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婆站在派出所门口等我妈，边上还有个民警不停发出噪音——他想用地上的排水格栅刮掉鞋底的泥巴块。

我看泥巴是越刮越牢，他倒是沉得住气，可外婆越看越恼火，甩着包三脚两步跨上台阶往外走，说他死脑筋白费功夫。外婆骂人一点不收着声，旁边还在刮鞋的人稍停下动作，看了眼外婆笑了笑，我冲他抱歉且尴尬地点了下头，转身看到玻璃门里面的人，想想外婆是连里面的人一起骂了。

是我拉着外婆来报案的，她的一对金耳环丢了，很可能是被抢了。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面对民警的提问，我望向外婆，外婆盯着我，几个回合之后，外婆理直气壮地用“我都调查好了就不来找你们了”这样的话回怼他们。后来情况愈演愈烈，因为那两个做记录的警察不说话了，各忙各的去了，外婆又升级了这场属于她自己的战争，我赶忙拉着她逃离现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辖区派出所设在一个半地下临街门面里，外婆刚爬上台阶就停住了，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我，又骂骂咧咧下来，这次声音小多了，就是碍于面子总得说点什么。外面下雨了，下得还挺大。

看来我妈也没带伞。她开车来的，这边单行道只得停到对面超市门口，她摇下车窗喊我们到车里去，外婆丹田一提似要喊回去，想了想却吐出一长串叹息，撇过脸去。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对峙，但凡她们俩碰面，没做过一件能让对方满意的事。

外婆生气是预见了我妈会嫌她找麻烦——都不愿意下车，怎么帮她报案？

我也预见了我妈——事件经过都来不及听完，就会极力主张去给外婆重新买一对耳环，并声明这种事派出所不会管。

我妈看外婆一冷脸，不能更明白了。下车从对面跑过来，但车子也没熄火。车尾巴那排气管不住往上冒着白气，一撮一撮升到半空被雨水打散，谁也没输。她踩着高跟鞋从楼梯上下来，我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给她们即将到来的“推拉”腾出些空间。

我插不上话，只等着谁喊出一句饱含决定性的总结，精神稍有懈怠才发现那警察还在旁边刮鞋，确切说在看戏，更形象一点就是现在我俩站一排看戏。

我问他，你还刮鞋吗？他扬了扬下巴。我想从书包里翻出一支没用的笔借他，翻到一张饭卡，想想也没什么用处了，就给他吧。他拿过去瞧了瞧，一条腿跨上台阶用卡片刮起泥来。精准且痛快地还原了鞋底，我很满意。

这次我没等到谁来总结性发言，外婆自顾自地走回家了，我在后面跟着，回头看我妈在台阶上待了会，开车走了。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第二天是中考，我作文写的是社区民警和小市民互相帮助的故事。考完之后我把一切娱乐计划都推后了，先在外婆家住了一个礼拜，沉浸思考一下“金耳环”事件，不仅要思考，还要有行动。

我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到花园岗街买个煎饼果子，坐在公园长椅上看老太太们锻炼，顺便进行推理和想象。

第三天的时候，我睡到了七点才起，甚至觉得自己非常无聊且滑稽。但我还是去买了煎饼，怪煎饼太好吃。

“来个煎饼，别放葱。”

阿姨正给我的煎饼装袋，你猜我看到谁了？那个刮鞋警察！

“诶诶诶！……”我差点脱口而出叫他“刮鞋的”，及时闭了嘴。

他眼神越过手臂点点头，“嗯”了声，喝光了大半瓶水。

“小姑娘放假了吧，起这么早啊。”他认出我了。

我咬了口煎饼，在口袋里摸索零钱。

“我请你吃！”他居然比我先说出来。

阿姨装好了他的煎饼，我飞快地夺过来，向钱盒子里投了两份煎饼的钱，赶紧拽着“刮鞋的”往公园去。

“上次我帮了你的忙，今天又贿赂了你，你可以坐在这听我讲几句吗？”我把他摁到长椅上，用煎饼要挟他。他一副不咸不淡的表情，窃笑两声，看了看表，挑着眉点了下头——我看你讲出什么名堂。

