。她看到我，显然有些意外，但很克制。我说，写得挺好。她说，谢谢。虽然我看不太懂，我说，你不介意吧？她说，不会。我说，另外，没有稿费。她说，没事。她的眼睛很有神。我隐约感到她并不像外表这么柔弱。你怎么想到做报纸的？她问。我从她认真的语气和表情里听出一些同情，一时语噎。我猜她大概也看出我并不像外表这么洒脱。一个不简单的女孩，我想。

后来这些年，证明了我的第六感是对的。我们是相反的两种人，而她比我强大得多。我们的区别在于，那两句诗，她想写的，是高原上的日照金山、荒野里悠远的风声、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而击中我的，是故乡那些荒凉的小镇、广东流水线边的少女、城市里漂泊的他乡之客。她是能够经营好日常生活，也能脚踏实地和世界对话的人。大学毕业以后，我仍在轨道之外游荡，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创业还是不工作，收获都不少，但却渐渐感受不到旷野上的风声，只有很深的空荡和虚无。小雨仍在轨道里，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朋友，坚持写作，每年留一个月旅行，解锁了一个又一个地名。她身上有种平和、绵长的力量，而我没有生活，只有虚张声势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毫不怀疑，她有着更宽广、更纯粹的自由。

今年春天，小雨突然要离开，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我们这些朋友都知道，她早晚会真正走向更大的世界。这次离开，不仅是探索新的地名，也是探索新的生活。她考过了日语，决定去东京留学。告别聚餐上，免不了问到几个问题，为什么，什么时候去，以后的打算。小雨只回答了我第一个，不是因为她喜欢宫崎骏是枝裕和之类的，而是因为一次旅行。

疫情结束后的那个初春，她乘火车南下，去看春天。成都到昆明，八小时夜车，途经高原时，凌晨四点，车厢里静悄悄，乘客们睡得很沉，她睡不着，离开座位，到车厢连接处发呆。高原荒凉，很久才经过一个城镇。火车摇摇晃晃，月光下的群山只有模糊的轮廓，偶尔出现几颗光点，是大山里孤独的房子，又一闪而过。那些山陡峭、锋利，有种决绝的冰冷，可那些孤独的亮光又那么醒目，像某种呐喊。有一瞬间，她感到寒冷，开始期待看到城市，看到人。然后，她忽然意识到，内心某一部分坚硬的东西，似乎已经悄然融化了，在生活里，在她从未察觉的时刻。她有些害怕。可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这种和火车一起摇晃着的不确定，让她更加感到害怕。她并没能像戏剧情节里一样，忽然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过哪种人生，但她看到了，自己在逃避哪种人生。她终于意识到，真正属于她的轨道，不在如今的生活里，而在无人之处、无依之地。

于是，在那趟开往春天的火车上，她决定告别。

我才终于知道，这些年她其实并不快乐。我看着她成熟许多的脸，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我无所事事、游荡在嘉陵江边的日子。我和那时的心境也有很大不同。春节前，我早早就有了今年的安排，写作，工作，和朋友开店，健身，见见老朋友……并且在春天尚未到来时就已经投入其中。大概是因为飘荡太久，我从未如此渴望生活，渴望走进人群。处理好一件又一件事，让我感到久违的安宁。我和小雨，站在生活两端，但做的是同一种选择：走向真正的自己。十七岁到十八岁之间的那片海，也许直到此时，我们才终于游完。那时我们内心深处怀着对世界的爱，意识和行为却又充满攻击性，一心用各自的方式着急长大，却不知道很多感受和道理，只有踏上对岸才能明白：人生其实既不是轨道，也不是旷野。有人从人群走向旷野，有人在旷野寻找人群，无论轨道还是旷野，背后都藏着期待，但生命是荒凉的，人生是和它周旋的过程，仅此而已。

今年离家前，婆婆第一回主动找我要东西。起因是我陪她下地干活时，发现她总是自言自语。起初，我担心是她心里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发现不是，她只是孤独。我说，家里不是有收音机和电视吗？她说，都坏了。可她从没提过，我们都以为她不喜欢这些。我五味杂陈，夜里偷偷给她买了台小电视。两天后，她又找我陪她，挖地时，有些扭捏地问，能不能给我买个收音机？我打开手机给她看，说，买了电视，马上到了。她很开心，但还是说，收音机。我说，哪种收音机？她说，家里以前那种，红色的，小的，可以揣在身上。我便搜索，给她看。这种？不是。那这种？也不是。那是哪种？收音机都差不多的。这个，这个。她忽然很惊喜。图片上，是款式很老的大红色机子，没有屏幕，没有蓝牙，只有一根天线，几个调频旋钮。我愣住，认出来，这是爷爷以前用的那种。她说的是，家里以前用的那种。可爷爷去世已经十年了。

