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宏，你好。

去年冬天，为了陪伴母亲，我在崇州生活。

崇州是成都所辖的县级市，从前叫崇庆县，和所有沉默的县城一样，由低矮的楼房、狭窄的街道、割裂感严重的新城与旧城组成。自然，它也拥有几个景点、几条老街、几家老店，它们是它的灵魂，但在璀璨的西南之都旁边，实在显得贫瘠，因此存在感并不强。命运的转折在后来政府规划了工业区，这三个字似乎终于为这片土地找到了光明的方向，随着一些耳熟能详的品牌崛起，这里几年时间就成了有名的家具制造基地，城市的气质也在工业区的发展中逐渐变化。再后来，一家规模庞大的电子厂落成，工业区再度迎来扩张，数以万计的、西南地区为主的外地人很快涌入，并稀释了老县城的气味，这里从此彻底成了被工厂和工人供养的城市。

在崇州，我拥有一份闲适的、与工业区生活格格不入的工作，可以整天在街上游荡，搜寻一些路人，记录下他们，制作成短视频和文章。那时候我有一股强烈的、模糊的欲望。我知道这里会有些苦难和麻木，但总觉得人原始的生命力能超脱这些束缚，就像垃圾堆里开出的花朵。像无数试图完成一些“意义”的年轻创作者一样，我狂热地想把它们呈现出来。

彼时我并没想到，这种狂热会让人受伤。

和所有工业城市一样，崇州只有两种人，本地人和外地打工者。相当一部分本地农民和商贩在工业区的发展中交了好运。有幸拆迁的，死人搬进了公墓，活人搬进了楼房，眼前是稳妥的光明大道，人顿时有了生活的底气。不少本地人积极接受改变，进厂做了正式员工，薪水虽然不高，但五险一金按时缴纳，生活稳定，和来来往往的外地工人有质的区别。一些嗅觉灵敏之人，趁着政策还没限制，迅速贷款在自家地皮上建起了厂房或自建房。自建房通常会改成数十个标间，容纳起成倍计的工人的日夜。这笔租金至少能让他们不再受田间地头的劳作之苦，有些积蓄的，还可以开起网吧、大排档、旅馆、按摩房，摇身一变，做起老板。

他们过着外地工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母亲告诉我，他们最大的愿望还是离开这里。比如她的房东，日复一日地鞭策她儿子去国外，再不济也得是北京、长三角或珠三角。人都是这样，就像我们来这里一样，她说。八年前，她和继父生意破产，没脸面在东北老家再待下去，于是来这里投奔混迹厂区的舅舅，后来进过厂，干过销售，总算还完债，刚开店重新做起生意，又突然撞上疫情，赔进去一笔钱，所以至今没能扎下根。但他们有门手艺，无论如何有口饭吃，已经算幸运。与此同时，其他普工的薪资在这八年里的涨幅微乎其微，到2022年，时薪二十仍然算高价，而房价在他们卖命地劳作中已经涨到一万三左右，更多人可能从没想过能在这里安家。

我到崇州时，这座县城的气质几乎已经定格。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穿着工服行走的人，暗沉的蓝，鲜艳的黄，浓郁的灰，以及相同的疲倦神情。县城的建筑大都低矮陈旧，工业区的房子堪称荒凉，但几乎每一扇泛黄的玻璃里面，都亮着一盏灯，挤着一家打工者，暗藏无数沉默而滚烫的故事。

然而故事大同小异。人们从一个荒凉的地方躲到另一个荒凉的地方，无非是这样。一天夜里，我扫了一辆单车，从厂区骑到城区，穿过城，再到另一头的厂区，经过那个养活了一个小镇的电子厂时，闻到一种奇怪的气味，像某种烧焦的物质，虽不刺鼻，但让人生理性地排斥。后来我总能忽然闻到这种气味，才发现这是人身上的。这种气味让我联想到，他们灵魂里相通的某一部分也许已经浸入这片土地深处。