很好，我觉得他可以沟通，被人轻视总要好过被人无视。

“我外婆的一对金耳环丢了你知道吧？”

“你不会是想在这抓到小偷？”我没想过，但好像也不是没可能。

“我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事说严重了那可是抢劫！”

“那你什么想法？”

“我先说一下事实。是这样，中考前一天我放假，就是我们去报警那天，一大早我就过来找外婆，准备在外婆家复习，主要是蹭饭，当然这不重要……”

“说重点呀！”

“你别打断我！我刚到楼下，正好碰见外婆回来，她穿的跳舞的白衫上面有点零星的血迹，我仔细一看，是她一边的耳垂撕裂了，我赶紧问她怎么回事，她摸了摸耳朵，气呼呼地往楼上去，回家坐到椅子上‘咣’一下拍了桌子，说自己金耳环没了。”说完这“咣”一下，嘴里菜叶子差点喷出来，我收敛收敛继续开始描述。

“那怎么没的？外婆说记不清，发现的时候就没了。我说是跳舞的时候挂掉的？她说绝对不是。想了一会，她坚定地说是一个卖保险的抢的。然后我就带外婆去报案了。屁股都没坐下过，书包也没摘，还给你了一张饭卡刮鞋。”我撇了眼他，迫切想从他那里找到突破口。

“会不会是她自己拽掉的？”

“啥？！！！”他看起来在认真听我说话，同时也在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但没想到他有点离谱。

“嗯……我再想想。等一下，卖保险的？卖保险的大早上在公园？卖保险？卖……”他说着说着站起来，加快了脚步往大花坛那走，我跟了上去。

花坛后面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走到花坛边他放缓了动作，散步一样向他们慢慢靠近，已经快能听清他们说什么了。

年轻人突然闭了嘴，警觉地朝边上看了一眼，猛地拔腿就跑。我早守在花坛另外一边包抄，赶紧伸长了腿捂着脑袋蹲下来使绊子，时机没把握好，他直接略过我跳上了花坛的围边石，拦截失败。

我立马又支棱起来要去追，刚一转身见年轻人从花坛边跳下，直扑到“刮鞋的”怀里，然后被死死拽住。

“你是不是卖保险的？”我忙跑过去质问他。

他一下子放松下来，也不挣扎了。“不是！”非常理直气壮。

“那还跑什么？”我俩异口同声问道。

“以为是家属来找事的。”这话绝对有毛病。

那人是卖保健品的，但卖法很可疑，还是要被带走。

他挎着那人的肩膀一路摇摇晃晃回了派出所，声称“只是聊聊天”。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坐在门口等到中午。

“你又来干啥？不是说了你要是还想查就带你外婆来重新做笔录，不要一个人瞎琢磨！”

“我就没走！……他是不是有问题？”我两只手撑在接待处的大理石台面上，铆足了劲冲他喊，虽然他离我不远，但我感觉到我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

他不想和我纠缠，转身向里面的办公室走去。我后退两步又坐回了冰冷的椅子，大夏天里，我倒像一只被冻蔫的茄子。他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下，突然折返回来，我瞪大了眼睛盯着他，茄子又像被充了气，充满志气。

等他一招手，我闪现在桌台前。他垂着眼想了想，还是开了口：“你外婆可能去过花园岗街那里的报刊亭，你去问问吧，监控上看不太清。”

丢了耳环之后，外婆没有再去公园跳舞，早上在阳台练操，偶尔去市场买菜。她不想再提起这件事，但也没有刻意回避，只当是绊了一跤，我给她拍了拍土，没有帮上忙，弄得两手灰。

回家的第二天下午我又来找外婆了，我一来她就慌忙去张罗晚饭。冰箱和橱柜里的东西没见少，我不在的时候外婆都没有好好吃饭。这次我没有打开电视，拿了根雪糕蹲在厨房门口和外婆聊天。

吃饭之前我才想起来我妈是让我过来送金耳环的。沉甸甸的一副新耳环，我打开盒子端去给外婆看，她只瞟了一眼便丢到沙发上，说太大自己耳朵没命带。耳环和她之前那对样式差不多，扁月牙形状，我妈买的更厚重圆润，看着更金贵。

