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俩第一次出门，在快餐厅吃汉堡，你问我几点了。

我埋头吃着，翻着手腕给你看我的手表。

“你的手表一圈一圈的，我有点看不懂。”你挠挠头。

你只有十六岁，家里改了你的出生日期，让你出门打工。

店里有人转着圈拿着牌子说，捐十块钱到灾区便可以挂上爱心卡拍照留念。咱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六百块钱，你想了想还是捐了十块钱，我和你抱在一起冲着镜头笑。

出门穿过逼仄的停车场刚踏上步行街，你指给我看，绑着辫子的流浪汉驮着一个惊慌的白衣少妇，少妇压在汉子肩头一个劲捶打，说你放开我，放开我。汉子过去后，旁边的两个保安若无其事地说话，围观人群也保持着相对安全的距离。你想过去，我跟你说，你看别人都不管，你管什么？你犹豫着说，万一是坏人怎么办？我拦了辆三轮车，“不长记性，回去晚了你看组长扣不扣你钱。”

你没能见义勇为，我拉着你上了车。

我们在一家大厂做工，你和曾伟一组。你干活不行，通常别人都收工回宿舍打牌了，还没看到你俩的影子。没几次曾伟不干了，要求换组。组长权衡之下，让我和你一组。

我当然也有意见，可是每逢休息日，你都去小卖部带一大包东西回来，跟我们分着吃。宿舍后面是遮天蔽日的核桃树，大家坐在核桃林深处的石凳上，把你买的零食堆满了桌子。一边吃你的东西，一边数落你，有的说你狐臭，脚还臭；有的说你睡觉磨牙打呼噜……我说，白白净净的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毛病。你看着大家，哭了。

曾伟动了恻隐之心，龇着大龅牙跟你闹起来，指挥我们抱住你，我们顺道扒了你的裤子，你叉着腿裤子褪了一半呆呆躺着，露出从家里穿出来的破破烂烂的衣服。你从地上捡石头追我们，右手捡，左手扔。我边跑边想，这家伙还是个左撇子。

我真心觉得你和我们格格不入。你进车间戴眼镜就让我极不舒服。咱们是来卖大力的，眼镜是领导们的特权。我和曾伟谈起你，觉得你以前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我的理由是左撇子比右撇子聪明。曾伟嗤之以鼻，他说你咋不说余楠脑袋上有个坑呢。曾伟和我按住你的脑袋研究过，你头上两个旋儿，旋儿中夹着一个圆圆的、正经八百的坑。

曾伟拍打你的后脑勺说，这个坑把你的智力都限制了。

天气热了，一排赤条条的精壮汉子站在墙壁边的一排水龙头前面，接满了水照头顶浇下去。你是南方孩子，家又住城里，总归比我们讲究些。我说，余楠一身汗味一身狐臭，掺和起来是汗狐味。我恨恨地把一盆凉水泼到你身上，你还没来得及脱衣服，水柱撞了你一个踉跄。我指着弱不禁风的你笑个不停，心里痛快了一点儿。

隔天一大早，组长招呼我和你从车间给他拿汽油。组长在仓库门口分解他的老式自行车，要用汽油清洗自行车部件。你抱着汽油桶倒进一个报废的脸盆，倒猛了，汽油溢出来不少。组长忙活一通，喝茶去了。我掏出烟盒、火柴盒，打火点烟扔火柴。

汽油“呼”一下着了，像个巨人呼啸着站起来。

我惊慌失措地踢火，踢倒了脸盆。

火像长河流动起来。

我看着火把如浪头，急切地攒动，张牙舞爪。交界处是仓库，里面停满了漏油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地面正是油花花、红通通一片。

你用脚踩火苗，一脚接着一脚，火苗攀到了你的裤管。火舌肆虐，顺着裤管，往你肚子上、胸口、脖子爬。

我脑供血不足，眼前黑白一片。烈日炎炎，我晕了过去。

你从医院出来之后，我们叫上组长吃了顿火锅。饭局散了，咱们去市里看电影。看到下半夜，你说，你教我看手表吧。然后我教你，指着表针说了两遍，你到底是没学会。

“你在家挨过打吗？”我放弃了，摸了摸你干巴巴的、爬满了“蜈蚣”的胳膊，还有焦成了干柴模样的小腿。

“都是谁打你啊？”没等你回答，我接着问。

“我爸爸，嫌我笨。”

电影完了，回去睡觉。隔天上午出去逛街，我用自己剩的那点钱，给你买了件短袖。打包好了行李，你早早地坐上了车，我看着你突然充满了歉意，想和你再说会儿话，又不知道说什么。

车子经过车站，曾伟找你借钱。这个时候借钱，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你还是掏了二百给曾伟。

我和曾伟先下了车，我回了山东，曾伟去了深圳。一年后我和曾伟约定奔赴南方一家皮革厂，他没去。半年后我又回到山东，再也没见过你们。

直到曾伟这通电话打来，说了你在公车上见义勇为的事，我夹着电话听着，找腾讯新闻看了，还上了头条。见义勇为是你的风格，我真心为你自豪。可是这种感觉就保持了一会儿，我陷入了巨大的绝望之中。

“睡觉磨牙打呼噜，狐臭，左撇子，不洗澡，不会看表。”我跟曾伟总结道。

电话里曾伟的笑声尤其悲伤，“余楠后来找过你没有？”

我颓然地看着钱包里唯一一张跟你在快餐店的合影，我后悔那次没有让你去见义勇为。

而你，永远停在了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