十二月的一天，我见到那位小哥。当时是下午，工厂的上班时间。他穿着流行于十年前的那种中学生衣服，推着夜市里随处可见的、沾满油污和面粉的那种卖锅盔的三轮在厂区路口停下，望着来往的货车发呆、抽烟，像在等待什么。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个眼眶里是空空荡荡的白色。读初三时，他为了挣二十块钱，参与了一场群架，混乱中左眼不幸被一根夹在拳上的铁钉刺中，赔偿的钱后来全被父亲输光了。07年，一个农民，跟人打十块的麻将，他用那种不可置信的语气告诉我，我的锅盔现在才卖七块一个。他是四川巴中人，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留守儿童，母亲在上海见了世面，一声不吭地跑了，不仅放弃了他和父亲，连娘家也没再联系过，至今没再回过西南山区。

没想过去找她？

没有意义嘛，他朝我笑。

看来他早就设想过重逢后的无数种可能性。

因为那次群架，他没能参加中考。伤好以后，他偷偷骑走父亲的摩托车，卖了两千多，后来揣着这笔钱来到成都打工，直到十年后要结婚，才重新跟家里联系。当时他在包装厂工作，女人是同事，贵州人，大他五岁，离异两年，不嫌弃他的眼睛，夜班做到凌晨，会在公共厨房给他煮碗热腾腾的挂面，看着他吃完。他们有个女儿，四岁了，在老家生活，由那个在悔恨中度日的老父亲照顾。女人在女儿两岁时回到贵州，再无消息，像命运的轮回。她说她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所以他从没去过她的娘家，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来自贵州哪里。他只知道她的老家后面有座高山，她的母亲葬在山顶，那里能看到瀑布一样的火烧云。

他学着短视频里的那些城市青年，带她去山顶看过日出。那是他做过最浪漫的事。她在那里讲述了关于过去的一些事，提到火烧云。他是个迟钝的人，想象不到火烧云变成瀑布的样子，仅有的一只眼睛也装不下壮阔的朝阳。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那年他二十七岁。

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你恨过她吗？

他没直接回答我，只是沉默片刻，然后说，她其实，她是可怜我，你晓得吧。

我怔住了。

那天我们坐在路边聊了一下午，分着抽了一包烟，中途他卖出去三个锅盔，请我吃了一个，口感和别家区别不大，但有明显的腐坏过的冻肉味道。我提出质疑，他坚决否认，为了证明，又给自己做了一个，边吃边说，都是新鲜料。快到五点时，他终于问我，最后发出去的视频和文章能否强调一下他的手艺。疫情来得突然，因为残疾，他被厂里裁掉，找不到工作，迫于无奈，花了一万多找成都的老师傅学了这门手艺，至今没能回本。现在他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摆摊，他希望有天能租下一个门面，把女儿接到身边照顾。他给我看他的短视频账号主页，全是女儿的视频。视角是老家院子墙角上的监控，小女孩和小黄狗玩，提着谷子帮爷爷喂鸡，坐在星光下吃面条，抬起头朝监控喊爸爸。他姿态很低，语气诚恳。这个场景多少有些荒诞。我捏着那个只咬了一口便再难下咽的锅盔，忍不住怀疑起他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但我说，好的。他似乎很满意，说那我再送你一个吧。我扫码付了钱，说，不用了。他没再推辞，向我告了别，说，工人快下班了，麻烦你了，麻烦你了。然后骑上电三轮，在一辆辆货车扬起的尘土中，逃跑似地消失在道路尽头。

因为那口味道古怪的肉，最后没做他的内容。但我常常想起他，又隐隐不安，似乎自己正在接近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在后来的采访中，这种感受愈发强烈。我渐渐意识到，垃圾堆里的花朵固然美丽，但生命实在太漫长，花朵想要在垃圾堆里活下去，是需要无数种生存技巧的。他们的生存技巧是什么呢？是伤害同类，讨好上层。他们永远谨小慎微。他们很清醒，可他们必须这样。而不知何时起，我已经无法再走进他们，除了感动自己，我帮不了任何人。

许多个夜晚，我忍不住联想到更多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女儿呢？如果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才有勇气活下去，该多么惶恐？那女孩长大后该怎么办呢？如果苦难是注定的，勇气的意义又在哪儿？我做的一切是不是也没有任何意义？关注他们，到底是为了“美”还是吸引眼球还是自己的成绩呢？

一种令人沮丧的、透不过气的、没有余地的不安。

今年年初，我离开崇州，状态低迷，不知何去何从，只好回到正常生活里。很长一段日子，我写不出任何东西，写不出东西的日子，我昏昏沉沉，总是梦见一座灰蒙蒙的小城，我走在街头，看不见路，也看不见任何人，灰色的大雾笼罩一切，似乎很熟悉，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儿。