“你还要我怎样”是我妈对外婆所有问题一贯的解决态度，“你爱怎样怎样”是外婆对我妈种种做法忍耐的极限。她们谁都不受控制，谁都不愿低头，说起来脾性极其不同，却又的的确确极其相似。我妈的人生轨迹走向了与外婆期望完全相反的轨道——不是读书的料，不干正经的活计，不找适合的对象。她们最拿手的，就是故意让自己“犯错”来佐证自己的绝对正确。与控制和打压不同，更多的是冷漠与嘲讽。就像此刻沙发上那对金耳环，璀璨夺目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看似一幅疯癫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将古典与新锐混搭，只看一眼便觉得吵闹。

耳环我只管送到，不负责售后，不相互传达客户隐私。用我妈的话说，我是隐形叛逆，还患有选择性耳聋眼瞎。我只是进化了，告别上个时代我的母亲和她母亲的针锋相对烈火烹油，转而习惯了委屈周全但求明哲保身。放弃无意义的抵抗。但这也存在问题，一旦我在某些事上表现出些微偏执的端倪，我妈就会觉得我不受控制了要走岔路了，和一贯的乖巧设定有出入了，她是时候要出手干预了。

所以高中我选择住校，大学我去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这样可以保持住她以为她对我的了解，可以保持住见面会拥抱的关系，让那些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真相散落在沿途，随便谁捡去，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玩意儿。

一年后外婆被送去了养老院——即便她只待在家里，都避免不了会磕磕碰碰，还有次在外面找不到家。我妈忙得颠三倒四，外婆又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去处，让她一个人在家确实更危险。开始我每周都去看她，后来变成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忘记那次是隔了多久没有见外婆，我特意去买了酸梅汤还有酒鬼花生，拉着外婆坐到院子里的石凳上。她胳膊还有小腿有了新的乌青，但精神头还不错，催着我把花生打开。

我稍一用力，扯了个大口子，半袋花生都撒到地上，外婆不紧不慢抬手示意我先坐下来。她呷了口酸梅汤，好似心醉神怡地眯起眼睛，两只手指捏住一颗花生，递到嘴里畅快地嚼起来。

这次我算计错了，准备好的说辞都用不上，她没有嗔怪“这花生有什么吃头？”“怎么只带了花生来？没别的了？”，她也没有拿我调侃打趣。人的衰老就好像没电的录音机渐渐收声，收掉了外婆的大嗓门，乐曲没了谱嘁嘁喳喳走了调。高傲挑剔的小老太太勉强维持了衣着的体面，可是，空洞的袖笼，凌乱的发髻，失焦的目光，统统把她出卖。好害怕这乐曲在某一刻戛然而止，直到某一刻，戛然而止。

我手里收集了一把刚刚掉落在衣服上的花生，仰头一气儿全塞到嘴里。铺天盖地的嘈杂声瞬间触达了我所有的失落细胞，一下一下此起彼伏，咀嚼着我的悲伤。外婆捏住那颗花生，向我心里投下一枚核弹，过往的记忆如无数利刃般簌簌飞来，随着余波从心中涌出，将我穿透。

“嘘嘘的时候偶尔会打颤吧？”

外婆暗笑，伸手用手背触到我的脸，截断了我的眼泪。

我眨了眨眼，努力分辨这句话的每个音节。

“我是说打颤！打抖！抖个激灵……那说明你那天过得轻松，快乐。”外婆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放在腿上假装抖了抖。

我突然笑出了声，外婆笑我：又哭又笑。

后来我常常在这一行为中复盘我的人生状态，直到我想明白了外婆的言外之意，嘘嘘本就是一件随了人愿畅快的行事——为数不多的“你想并且你可以做到”的事，在某一个年纪或患某一种病症时，这成了一件难事，开始怀念“打颤”这样根本不值一提的体验。

原来事事都值得感恩。

那天外婆还说：倒是不用都听你妈的话，但是你要听你妈讲话。

原来事事都历经感愧。

印象中，那是外婆最后一次诚实地笑，最后一次挺直了脊背，最后一次认得我。那天的夕阳和某年暑假的某天很像，全力散发着余热然后极快消逝，我蹲在外婆家的厨房门口，无法阻止眼前的雪糕融化，无法找到那对丢失的金耳环。但我仍然是一个幸运的小孩，我和外婆有好好告别过。

