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我十五岁，在林校操场放飞过一个风筝，燕子形，夜市买的，十五块，绳子太短，下午两点和魏洁一起刚把它腾空起来，两点十分，绳子断了，燕子彻底飞走。我们站在原地，看它越升越高，跃过操场对面大酒店的屋顶，不见了。我收回绳子，连手圈一块还给她。她气急败坏，捶我胸口，拳小，力度不足，软绵绵的，说，你刚送我的礼物。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小拳拳的烂梗，只觉得她颇为可爱。魏洁出生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处女座，小我半年，我是射手。她经常研究星座，说射手座是花心大萝卜，能一次处好几个女朋友，我调侃她说处女座真是处女吗，她哑口无言。对于十五岁的这种玩笑自己还没有成人后的那种猥琐感，男男女女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青涩到底的纯洁，处女和处女座对我来说，还仅仅只是一种说辞，没有太多的言外之意。她说，自己特别爱干净，喜欢整洁，甚至有点强迫症，处女座大概都是。我看看自己拿着风筝的袖口，满是油渍，索性弯回四根手指将其挡住。我们最终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在聊完星座之后，我对她表白，我说得直接，没有任何套路。我说，你真漂亮，我喜欢你。她没有迟疑，说，我也是。我问她，也是什么。她说，你傻啊，我也喜欢你。她扔下手里仅剩的风筝线圈，拉紧我的手。我看着线圈一层层顺着台阶滚落，线头仍旧留在脚下，扯开的线缓慢拉长，安静地割开了大地。

那个下午格外漫长，直到手心都是汗，谁也没想到要松开对方。我问她关于杨凯的事，她一遍遍澄清，好像那个名字是一种背叛，杨凯在追她，但她不会答应，因为他总是拿袖子抹自己的鼻涕。我又把袖口藏得紧了一些。魏洁问我，你躲什么。我说，没什么。我妈早上炸油条的时候我会帮忙，在教场街和傅公街交叉口，我们四点多就出门，支好摊子，一口大油锅，一个面板，半袋子面粉。有时候四点半就有人了，赶上岱庙城墙修缮的工程，戴安全帽的人比较多。等我妈弄好了面团，拉成扁长状，我就开始拿夹子下油锅。干到六点半，面粉几乎都让我妈团完，我就开始往学校跑，因为校服出门就穿好了，袖口总是会弄上些油，但我从不用袖子抹鼻涕，也不知道怎么跟魏洁解释，还好她没看到。我补充说，杨凯学习挺好的，我比不上他。魏洁说，以后放学就在这，我给你补功课。我笑了，说，我抄作业行，其他不好说。她又捶我。我问，听你的，补到什么时候？她拉我站起来，看了看远处暗红色的晚霞，说，补到燕子飞回来。

林校操场年前就封闭了，裂口的塑胶跑道常年无人管理，随着风吹日晒，雨雪浇灌变得满目疮痍，从马路对面打眼一看，像无数将要饿死的雏鸟张嘴对着天空。我带女儿去过一回，把她扛在肩头，跟她说，爸爸以前在这练跑步，抄作业，还放过风筝。女儿一脸不屑，说这破地都是坑，没有幼儿园的操场好。我把她放下来，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小木棍，照着塑料跑道的一处裂口扒了起来，没一会儿便玩得不亦乐乎。现在的小孩，童心都被刻意的价值观掩住了。因为穿得薄，女儿直流鼻涕，我摸口袋，除了手机，什么也没拿。看着她不停地吸溜鼻子，我蹲下，拿袖子给她抹了一把。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重又想起了魏洁。初中毕业，她考上了一中，我在二流中学，距离七八公里，开始我会在每天晚饭的两个小时骑自行车找她，背包里总是会带着两块五买的菠萝面包，二流中学最出名而又好吃的自产面包。不到半年，她吃着面包对我说，她觉得学习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她的父母指望她考上重点大学出人头地。我全明白了，推着自行车往回走，晚自习没上，一直把自行车推到林校操场，坐在台阶上看天空，月亮是一把镰刀，总感觉那个燕子形的风筝还在上面，什么也没有结束，但就这么结束了。第二天我妈没出摊，一早就被叫到学校，从办公室出来，我妈就说了一句话，以后你别跟我炸油条了。我就站在办公室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伸出袖子，只抹了眼泪。

女儿叫我，我低头看。她从大裂口里拽出一块布，撕不动，我让她躲开，我两手使劲，把它完整地扯了出来。是一个燕子形的风筝，没有龙骨，只剩了残破的布，暗淡发黄。女儿兴奋地大叫，是风筝，风筝。我站起来，把它展开，说，是小燕子风筝。女儿跳着问我，爸爸，能飞吗？我笑了笑，说，能，等着。我拿着风筝跑上了看台，手里拿着燕子的脖颈儿，从最高一阶往下跑，女儿在操场上拍手看我。我跑到最低一阶时跳起身子，把那块破布扔到了天上，有一瞬间，它遮盖了冬日的太阳，像极了二十一年前的那个下午，可是它不会永远飞走，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前落地，变得真实而又残酷。在风筝落地的那一刻，女儿说，真的飞起来了，好漂亮。我把她抱起来，笑了笑，用袖子再次抹掉她温润的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