直到今年夏天，我刷到一条短视频。某地工厂招工，一个漂亮女孩穿着短裙站在人群里，被几个未成年模样的男孩围着，女孩似乎看不到他们胆怯又贪婪的眼神，大方地指挥他们如何进厂。这类视频很常见，也是工厂人力中介线上引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大胆的穿着只是噱头，这是个新号，演得很假，总而言之，毫无看点，但我还是停下了，因为这女孩很眼熟。点进直播，她正穿着衬衣短裙黑丝走进躺满男孩的宿舍。一个男孩裸着上身，穿着沙滩裤，背靠被汗渍染脏的白墙玩游戏，她在床边自然地坐下，问他，玩什么呢？男孩用眼神触摸她那些裸露的部位，笑嘻嘻地讲，吃鸡。她也笑，我也会吃鸡，技术好得很。宿舍里沉默一瞬，哄堂大笑。她环视这些男孩，辩解似的，我说真的。他们依然笑。她恍然大悟，笑骂道，想什么呢！

我关掉了直播。

很奇怪地，我想起了崇州的小哥和他视频里的女儿，想起那些莫名的、难以承受的情绪。

我忽然猜到了，梦里那座灰蒙蒙的小城是哪里。

2014年，我在广东，住工厂宿舍。说是工厂，其实是个小作坊，没有劳动合同，做多少工领多少钱，全凭道义，十来个员工，大半是未成年。用老板的话讲，算是换个地方上课，只是老师变成了生活，不开口教，全靠自己悟性。宿舍是个小单间，三架简易上下铺，就这样挤下六个人。除了床，只有一个发黄的蹲便，一张吃饭的小圆桌，一片晾衣服的阳台。天蒙蒙亮时就起床，排队洗漱，楼下买份炒粉边走边吃，以我的速度，走到厂房外刚好能吃完，然后打卡上班。那时候效益好，工资不计件，每天都有打不完的螺丝搬不完的货。下班时通常已经天黑，只好买份快餐回宿舍，在蚊蝇环绕的白炽灯下囫囵吞下，聊聊天，看看书，打打牌（那时苹果已经出了几代，但智能手机还没在我们当中普及开，电脑更不用提，可供消遣的事情很少），然后洗漱，在十几台风扇的转动声里涂上花露水（实在闷热，每人需要两台，一台吹头，一台吹身体），睡觉，迎接第二天上工。十几平米，就这样容下日日夜夜。

在厂区，我交到两个好朋友，一对未成年小情侣。男孩也是四川的，十七岁，身份证十九岁，喜欢诗歌。女孩是广西人，十六岁，跟男孩住在一起。那时我经常跟老家同学写信，但厂区没有文具店，进城的机会也少，跑了很久，才在镇上找到一家比宿舍还小的书店。老板是个本地姑娘，讲话很温柔，问我为什么不读书，我说为了梦想，她笑。那家小店的生意主要靠租书，四面书架，三面摆着被翻烂的各类网络小说，最小的一面挤着文学期刊、畅销书和名著，书架最底下，才是一排诗集，新得发亮。我和他们就在这里认识。那男孩在某个金属厂还是模具厂工作，总之是操作机器，因为有门手艺，工资尚可。女孩在附近一家灯厂，大品牌，精美的吊灯和节能灯销往全球，后来带我去看，厂房外墙上有行涂鸦，燃烧自己，照亮世界，不知谁写的。

北岛有句很有名的话，前半句是：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那时候我没有读过，但在这样生活。我常常去找他们，买点花生和啤酒，能聊到半夜。那男孩喜欢海子，尤其喜欢海子的卧轨，他说那是种英雄主义，我那时候爱看韩寒和王小波，觉得很酷，我们各说各的，氛围也很热烈。他给我看过他写的诗，其实只是一些杂乱的句子，像那个年代的空间文字和现在的短视频文案，但很戳人，有鲜艳的生命力。女孩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安安静静地听。那年八月出了事，男孩的胳膊被机器绞断，厂里赔了他一笔钱，不久后他偷偷走了，再无音讯。我猜此事导致的那些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许击碎了他的幻想，而他心里的英雄主义却仍在作祟。难免有些悲哀。几年后，我在网上得知了另一件事，男孩出事的那年九月，一个叫许立志的富士康工人从深圳某座大厦一跃而下，那时我才读到许立志留下的一首诗：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我想起那男孩，说不出的悲凉和怀念。不知彼时他有没有在世界另一头看到这条消息，也不知他后来去了哪里，有没有向现实妥协。再后来，我在ONE上读到另一个作者，叫王二屎，建筑工人，至今是我作者关注列表的第一位。这像是命运的震颤，给了我很大力量。我知道了，不只有他，有许立志，有王二屎，以后也许还会有我，有更多人。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我知道这些声音是杀不死的。