离家前最后一个傍晚，我和婆婆一起去烧纸。风镇的春天已经来了，油菜花开放，鲜黄，繁盛，起风时，一座座山荡漾成一片片干净的花海。我和婆婆穿过花田，听她讲以前的事，但一句也听不进去。到坟前，终于安宁下来。爷爷的坟墓很干净，大概是婆婆会定时来打理那些杂草。我点燃香蜡，烧纸，放鞭，盯着墓碑上刻着的一个个子孙的名字，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十年，怎么会这么快呢？爷爷去世后，婆婆一直没找老伴，也不去城里生活，在老家经营田地，日复一日地守着曾经拥有的一切。可我们都有了各自的人生。火灰飞扬着，我想起十年前的此刻。我南下前，独自来烧纸，在坟前悔恨痛哭，因为窥见了生命荒凉的那部分，而感到惶恐，从此以后，追逐起离群索居、孤独自由的生活。我以为不去拥有，就能不再失去的。可我跪下，磕头，却无法再像十年前那样痛哭。我失去了更多。

烧完纸，回家路上，婆婆问，明早上吃什么？往年春天，离家前的最后一餐，都是挂面，几片青菜，一个荷包蛋，几块猪油渣，清汤上飘着油花。但我说，煮稀饭吧，红苕稀饭。翌日清晨，我喝完香甜的稀饭，跟父亲道了别，又去地里找婆婆。雾还没散尽，一些孩子聚在田埂上玩，奔跑，摘花，逗蜜蜂，嬉笑里，却只有很淡的乡音。婆婆坐在田埂上喝水，看着这些孩子出神。我停下脚步。这些稚嫩腔调里挟带的口音，她大概听不太懂，好像自己才是异乡人。这些孩子在南方，北方，或者在海边，在大漠，总之，和自己那些孩子一样，在远方过着另一种人生。人和树一样，落在不同的土壤，就会长出不同的枝叶。这就是那些和尚跟她说的命。她落在这里，就和这片土地有一样的命。春天的朝阳穿过薄雾，落在她肩上。收音机里唱着红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他以前最爱唱的歌。他的坟就隐在山里。她望着那些翻涌着生命的鲜黄色的花海，会看到什么呢？

我不敢再想。

小雨的告别聚会，我喝多了，打车回家时，窗外又落起小雨。天气预报显示，这大概是最后一场雨。人们在雨里准备好行李，等到春天第一缕阳光洒进窗户，就会坐上告别冬天的火车，去新的生活。耳机里放着腰的《晚春》，“社会阵场上的勇将，在轰烈的炮火中间。别忘却身心的和睦，别忘却身心的和睦。奋勇呀，然后休息呀，完成你伟大的人生”。多么柔软，又多么有力。我打开手机，翻起云盘的文档。每个春天，都有好多的名字，每一个都是很好的人。我们有相同的路，可相同的路也会延伸出无数种方向，那就只好祝福，挂念。云盘最底下的文档，也和一个春天有关。我还记得，那时我第一回做编剧，第一回靠笔下的文字养活自己，神经紧张地连着忙了半个月，收工后的深夜，我坐在路边，给从前的自己写下了这些：

出了地铁站，手机也没电了，于是熄灭屏幕，就这样向前走。深夜的医院，车来车往，一刻不停，比兰桂坊的酒吧外更热闹。但无人说话，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步履匆匆。救护车，送饭的家属，门口的醉汉，还有我。忽然下起雨。深夜的行人依旧不少，在雨中奔跑起来。夜空深邃，我抬起头，好像看见星光。我穿一件宽松的短袖，在风里摇晃着，很快被雨浸湿。我在想，今天是几号，分手以后，或者更早，到成都以后，我总是忘记这个。我坐在路边，眼前的世界渐渐清晰起来，这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什么都不曾拥有，也没有什么曾真正拥有我，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可以属于任何地方。一阵风吹过，有些凉，我清醒了一点，终于想起来，今天是2019年3月15日。

备忘录里记下。

2019年3月15日晚，我大口呼吸着，什么都没想，我十九岁，是个自由的人。

春天来了。

去完成你伟大的人生吧。

我们终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