高考之后的假期，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时间很长——我夜以继日地守在书房打游戏，她没日没夜地困在床上卷残烛。我们浪费着大把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可以选择出来，她不能。外婆成了另一个外婆，需要喂饭，洗澡，更换尿垫，像小时候玩照顾芭比的扮家家酒。家里有两个人，只有一个有生气。

外婆走得很安详，吃完了午饭，坐在椅子上就那样睡着了。今天有新世界去了，不用再复制昨天。遗照是她几年前的样子，看到照片，我好想好想外婆啊，想问问她走了多远，可不可以再回来，眼泪又连成了雨线，打湿了衣领，贴在身上，好像外婆的手背，轻轻地触碰，告诉我，她还没走，她记得我。

在外婆的床头柜里，妈妈看到了她给外婆买的那对金耳环，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留给小囡囡。

我从没有听过外婆这样喊我妈。她把纸条拿出来，怔怔地看了一会，鼻息悄悄地泄了口气，红了眼。这是外婆写去未来的一封信，收件人已送达，将她带回了小时候。那时候外婆正年轻，母亲有她自己的名字，不用懂如何做女儿，不去想如何当妈妈，只是个小囡囡。

我静静地坐在我妈旁边，看着她把纸条搓卷又展平，与一件一件往事和解。我不自觉深深叹了口气，被保护与被曲解必须同时存在吗。爱看起来吝啬又大方，本来只想给一点，最后却变成了很多很多。

这一声叹息把我妈从遥远的过去唤回，收好盒子，纸条塞了回去，我们接着收拾衣柜。

外婆晨练的提兜里，我找到了那对曾经消失的金耳环——它被报纸层层包裹住，最里面的那一张用十分潦草的字迹写着：留给小囡囡，不要忘。报纸上还洇着干涸黢黑的点点血迹。

我震惊不已，原来我曾在无数个掩人耳目的所谓“真相”中斡旋——我想用结果讨好，却迷失在寻找结果的路上。边上的这位女士早已泣不成声，她比我更笃定有“真相”，而此时她的“真相”更加滑稽且虚幻，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外婆是在多久以前发觉自己生了病呢。我忽然觉得，某些时候我们三个是一样大的，都只有三岁。我还有一种想象，在我和母亲之间隔着一道门，她站在门里面，时常唤我，确定我还在门外——这是她对我的保护；她通过猫眼塑造我的大小远近——这是她对我的曲解。猫眼中看去，我长大了，不过是我在尝试靠近，我不打算敲门，偶尔贴在门上听听，不着急不好奇，我知道门里有我的房间。可这样一来，我好像真的从未长大。她多固执，她永远不会出来，我也不会进去，进去就被消融了，进去就永远失去了我自己。

我不想当一个猫眼里的人，所以我便再建起一道门。不知道外婆心里是否也有这样一道门。

我坐上了去远方的列车，在行进的车厢里看见妈妈不住地挥手，有一点怀疑自己故意制造出距离感是错的。内心最真实的愿望是她健康快乐，一如我刚来到这个世界她对我的期许。可为什么在层叠的日子中变了味道。

外婆走后，我消解了对我母亲厌恶的部分，就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对不起，我在和那部分厌恶道歉——我想说这种关系本质上根本不存在和解。消失的金耳环会以它另外的使命回归。

是外婆找回了它。那一刻不求所得的给予，让消失的东西又浮现了。在清醒的最后时分，我们迫切地要给予一切——爱和所有的得到。那是一种不可理解不计后果的决心。那是消失的金耳环的使命，祝我，也将拥有“不抱希望”地决心，学会“毫无怨尤”地给予。

爱的不可理解，去不予理会地爱。母亲和女儿之间如何用“正确的爱”来连接，是一个永远无法有标准答案的命题。我只知道，在无数次抗衡和相互妥协之后，我要给她，必须，或者说本能中要给的爱，因为在人生的终点，这才是我所拥有的全部。

回头看看，在那个霞光熠熠的傍晚，那幅超现实主义作品中，金耳环是主旨，是点缀，是黄金分割线。