男孩离开后，那女孩只好搬回宿舍。我去帮忙，她收完大件行李，我才看到床边的椅子上有个褶皱的黑色塑料袋，露出一角浅浅的白色。她似乎注意到我的视线，镇定地说，你先坐。我便坐下，心跳很快，努力盯着他们书桌上的盆栽，努力不转移视线。她收着杂物，来回走动，似乎不经意地，把塑料袋也收走了，却没发出一点声音。我认得那是什么。厂区外的夜市上，有家亮着暖灯的小摊，老板是个中年女人，眼神阴郁，简易木架和塑料膜搭成的小摊上摆着便宜的内衣裤，那个白里透黄的东西也藏于其中，褐色纸板上一行小字，纯棉卫生巾，十元五十片。

夜里一起吃饭，我告诉她我准备走了，她举起杯子敬我，说，到时我送你。我想问问她怎么样，后面怎样打算，但问不出口。没想到她开了口，问我什么打算。我说，不知道，也许回学校，或者去技校，或者换个地方打工，你呢？她没回答，只是问我，我今年十六岁，你知道我们那里十六岁代表什么吗？

什么？

不挣钱，就要回去嫁人，生孩子。

十六岁？我很震惊。

所以说，你还是回学校吧。她看着我说，希望你一定一定要走得远一点。

你呢？

我没有家可回了。她只是笑。

临走前夜，工友们送别我，酩酊大醉，回到宿舍，我却怎么都睡不着。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到阳台站着，总算透了口气，接着把头探出阳台，大口呼吸着异乡的空气，心绪渐渐安宁下来。遥远的地方，仍能看见高楼和万家灯火，越靠近这里灯光越暗，到了厂区已经只剩月光，流过厂房，街道，宿舍，流过我即将逃离的生活。无数座工厂在月下沉睡，耳边却仍有机器的嘶鸣声。我回忆着在这间屋子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株植物，我的根在遥远的地方，等我生出了叶子和果实，风又把我带来这里，重新扎根生长，等我努力长出新的模样，好吧，现在风又来了。

那就继续吧。

我走那天，她没送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外独自搬家。我便宜卖掉了所有东西，只背着包，装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像刚到广东时一样。上车后，我给她发消息，说了祝福，说了再见。她没回我。离开广东的大巴经过厂区，我第一次真正见到厂区的样子。灰蒙蒙的低矮的厂房，永不停歇的卡车和浓浓的灰尘，裸着上身的青年搬运工聚在一起擦着汗抽烟，无数座厂房的无数扇窗户里，无数个工人正埋头劳作。我知道他们正在重复的动作里做着不同的梦，梦里也许会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一种模糊的生活，或者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家乡，我知道他们会在某一刻抬头，透过泛黄的玻璃看到一片辽阔的天空，我知道他们会在深夜突然醒来，想起火车的声音，或是某种呼喊，荒原里无人回答的呼喊，我知道因为这些声音，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睡去，可我也知道他们必须睡去，哪怕是装作睡去。

我第一次感到，我们活在同一阵风里。

那种轻盈让我不安，也让我踏实。大巴开出厂区时，车窗外开始闪过繁华的高楼，明明是同一个城市，这里和那里却像两个世界。我心里有了一些笃定，我在心里说着，再见了，再见了。我想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

离开了广东，我才收到那条告别的回复：

小唐，加油。

谢谢谢谢谢谢。

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

这条消息后，我彻底成了广东的过客。那个背包后来不见了，那几本书也不见了，那台发短信的诺基亚也不知去了哪儿，我走上了一条仿佛更宽广的大路，被阳光和鲜花迷花了眼，甚至渐渐忘记了当初为何离开。

十年了，的确交了好运，尽管没掀起什么风浪，但也终于留下了一些文字。可惜北岛的后半句是：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像是箴言，难以逃脱。后来认识一些真正的作者，自然聊过文学、爱情、梦想、长途旅行，他们懂得一些高级的概念，话题也总能挖掘得很深刻，说出的话就像我小时候羡慕的那样，但我总觉得，我们谈论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谈论本身大于了这些。很多很多人，追逐的早已经是另一种东西。或许我也是。风会把我们吹向无数个方向。我想很多梦也许早就破碎了。它们的尸体就漂浮在生活上空，像太阳，指引我们，也审判我们。

十年后，刷到那场直播的夜里，这些回忆才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我在黑暗的房间里沉默，看见几个瘦弱的孩子行走在烈日下，看见大巴车窗里湿润的双眼，看见无数列飞驰的火车里，无数张稚嫩的脸和无数个干净的梦。这两年的慌乱、消沉和痛苦忽然平静了。在命运面前，我们太渺小了，渺小到让人绝望。可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走的路，如果真的难以改变什么，不止步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呢？

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没那么复杂。

今年十月，工作结束，我辞职去了云南。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攀枝花，过川滇交界，向南再开一百多公里高速，最后转国道，翻几座大山，抵达丽江。准备了两双鞋，两套衣服，几包烟，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百首循环播放的歌，随天气和风景切换。久违的旅途，我想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开往雅安途中，听本地朋友介绍，雅安是川西入口，三面环山，四季阴雨连绵，年轻人流失严重，新鲜血液只有每年夏天报到的学生和途经此地的旅客，时间在这里会变得很慢，总而言之，是座被遗忘的小城。下午抵达，眼前的确如此，城市冷冷清清，似乎处处都笼罩着薄薄的雾气，狭窄的街道居然显出空旷。但也因此有种别样的舒适，像座巨大的疗养院，沁人心脾的宁静。新城和老城划江而分，一边是宽阔干净的道路和银行大楼，一边是浓荫的老街和窗外晾着衣服的筒子楼，之间一座大桥，串联起小城的两种生活。傍晚和朋友漫步过那座桥时，桥下江水平静，空中有盘旋的飞鸟，几个退休干部模样的老人穿着运动服结伴跑过，专心致志，神情安稳。我在桥中间停下，抽了支烟，看着江水随落日一点一点黯淡下去，有种熟悉的安宁。

它像极了另一些地方。小城，桥，江，水雾，风，荒凉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正在破碎的家乡。

是的，我们都在同一阵风里。

那天夜里，我终于鼓起勇气，在文档上敲下这篇文章的标题，试着再写点什么。

在丽江，我拿到一本书，扉页是蔡崇达老师的字：

开心！

下面不知是签名，还是“唐”。

十月中旬，蔡崇达老师在丽江做分享会，讲完自己的经历，讲完书里的故事，从挤满人的大礼堂里抽了三位读者发言。第一位是个很乖的四川小姑娘，涨红了脸，看着手机屏幕上临时打好的草稿，说她的男朋友也和你一样，是个靠写作拯救自己的年轻人，希望能给他一些寄语。那天夜里，我突然收到一条视频，蔡崇达老师对着镜头说，恭喜他早早与世界发生共鸣，恭喜他一直都在坚持，希望他越来越好。

离开丽江时，天空干净得像倒悬在头顶的湖，她在鲜艳的阳光里把包好的书递给我，说，放心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回到成都后，我收到一张广州寄来的明信片，正面印着广州塔，背面写了几个字：

莫愁前路无知己。

没有署名。没有后半句。

我把明信片夹在了那本书里。我想我可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必功成名就，别害怕孤独，勇敢地往前走。

谢谢，谢谢，谢谢。

阿宏，这些年我总在横冲直撞，试图寻找出一条路，或是某些真理，但现在我想，生活也许不是这样的，生活是踏实地走在路上，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慈悲。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见不到海阔天空，至少也丰盈一些，不至于再那么容易被风吹走，也不至于忘记来时的路。如果路上还能足够勇敢，足够诚心，总会有一天，能跋涉过一路高山大海，抵达那个终点。

彼岸也许未知，但路上种满鲜花。也总会有一天，另一个小小的身影会循着花香找来，看到路上的一切，把它们刻在我们的墓碑上。

至于那些终将破碎的，就让它破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